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日里一个晴朗的上午。灰鸭嘴村以它独有的宁静和悠闲，独有的杂乱和不规则，独有的警觉和热情，迎接了我。
那是夏日里一个晴朗的上午。我驾驶着老坦克似的丰田“巡洋舰”缓缓驰进“灰鸭嘴村”。除了一地爽朗的阳光，阳光下汩汩流淌的污水，堆积如山的废旧钢铁，（一多半是偷盗来的，）同样堆积如山的废旧酒瓶，十几条栓在桩子上的恶狗，几十只闲散的白色来杭鸡，空气中消散不去的一丝淡淡的硫磺味，我几乎没看到一个活人，也没有看到一棵活着的树。后来便看到了女人。好几个。这也让我大为意外。我想，在这儿我应该先看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狗男人。但我却先看到了一些平平常常的女人。神情很平和的女人，很平和地出入各自的门洞。也有个别的，中年以上了，却打扮得十分俗艳，眼神却十分阴沉。然后我在一些篱笆墙的拐角处，看到了几辆或新或旧的跃进牌卡车和桑塔纳轿车。在一个空场上还看到了一大堆报废的旧车。在那儿，我才看到了孩子。一群很脏，或不太脏的孩子，把我领到了韩起科住的那间土屋前。
（后来我才知道，当前这个“村”离真正的火区，还有三四公里路。）
这间用土块垒成的屋子进深足有六七米吧。从光线耀眼、又特别晒人、没有一点绿色的室外一下走进屋里，既觉得异常地凉爽，又觉得相当的阴暗。我必须呆站一会儿，让瞳孔慢慢放大了，才能适应这屋里的亮度，然后才看清，屋里并没有人。我忙转过身，迟疑着正要责问那几个领路的小娃娃，却看到两三个大汉型的男人急匆匆走了进来。
“是顾书记吗？”发问的，是其中一位。这家伙相比其他几位来说，个头较为矮小。留个平头。白衬衣很旧。蓝长裤很皱。黑布鞋却挺干净。如果他就是韩起科，那这十年间他起码长高了有二十多厘米。过去稍带些稚气的圆形脸庞，则完全长成了成年男子那种棱角极分明的国字形。皮肤虽然粗糙，黝黑，但目光的闪烁间还是显露出一点应有的精明和精到。
“韩起科？”我看定了他，迟迟疑疑地问。
“不。我不是。”那汉子忙歉疚地说道，“起科原先在这屋里住来着。这些日子他一直病着。烧得还怪狠底咧哩。我把他挪我屋里去了。刚才看到‘巡洋舰’哩，都猜是你来了咧。他赶紧让我们来接你。”做一番简短的解释，他们几人匆匆领我去看韩起科。而韩起科现在待着的那屋，正是我进“村”后，最早看到有女人进出的那个屋。那女人来给我沏茶时，我问韩起科：“你妻子？”韩起科忙笑道：“又错了。那是我嫂子。”他指着那个穿白衬衣蓝裤子的汉子笑道：“她跟他才是两口子。书记乱点鸳鸯谱，不怕闹出人命案哩？”在场的那几个大汉都怯怯地跟着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哥”，是韩起科服刑时的“难友”。他们在同一间号子里住了三四年。韩起科实际上只服了五年刑，就被假释。（这件事上，很可能高福海再一次起了作用。当然，韩起科自己在狱中优异的表现，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宣布他假释，让他回冈古拉。他却怎么也不肯走，非要留在监狱里。“这世界上还真没见过你这一号‘蠢猪’！”监狱管理局的领导和直接管辖韩起科的那位分监区长着实恼火了一把，“你小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人牵着不走，鬼拽着飞跑咧！”但骂归骂，上自监狱长分监区长，下到区队长、管教，以致那些狱警，都挺喜欢这个韩起科。同一号子里的犯人也都挺服他。再说，也都知道他是个没家可去的孤儿。当时狱中正掀起学习文化的新高潮，正缺文化教员哩，就把他留下了。一直到第八年年尾，扣去减去的刑期，他才带着刑满释放证明，正式离开了监狱……
“你出来已经快两年了？”我不无惊讶地问。
“是的。”
“那你怎么才来找我们？”
“……”他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回答。
“成家了没有？”我又问。
“咋说呢？有过女人，又散伙了。”
“是吗？你小子还挺赶潮流，短短两年里，啥滋味都尝了，一点没耽误，都赶上当今最前卫的那伙年轻人了。”
