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像是剧场的房间里，座位消过毒，望着涂成绿色的煤渣砖墙壁上的一扇窗户。玻璃的另一头挂着厚厚的化纤窗帘，我总觉得像是从连锁汽车旅馆里借来的。窗帘的另一头，他们正在准备达利安·克雷的死刑。

    注射处刑分四个步骤。脱掉他的衣服，传感器贴上胸膛，两根针头插进静脉，其中一根备用，导管的另一端连接几个长筒。先注射生理盐水，保持血管畅通。然后，典狱长给出信号，窗帘拉开。接下来，注射硫喷妥钠，这种麻醉药让他失去知觉。随后注射泮库溴铵，全身肌肉瘫痪，停止呼吸动作。最后注射氟化钾，停止心脏跳动。死因是麻醉药过量、呼吸和心脏骤停，但受刑者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我们这么认为。

    哈瑞尔夫妇和希克斯先生坐在前排。这次他们都来和我握手，对通纳的事情表示震惊。他们询问达妮的情况，他们曾经轻蔑地认为达妮是个有毒瘾的小淫妇。我说她运气不错。通纳死后，我抱着她上楼进厨房，看见她的颈部鲜血喷涌。我喊人帮忙，尽量用力按住伤口，感觉她的生命令人绝望地从我的指间流走。还好几码内就有十来个警察和法医。他们很快稳定住她的伤情，开着几辆车送她去医院。

    她最后会恢复的。通纳的子弹穿过她的喉咙，只差几毫米错过颈静脉，轻轻擦过颈动脉，离开身体时对脊骨造成了细微的损伤。手术耗时很久，康复过程会很痛苦。一时冲动之下，我站在病床边请她和我住到一起。为什么不呢？我心想。也许这正是我需要的，一个堕落天使，不管去哪儿都带着武器。但她拒绝了。她父亲和继母飞来纽约，全家在病床边终于和解，她已经同意搬去和他们住，在亚利桑那的一家特别诊所完成康复，然后回去念书。不过她不再想当心理医生了。她已经受够了疯子。

    汤斯也在处刑现场，他和受害者家属坐在一起，与其他的观众——也就是记者和当地执法机构的头头脑脑——握手。他已经交了辞职书，正在基于他的冒险故事开发剧集。我们开了几句玩笑，什么我可以来为他工作之类的，然后一个记者拉走了他，他在旁边摆姿势拍照。我们最后终于喜欢上了彼此，但案件已经结束，我和他也没什么可聊的了。除非我再有熟人被杀，否则我恐怕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今天天气不错。就算不是，比方说是个暴风雨的夜晚，我也会忍不住撒谎，只为了避免陈词滥调。不过天气真的不错，是一个明媚的夏日，一切都充满生机。空气醇厚而温润，举手投足间我感觉空气贴着我的皮肤，像是要先和我温存片刻才肯松开。向北的火车上，轨道两旁的树木摇曳不止，车站的鲜花绽放得头重脚轻，像是动画片人物醉得吐出了舌头。就连去监狱的路上，除了柏油马路、水泥地面和栏杆，我还看见了一簇艳丽的向日葵，骄傲地挺直腰杆绽放光彩。就像迎接我们的仪仗队，时刻准备对空开火。说起来，这些正是克雷将要永远失去的东西。他失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他的惩罚。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情愿吻别这个世界。最后一餐他要了三分熟的牛排，还有龙虾和巧克力蛋糕——他和警卫分着吃了蛋糕。他读了一阵杂志，睡了一觉，显然没什么障碍。不知道那是什么杂志。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份陈年《淫欲》。

    我们来到监狱门口，遇见一小群抗议者，大概有二三十个，有几个人举着标语。他们五花八门，有上了年纪的嬉皮士，有一名修女，两位佛僧（脑袋剃得锃亮），几个年轻人（认真，长须长发）。队伍里有个姑娘，沉默地站在那儿，没有举标语——特蕾莎·特雷奥。自从那天在公交车站分开，我没再见过她，也没和她通过电话。我对她挥挥手，她似乎没有看见我，大门隆隆关闭。

    不过我终于有了克莱尔的消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基本上放弃了希望的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一向可好？还记得我吗？抱歉我没法打电话也不能写信给你。我当然不生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认为我是吓坏了。不是被你，绝对不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认为就是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可怕了，我只能回家，回来当个乖小孩，其实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嘛。我在长岛海滩老爸家过暑假。我讨厌这地方，但过得还行。然后我要去瑞士念寄宿学校了。说来奇怪，我还挺兴奋的。我是不是很逊？也许我会很讨厌那儿，但谁知道呢。也许我会溜回来找你。你还会允许的吧？谢谢你，让我和你混了那么久。谢谢你为我做的所有事情。也谢谢你没有做的所有事情。谢谢你那么照顾我。对不起我不能继续照顾你了。但你并不需要我。不是真的需要。谢谢你假装需要。

    五点钟，典狱长下令，窗帘徐徐拉开。达利安·克雷被捆在黑色长台上，两臂伸展，像是上了十字架，也可能是什么虐待狂按摩椅。注射器导管从他的手臂伸向墙上的一个窟窿，墙的另一面是操纵点滴的技术人员。虽说我知道隔间等于刽子手的面罩，但我还是觉得没什么意义。害怕让犯人知道自己是被谁杀死的不成？难道他还能从坟墓里爬回来闹鬼复仇，或者在地狱里等着他们？假如真是这样，区区一堵墙真能糊弄住鬼魂吗？

    克雷环顾四周，向我们微笑，抬起手指轻轻晃动。所有人都不安地动了动，我望向前面一排。哈瑞尔夫人的头发日益稀疏。哈瑞尔先生的头皮屑落在肩膀上。不知为何，这两个细节让我悲哀得难以自制。这是不会有用的，我心想，什么也不能安慰这些人了，也许除了让岁月慢慢抚平伤口，或者其他什么小乐趣的补偿。记忆会渐渐褪色，而这种褪色本身又是另一种悲哀。虽然命案告破，正义得到伸张，但谜题——真正的谜题——却永远无法解答。此刻他们坐在那里观看死刑，握住彼此的手，大概也渐渐看清了这个事实。典狱长问克雷还有什么想说的。克雷点点头，嘟囔了几句。典狱长皱起眉头。

    “犯人的遗言是：‘别难过，’”他清清喉咙，“‘我宽恕你们所有人。’”他拿起内线电话飞快地说了几句，下达命令。麻醉剂进入克雷的血液系统。他立刻有了反应，像是吃惊似的抬起头，然后慢慢放下。他的身体似乎开始放松。他像是要对抗睡神，突然又抬起头看着我们。他看着哈瑞尔夫妇，然后看着希克斯。他们转开视线。他看着汤斯，汤斯瞪着他。克雷对他点点头。然后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尽量想读到点什么，想得到他传达的什么信息，随便什么都行。他露出笑容，我觉得是对我微笑。不过谁知道呢？这会儿药效已经起来了。然后他闭上眼睛，脑袋落回台面上。

    典狱长下达命令，又一种药物进入他的身体，瘫痪他的肌肉，我们看见他的手指抽搐了几下，随即静止不动。我们看见他的胸膛升起，落下，然后不再升起。他们注射最后一种药物，最后一样还在动的东西——心脏——也停止了。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几分钟后，医生走进房间，宣布克雷于五点十二分死亡。我起身离开，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我不想看见他们转身时的面孔，也不想让他们看见我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