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绝密卷宗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我望着有些酥脆的稿纸上，毛笔写就的最后一个引号，足足愣了好一阵子。由于这份卷宗的记录者书写的字迹不甚工整，我竟然用了差不多半个晚上才阅读完毕。我推开窗子，借着含混不清的夜光眺望被烧得惨不忍睹的卅街，一种被阉割的情绪搅得我心烦意乱。五天五夜，卷宗里记载的内容倒像是一段离奇的故事，显得不那么真实。难道曾经的通化城竟然有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

    但是当我看着卷宗封面鲜红的“慎”字阴文印章时，又马上否决了最初的怀疑。在鲜红的印章下端，透露了这份卷宗的一个关键信息：

    本卷共（2）册　本册共（89）页

    也就是说，这份卷宗本来有两册，而遗落在我脚边的只是第一册。那么，找到卷宗的第二册是否就意味着最终的谜底可以水落石出？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深陷其中。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意已经被卷宗里的人物驱赶得支离破碎——秦队长、郝班长、冯健、黄三……还有小西天山寨二当家九枪八的枪法和满是脓包的脸，这些影像抓挠着我的床，令它变得咯吱乱响。最后，我“嘭”的一下蹿起身来，推开窗子抑制不住地吼叫了两声。对面的房子里马上亮起了灯，一个光着膀子的中年汉子“哐当”一声推开窗子，他手里拎着一把笤帚，指着我骂道：“这大半夜的你他娘的搁这得瑟啥呢？再嗷嗷我废了你！”

    我连忙合上窗子。直到天亮，我依然没有睡去哪怕一小会儿。若干年后，我回忆起当时的那个夜晚，常常会想起街口面食店的妇人翻烙葱花饼的情景。

    亢奋的情绪直到翌日仍然没有消减。那是我第一天到我市公安部门上班。家里托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废掉了好几沓“大团结”，足足跑了半年才弄到一个名额。我原本以为我就此便可以成为一名除暴安良的刑侦干探，手持五四手枪，头顶黑沿大盖儿帽，一扫从前吊儿郎当的形象。可是没想到，他们迎面给我泼了一盆凉水，擦桌子泡茶，扫地晾抹布，没一样是我愿意干的。更要命的是，与我搭档的居然是一位瘪得像具干尸的小老头儿，他整日满身酒味，浑身上下唯有那只通红的酒糟鼻还带着点生气。

    队里的人都叫他老印。可是，每次我跟他出去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诸如谁偷了谁的两块钱，谁往谁家院里扔了一只死猫，谁偷看大姑娘洗澡时，他都让我叫他印老。他说毕竟我是毛头小伙子，要懂得尊重前辈。我嘴上一副茅塞顿开的样子，其实心里恨得直骂娘。不过，就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其貌不扬的老伙计，最终帮助我找到了那份卷宗的第二册。这是后话。

    在此期间警队里接到一宗案子。或许是因为警队长刚刚喜得贵子心情好，居然破天荒地让我和老印也参与抓捕疑犯的部署会议。由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身临其境地面对命案，还像模像样地准备了纸笔。后来为这事我的老伙计没少嘲笑我。警队长大致陈述了案子的经过：在我市东山的防空洞里发现一具无头裸尸，死者为女性，凶手没有留下任何脚印一类的痕迹，只是在一堆焚毁的衣物间留有半截字条，字条上歪七扭八地写着一个地址。警队长将案子的材料给了与会人员人手一份，并言说要着重从字条上留下的地址入手，迅速出击，显我警威，三日内将真凶缉拿归案，狠狠打击隐藏在社会主义里的无良败类！警队长字正腔圆的信誓旦旦让我激动得坐立不安，而老印却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地发出了鼾声。结果，我和老印被命令留守队里接听群众提供此案的线索。

    如此得来不易、显我警威的机会就这样在老印的鼾声里胎死腹中，我当然气愤至极。待警队里所有被安排任务的人员都行动之后，我一把将熟睡中的老印薅起来，不由分说地埋怨个不停。老印则睡眼惺忪地摸了把挂在嘴角的口水，冲我摆摆手：“赫子，就算我不睡觉，队长他也不会给咱俩任务的。”

