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尽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十二年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
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
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
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
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
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
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
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
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
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
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
但就整体而言，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
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郑贵妃
应该说，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
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
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大致说来，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
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官心，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
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
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很快，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
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
如此一来，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
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帐，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
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
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疏，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结论——不行。
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
郑贵妃明白了，这就是个托。
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四天之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崔文升就此出了场。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幅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
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认定：崔文升的诊断，是正确的。
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是夜，连幸数人。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要办到这件事情，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他找了帮手，而这个帮手，就是药物。
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我就不说了，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
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
在中医理论中，服用了这种药，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也还算对症下药。
应该说，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
根据当时史料反映，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
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
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就这么看上去，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虽说没法私了，但毕竟大体上没错，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态度还算凑合。
可问题是，这事一冒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这是郑贵妃的阴谋。
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升，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要看病，不找太医，偏找太监，找了个太监，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这太监下药，偏又下猛了，说他没问题，实在有点困难。
对于这件事情，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她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
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
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璟、韩旷、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
刘一璟、韩旷，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嘉谟是吏部尚书，邹元标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他们都是东林党。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
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此外，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涟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
“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自济）！”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
“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乾清宫。
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
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
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
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
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
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
在得知情况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
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而在那个夜晚，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
“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疾甚），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尝药视膳），等早上再回去。”
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
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
当然，第二天早上，他没回去。
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不过，这对于杨先生而言，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
他平静地回到暗处，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
事情正如他所料，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郑贵妃到处活动，李选侍经常串门。
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
形势十分危急，不能再等待了。
杨涟决定采取行动，然而现实很残酷：他的朋友虽然多，却很弱小，他的敌人虽然少，却很强大。
周嘉谟、刘一璟、韩爌这拨人，级别固然很高，但毕竟刚上来，能量不大，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根基极深，一手拉着李选侍，一手抓着皇长子，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
按照规定，她应该住进慈宁宫，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死赖在乾清宫不走，看样子是打算长住。
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那时，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而要阻止这一切，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首先，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其次，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
这就是说，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
杨涟先生的职务，是七品兵科给事中，不是皇帝。
事实上，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明明不想给她名分，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
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一个绝对、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他的计划是，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
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因为杨涟已经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要伸出手指，轻轻地点一下，就够了。
这个弱点有个名字，叫做郑养性。
郑养性，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郑国泰死后，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平日十分嚣张。
然而杨涟决定，从这个人入手，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他发现，这是一个外强中干，性格软弱的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六日。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和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周嘉谟等人。
一大帮子人上门，看架势很像逼宫，而事实上，确实是逼宫。
进门也不讲客套，周嘉谟开口就骂：
“你的姑母（指郑贵妃）把持后宫多年，之前争国本十几年，全都是因为她，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赖在乾清宫不走，还给皇上奉送美女，到底有什么企图？！”
刚开始时，郑养性还不服气，偶尔回几句嘴，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说着说着，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
白脸唱完了，接下来是红脸：
“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想守个富贵，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
红脸完了，又是唱白脸：
“要是不听我们的话，总想封太后，不会有人帮你，你总说没这想法，既然没这想法，就早避嫌疑！”
最狠的，是最后一句：
“如此下去，别说富贵，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都未可知！”
郑养性彻底崩溃了。眼前的这些人，听到的这些话，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于是，他去找了郑贵妃。
其实就时局而言，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她有同党，有帮手，如果赖着不走，谁也拿她没办法。什么富贵、性命，这帮闹事的书呆子，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
然而关键时刻，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在慌乱的外甥面前，她也慌乱了。
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做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
至此，曾经叱诧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尽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九日，杨涟上书，痛斥皇帝。
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
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
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
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
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
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
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
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
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
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
“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
“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
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
“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
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
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
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
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
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
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
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
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
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
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致死不休。
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
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
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