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着小虎的车，回袁家沟看望父母亲。

    我给父母亲拿着一份儿厚礼，价值四千元左右。给大伯二伯拿的两份儿礼也不薄，都在两千元左右。

    这些年中，我在玻管局苦斗，很少回家。每年只在春节前或春节后回去呆一两天，然后便匆匆离开。在这一两天中，我也很少出门，除几个必须去看的近亲，再哪儿也不去。

    袁家沟到紫雪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当干事那几年，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开往袁家沟的车是紫雪市运输总公司最破烂的汽车。加之路况不好，有一半路是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若是怀孕的女同志，颠得孩子都会早产。车厢里散发着呛人的汗臭味，难闻的劣质烟草味，以及刺鼻的黄尘味。坐一次车下来，以手在脸上一抹，能抹下一层黄土。嘴唇抿得再紧，也会有尘土粒钻进牙缝中，牙齿动一动便会发出响声，仿佛嘴里塞满了白糖粒——可惜不能像白糖那样咀嚼吞咽。目力所尽的地方，全是光秃秃的山，干燥的风肆无忌惮地从荒原上掠过。市运输公司派往袁家沟乡的司机是一个小鼻子小脸的老头，因开车慢，被称作“慢师”。慢师傅开车有多慢？你可以这样想像，骑一头黄牛从紫雪城到袁家沟乡得走多久，慢师傅开车就得走多久。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汽车就像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忽悠忽悠喘着气往上爬，随时都有可能像一个哮喘病人一般趴下。

    每次在冬日的寒风中灰头土脸拎个提包出现在村口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我低着头，快速地移动着双脚，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我不想碰到熟人，尤其不想碰到袁姓的人。因为我像个土拨鼠，哪里像我们袁家沟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哪里像一个市政府机关来的干部，与在集市上卖土豆归来的农村青年有什么两样？

    每年过春节回家，我都备三份儿礼。父母亲的一份儿是两条香烟、两瓶酒。香烟每条价格在五十元左右，酒每瓶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五十元。总共是二百元钱。另外两份儿礼是给大伯二伯的，两份儿礼完全相同：一条二三十元钱的香烟，一瓶二三十元钱的酒，再买两包糕点，每份儿礼价值六十元左右。

    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和不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以后，回家一般仍以坐公共汽车为主。只有两次没有坐公共汽车，坐的是“专车”。但这两次坐“专车”的经历，却像做了两场噩梦。在我没有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之前，即使再有类似坐“专车”的机会，我也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坚决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宁肯坐公共汽车，也再不愿坐这样的“专车”——可见那两次坐“专车”受了怎样的刺激！

    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后，当时头脑一发热，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个副科级了，搞一辆专车回去在村里扬扬头，给父母露露脸。（我亲爱的父母一生也没有露过几回脸啊！）我通过关系借了市政府另一个局一辆桑塔纳。那个局的政秘科长我认识，我曾给他帮过一个小忙。那天他让我早晨八点在玻管局门前等车。我七点半就提个包站在玻管局门口，就像提个包站在岳阳楼上一样，脸上“喜洋洋者矣”。心想：我也可以坐专车回一趟家了！我当时眼睛里放射出明亮而喜悦的光彩，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眸子瞭焉”（瞭：明亮），那副傻样，简直有点像小品里边的赵本山。

    可一直等到八点半，还不见车的影子。我打电话给政秘科长，他一会儿说车加油去了，一会儿说车哪儿有点毛病。“小毛病，好修！”这个鬼科长当时还用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影片里的台词这样幽我一默。直到九点五十分，车才不情愿地开过来。上车后，我殷勤地掏出一包特意买的好烟，抽出一支递给驾驶员。他瞧也不瞧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不抽烟！”然后便开车上了路。