    我一脸茫然地问他：“为什么？不给咱俩任务为什么还让咱们参加会议？”

    老印咯咯直笑，样子猥琐至极：“我来这里快十年了，队长换了好几任，案子却从来没有让我接过一宗。他们信不过我，只是做做样子罢了。这帮家伙已经把我这个酒鬼当成了一团空气，只要我不拿枪对着他们的脑袋，他们由着我做任何事情。”

    我撇嘴道：“这都快十年啦，你咋就没升个一官半职的，靠工龄你也不至于混这么惨吧？”

    老印满不在乎地说：“这些不重要。当年我何尝不是像你一样意气风发？我是我们那一拨里边最有前途的一位。谁料世事弄人，我也想不到我的下半生会变成这副德行，天天要以酒度日。”

    我在心里禁不住连连嘀咕：你说你他娘的意气风发？简直是个笑话！你那弓成虾米样的身子一阵风就能吹折，你唯一的前途就是最后躺进黑漆的棺材板儿里，然后换两声假惺惺的哭声罢了。于是我打趣道：“印老，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生活作风上的错误？”

    老印被我逗得接连苦笑了两声，然后叹息道：“我这辈子只有过一个女人，此后就光棍一身了。要是我有儿有女，怕是也跟你差不多大啦！”

    我见老印有些感伤，但还是忍不住问道：“你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现在在哪里？”

    老印指了指脚下：“好人。在这里睡着呢。”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有意撇开这个话题，他指了指桌子上那堆分发的材料：“你不是想破案嘛，咱们虽然不能亲临现场，不过凭着这些倒是可以分析分析。”

    我满脸不屑：“操！就靠这堆纸片？别扯淡了，我没兴趣！要破案得拉出去溜溜，憋在队里能找到什么线索？”

    老印以教训的口吻对我说：“笨蛋才不明方向就瞎闯乱跑呢！你想想，凶手如果知道毁灭作案时留下的脚印一类的痕迹，而且让警方根本找不到一点线索，这本身就表明他心思细密。这样的人有可能留下半截没有烧掉的纸条吗？”

    老印这看似平常的三言两句，却让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我连忙问道：“难道你是说凶手故意混淆视听，误导办案人员，以此赢得时间逃脱？”

    老印打了一个哈欠，张大的嘴巴里露出几颗糟朽得发黄的牙齿。他面无半点惊喜：“我猜准了你会这么说。不过话说回来，赫子，我宁愿你没说过这句让我很失望的话。”

    我被他不可一世的德行搞得一时语塞，心想这个老不死的家伙竟在这儿跟我充大个，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说。于是我问道：“印老，那你说凶手留下这张纸条是为什么？”

    老印随手捡起一张照片递给我：“你仔细看看这具裸尸的照片，先不要急着回答我，仔细地观察，看看有什么发现。”

    我不情愿地接过照片，潦草地用眼睛扫了两个来回，然后懒散地说：“尸首的脖子处伤口参差不齐，好像不是用刀切开的。身上有一些细碎的抓痕，应该是跟凶手搏斗时弄伤的。除了这些真看不出还有什么。”

    老印苦笑着摇头，突然说了句：“赫子，你就没有注意她的胸部吗？”

    老印的语气里充满着镇定，似乎是在有意刁难我。本来我就对他心生厌恶，这回更是憋了一肚子火。我心里想你这个老流氓，别的地方你不让我注意，偏偏让我看人家的胸，这不成心给我添堵吗？但是我见老印极其认真地看着我，不得已只好拿起其他两张尸首细部的照片观察起来。老印见我半晌没有动静，于是问道：“这回发现什么没有？”

    我说：“发现了。形状还不错，就是不怎么饱满，看起来应该在十五六岁的样子。”

    老印笑着说：“没想到这个你小子倒是挺拿手。那我再问你，十五六岁的姑娘最注重什么？”