“……”他又苦笑了一下，不说话了。这时候，屋里只剩下我跟他两人了。看到我俩要说话，那几个大汉都挺自觉，悄悄地撤了，连那个“嫂子”，都不在屋里待着了。而且那几个大汉一出去，便在屋子周围主动设下了“警戒哨”，不让村子里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靠近这屋来打扰我俩谈话。看起来，这狗屁孩子坐牢出来后，在这“村”里还挺有点“人望”。
“没想到你在这儿还挺有威信。这两年一直在这儿住着？”我笑着问道。
“哪里啊。也就是偶尔过来玩两天……”
“那你这两年都在哪儿待着了？”
“哪儿都去了……满世界挣命呗……”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怎么？这两年过得不顺？”
“……”他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反问，“这两年，您遇到有过得很顺的人吗？”他问得很尖刻，但语气中却不带一点怨恨，仿佛只是在求证一个公理。这倒让我感到十分的诧异，甚至多少有些为之感动。以他这些年的经历，居然能不怨恨，还能保持一种清醒和冷静，保持一种必要的尖刻，实在难得。忽然间，我觉得他此刻的神情特别像一个人。像谁呢？马桂花的父亲马立安，像那位“圣徒”？知青返城后的几年间，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赵大疤那样的，过去被责罚到遥远的冈古拉来的干部，都回到了他们原先生活的大城市。马立安也回去了。但不久，就病故了。得知他病故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冈古拉，两眼仍能灼灼放光的他，回到老家，过上了条件优越许多倍的生活，怎么就突然病故了呢？父亲病故，对马桂花的打击特别大。当时她已经跟我结婚了。我明显感到她精神状态的变化，变得沉闷许多。她告诉我，有两个人，一直是她这一生精神上的支撑。这头一位的，就是她这位父亲了。“另一位是谁？”我问。“是……是……”她吞吞吐吐地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是“高场长”，说着，脸还微微地红了起来。我知道，她说的不是真话。她是想说“韩起科”的。她觉得当着我的面，不能这么说。她不能那么刻薄，也不愿意那么“刻薄”。
……默坐了一会儿，韩起科才说道：“您的时间宝贵，咱们不说那些无聊的事了。那天我上市委大楼找您，其实也没什么多么了不得的事，就是……就是想跟您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听说他报病危了……”
“高场长病危了？”我吃了一惊。我还真不知道这消息。
“您不知道？”他似乎有些不相信我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真不知道。”
“马……马桂花她没跟您说？她应该知道这事。她跟高场长、范东、赵光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哩。”
“她没跟我说。”
他的眉尖突然抖动了一下，并抬起眼睑，闪电般地瞟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打量我是否在说真话。我发现，这个下意识的质疑的神情，在这次时间不长的见面过程中，多次在他脸上闪现。可以看出，在下意识中，他总在警惕谈话的对手，戒备着谈话对手，警惕戒备对手是否在跟他说假话，是否在欺骗他。我想这应该是这八九年监狱生活在他心灵上烙下的痕迹之一吧？这在从前那个“韩起科”身上，是从来也不可能发生的。那时的“韩起科”，怎么可能会让自己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无效猜疑和戒备的被动境地呢？那个时候，他那么自信，总是认为跟他打交道的人都会跟他说真话。他也确信，他们谁也不敢欺骗他，也不敢对他说假话。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您让马桂花给我打个电话。我暂时还没有固定的住地。不过您让她打这两个电话，他们都会及时通知我的。”说着，他从身后撕下一片糊墙的旧报纸，写上两个电话号码，递给我。我掏出我那本棕色小牛皮封面的《Diary Planner》,让他把那两个电话号码重新写在本子上，他忙说：“不用。不用。我那电话号码，不值得往您那样的本子上写。不用。不用。”然后，他又说道：“回头，可以的话，请代我问声马桂花好。你们……你们的孩子挺大的了吧？”
