大名府。

    宋右丞相兼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宣抚使石越与三千“羽林孤儿”，六月一日于汴京出发，日行六十里，于六月六日，抵达此城，至此时，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但是，设置宣抚使司，并不只是任命一个宣抚使这么简单。

    虽然六月初宋廷颁布诏旨，任命了诸路宣抚使、宣抚副使、都总管，但是，这些机构要能运转起来，发挥作用，却还需要选拔任命更多的官员。

    如石越的宣抚使司，下面还需要任命宣抚判官、提举一行事务、参谋官、参议官、主管机宜文字、书写机宜文字、勾当公事以及随军转运使等等幕僚与属官。所有这些僚属，都是高级官员，一方面他们多由宣抚使来荐举，一方面也需要朝廷认可除拜，每个人事任命都牵涉宽广。便以宣抚使司参谋官这一职位来说，其官位与诸路提刑使相当，平时参赞军务，协助处理本司事务，若遇主帅病假，甚至可以代行主帅之职，遇到有事，还可以统军作战。因此这宣抚使司下属的官员，每一个都必须仔细斟酌。

    因为石越、范纯仁等人此前的犹豫无断，石越出任宣抚大使，只是到最后关头方形成的决定，因此，对一切僚属，石越心中皆无成算。他六月一日离京，六月二日才在路上举荐范翔担任主管机宜文字，而书写机宜文字按宋朝之制，允许主帅任命亲属家人担任，石越遂在六月三日，举荐侍剑任书写机宜文字。侍剑此前按着当时之习俗，已随了石越之姓，至此又将“侍剑”二字，换了单名一个“鉴”字。

    在石越到了大名府之后，在范纯仁的荐举下，两府又任命了陈元凤任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唐康为参谋官。而石越一直拖到六月十日，才终于大体拟定了其余僚属的人选：

    参谋官：正奉大夫、太仆寺卿仁多保忠，入内押班李祥；

    参议官：游击将军、讲武学堂大祭酒折可适，朝奉郎、大名府通判游师雄，昭武校尉何畏之，昭武副尉、雄武一军副都指挥使和诜；

    勾当公事：朝奉郎、鸿胪寺丞吴从龙，振威校尉、天武二军副都指挥使高世亮，给事郎、著作佐郎黄裳，承务郎、讲武学堂教授何去非。

    石越并不是总能选择最优秀或者最合他心意之选。他宣抚使司的僚属，除了个人的才干，以及要以亲信故旧为主外，距离的远近也是至关重要的，事到如今，他也只可能尽量选择身在汴京或者大名府的官员。

    但即便如此，从上表奏请，到高太后同意，到这些僚属赴任，又花费了十天的时间。因此，虽然大名府距深州只有四百七十宋里，军情急报一天半便可以传至。但当六月十日，深州解围的消息传至大名府时，石越可以商议的僚属，不过陈元凤、唐康、游师雄、和诜以及孙路等数人而已。

    而这些人中，石越并不信任陈元凤，也不相信和诜。对于陈元凤，除了更加复杂的恩怨之外，石越的确也不相信陈元凤有任何军事上的才华，尽管这极可能是一种偏见。而对于和诜，石越之所以重用此人，不过是因为和家是河朔禁军中传统的世代将门之一，和诜虽然在军中颇有令名，亦受到枢密院的认可，但是石越实际上对他全无了解。相反，石越对于河朔禁军的不信任感，较之他对陈元凤的偏见，更加根深蒂固。

    于是，虽然游师雄当日极谏，请求石越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深州，迫使韩宝撤军，但石越却同意了唐康与孙路的意见，认为韩宝既然稳定了战局，那么拱圣军如能继续扼守深州，对于宋军来说利大于弊。毕竟，将辽军引至大名府防线前决战只是迫于无奈的一种办法，没有人会真的愿意让敌军在自己的国土内如此深入，拱圣军在深州表现出来的战斗力让包括石越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大感振奋，石越实际上是默认了唐康与孙路主张的将辽军阻挡于深州以北的战略。