    我挠着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悠然自得的老印，半天也没能说出一个字来，最后只好溃败般连连摇头。老印见我这副德行，越发来了劲头，居然以警队长的口吻对我说：“赫子，记住喽，查案最重要的不是靠腿脚，是靠这个。”说着，他用手指使劲地顶了顶我的脑袋。

    我有些不服气，立即反驳道：“那你说！你说十五六岁的姑娘最注重什么？这跟案子有个屁关系啊？”

    老印见我有些着急，忙招手道：“你先坐下听我说。姑娘天生就爱漂亮，何况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姑娘。但是你看看，这具尸首上许多地方都布满了旧疤痕，我想就算是淘气的男孩子都未必会留下这么多，这正常吗？这显然不正常——如果她是个婴儿的话倒有可能。否则，我只能说她智力方面有些不健全。”

    我嗤笑道：“这算什么？这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那凶手呢？不到现场你不是照样找不出一点线索？”

    老印接着说：“你还忽略了一个细节。假设你是凶手，心思又非常缜密，想拖延办案人员的时间以便逃脱，你干吗要把尸首扔在经常会有人经过的防空洞，而不是挖坑掩埋，这样岂不是更难找寻吗？”

    我仔细思量老印的这番话，觉得他说的确实有两分道理。我说：“那纸条怎么解释？”

    老印耸了耸肩膀：“反正这个案子也不会让咱俩插手，就算咱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们也不会听我这个酒鬼的话。算啦算啦，别费脑筋啦！”

    本来我是不想听他洋洋得意的腔调的，可是现在他越是不说我反而越想知道。我平复了下情绪，故意装作不在乎地说：“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就跟我聊聊嘛，我也好长长见识不是？”

    老印见我放低了姿态，于是说道：“赫子，我在想，那张纸条或许是死者的家人留在她身上的，如果此前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而她颈部的伤口处参差不齐，有没有可能是被某类动物咬掉的？”

    我大吃一惊：“你的意思是这个女孩的智力有些不健全，家人怕她走失所以才在她的衣物里留下了地址？那就是说凶手根本不是人，或者是她因为某种病症自然死亡之后尸首才被损坏的？”

    老印把随身携带的精致酒盒掏出来，他拧开盖子抿上一小口，嘴巴深深地咂了两下。似乎喝掉这口酒之后，他原本的睡意已然瞬间蒸发，整个人倒是显得精神起来。老印心满意足地说道：“当然，你我现在都只是推测，我想下午的时候就该有初步的结果了。等队长他们回来吧。不过我跟你说的这些不要跟他们讲，免得自讨没趣。”

    我百无聊赖地看了两个小时报纸，吃过午饭之后，外出办案的人员陆续都赶了回来。警队长风尘仆仆的脸上依然带着显我警威的气势，他将将走进屋子就高声宣布案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他说，已经通过纸条找到了死者的家属，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得知死者今年十七岁，常年患有精神类疾病。警队长尤其沾沾自喜的是，他发现了一条更为关键的线索，死者犯病时尤喜焚烧物品，以此推论防空洞内焚烧的衣服应该不是凶手所为云云。

    我听罢警队长的高谈阔论，转身再看老印时，他却已经不知何时睡了过去，嘴角稀疏的胡须上一条晶亮的口水扯得老长。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这个既猥琐又干瘪的小老头儿多少还有些不可小觑的本领。当然，毕竟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虽说事实验证了老印的推断，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后来整件案子在法医以及目睹群众的全力配合下，终于真相大白：死者从家中走失之后来到防空洞，由于洞内异常冰冷，她焚烧衣服取暖时突然病发猝死，随后被野狼咬掉了脑袋。只是，整件案子的侦破过程长达近一月之久，并不是警队长所言的三日之内。

    此后的日子过得不咸不淡，除去一些惯例的端茶倒水之外，无非就是看看报纸打发打发时间。但是每当夜晚躺在床上，那份神秘卷宗里的人物一定会不期而至地浮现在脑海，他们困扰着我，不遗余力地阉割着我原本质量超高的睡眠。有一晚我突发奇想，何不把这份卷宗拿给老印看看？一是可以灭灭他自恃甚高的气焰，以解我心头之恨；二是假若他真的可以帮助我破解其中的谜底，那也不枉我一番抓心挠肝的辛苦。不过在我的初衷里，我始终不相信老印能将卷宗里如此复杂的关系梳理清楚。一想到老印手持卷宗满面愁容的模样，我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咯咯狂乐了许久。

