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动身去见克雷。我断断续续睡得很不好，一次次被我庆幸已经忘记的噩梦惊醒，神经绷紧在恐惧和愤怒之间。身份不明的跟踪者现在想杀我，我的保护神达妮有可能精神不正常，而我与真相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我的线索只有信件，因此克雷成了解决案件的唯一希望。这个念头与早餐的咖啡和维生素相处得不太好，像石块一样沉在我的胃部深处。

    我出门走向地铁站，一边肩膀背着小旅行包，另一边背着手提箱兼电脑包。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有人跟踪我。我将其归咎于神经紧张，不去理会害得我左顾右盼的怪异感觉，就像有舌头在舔我的后脖颈。

    肯定是风，我心想。今年春天气候多变，春天一次次尝试突破冬天的桎梏，一次次失败，今天又开了倒车，早晨还很温暖，这会儿突然冷了下来。我经常在这种时候生病。我熬过冬天的袭击，却在春天的第一轮爱抚时倒下。我停下取出包里的套头衫。一个男人从我背后走近，他很高，身穿海军蓝运动衫，戴着兜帽；他在前进的轨道上停顿片刻，然后绕过我继续走。他拐进梅西百货。我穿上套头衫，走进源记烧腊，想买几个肉包路上吃（一块钱四个，全城最低价），出来走进地铁站。

    要我说，从皇后区乘轻轨到曼哈顿是进市区最美丽的走法，尤其是黄昏时分或者天空阴晴不定的白天。列车从地下钻出，悬浮于屋顶之上，然后再次入地过河。高架轨道的边缘没有护栏和挡板，你穿梭于水塔和天线之间，低头俯视街道。你能看得很远，视线越过窗口充满生机的红砖公寓楼和浑身涂鸦的仓库，越过轨道如蛛网的车场，一直能看见法拉盛草地公园的绿色条带和硕大如建筑物的钢球。列车停进谢伊体育场（抱歉，亲爱的编辑，现在叫花旗球场了），它平时在大型停车场和汽车坟场之间沉睡，到了比赛之夜突然生机勃勃，变成灯光巨碗。再过去，随着我们从东方飞来，市区越来越近，对我们露出更古老也更华丽的灰色与银色的立面：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桥梁，码头，东哈莱姆一眼望不到边的橙色公租房。

    然后我们进入黑暗，在大地与河流之下行驶，再次钻出地面时车上的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时代广场显得那么狂野，声音、人群、难看的灯光突然爆发。我换一号线去佩恩车站，穿过中央大厅赶去州北的列车，头脑还没完全清醒。

    这时候我又看见了他，那个穿运动衫的男人。我在佩恩车站和平时一样迷路了，在二楼月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转身看轨道号码时我看见了他。这次我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尽可能快地向前走，按捺住想跑的冲动。我穿过一间杂志铺，沿着自动扶梯上下两次，突然拔腿就跑，跳上我要乘的列车。直到这时我才敢回头。他不见了。至少我没有看到他。前提是刚才我真的看到了他。回头再想，说老实话，我很难形容那个人，只记得他脸很白，佝偻着肩膀，穿牛仔裤。经过昨天的事情，我当然有理由神经过敏，看见不真实的东西，比如穿帽衫如鬼魂般跟踪我的人，比如鬼魂。

    我缩在座位上假装读报，直到列车开动，我的呼吸也没有恢复正常，直到我们离开城区，穿梭于街区背后连绵不断的隧道和轨道之间，就仿佛列车也想不为人知地溜走。但我没有再看见他。我在奥西宁下车，搭出租车到监狱门口，经过现在已经很熟悉了的各种手续，走进访客等待室，迎面撞见两位伙伴：特蕾莎·特雷奥和卡罗尔·弗洛斯基。

    “你他妈来这儿干什么？”弗洛斯基问候我。

    “你以为呢？”我说，“来理发。”

    弗洛斯基一咧嘴，露出几颗金牙，说：“我以为你应该已经想到了，在法律问题解决之前，这本书的写作暂时搁置。”

    “什么法律问题？抓凶手？和你的案子有关系吗？”

    “那是警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洗清了罪名。我的任务是让当事人得到自由，他没有杀过任何人。”

    “好吧，肯定有人杀了人。另外，昨天他们也想杀我。”

    她的笑容消失了。有一瞬间她看上去似乎真的在乎我，但立刻恢复原样。“太不幸了。我把我的担忧告诉过你了。你应该通知警方。”她说。

    警卫出现在门口，弗洛斯基进去见克雷。特蕾莎抱歉地笑笑，但我看得出她很开心。

    “她在盘算什么？”我问，“什么法律问题？”

    “你昨晚没看新闻？我们一整天都在法庭上。”

    “对不起。我没那个心思，因为有人朝我开枪。”

    “真的？”她顿了顿，“总之，法官决定暂时停止行刑，考虑是否接受她重启案件调查的诉请。看上去达利安有机会接受新的审判了。”

    “我明白了。”我说，重重地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