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反“扫荡”战役持续了50余天，共毙伤日军1225人、伪军968人，俘日军1人、伪军125人，挫败了日伪军“铁壁合围”的计划，保存了有生力量，坚持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但抗日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部队伤亡1400余人，群众被害和抓走的达1.4万余人，被抢走粮食60万斤。

    反“扫荡”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打击了日伪军，恢复了沂蒙抗日根据地。但是，根据地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对此，罗荣桓十分痛心。1942年1月22日，罗荣桓以陈光、罗荣桓、陈士榘的名义致电集总、军委，总结了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

    罗荣桓等认为，这次反“扫荡”所以蒙受严重损失，是“由于我们对敌后战争具体形势及其发展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够”，为“1941年上半年较和平环境所麻痹，致在‘扫荡’未到来前，未抓紧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经验教训及（贯彻）中央、集总、军委各种指示，作反‘扫荡’全盘的、充分的动员和准备，致‘扫荡’到来时表现手忙脚乱，无法掌握”。

    电报中所说“其他地区”指的是冀鲁豫、冀中等抗日根据地。这几处在1941年春季和夏季先后经历了日军残酷的“扫荡”。当地抗日军民在反“扫荡”中取得丰富经验，如清舍空野、藏粮、疏散干部及有计划地派出大批干部加强对群众武装和反“扫荡”的领导等。但是，在山东，没有注意介绍和推广这些经验。

    罗荣桓等还指出：这次反“扫荡”也反映了“对山东已存在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山东是敌顽我三种势力三角斗争地区。想一下谁消灭谁都是不可能的”。“未正确掌握中央军委反顽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立场原则”，在进行反顽斗争时，“放弃对主要敌人‘扫荡’（的）准备工作”。

    “在此次沂蒙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中央军委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采取灵活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这次反“扫荡”暴露了“机关庞大、周转不灵”，工作作风“不切实、不深入、铺张场面、形式主义”和首长脱离机关便不能工作、机关工作脱离战争等问题。他们认为，这些现象“是工作开展最大的障碍”。

    在这封电报中，罗荣桓等还研究和总结了日军在这次“扫荡”中行动的新特点，即“敌在战术上为避免我发觉，多于下午机动，黄昏时进入隔我二三十里处集结，于下半夜出动，拂晓前控制我驻地附近山头隘路，拂晓攻击我军”“沿途保守秘密，未打响前绝不张旗，并不轻易放枪”“多采用正面牵制，大胆地两翼包围，对山地战似有专门研究，善于利用地形地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