    于是，那个看似寻常的午后就这样改变了老印的余生。当然，我也因此得知了我的老伙计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而事实上，我整个前半生都被这个午后推向对未知的迷恋。如今我即将步入风烛残年，那些让人心生厌恶的褶皱和松垮的皮肤时常让我感叹不已。但是我的气力似乎仍然对往事难以释怀，所以，我知道那注定是一个错误的午后。我在劫难逃。

    那天，我和老印照例外出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纠纷，中午的时候我们来到时常光顾的宋家屯美食城。老印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我随便点了两碟小菜，外加两碗面条。当然，有老印在场，无论如何酒是肯定免不了的。我故作神秘地从黑夹皮包里掏出那份卷宗，然后笑嘻嘻地对老印说：“印老，给你看样东西。这回你要是能把卷宗里的疑点帮我弄明白，那我就算真的服了你，以后任你差遣。”

    老印抿掉一口酒：“什么叫就算服了我？我要让你心服口服，不尊重前辈那还了得！”

    老印说着接过档案袋装着的卷宗，他把卷宗展开的时候，浓厚的尘土味儿让他连连蹙眉。老印把卷宗推得稍微远了些，一边缓缓翻看一边“呼噜噜”地吃着面条。起初，他的眼睛还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渐渐地，他的咀嚼速度慢了起来，最后连筷子都扔掉了，一股脑儿扎在卷宗上再也没有抬起头。直到窗外的太阳渐渐西沉，他这才重重地喘了两个来回。我听到他脖子发出了两声清脆的嘎嘣声。

    老印把看完的卷宗轻轻合上，可是眨眼的工夫又重新打开了。这时候，我看到他的身子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他伸出那只干枯如柴的手，狠狠地拍在卷宗之上，接着，浑浊的眼泪居然在他那张皱巴的脸上恣意起来。

    老印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连忙焦急地劝慰他：“印老，没事的，没事的，这不过是一份卷宗，真假还难以定论，猜不出疑点你也不至于……”我见他依然沉浸其中，于是又接连道歉：“我服了你还不行吗？都是我的错，不该把它拿给你看。我心服口服总行了吧？你别这样，让人家看见了还以为我欺负你。”

    这时候美食城的服务员悄然走上前来，她充满温情地递给老印一沓餐巾纸，转身的时候剜了我一眼，嘴里嘟囔出一句：“不孝子！”

    当时我真想把服务员叫住，告诉他我是一名除暴安良的人民警察。只是我刚起身的时候，老印突然冷冷地说：“赫子，我问你，这东西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我把屁股重新坐回了椅子里，说道：“前几个月卅街大火的时候烧到了档案馆，当时我正好在场，所以就响应号召跑进去帮着搬了几趟。后来所有的卷宗被大卡车拉走之后，我才发现这份被遗落了，它就在我的脚边。”

    老印听我说完之后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他用餐巾纸胡乱地抹了抹脸上残存的泪痕，一口咬定：“这不可能！通化城的档案怎么会出现在我市的档案馆里？”

    我附和道：“会不会搞混了？又或者是因为其他别的原因。”我见老印没有应声，于是试探着问道，“印老，刚刚你怎么会……真是吓了我一跳。”

    老印深沉地说：“卷宗里的一些信息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人。”

    我微微有些惊讶，浑身紧张地说：“什么人？跟卷宗里记载的事件有关系吗？”

    老印像是被记忆抽干了情绪，许久之后才缓缓说道：“还记得你刚来队里上班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说过我这辈子到现在只有过一个女人这件事吗？那时候我刚刚结婚不久，比你现在大不了多少，就在通化城的公安部门工作。当时队里包括我在内有三名年轻人，我们彼此相互帮忙，感情非常要好，因为志同道合所以后来干脆结拜成为兄弟。虽说那时候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但是我们并没有过多地参与进去，而是一门心思地想着除暴安良。就在我新婚将将三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因为这件事，我的人生从此急转直下。”