    一路上他不说一句话。忽而将车开得飞快，就像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疾驶一样。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双手紧紧抓着车门把手，生怕他将车开得飞到天上去。有时他又忽然将车开得很慢，这时候他又有点像那个慢师，不慌不忙带着我跳一曲梦幻般的慢步舞，让我昏昏欲睡。可我刚矇眬睡去，他又突然提速。我还没来得及警觉地睁开眼睛，前面路上有一个土坑，他又一个急刹车。我的整个身子和脑袋向前扑去，有一次我的脑袋甚至像皮球一样弹到了前窗玻璃上。我一边揉着碰疼的额头，一边还在自言自语讨好那个混账司机。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头碰破没有关系，只是怕把你的车玻璃碰碎！”我原以为这句有点幽默的话能逗他开颜，可他却无动于衷，那张脸仍然绷得像小孩的屁股蛋子一般。

    那次坐专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不说话阶段”——他始终绷着脸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我说话，更严重的是我找话和他说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我是在对一块石头说话。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若你连问一个人三句话，这个人却理都不理你，你有没有勇气再问第四句话？可若我们一路上始终不说一句话，那种气氛更让人难受。仿佛夫妻俩闹了意见负气地背靠背一样，空气好像凝固了。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客车驾驶员，家里出了几件事，心情很不好。这天出车前，他在心中作出这么一个决定：若今天车上遇到两件不高兴的事，他就给一车人一点颜色看看。第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是一个年轻人带来的。这个年轻人站在车门口粗声粗气令司机停车，说他要下去撒尿。司机稍停慢了一点儿，年轻人便盯着他骂骂咧咧，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刺伤他的自尊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车开得这么快，准备往哪儿开？莫非是往你母亲的生殖器里面开呀！司机当时狠狠瞪了一眼这个年轻人，心想：一会儿你就会为这句话付出血的代价。第二件不愉快的事，是一个老头带来的。因过道里挤满了人，老头一屁股坐在汽车前引掣盖上。司机认为妨碍操作，不让老头坐。老头一定要坐，并瞪着眼对司机说：“你这后生，懂不懂得孝敬老人？我若是你爹，你让不让我坐这儿？”老头的话“哄”一声将一车厢人逗笑了，纷纷跟着老头奚落司机。此时坐在前边的一位大妈看不过眼了，说：“你们这些人，还讲不讲道理？人家辛辛苦苦给你们开车，你们还欺负人家，你们想一想这样做对不对？”大妈这样说时，司机的眼泪刷就下来了。他猛然一个急刹车，走过去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将大妈推下车。众人正在惊愕，他已开着车向前狂奔而去。接着轰隆一声，车开下了山谷，司机与一车人同归于尽。

    小时候听村里人讲这个故事，对这位司机肃然起敬。简直认为他是绑着炸药冲向敌阵的英雄。那天坐“专车”，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真担心这个一路上绷着脸的司机将车突然开下山谷。所以即使他不说话，我也不敢不和他说话，硬着头皮找话搭讪。他若不回答，我便采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静默了一会儿，当我又一次陪着笑脸扭头问他一句什么话时，他却突然开口，恶狠狠地骂道：“靠你妈！”

    我当时脸刷一下红了。虽然很快明白他并不是骂我，而是骂一个从车前跑过的小孩，但我还是有一种挨骂的感觉。他金口一开，进入第二个阶段——说话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这位司机开始不住口地骂人。他骂人主要以骂别人的母亲为主，仿佛天下的母亲都得罪了他，而他则不是母亲生养的。他骂的对象是：公路上跑来跑去的小孩，骑自行车的农村姑娘和小伙子。有一次一个姑娘骑自行车向路中间扭了一下，他打下车窗放慢车速骂这位姑娘，大意是说他准备将这辆车开进姑娘那个地方去，并十分主观地认为姑娘“那儿”是个良好的停车场，他准备把车停在“那儿”不走了。当时那个姑娘在我坐的这一侧，他骂的时候脖子拉长，将脑袋从我怀前探过去。我赶忙将身子向后缩了缩，给他让开空间。我那时才明白人的脖子像松紧带或橡皮筋一样，是可以拉得很长的。他那天的脖子伸得比鸡脖子还要长，差不多有天鹅的脖子那么长，几乎就要伸出车窗外面去了。这样骂起来声音显得十分有力，被骂者听得十分清楚。那位腼腆的农村姑娘见他骂得那么难听，刷一下飞红了脸。