“我们还没要孩子。”我说道。
“哦……”他似乎有些意外。
“这么些年，你一直没跟高场长直接联系过？”我问。
“……”他愧疚地看看我，不答。
“都这么些年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趟不过去的沟？还要回避什么嘛？全都成了历史了，既然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嘛。再说，在你这件事上，高场长后来还是出了很大的力，帮了不少的忙。这一点，你知道吧？”我诚恳地规劝道。在我劝说的过程中，他不反驳，一直很认真地看着我，认真地在听着，似乎也自感愧疚。但从他固定不变的眼神来看，他并没有真正听进心里去，甚至都不是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在这场合，这一时刻，他不想跟我争论这个已然有点陈旧，有点空泛，同时也令人有点尴尬的话题，更不想当场据理反驳，让我为难，所以才保持了这样一种礼节性的沉默而已。其实很多年来，很多人跟我一样，一直也没搞清，这个“狗屁孩子”，当时和高福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最后会激成那样一场纵火大难。我多次问过马桂花，她也跟我讷讷地说，她不清楚。
“假如高场长真的病危了，你打算怎么办？是去最后看他一眼哩，还是死拧着照旧不去理睬他？”我谨慎地问。他只是微微地红了下脸，没做任何回答。看样子，他心里还梗着个硬疙瘩。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就再没跟他就这个话题往下说什么了，又沉默了会儿，我问他，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什么需要我来帮他做的。他都委婉地谢绝了。我提议他跟我的车一起进城看看马桂花，在我家小住几天，叙叙旧。他也急急地拒绝了，红起脸说道：“不用……不用麻烦了……别这么麻烦了……”这时，我真有些恼火了，直起身子说道：“韩起科，你现在怎么这样了？变得跟个娘儿们似的，黏黏糊糊的一点不痛快！你没必要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劳改犯’嘛。朋友们，同志们，都没这么看你。大家一直挺想念你，挺关心你。你干吗非要把自己往死胡同里挤，要这么糟践自己？！”他顿时红起脸，抽动着他那圆实的喉结，干干地咽了两口唾沫，呆站起，瞠瞠地看着我，瞬间工夫，脸色便苍白了，而后，喃喃地说了两声：“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便不再作声了。
下午回到机关，处理了一些积攒在那儿的杂拌儿事，又陪书记和市长，去市农科所，和正在筹建中的市小商品批发市场，武警支队训练基地的工地看了看，在市农科所吃了晚饭，喝了点酒，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马桂花还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在等我；一见我进门，忙把电视机关了，慌慌地过来接公文包，拿拖鞋。我跟她说过一千遍一万遍，在这个家里，你也是主人，你想干啥就干啥，你愿意看那些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烂电视剧，尽管看，只要把新闻联播的时间档空给我就行，况且我能在家看新闻联播的日子，一个月里也就是那么极有数的几天。完全用不着一见我进门，就跟见了检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似的，赶紧换台关电视，更用不着慌里慌张地来接公文包，拿拖鞋。对于这个家，我需要的是一种融洽，一种默契，一种无拘无束的交流。你我都应是对方心灵的一个起点，一个交叉，一个相互契合的载体。但是，你融合进来了吗？