    若时间永远停留在六月十日，那么石越的确是可以对战局抱有乐观态度的。

    姚兕展现出了一个老辣的将领所能拥有的一切。他早已知道定州知州段子介所部的活动范围已深入到深州一带，于是利用在深州城南与辽军的战斗，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他主管情报的参军带着一个指挥的兵力出了城，而辽军毫无察觉。然后，他的这名参军与段子介部取得了联系，又让部下假扮樵夫，将这个消息带回了深州。于是，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段子介的牙队指挥使、北平寨主李浑，已经率领着三百精锐战士与一千余名段子介在定州招募的勇壮，悄悄从深州西边而来，但原本两军是约定在十日晚子时同时夹击辽军在深州西面的大营，不料辽军却在九日就猛攻深州。李浑遂当机立断，待辽军倾巢而出之时，率三百精锐轻骑直入，夺了辽军营寨，插上宋军军旗，又令拱圣军的那名参军与千余勇壮在后面大布疑兵，辽军瞬间军心大乱，连韩宝亦以为是宋军援军大至，仓皇撤兵。姚兕遂与李浑合兵一处，纵兵追击，与辽军断后之军鏖战竟日，大胜而归。

    拱圣军这九天之内，伤亡总计超过两千余人，折损战马一千余匹，但是却成功击退了韩宝，深州战报辽军死伤两万余人，自然是不足为信，但是斩首五百级、俘虏三百余人，却是不易造假的数字。因此，石越相信韩宝的伤亡应当在四五千左右。

    如此大捷，足以让石越不再去追究姚兕不听调遣之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石越以文臣领军，素来重视给将领相当的自主权——这是他自在陕西领兵以来便坚持的原则。战争之法，便是以胜败论英雄，姚兕若然失败，自然其罪难逃，但若得胜，既往不咎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于是，宣抚使司建牙第一事，便是准了拱圣军的议功之请，石越特别以宣抚使司的名义，上报宋廷，重赏深州之战的有功将领，尤其以李浑、姚古、刘延庆、田宗铠、荆离数人，论功最大。

    李浑自不待言，姚兕不仅推他首功，而且还流露出欲将他留在拱圣军之意。而姚古亦是深州之战的大功臣，若非是他果断决定将霹雳投弹改装成火药桶，九日之时，工匠们还在将晒干未久的火药重新填装呢……至于刘、田、荆三人，皆以作战勇敢而得赏，其中犹以刘延庆最为英勇无畏，战事最急时，曾坠城而战，战后论功，西城不失，刘延庆为首功。

    因此，除了遍赏有功将士外，此五人，李浑由御武校尉晋两级为宣节校尉，姚古加勋一转，刘、田、荆三人各晋一级，分别为宣节副尉、仁勇副尉。

    除此之外，在六月十日前后，其余各地传至北京的，也都是好消息。

    东线，虽然辽军攻破了沧州两处城寨，但六月初，虎翼三军就有数十艘三百料的战船，已经奇迹般地进入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协助防守——原来枢密院命令下达之时，虎翼三军的几十艘战船，恰巧正在沧州以东的海面进行一次演习，虎翼三军接到命令后，除了千料级以上大战船不敢冒险进河道外，所有的小船，立即转向，西入沧州。而且天时也在宋朝一边，黄河与北方各大河流皆进入汛期，在发觉沧州出现宋朝水军之后，深入沧州的辽军也开始撤退。

    自古以来，诸如所谓“黄河之险”之类的北方河流，是仅靠水军守不住的，除去自然条件所限，如冬季河面结冰，春夏又常有大汛，水军无法常年维持外，北方这些河流许多地方的河面太窄，亦是重要原因。倘若船行河中，而岸边弓弩可以直接射至船中，那所谓的“水军”，便毫无优势可言。更糟糕的是，这些战船将无法依靠风帆，否则风帆将成为敌军火箭最好的攻击对象，而若大量依靠人力驱动，却又会减少船只作战水军的人数，从而进一步削弱战船的威力。