    骂那些憨厚的农村后生，他语气短促，一般是一个很短的句子。比如：“找死啊！”“不想活了！”“你妈那个逼！”除此之外，他还骂轮胎溅起的石子，骂天上飞过的小鸟，甚至骂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突然将车上的收音机拧开，女播音员刚说两句，他便烦躁地啪一下关了收音机，毫无道理地认为女播音员是个“卖逼货”，或者是个“挨球的”！

    他在骂人方面的想像力十分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经过一个村镇，正逢遇集，公路上挤满了人。他一边慢慢地开车走，一边骂：“谁家把罐子搬倒了，生下这么多驴日的！”

    那天我像囚犯坐牢一样，好不容易坐这辆“专车”来到我们村。刚到村口，他便将车停下了。我以为他要撒尿，坐着没有动，等他撒尿。可他并不撒尿，手放在方向盘上坐着不动。我有点莫名其妙，又不敢问。此时他突然扭头黑着脸对我说：“还想让我再把你拉回紫雪城去？”我这才知道他是像毛泽东当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那样敦促我下车。就像我儿子那次遭小牛呵斥一样，我慌忙拎着包跳下车。双脚刚落地，他已一个急转弯，开着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车轮轧起的尘土扑了我一身一脸。

    我原以为他会送我到家门口，可他将我扔到村口便一溜烟不见了。我拎着包垂头丧气往家里走，眼睛里早已失去了神采，再用孟子的话说，则是“眸子眊焉”（眊：失神）！我心里十分沮丧：这与坐公共汽车回来有什么两样？谁看见我坐小车了？坐公共汽车还不用受这般凌辱！

    另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政秘科副科长以后，当时冯富强主持工作，我向他开了一口，他有点作难，但还是派小牛送我回家。那次是夏天，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那天上车后我才发现，车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就像我第一次知道“切诺基”和“帕杰罗”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此类女孩叫小姐。我坐在后面，小姐坐在前面副驾驶座上。小姐的腿裸至大腿根，有四分之三的Rx房露在外面，就像笼里放着两个没有热气的白面馒头。那次坐车，给我的感觉是在看一部质量低劣的三级片。一路上，小牛不仅用眼睛观察小姐的大腿和Rx房，而且换档时，时不时顺势这儿捏一下，那儿摸一把。这样极不利于行车安全。当我提醒小牛“注意安全”时，他却嬉皮笑脸对我说，他的生命和我一样宝贵，让我放心地闭上眼睛睡觉去。我刚按他的要求闭上眼睛眯盹儿了一会儿，睁开眼时突然吃了一惊：车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忙扭头向四周张望，见小牛拉着小姐的手正向一座小山包爬去。翻过这座小山包，有一片小树林，他们的目的地显然是那片小树林。我当时十分气恼，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坐在车上耐心地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两人才又嘻嘻哈哈上了车。

    那次坐小牛的车回家，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小牛眼里，我这个人一路上基本不存在，仿佛是他放在车上的一个皮包或一颗西瓜，总之不是一个活物。更让我愤慨而深感羞辱的是，在小牛眼里，我的价值不及一个小姐！

    那次也没有将我送到家门口，只到村口。倒不是小牛不愿送，而是我不让他送。按照农村的习惯，送我到家后，车上的人都应该进家里坐一会儿，喝口水。可我若将这样一个描着黑眼圈，嘴唇涂得猩红，穿着超短裙，脑袋像一个母狮子一样的女人带进家门，还不把我胆小的父母亲吓得晕过去？

    两次坐“专车”，其实与坐公共汽车没有区别。我原本是想让村里人看看：鱼贵喜的儿子坐“两头平”（农村人对小卧车的形象称呼）回来了！这个信息马上会传到村支书袁长鸣耳里去，他因此会对我父母客气一点儿，眼睛瞪得小一点儿。可我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像一个无用的弃物一般，被扔在了村口。公路在我们村西头，我家在村东头。我像坐公共汽车下车一样，低着头穿过村支书袁长鸣家，村主任袁飞龙家，村会计袁富有家，疾步来到鱼贵喜家——鱼贵喜是我父亲的名字。

