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毫无兴趣地看着下面人行道上聚集的人群。他们那些仰望的脸孔汇成了一片喧嚣的海洋。那片海洋的面积扩大得很快，漫上了主街。匆匆赶来的新加入的人，像甲虫一样蠕动着，汇入那片不停涌动的潮汐里。尽管哨声尖锐，但交通还是慢慢停下来了，从二十六层楼上往下看，一切都显得那么小，那么神秘而不可思议。传到他耳里的声音虽然非常微弱，但那些人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

    他没去怎么理睬那些惊慌的脸孔，他们不时在那扇窗户探出探进，要么目瞪口呆，要么小声哀求。最先出现的是一位侍者，用很不以为然的眼神瞅了瞅他，抽了抽鼻子。随后出现的是一个电梯工，他低沉着声音问是怎么回事。

    他瞧了瞧电梯工那张脸，平静地问道：

    “你想干吗？”

    “你想跳下去吗？”那人反问，显得很困惑。

    “走开点。”窗台上的这个人不耐烦地说，看了看下面的街道。

    车辆依然很缓慢地行驶着。他还没有发现。

    “你不会就这样跳下去吧？”电梯工吼了一声，随即缩回了脑袋。

    过了一会儿，经理助理的脑袋从那扇窗户伸了出来，闪动的窗帘打着他那张剃得很干净的光滑的脸。

    “我求你别这样。”经理助理说。

    这人挥挥手，让他走开。

    “你是个十足的傻帽。”经理助理说，觉得自己看见的这个场景毫无道理。

    最后，经理终于出现了，那是一张胖乎乎的红脸。他先看看那人脚下，随后又看看那人头上，审视了老半天。

    “你待在那儿干什么？”经理问。

    “我要跳下去。”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卡尔·亚当斯。我在这儿干什么与你无关。”

    “想想看，你在干什么，伙计。”经理一边说着，胖胖的双下巴不停地颤抖。因为挤在窗台上，脸孔显得更红了。

    “我已经想过这事了，你走吧，让我自个儿待着。”

    窗台很窄，只有大概十八英寸宽，他站在两扇窗户之间，无论从哪扇窗户伸手过去，都够不着他。他背靠着墙，明亮的阳光落在他身上，他把外套扔在房间里，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衬衫翻到脖子上，看上去像是一个等待被处决的犯人。

    窗户上不停地有脑袋探进探出。他们都小小声声地跟他说话，叫他亚当斯先生。有的人口气特别婉转，好像已经确信那是个偏执狂。那些人自报家门，有的是医生，有的是酒店管理人员，还有一个是神父。

    “为什么不进来好好谈谈呢？”那位神父轻声问他。

    “没什么可谈的。”亚当斯说。

    “那要不要我出去牵着你的手进来？”

    “不管是你还是别人爬出窗子，我就跳下去。”亚当斯说。

    “那你能不能把你的麻烦事跟我们说说？”

    “没什么可说的。”

    “那我们怎么才能帮助你呢？”

    “你们帮不了，走开。”

    有那么一段时间，窗户上没有出现谁的脑袋。

    后来探出一个警察的头，望着他好一阵子，然后用嘲讽的口气说：

    “嗨，小子！”那警察说。

    亚当斯抬头望着他，审视着他的脸。

    “你想干什么？”他问。

    “他们把我从楼下叫上来，说是这里有个家伙威胁要跳下去。你并不真的想跳下去吧？想跳吗？”

    “是的。”

    “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这人生来就喜欢做点不同凡响的事。”

    “嘿，你还挺幽默。”那警察说，他把帽子往前压了压，坐在窗台上，“这我喜欢。要抽支烟吗？”

    “不。”亚当斯说。

    警察从口袋里抖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把烟吐进阳光里，风很快就把烟吹散了。“这是个好日子呀，你说呢？”

    “是个去死的好日子。”亚当斯抬头望着他说。

    “你小子病得不轻呀。有家吗？”

    “没有。你呢？”

    “我搞到个老婆。”

    “是吗？我没有。”

    “那太可惜了。”

    “是啊。”亚当斯说。

    就在不久之前，我还有个家。他想。事实上，就在昨天。他早上离开家去上班，凯伦站在门口对他说再见，没有像往常那样与他吻别。如今，他们的婚姻里是没有吻的，但她依然是他的太太，他也依然只爱她，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决不会跟她离婚，哪怕她说她很想离开他。随后他六点钟回到家，这时候，他就没有太太了，没有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只空荡荡的安眠药瓶子，那张字条和悄无声息的房间……凯伦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