    因此，虎翼三军西入沧州，原本并不能形成对辽军的绝对优势，但却会对深入的辽军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当宋朝水军出现在沧州之后，孤军深入的辽军，就不能不害怕他们与北面主力之间的联系被全部切断，不知道各处战局的变化，完全丧失补给的可能，士兵们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此风险，是任何一位将领都不敢冒的。

    东线辽军的重点，转而成为攻打清州乾宁镇——夺下此镇，方能确保辽军在沧州与霸州之间的联系不被宋朝水军切断。如此一来，沧州的压力骤然减轻，更南面的京东路，自然就更加安全了——至少是暂时如此。

    而西线镇、定的形势也出人意料的好。如今段子介俘虏萧继忠之事，已经是确实无疑的事。他又在定州附近招兵买马，仅仅一个多月，所募之兵，已经超过一万，号称“定州兵”。并和诸州忠义社合作，与萧阿鲁带几次交锋，虽然互有胜败，但他声势既盛，反而牵制了萧阿鲁带不能轻易南下。

    而除此之外，殿前司诸军的骁胜军、神射军，西军中的环州义勇，逐次抵达大名府，北京军容渐盛，更让石越感觉安心，进而对战局变得乐观。

    原本，自到了大名府后，石越便发觉许多情况，并不如公文报告中说的那么乐观。尤其是难民的人数——仅仅在大名府，便聚集了不下十万的难民。北京都总管府的解释是，这是六月以来陆续增加的逃难百姓。这十万难民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听指挥，尽管有官吏宣导，试图让他们离开大名府，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意轻易离开。大名府屯集的重兵，还有坚固的城墙，给了他们安全感；而在唐康与陈元凤的主持下，赈济之事也做得有条不紊，虽然仍有不少逃难百姓饿肚子，粥厂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喝上粥，甚至每天总有人饿死，但即便如此，这些逃难百姓也不相信还有更好的去处，在他们心里，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好官”并不是到处都有的，能够碰上，便是运气，就算是饥一顿饱一顿，他们也愿意忍受，而不肯再冒险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而事实上，他们所想的也未必没有道理。

    即使是在宋廷事先准备的安置难民的地方，也绝不可能保证没有人饿死，不可能保证不受人欺侮，甚至不可能保证人人都有地方睡觉……

    石越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如此大规模的赈济行动，远远超出了宋朝的组织能力。

    所以，尽善尽美之事，原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唐康和陈元凤，在宋朝的官吏中，已经是相当有“吏才”的了。宋廷不断地调运各地的粮食至大名府，两人便想方设法从中挪出粮食来，用来赈济。又以大名府巡检为基础，募集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将灾民分开安置，日夜巡逻，防止犯罪与阴谋活动。在两人的努力下，虽然他们原本希望的大名府附近不要有任何难民停留的预想早就不可能实现，但至少也勉强保证了大名府的治安没有恶化。

    只是，即便是唐康也不敢驱赶他们离开大名府继续南下。

    面对这样的现实，尽管石越口里绝不会承认他的南撤百姓之令，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但他的确已经开始暗自庆幸如刑州这样的抗命不从之事了。

    收回南撤军民之诏是不可想象之事。而石越也不能指望诸州皆如刑州一般拒命。既然如此，既能保全脸面，又能保护百姓，还能避开难民问题的惟一办法，便顺理成章地只余一途，便是坚守深州，拒辽军于深州以北。

    而自六月十日前后的战报来看，这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完成的目标。

    可惜的是，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

    仅仅过了五天，石越就变成了哑巴吃黄连。

    韩宝在再次东撤武强之后，一面向辽主请援，一面再派他的远探拦子马前至深州试探，李浑主动请命率军出战，结果他领麾下三百精兵出战，虽兵力三余倍于辽军，却被萧吼打得大败，六十余人伤亡不提，还被萧吼俘虏了十几名活口，深州虚实，立时被韩宝知道得一清二楚。