    做了副主任科员和普通副科长后，我回家给父母亲带的礼物增至三百元左右。水涨船高，给大伯二伯带的礼物标准提高到每份儿八十元左右。

    我真正可以带车回家，是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和政秘科长之后。那几年时间，除过没有带八缸三菱外，奥迪、红旗、桑塔纳，我每次回家轮着带。有一次我甚至将面包车带回了家，拉着一车厢苹果。我们袁家沟那一带没有果树，娃娃们十分喜欢吃苹果。我拉一面包车苹果回去，让父母亲随便分送给村里的娃娃们。这些苹果我并没有掏钱，是用手中的权力换来的。

    奥迪车是黑色，我们局那辆红旗是蓝色，桑塔纳是红色，面包车白色。村里人不知道这些车的名称，便以颜色区分。每次我回家，见我乘坐的车从村中驶过，村人马上互相传播这样一个信息：贵喜的儿子这次是坐黑车回来的；这次是坐红车回来的；这次是坐蓝车回来的。

    做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和科长之后，我给父亲带的烟酒价值增至八百元至一千元。给大伯二伯的礼物增至每份儿四百至五百元。三份儿礼价值两千元左右。差不多在原来四百多元基础上翻了五番。

    带小虎的八缸三菱回家，这是第一次！

    这辆八缸三菱的颜色是黑蓝色。村里没有人见过这种车。他们首先会在车的颜色问题上争论半天。有些人认为是黑车，有些人认为是蓝车，有些人干脆叫“黑蓝车”。就像过去将农村妇女叫“张王氏”或“李胡氏”一样。

    接下来他们会围着车惊叹不已。这车太气派了！停在那里像停着一辆坦克，让人不得不敬畏它。那些小孩子会发出惊叹：“瞧这车的脚有多大！”农村人说话幽默，他们总是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他们说的“脚”是指车轮胎。车轮胎不是汽车的“脚”吗？没有“脚”，它怎么会疾行如飞？这车的轮胎像那种履带压路机一样宽，或者干脆就是一辆坦克，履带翻卷着向前碾压过来。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这车如履平地。即使遇到泥潭和沙坑，车子也毫不畏惧，头一低，再一扬，就上去了。就像一个潇洒的小伙子，将偏分头向一边一甩，跃身便跳过一个宽阔的壕沟。

    那天坐这辆车回家，我感觉十分惬意。这种高档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人性化设计”。哪儿应该将你抵一下（比如腰部），哪儿应该凹一下，手往哪儿放，脚向何处伸，一切尽善尽美。可再高档的车也无法设计一个驾驶员。虽然科技如此发达，也没听说过机器人驾车。如果这辆车是由那个总想将车开进哪位姑娘“停车场”的驾驶员开着，车子设计的再“人性化”，坐着也不会惬意到哪里去。可由小虎开着，却比车上设计的任何一个“部件”更善于体贴人：什么时候开空调，什么时候关空调；什么时候开车窗，车窗开多大，什么时候关车窗；什么时候开音乐，听哪种音乐，轻音乐还是流行歌曲，什么时候关音乐；等等，根本不需要你用嘴去说，小虎总是在你说之前已经按你的“要求”去做了，而且恰到好处。

    在我可以开车将苹果带回家的时候，村支书袁长鸣已经主动登门来看我了。这位中国最低层的“职业革命家”，使出的手腕一点不亚于阎水拍局长。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我家炕头，一边和我父亲称兄道弟喝酒，一边夸奖我。我父亲弟兄三人，父亲排行老三，袁长鸣仿佛顿然变作了我的“四伯”，亲切地看着他这个“侄子”，夸奖“侄子”小时候多么聪明，书念得多么好，一看就会有出息。令我诧异的是，他怎么一下就忘了从屁股上一脚将我踹倒的往事。小时候他可从来不认为我是他的“侄子”，他那时总是用另外的称呼喊叫我。他将这种称呼忘记了，可我能忘记了吗？他那时总是将我唤作“小杂种”或者“龟儿子”！