    我挪了挪屁股，小心翼翼地问：“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对你打击这么大？”

    老印的嘴唇在发抖，从那里跳出的话语显得有些走音。他说：“1956年4月20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它。就是在这天的傍晚，我老婆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卡车碾得粉碎！我闻讯赶过去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遍体的鲜血泼在已经有些消融的冰雪大路上，那血不是红色的，是艳红艳红的。”

    我见老印悲伤不已，稍稍停了一会儿才继续问道：“那么，这是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吗？”

    老印说：“起初我也觉得是个意外。但是后来据当时的目击群众说，我老婆神情呆滞地在路边站了许久，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什么，直到那辆疾驰的卡车经过时，她才突然飞身冲了上去……那是一辆运煤的卡车，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但是车轮上的防滑锁链还没有摘下。目击群众还说，当时他们听到了一声撞击的沉闷声。这件事发生之后，那声沉闷从此在我的耳朵里茁壮成长，再也没有离开过。只有，只有酒精才能消减一下它对我的折磨。”

    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为老印点燃之后才说道：“难道，在这件事之前，你和你老婆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老印缓缓吐出一股烟雾：“这也正是我当时的疑问。后来我把我们婚后生活的整个细枝末节回忆了一遍，我们一直相安无事，感情好得不能再好，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条能够解释她自杀的理由。她是一位非常爱干净的女人，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她跟我开玩笑说，就算自杀也要选在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

    我把刚刚叼进嘴里的烟卷拿在了手中，抿着舌头吐掉了半截烟丝。我说：“这就奇怪了，这显然是有反常态，难道你没有接着追查下去吗？”

    老印说：“当然。我当时就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于是发了疯地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后来我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当日，在我老婆回家的路上，她遇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跟她在路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接着没多久我老婆就……”

    我连忙问道：“这两个人是谁？他们究竟是谁？”

    老印扯过放在餐桌上的卷宗，翻开之后手指缓缓下移，最后停留在纸张的下端，在那里我看到了两个名字：张树海、李光明。老印说：“就是他们，这份卷宗的记录者——也就是我在队里的两个结拜兄弟。”

    我有些瞠目结舌：“印老，你是说1956年‘肃反’时期，审讯战士冯健的人正是你的这两位结拜兄弟？那真是太巧了。还有，既然你了解到他们曾经跟你老婆说过很长时间的话，那么我想，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肯定是破解她自杀之谜的最关键线索。既然如此，你只需问问他俩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老印苦笑着说：“当时我何尝不是跟你想的如出一辙。但是，自从那天——也就是1956年4月20日之后，我的两位结拜兄弟再也没有在通化城出现过，他们像是突然变成了一团空气，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这怎么可能？两个大活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没了踪影？你们是结拜兄弟，就算他们有了什么变故，也应该通知你一声的。那么，他们的家人你询问过了吗？他们怎么说？”

    我一口气提出了若干疑问，但是老印报以的回答却是连连摇头。他说：“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是几乎，是完全。我完全查遍了跟他们有任何关系的人，甚至不远万里追踪到他们在南方的远房亲戚家里，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我也因此经常受到上级批评，挨了不少处分。因为当年我是重点培养对象，起初领导还苦口婆心地劝导，后来干脆就发展成严厉的批评。只是他们见我的肆无忌惮依然没有一点收敛，最后就彻底死心了，不但把我调离原来的岗位，还通报各直辖公安部门，无论我在哪里都不要分配给我任何一宗案件。后来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了，我因为之前的所作所为饱受打击。我以为劫后余生会改变我寻找真相的决心，但是我发现根本没有用。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后半生将在不断地寻找真相中苟延残喘。”

    我心里突然开始有些同情老印，于是连忙安慰道：“印老，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可以帮帮你——反正咱们在队里都不受待见，跟闲人没什么区别。”

    老印兴奋不已地说：“赫子，你已经帮到了我。我知道上天总有开眼的一刻。”说着老印指了指卷宗封面上毛笔写就的日期，“你仔细看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