    六月十七日，宣抚使司便接到战报，韩宝再次围困深州。

    而到这一天为止，在宣抚使司的命令下，由冀州提供给深州的援助，不过千余斤火药、几万枝箭矢，以及接回了一部分拱圣军伤兵而已，石越没来得及派出一兵一卒进入深州城，增援拱圣军。

    当辽军再度围城后，石越再想要发兵前去救援之时，却被游师雄竭力劝阻了。游师雄预言辽军在上次受挫之后，此番必然纠集大军攻打深州。孙路当时还不以为然，石越与唐康也将信将疑，但一天之后，深州传来的消息便证实了游师雄的判断——辽主对韩宝的失利勃然大怒，向深州增兵三四万之众，包括契丹、渤海、汉、诸部军在内，将深州围了个严严实实。

    自此以后，宣抚使司再也没接到深州的任何报告。所有与深州有关的消息，都来自于深州以南的冀州的报告。

    石越既不知道拱圣军的死活，也拿不准主意究竟是否要救援深州，亦不知道要如何救援深州……

    一直到六月十九、二十日，他的僚属们，仁多保忠、李祥、折可适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大名府。每个人到了大名府后，前脚刚踏进驿馆，立即便会接到一份详尽的战报抄本——石越早派了人守在驿馆，告诉仁多保忠众人，战事紧急，若无要事，不必急着参见他，只管在驿馆先看战报，待众人到齐，自会召见会议。

    六月二十日的早晨。

    折可适是在十九日的傍晚，便在大名府城门关上之前，抵达大名的。宣抚使司早已派了几个羽林孤儿在城门候着，待他到达，便引至驿馆。他更衣未毕，便有范翔带着一大堆的战报抄本，亲自送至他的房间，他只是与先他而至的仁多保忠等人草草打过招呼，便燃烛阅读战报，直读到二更时分，方才睡下。

    二十日一早起来，随他而来的亲从服侍着他穿好衣服，洗漱完毕，折可适正准备到院子里散散步——他独占着驿馆的一座院子——便有驿馆的小吏进来通报：和诜一大早便来拜会他了。

    折可适与和诜原是故交。熙宁西讨后期，折可适曾与章楶往河套经营，直到吴安国前来河套，他便回了府州，朝廷正待大用，不料天不遂人意，他竟突然大病一场，几乎要了性命。虽然最终勉强逃过此劫，然而曾经被视为“将种”的他，身体却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休说打仗，便是骑马，也不能耐久。便连此番前来大名赴任，也只好乘马车。后来他又在河东路做过一两年地方官，直至几年前，石越举荐他出任讲武学堂第五任大祭酒。原本心灰意冷，竟开始改学诗词歌赋，与士大夫往来唱和，逃避命运的折可适，在到了朱仙镇后，终于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气度。也是在朱仙镇，他与和家有了许多的来往。和诜之父和斌，参与了仁宗时代的许多重大战役，如定川之役、狄青南征等等，功勋卓著，为将清廉、勇武多智，即使在西军中，也素有恩信，熙宁时和斌便为河朔名将，绍圣之时，和氏一门，已是河朔禁军中数得着的将门。熙宁、绍圣以来风气，这等将门世家，无不是要将子侄送往朱仙镇讲武学堂，以谋取一个前程。和家亦不能免俗，他家子侄辈在朱仙镇读书者，多达二十余人，对于大祭酒的折可适，自然不免要着意结交。

    如今两人同在宣司，和诜又是地主，前来拜会问候，本也是礼数之内的事。只是当时之人往来拜会，都要先递名帖、札子，约定日期，折可适与和诜还未亲好到熟不拘礼的地步，照平常礼节，和诜着人送份札子过来问候，便算是尽到礼数了，他本人如此突然而来，反倒不同寻常。但他既然来了，无论如何，折可适亦不能将之拒之门外，当下连忙让人请了和诜进来，至接客厅相见。