    那次袁长鸣和我父亲喝完酒，顺手还拎了我家一袋苹果。望着他像从自家菜园里背着一袋蔬菜回家一般，背着一袋苹果从我家院门走出去的背影，我恨不得从后面一枪结果了他！

    从袁长鸣口中获知，袁长印已做了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父亲当着袁长鸣的面，嘱咐我抽时间去看看袁乡长。我怎么会去看他呢？我其实早已在思考，我将来怎样去报复这个无耻的小人。我注定会踩住他的脑袋，但我难道会亲自“动脚”去踩他吗？当然不会！我会再去找一个小虎，让小虎代我去踩他，下“脚”重一点，狠狠地踩他！紫东县五十多万人口呢，找十个百个小虎也不难。

    在我如此展开想像的翅膀的时候，我仿佛已经真的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只有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我才能准确地踩住袁长印的鸭脖子——读者朋友大概很想知道袁长印的脖子为什么是“鸭脖子”，那我就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后脖呈酱红颜色，有褶皱，脖子拉长，褶纹就呈白色，就像那种“变色龙”。如果说，此生我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那就是踩“鸭脖子”这个心愿未了。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还能有比这件事情更令我鱼在河愉快的事情了吗？我同样会负责任地告诉同志们，没有了！

    正当我在遐想中沉醉的时候，小虎已将虎里虎气的八缸三菱车稳稳地停在了鱼贵喜家的院子里，我恋恋不舍地从这种令人快慰的遐想中回过神来，定睛一看，早有一群村里的碎娃娃撵在车屁股后面围了上来。

    郑向洋市长在主持了紫雪市半年多工作后，并没能如愿以偿当书记。省里冷不丁又给紫雪市配来一位市委书记，郑向洋市长继续做市长。

    这真是大有大的痛苦，小有小的烦恼。从这一点上讲，郑向洋市长还不及鱼在河，简直就是个冯富强！虽然没有像冯富强那样从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岗位上被挪开，但也够窝囊的了。即使不是冯富强，也差不多是一个余宏进，冷不丁就调来一个阎水拍！

    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叫傅四海。最初获知傅四海调到紫雪担任市委书记时，我的心狂跳了几下。我的心怎么能不狂跳呢？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而且是同宿舍，他是我“睡在上铺的兄弟”！

    傅四海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我们那几届大学毕业生，分配政策实行“哪里来哪里去”。即哪个地市考上的学生，毕业分配再回到哪个地市去。我来自紫雪市袁家沟，最后果然又回到紫雪市袁家沟。

    就在我在袁家沟中学报到的时候，傅四海已坐到省委办公厅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我担任玻管局政秘科副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我担任政秘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担任玻管局长，他已一身轻松来到紫雪做市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紫雪王”。

    傅四海上大学时，有一个绰号叫“民歌”。我那时候有个外号叫“橡树”。起因是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朗诵了舒婷的诗作《致橡树》，傅四海朗诵了余光中的诗《民歌》。我俩也确实喜欢各自朗诵的诗作，有时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抑扬顿挫吟诵一番。傅四海普通话讲得比我标准，每当他吟诵《民歌》时，我们便侧耳倾听，他的声音宏厚深沉，听着特别有感染力——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也听见

    龙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也听见

    梦也听见

    我已与傅四海通了电话。通电话前，我认真思考了如何称呼他的问题。当然不会称他“民歌”，也不能叫“傅四海”或者“四海”。而是应恭恭敬敬叫“傅书记”。我提前都将开场白进行了练习：“喂（轻柔），是傅书记吧（恭敬），我是在河（不带姓，显亲切），您的老同学鱼在河（担心对方想不起来，彻底说明情况）！”

