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至9月7日，是此次秋季反“扫荡”的第一阶段。8月1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分别以甲、乙、丙兵团，“扫荡”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北区的古北口、密云和冀中的深泽、安平、饶阳地区；以封锁兵团2万余人，沿晋冀两省边界北起上寨、下关，经高洪口、柏兰、上社，南至娘子关，实行封锁。从此，开始了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平西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

    根据日伪军动向，晋察冀军区于8月21日发出作战命令，指出：敌主力将转向北岳区和平西区，要求各部队继续完成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严密侦察，防敌突然进攻。

    8月23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果然将“扫荡”的重点转向北岳、平西地区。甲兵团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15旅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由红煤厂、涿县、涞水，分3路纵队合击平西房山十渡地区；乙兵团第110师团等部8000余人，由定兴、方顺分3路纵队，围攻北岳娄山、水泉地区；丙兵团第33师团、独立混成第8旅团两部主力，共1.5万余人，由新乐、正定、井陉分3路纵队，由东南向西北包围压缩驻平山县陈家院、六亩园和灵寿县陈家庄地区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并以封锁兵团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3和第4旅团，共5000余人，配合丙兵团作战。

    为了粉碎日伪军“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决定：主力按地区以营为单位，适时转至平汉、正太铁路沿线等敌侧后地区，在外线积极向封锁线和据点展开活动；主力一部则配合地方部队，在内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进行阻击和侧击，以迟滞、疲惫和消耗敌人，并掩护机关和群众转移。内外线部队和人民群众遂分头行动，在东城子、南城寨和五台城以北等地，速战速决，予日伪军很大杀伤。仅平山县的200余民兵，在米汤崖一带，就消灭日伪军60余名。

    日伪军合围扑空后，从8月29日起，集重兵对以阜平为中心的沙河两岸地区和以蓬头、小峰口为中心的平西地区进行大合围。留在内线唐县娘子神地区指挥作战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于27日转移至阜平东北六公里处的马驹石。在南线、东线和东北线三面敌人逼近的情况下，于31日黄昏由马驹石经阜平南越沙河，跳至外线马兰地区，恰与中共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相遇。当时，沙河以南日伪军重兵设防，边区党政军机关7000余人遂于9月1日转至沙河以北雷堡地区。结果，仍然陷入一个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30公里的狭小圈子里。而且，敌数架飞机轮番轰炸，包围圈越来越小，处境十分不利。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军区首长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敌人对自己的行踪掌握得这么清楚？于是，聂荣臻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发动大家分析原因。

    大家刚坐好，一名侦察员跑来报告，说南面4000多敌人到了马棚、温塘，离这里只有6公里。聂荣臻摊开地图，目光刚落在马棚的名处，又有侦察员报告，北面3000敌人已到段家庄，离这里只有7.5公里；东面柏崖方向也有5000多敌人正朝雷堡方向赶来；西面安子岭方向还有5000多敌人，潮水似的向这里涌来。

    政治部主任舒同推推眼镜，皱着眉，迷惑不解：“今天好像有鬼了，天一亮敌机就来轰炸，我们走到哪儿，飞机就跟到哪儿。我们的一举一动，敌人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参谋长唐延杰说：“现在来不及分析了，聂司令，我们已被敌人四面包围，当务之急是火速从敌人的包围间隙突出去，迟了怕突不出去了。”

    “不行！”聂荣臻摇头说，“为什么敌人对我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这个原因找不到，我们永远冲不出敌人的包围圈。”

    “聂司令，会不会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知谁提了一句。

    “不会。”聂荣臻分析说，“如果我们队伍中有叛徒，等到他把情况送到冈村宁次手中，冈村宁次再派队伍来对付我们，不会那么快。”

    这时旁边与各军区保持联系的电台忽然“滴滴答答”地响起来。

    “叛徒就是它！”聂荣臻手指着电台恍然大悟。他双眼发光，拍拍桌面，肯定地说：“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电台上。敌人有测向机，不仅能测以方向，还能收到我们同延安联络的呼号。只要我们一开机同延安和八路军总部联络，敌人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位置，马上派飞机轰炸，派地面部队包围。”

    聂荣臻一提测向机，大家纷纷点头，同意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