    折可适其时不过四十多岁，而和诜却更加年轻，三十出头，便已官至昭武副尉，虽说多半是由父荫，但他本人，也是颇有令名于军中的。折可适看见他，便好像看见十几年前被人称为“将种”的自己，一般的少年得志。只不过，和诜长得高大白胖，此时身着锦袍，更是颇显富态，与半生戎马的折可适大不相同。

    二人简短地寒暄了几句，和诜官位虽已不低，又是世家子弟出身，但他毕竟年轻，又常在军中，还不太会绕着弯子说话，便快人快语地把话题转到他的来意：“祭酒当已经知道下官的来意？”

    折可适早知和诜的性子，倒也不以为怪，只是笑着抱了抱拳，道：“还要请教？”

    “下官是为了这两日间，子明丞相便要会议决定之事而来。”和诜说话直言无讳，不过却很难说这种直爽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他世家子弟的那种肆无忌惮。

    “如今宣台头一桩大事，便是援不援深州，如何援深州……想来祭酒胸中已有成算？”

    折可适一时愕然：“岂敢！在下初来乍到，此等大事，如何敢轻易妄议？”

    和诜望着折可适，声音忽然高了几分：“祭酒又何必过谦？祭酒本是西军名将，今日宣台幕僚，谁不知道丞相最倚重者，必是祭酒！莫非祭酒是信我不过，不愿多言？”

    他这般倚熟卖熟，让折可适一时感觉有些狼狈，忙道：“此话言重了。我与君同为参议，谈得上倚重不倚重？不说子明丞相胸中自有庙谟，便论宣司谟臣，可适亦不过区区一病夫而已。”

    “可不管怎么说，丞相却是等着祭酒来北京，方肯决策！”和诜嘿嘿笑了几声，“宣台三参谋，唐康时虽亲近精干，却毕竟不熟军务，仁多乃降臣，李押班又是内侍——此事是明摆着的，若说丞相在等谁，自然便是祭酒了。这与契丹之战，祭酒便是吾军之军师。”

    他一面说着，眼见着折可适有些窘迫了，又哈哈一笑，把话题绕了回去，道：“祭酒虽然谦退，但如今是为国家朝廷谋划，义之所在，不可后人。便不论这些虚名排位，这等大事，祭酒总不能全无想法吧？”

    折可适本是豪侠爽直之人，他被石越荐为谟臣，心中自然有他的抱负自诩，但他也毕竟不比当年，人生受过如此巨大的挫折，便不消沉，亦不免更加沉稳，不愿如年轻时那么张扬，但他又确实不太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这时见和诜不再提这个话题，真是松了一口大气，忙道：“看来昭武胸中已有成算？”

    “下官确是有一点点愚见。”和诜倒是一点也不谦虚。

    “拱圣军在深州被契丹重兵围困，其实如今援不援深州，是不须多议的。”和诜一面说，见折可适点了点头，又继续说道，“不说别的，单单是手握重兵，却坐视拱圣军覆败、深州沦陷，这罪责，便是子明丞相也担当不起。纵是舌灿莲花，亦无以向朝野解释。更何况如今还有此物……”

    说着，和诜从袖中取出一卷报纸，递给折可适，笑道：“这份《汴京新闻》，昨晚刚刚寄到北京，但我想祭酒必是看过了的——便如此物所述，深州之战，慷慨壮烈，其间武臣如田宗铠赤膊对阵、刘延庆坠城杀敌，更是吾辈楷模。刘大人已经说了：深州之地，是大宋之土；深州之民，是大宋之臣。岂有抛弃不守之理？况且用兵打仗，仁者便能无敌，咱们若是让深州丢了，让这位刘将军死在深州，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汴京的杂剧、鼓子词，咱们便都可以当奸臣了。”

    折可适接过报纸，稍稍翻了翻——其实这报纸他是早已经读过的，自是早已知道所述何事，一边又听和诜连讥带讽地说着，亦不由莞尔，点头笑道：“我来之前，便已经听到传闻，朝廷为表彰敢战忠臣，这位刘延庆，要特授从七品下翊麾副尉，权拱圣军第一营副都指挥使……”