    那天通电话，只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刚来，工作千头万绪，忙得团团转，还抽不出时间跟我畅叙同窗之谊。我也没有急着去看他，我得等他缓过口气来，给我打电话，我再去看他，和他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但我的耳朵早已竖了起来，用心捕捉着关于他的一切信息。听说他在紫南县某乡确定了一个扶贫村，我也急忙去相邻的村确定了一个扶贫点。我得让我的扶贫点也跟着他的扶贫点。

    从傅四海到任那天起，我的心已离开郑向洋随傅四海而去，毛遂自荐、自觉自愿成为傅四海的“第三只眼”，用心观察着紫雪十六县五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风吹草动。与郑向洋市长比起来，傅四海更需要我这样的“第三只眼”，因为他自己两眼一抹黑。我如此轻松地背叛了提携我的恩人郑向洋市长，心里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能怪我鱼在河吗？谁让他郑向洋不是贾宪三角最上端的那个“1”呢？我国北宋数学家贾宪用以开高次方的这个数表挺有趣的，最上端排列着三个“1”，排列形式为“111”——这三个“1”，可以理解为三个一把手：最上端的这个“1”，是市委书记傅四海；左下这个“1”，是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向洋；右下这个“1”，是市人大主任常东方（我们紫雪市的人大主任叫常东方）。一个市委一把手，一个市政府一把手，一个市人大一把手——不是三个一把手是什么！三个一把手中，最大的是最上端的那个一把手——谁让他郑向洋不是这个“高高在上”的一把手呢！我将双手向前一摊，像某部影片里的人物一样耸耸肩，自嘲地说：桀犬吠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出我的所料，傅四海来电话了。这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

    对这次谈话，我早有心理准备。包括第一句话怎么说，我都设想好了。我原以为，我俩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紫雪的人和事，而会将那几十个大学同学挨个拨拉一遍。分到国务院那个同学，在教育部，已经做了司长。班里的正厅级干部，也就是傅四海和这个司长了。下来还有某个身姿比较活泼的女同学，当时是我们班的班花，毕业后一直在省档案局工作。傅四海和她在一个大院上班多少年，肯定常见她。傅四海也许会对我感慨，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春活泼的年轻姑娘，现在也成黄脸婆了。

    可我还是想错了，我设想的这些谈话内容几乎没有涉及。落座后刚寒暄几句，傅四海便直奔主题，他对我说，郑向洋已向他提出，让我接杨远征出任紫东县委书记。

    郑向洋看来不知道我和傅四海的关系，如果知道，他就不会这样提了。我当即将我和郑向洋关系的来龙去脉向傅四海和盘托出，刻意表明，我和郑向洋只有一日之雅，并无历史渊源。最后我这样表白：“那是在‘惠时期’，我和他近一点。现在成‘傅时期’了，我和谁更近，是不言自明的事！”

    “这个我明白，要么我就不会叫你来谈话了！”傅四海摆摆手对我说。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不喜欢郑向洋这个人，有点咄咄逼人。他刚来不久，郑向洋就给他拉出一个单子，提出安排这个人做县委书记，那个人做县长。安排干部是市委的事，还是市政府的事？傅四海说，他情况不熟，半年之内不准备动人事。杨远征的副市长省里已批下来。如果在普遍不动人事的情况下，只动我一个人，安排我去做紫东县委书记，目标太大。况且我担任玻管局长时间不长，一下给这么重要的岗位，也太扎眼。但紫东是紫雪十六个县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县，号称“紫雪第一县”，这个县委书记必须选一个十分信得过的人去做。因此他的初步思路是，让杨远征担任副市长后，一身两役，再兼半年紫东县委书记。半年后，整个调整人事时，再调我去接替杨远征。

    傅四海那天还对我说，他到紫雪，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孤掌难鸣啊！急需一个得力的帮手（在傅四海眼里，我就是鱼在河眼里的小虎）。他给我流露了一个意思，我在紫东县委书记的岗位不会干得太久。市里两位副书记年龄都大了，一两年后，安排他们一个做人大主任，一个做政协主席，再提拔两个年轻的市委副书记上来，那样工作就好开展了。