结婚都这么些年了，给我的感觉，我和她好像依然还是一对陌路人。她依然站在我“人生大河”的对岸摇晃着。甚至还可以这么判定，对我来说，她充其量只是一个怯怯地站在房门外等待男主人召唤的“女佣”而已，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妻子”。她不仅从来不会过问我的政务（这一点不能责备她，她是按我的要求做的），而且也从来不会主动地对我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示一种应有的兴趣和关切（这就让我大伤脑筋了）。她不是冷漠，也不是空虚，她……怎么说才准确呢，的确是有一种内在的陌生和忐忑，在不可克服地阻挠着她完全有机地进入我的生活。小分队解散后，她惶惑了好大一阵，跟父母回老家生活了一年多，不适应，又回冈古拉来读了一年多高中，我就把她娶了过来。也就是说，我当时太心急了一点，应该让她在新的社会生活中好好适应一个阶段的。但我迫不及待地娶了她。她心上的那层阴翳还没消除。她还不适应没有小分队的日子。或者说，小分队解散在她心里形成的那层阴翳，没得到根除，却又造成了一种新的自卑，大大减弱了她再造新生活的能力，也迟缓了那种再造的进度，使她总处在一种疑虑、惶惑和自责中。那不自信表现在方方面面，只说我们夫妻间的性生活吧。结婚这些年，她从来没有主动表示过要跟我那样“亲热”一下。一次都没有。她也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看得出，她只是在配合我，满足我，适应我，无怨无悔，随叫随到。有时，在做的过程中，她也慌张，她也颤栗，她也喘息，她也激动，或显出某种程度的厌倦，但她绝不声张，绝不会有任何违逆的举动。她总是一动不动地由着你“操作”……是的，我一点都不夸张，不编造，她总是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由着你“操作”……我曾跟她认真地谈过这件事。而且不止一次。我跟她说，“夫妻生活”是两口子共同生活中非常重要、非常美好的一个部分。这种美好，这种重要，是只有在两口子之间才能得到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也无法、也不该来替代的。所以，作为两口子的两个人都要非常珍惜它，共同努力（是的，我确实是这样对她说的，“要共同努力”。有一回我甚至还使用了“享受”这个说法。我说，“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起来享受这种美好”）她会很茫然，很迷惑，很惶，以至于很排斥，脸色都会变得很难看，挣扎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这样的话：“顾……顾校长，大……大白天的，您这是在说啥呢……”结婚很长一段时间，她总是叫我“顾校长”。不管我的职务怎么变迁，比如，我曾在高福海病休离职后，代理过冈古拉的副场长和场长，后来又担任过哈拉努里镇的副镇长。我还在农科所过渡了一下，担任了很短一个时期的农科所所长。撤镇改市初期，我是哈拉努里市委第一任市委秘书长。等等等等。但她总是称我“顾校长”。我说，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应该叫我“卓群”，或者，称我“老顾”也行。她立马大红起脸，喃喃道，那咋可以？我说，或者你就叫我儿时的小名“门柱”吧。她想了想，突然捂着嘴噗哧一笑道，这个好。门柱。后来转念一想。赶紧否定，不行不行，我咋能叫领导“门柱”？！我说我不是你领导。是你老公！她又笑了，说，老什么公呀，多别扭。有一天，下雨。按原先的日程安排，我要带几个人去西山林场检查工作，还定下要在那儿待两天，开一些相关的座谈会。出发前，那边来电话，报告说路让山洪冲了。进不了山，我就提前回家了。她挺高兴的，忙进忙出；等吃过晚饭，我让她坐下，坐在我身边。我轻轻地搂过她，轻轻地抚摸着她红扑扑的脸颊。然后就开始寻找她头发间、耳根后和脖梗上那种特殊的气息……她肯定意识到了什么，一下便有些紧张起来，一个劲儿地催我，赶我：“新闻联播时间到了。快去看你的新闻联播吧。”我赖兮兮地笑道：“今天咱们就不看新闻联播了……”“不看新闻联播，你想干吗？刚吃过晚饭……你这人咋这样……顾校长……灯还没拉哩……顾校长……哎呀，碗还没刷哩……”我当然没松手。那天完事后，她一动不动地在我身下躺了好久，似乎真有点生气了。等我起身，她一声不吭就去了卫生间。很长时间都不见卫生间里有任何动静，也不见她出来。