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湖南醴陵严家冲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任红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红1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任八路军第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后到抗大学习。1944年9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1944年9月，耿飚奉命离开延安去晋察冀。

    行前，周恩来对他交代了一项任务：顺便把一个美军观察组护送到晋察冀去。这个美军观察组共11人，由马振武、韩叙、董越千同志当翻译。

    当耿飚来到叶剑英驻地接人时，还没等翻译介绍，观察组一个身着制服、佩戴上尉军衔的胖子便冲耿飚迈出一步，“啪”的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将军阁下，很高兴见到你。”

    韩叙介绍说：“这是盟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寒暄之后，德穆克向他的部下歪了一下头，另一个美国人便拿着3支卡宾枪走过来，看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

    德穆克嘟噜了一句美国话。韩叙同志翻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是送给你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将军阁下。”

    “谢谢！”面对这些烤蓝锃亮的卡宾枪，耿飚当然“不介意”。警卫员胡大方喜得合不拢嘴，过来抱起了枪。

    美军观察组是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于7月22日到达延安的又一批外国客人。他们的总“头儿”是长期担任驻华武官的包瑞德上校。观察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史迪威将军的部下。

    然而这些美国人架子大得要命。一上路，他们就耍开了大少爷脾气。当时，为了保证安全，上级派了一个警卫排随行。这些美国人把警卫当做他们的勤务兵，一会儿埋怨这里照顾不好，一会儿指责那里照顾不周，而且一定要吃西餐。不会骑马，甚至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一上路，就接二连三地从马背上掉下来好几个。于是他们便撒野，暴躁地抽打牲口。

    耿飚便让翻译告诉他们：在这里骑马不比美国西部大草原，沟沟坎坎多，得悠着点儿骑。

    这些美国人听着善意的劝说，更加气急败坏，一个个挥着拳头朝耿飚大声嚷嚷。

    耿飚问韩叙：“盟军讲什么？”

    “他们说：‘抗议给我们使用这样的马，将军阁下。’”

    耿飚憋了一肚子气，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帮他们学骑马，给他们示范，以便让他们尽快适应在黄土高原上骑马。两天后，他们的骑术大有长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亲切地拍拍马脖子，吻一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真是又可气又可笑。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太散漫。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甚至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样“变”小的等，都成了他们的问题，一天到晚围着耿飚“将军阁下”地问个不停。

    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八路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可是这些美国人却不行，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营，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窜，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哪里听得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用个把钟头才能收拢。有的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失去骑手的空马跑得四面八方都是。警卫排的战士们还得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耿飚犯起愁来，照这样下去怎能通过敌占区？怎能突破封锁线？

    战士们也有意见，都气呼呼地不搭理他们，美国人很敏感，对战士们的态度大惑不解。德穆克上尉便小心翼翼地来问耿飚：“将军阁下……”

    此时耿飚正窝着火，便冒出一句：“什么‘将军阁下’，别叫了！”

    德穆克惊愣地瞪大了蓝眼睛，两手一摊，肩膀一耸，愣住了。

    耿飚仍不理他，只管催马前进。德穆克也不做声了，安静地跟在行列里。途中休息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叽里咕噜地开了一阵会，其中一个便大声喊警卫员胡大方：“胡！你过来。”

    胡大方是个很活泼的小鬼，心灵手巧，把马匹打扮得既又干净又漂亮。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喜欢他。把他叫去，是为了询问耿飚发火的原因。

    小胡通过翻译告诉他们：“你们太稀拉！”

    “噢！”

    “不能向我们的人耍态度！”

    “噢！”

    恍然大悟地“噢”一声。德穆克又问到耿飚说的“什么将军阁下，不要叫了”的原因。胡大方知道他误会这个称呼出了问题，但又不便实说是因为他们太散漫而引起耿飚发火，便飞快地找出一个理由：“一般来说，我们八路军是不这样称呼的。”

    这小鬼还真有点儿“外交头脑”。美国人顿开茅塞，纷纷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同志？”

    “首长？”

    “先生？”

    胡大方笑起来，对他们说：“你们叫他‘领导’好了。”

    美国人大惑不解。翻译告诉他们：这个词的意思是：带领、引导。这倒很适合耿飚对他们的责任。

    当晚在黄河边宿营，军区发来电报告诉耿飚：陈正湘、曾美同志已经带个营来接应你们了。由于马上要进入敌占区，耿飚便把美军观察组集中起来，给他们讲讲注意事项。耿飚的讲话常常被他们的问题打断。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安全通过敌占区？”“万一和敌人遭遇了怎么办？”“你们只有1个排，有能力掩护我们吗？”

    耿飚一一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最后让他们换上便衣。谁知这一下乱套了，他们穿上陕北老乡的服装，你看我，我看你，突然笑得前仰后合，又打滚又蹦跳，直喊上帝。

    过了黄河，队伍便开始夜行晓宿。敌占区的各级游击队和抗日政权早已接到通知，千方百计地安排好食宿条件，在日寇岗楼林立、路沟纵横的封锁线上，开辟出一条条安全“走廊”。每当队伍潜伏在出发线上等待游击队通知的时刻，在夜色里不时传来埋伏在敌伪内部的“关系”用暗语报告“平安无事”的时候，或者在日寇装甲巡逻车探照灯的“盲区”里闪电式地跃过铁路的时候，这些美国人总是又担心又激动，在他们的脸上、眼中和动作中充满了冒险的神情。

    德穆克问耿飚：“领导，耿。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

    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便对他说：“无所畏惧。”

    德穆克向他的同志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的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