    揣摩傅四海的意思，我当然是这“两个”中的“一个”了！

    那天从傅四海办公室出来已经很晚，小虎还在车里候着我。我让小虎开车回去，我想在寂静的大街上走一走。那天我走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步子迈得格外轻快。没想到我脚下的道路突然变得如此宽广，简直有如神助一般。我甚至掐指算了一下，现在是2001年6月份，我四十一周岁，半年以后，即2001年底，我即可担任紫雪第一县——紫东县委书记。在紫东县最多干两年，到2003年，即我四十三岁时，即可能担任紫雪市委副书记。担任两年市委副书记，到2005年……我又掐指算了一下郑向洋市长的年龄，恰好是2005年年底退休。就是说，2005年年底，或者2006年年初，我就可能是紫雪市的“郑向洋”啦！

    我有点不敢想下去了，快乐和幸福溢满了我的脸。这可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我差点儿像当年老宋从康凤莲家筹到钱出来那样，兴奋地在大街上跳起来。

    那天直到回家睡到床上，我仍然十分亢奋，怎么也睡不着觉。2005年是“十五”最后一年，2006年是“十一五”第一年。我们紫雪市高速公路“八纵八横”将在“十一五”期间建成通车。就是说这个宏伟目标要在我任市长期间实现了！我仿佛已看到：鱼在河市长手拿一把剪刀，忙得脚底儿朝天给一条条高速公路通车剪彩……

    对我来讲，前途一片光明，但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我仍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走好每一步，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就会满盘皆输。包括对傅四海，我这棵“橡树”已不能以老同学的面目去应对他。我应该将我这棵橡树削成一个又一个尖锐的楔子，随时准备让傅四海拿一个小锤将我敲进他挖好的榫子缝儿里去。即使将我自己挤得浑身疼痛，也在所不惜。将于谦那首诗改一个字：“粉骨碎身全不怕，‘不’留清白在人间！”需要挤走冯富强，我这个楔子就是鱼在河；需要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我这个楔子就是马方向；需要欺侮余宏进，我这个楔子就是陈奋远；需要撬动马方向，挤走权高位重的惠五洲，我这个楔子便又成为郑向洋……

    而这个木楔的最后目的，是要撬走郑向洋！

    说白了，人生就是一个木楔，不停地挤进别人的“缝儿”里去！只有将别人撬动，挤走，甚至挤扁，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更大一点。在玻管局十年，我不是这样“挤”过来的吗？那么多人被我挤走了，那么多人被我挤扁了，那么多人疼得嗷嗷叫，而我却越挤越舒服。瞧我现在的活动余地与生存空间有多大？如果刚调到玻管局时，不“头悬梁锥刺股”般立志，不十年如一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阎水拍和马方向，不“俯身倾耳以请”，即使“遇其叱咄”，亦“色愈恭，礼愈至”，那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冯富强？被那个“鱼在河”挤来挤去，多少年了，气都喘不过来一口！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爬和撞》。先生讥讽说：“爬得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的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我不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种“聪明人”吗？鲁迅先生还写过《推》，写过《踢》，先生为何没用他那支如椽巨笔，再写一篇《揳和挤》呢！这两个字不是比“爬、撞、推、踢”更生动、更传神嘛！

    是的，人生就是两个字，一个“揳”字，一个“挤”字。先将自己千方百计“揳”进去，然后扎个马步毫不犹豫地“挤”——这就是我鱼在河的人生哲学！

    待我做了市委副书记以后，就等于给郑向洋身上敲进去一个楔子。郑向洋因疼痛难忍逃窜之后，那我再“揳”谁呢？我总不至于再去“揳”傅四海吧？我当然不会“揳”傅四海——问题是不“揳”傅四海，老乔和他那个在玻管局看门房的孙子会失望的——为了不让老乔“死不瞑目”，为了能让他的孙子成为我们玻管局的一个“预言家”，我必须再将这个坚硬无比的木楔，狠狠敲进傅四海的肉身里去——让他像郑向洋那样落荒而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又耸耸肩，阴冷地一笑，在心里发狠地对自己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