我还真以为出什么事了，忙去敲卫生间的门，问：“怎么了？不舒服了？”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她在里边答道：“没事……”我推门进去，见她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闷闷地坐在浴缸边上。我又忙问：“到底怎么了？”她摇了摇头，又说了声：“没事。”就回卧室去了。这一晚上，我觉得她一直没睡着，怕吵着我，既不敢翻身，也不敢叹气。后来，在我再三追问下，她突然很激动地，也很有些伤心地问我，您就是为了要跟我做那事才找的我，对不？除了要我跟你做那种丢人的事，我在您眼里其实再没有别的用处了，对不？是这样吗？您跟我说实话。白天黑夜，您要我，就是为了要跟我做那种事。对不？她含着满眶的眼泪，用很响的声音喊叫。那声音透过窗户，能传出好几条街去。我赶紧把窗户关上，回头来压低了声音对她说道：“你胡说些啥呢？如果只是为了做那种事，我干吗非找你？世界上的女人多着哩！”“所以你后悔了嘛……”“我后悔……是的，我后悔了。但你为什么要让我后悔？你能不让我后悔吗？”这话刚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说过头了。但已经来不及了。她立即苍白起脸，怔怔地问：“你后悔了？真后悔了？”我赶紧解释，也不管用。然后她耷拉着脑袋，就坐在那儿怔怔地直发呆，而后就抱起她那床被子和枕头，上客厅的沙发上睡去了。第二天早上等我起来，她已经穿著梳洗完毕，并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两只蛇皮袋里，在那里等着我了。“你疯了？不去做早饭，在这儿裹什么乱？”我装作没瞧见她收拾的那两个蛇皮袋似的，低声说道。“早饭做好了……”她低声说道。“那你还在这儿干坐着干吗？去西山林场的路要是连夜抢修好了，我今天一早还得走哩。别没事找事了。吃饭。吃饭。吃了饭，上班。”我冲她挥了挥手说道。“我知道你挺后悔的……”她一边说，一边又默默地抽泣起来，“我不让您后悔。我这就走。”“你走？你去哪儿？”“我回冈古拉。”“冈古拉？冈古拉还有你谁？”我一边说，一边走了过去，把那两个蛇皮袋扔回卧室，“好了好了。俗话咋说的呢？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咱俩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以后不许动不动地就收拾东西走人。我俩的身份都变了。再一吵架就收拾东西要分手，你想让全哈拉努里的人都笑话咱俩？！”她擦擦眼泪不哭了，起身去给我舀豆浆端油饼。那天，吃罢早饭，我还真去了西山林场……后来的几个月里，我真的没再找她“做那事”。她也不再叫我“顾校长”，却改称为：“哎”。她依然闷闷不乐，常常不等我回来，就独自早早上床睡了。而且是真睡。我有时悄悄走过去，坐在床边，默默地打量着熟睡中的她，看着她渐渐消瘦的脸庞，眼窝下新起的那一圈淡淡的青灰色眼晕。睡梦中的她还不时抽动一下，窒息般地倒吸两口气……那一副小可怜的样子，我不知道从哪儿才能找回当年在沙黑里克驻点站所遇见的那个身旁横放着一杆苏式七点六二口径步骑枪的“马桂花”。我一直在回想，在追问，自己为什么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么个“马桂花”？只是因为进入遥远的蛮荒、偏僻地以后，生理上对年轻异性的那种过分的“敏感、冲动和需求”使然？我想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在起作用，但主要的，肯定不是的。就像我曾对马桂花辩解过的那样，如果仅仅因为那一时的需求，即便在冈古拉，女孩也远不止她一个。而且就像我早先描述过的那样，荒原上有些女孩表露自己的风情的方式，要比她强烈和坦率多少倍。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不是仍然只钟情她吗？认真回顾这一切，不管怎么说，我俩都不该走到这一步的。小桂花，我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能真切地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