    “可不是，一战之功，直晋三秩。”和诜讥讽地笑道，“这才是会做官的天才！祭酒有所不知，如今这已经不是传闻了——枢府的敕令，已经快马送到宣台。恕我直言，姚武之这位前军都总管，不仅是自己轻兵冒进，连带着将吾等全都拖了进去。古语云，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可如今却是世道不古，若只是皇上、朝廷，咱们或还可以详加解释，晓析利害，大不了拼着抗旨。但此物……”和诜指了指折可适手中的报纸，苦笑道：“你却要如何解释？”

    “这些话白纸黑字写在上面，天下便是翘首相盼，若然不诺，于军心民心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况如今大名府屯兵近十万，深州近在咫尺，若有万一，吾辈必成过街之鼠。但如今宣司内的意见，游景叔力主持重，只知道劝丞相不可因一城一军之得失，而乱大计，失分寸，只欲诸道大军聚齐，再与契丹决战。他倒是不怕深州丢，他恨不能契丹大胜拱圣军之后，志得意满，我们再示敌以弱，引着契丹前来大名府送死。唐康时与孙正甫原本主张御敌于深州以北，此前虽然失策，致拱圣军再度被围，但现今却愈加坚持己见，唐康时已是几度请战，想要亲领一两万人马，北上增援……

    “明人面前不说假话，唐康时若是想带骁胜军、神射军北上增援，下官虽不敢苟同，亦不至于如此着急。”和诜倒是十分坦白，“但他自知难以驾驭这些殿前司的骄兵悍将，反与孙正甫商议，要领着环州义勇与我的雄武一军北上——便这点兵力，贸然北进，岂非以卵击石？若平心而论，下官是赞同游景叔持重之法的，不过，我亦看得清楚，如今之情势，必不可能容得下咱们在此持重不发。救是非救不可，但断不能如唐康时、孙正甫的那般救法！

    “契丹明明是要引虎出山，咱们其势不得不出，也就罢了。但若还分兵冒进，为其各个击破，却未免也太蠢了些。”和诜一面说着，一面留神折可适的反应，见他始终凝神倾听，便又继续说道，“若依下官愚见，要解深州之围，亦不必轻易动摇大名府防线。只需骁胜军北进冀州，再令真定之武骑军东出击辽军之侧翼，河间之云骑军牵制辽军之东翼，辽人纵不能解围而去，亦不能集中兵力攻城。我军便可从容等至诸路之师大聚之日，再列阵北上，辽军久困于坚城之下，若不遁去，必败无疑。”

    听到这时，折可适算是听明白了，和诜虽然振振有辞，所献之策也不是全无道理，但是归根结总，他无非是不愿意他的雄武一军离开大名府的坚固城寨，去与辽军野战而已。

    他因笑着点点头，敷衍道：“昭武所言，确有几分道理。”

    和诜却以为折可适赞同他的意见，喜道：“既是如此，待丞相在宣司会议，还望祭酒能据理直言。下官人微言轻，但若是祭酒所言，丞相必然采纳。”

    折可适下意识地点点头，方欲回答，却见一个随从急匆匆地进来通报：“宣台有官人求见。”

    “快请。”折可适连忙吩咐随从，须臾，便见一个节级快步进来，朝他行了一礼，道：“折将军，紧急军情，丞相有请！”他说完，才抬头看了一眼和诜，又躬身道，“原来和将军亦在此，那便省了小人奔波了。”

    和诜瞅了来人一眼，却是眼熟的，只是一时却想不起名姓来，因问道：“可知是何事如此着急？”

    “这个小人实实不知。”

    和诜也知道宣抚使司虽然初立，但规矩甚严，两天之前，便有一个小吏只因为嘴快泄露了宣司之内石越的两句无关轻重的话语，便被斩首示众，因此也不再多问，只转头望了折可适一眼，道：“祭酒的车马只恐仓促未备，不如便乘下官之车同往？”

    折可适亦不推辞，抱拳谢道：“如此便恭敬不如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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