    她在他的枕边留下了那张字条。

    字条写得很整洁，仿佛经过深思熟虑，说史蒂夫告诉她他不能跟她一道私奔。史蒂夫骗了她。字条写得那么直白，毫不隐讳，她提到史蒂夫时不作任何解释，因为他一定会明白的——就像他这几个月来一直都很明白一样。他甚至有一次看见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卡巴雷（卡巴雷（cabaret）法语，有歌舞表演的餐厅。）里约会，所以对她来说，没什么好隐瞒的。她告诉他，他们的婚姻已经完蛋了，很坦然地对他提到了史蒂夫。

    那天夜里他走了出去，一直顺着大街走，走到半夜，回到家倒头就睡。早上醒来时，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就要去做一件此时他正在做的事情。他走到城市的这端，在这家酒店登记住宿，要了一间最顶层的房间，然后他明白接下来自然而然会发生什么事情。

    下面的大街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好奇的观望者，那警察正努力把人群往后赶，在他要往下跳的正下方清出一片空地。他看见消防队员支起了救命的帆布气垫，那气垫看上去像一块圆圆的黑蛋糕，中间还有一圈红色。但他知道那是无济于事的，救不了一个从二十六层楼上跳下去的人。想救他的那些人，无论如何都够不着他，消防梯够不到这么高，头顶的屋檐也挡住了任何想救他的企图。

    “这样做没有意义。”他抬头，看见窗户那边有个人说。

    “那是你觉得没有意义。”亚当斯说。

    “你瞧，我是个医生，我可以帮助你。”那人很诚恳地说。

    “住哪个科室的病房呀？”

    “不用住病房，亚当斯先生。我保证你不用住。”

    “现在太晚了。”

    “如果你跳下去了，那才叫晚。现在还有时间。”

    “你最好还是走开，去照顾那些需要你的人，医生。我不需要你。”

    医生的脸消失了。亚当斯冷冷地看着下面的人群，他现在是多么与众不同呀，孤孤单单的，而下面那些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希望看见发生点什么事情，他心想，而房间里的那些家伙吵吵嚷嚷的，想找出什么方法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甚至听见他们歇斯底里地给自杀求救中心打电话。

    他抬头看了看，窗户上又出现了一张脸，盯着他。又是那位神父，那张愁容满面的圆脸。

    “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神父问。

    “不能。”他说。

    “你现在想上来吗？”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神父。”

    “我没浪费时间。”

    “是的，你在浪费时间，我不想上去。”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走开，好自个儿想想？”

    “这样最好。”

    神父的脑袋也消失了，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看着下面的人群，眼睛里闪过一丝柔和的光。这点高度一点也不妨碍他，而他刚爬出窗户时，确实还是有点害怕的。下面越是喧闹，他觉得自己跟大楼反而贴得越紧。

    他心想，他们采取一些什么复杂的方式来救他呢？绳索，梯子，气垫，软椅子，他们会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谁也不知道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那警察又出现了，亚当斯知道他一定会出现的，因为他比别人更有义务来救他，所以还会来再试一次。

    “你瞧，亚当斯，”警察说，又坐在窗台上，显得很耐心，“你帮了我一个忙哎。”

    “怎么说？”

    “你瞧，通常我得待在下面指挥交通，可是现在因为你，我倒可以上来歇会儿了。”

    “真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

    “那你就在这儿歇会儿吧，那些车子反正也动弹不了了。”

    警察笑了起来，“是啊，”他说，“下面那伙人都盼着你往下跳呢，他们都盼着你呀。”他说着用手指了指下面。

    亚当斯看着他。“他们盼着我往下跳？”

    “那当然了。他们都认定你会往下跳，都想亲眼看一看，你不会让他们失望吧？”

    亚当斯往下看，眼神扫过一拨又一拨的人群。

    警察说：“你在这里什么也听不见，可他们在下面都齐声喊着要你跳。”

    “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他们站了一个下午，要是你不跳下去，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他们简直像一群饿狼。”亚当斯说。

    “说得对。为什么要丢弃自己的生命让别人高兴呢？”警察望着亚当斯的脸，感觉自己捕捉到了对方的一丝犹豫。“让那帮人见鬼去吧。”

    “也许你说得对。”亚当斯说。

    “我当然是对的。”

    亚当斯欠了欠身子，后背稍稍离开了墙壁，随后又靠了回去，双手捂住了眼睛。

    “你怎么了？”警察问。

    “我觉得有点晕，你最好伸手扶我一把。”

    警察看了看下面的大街，对面的屋顶上出现了新闻摄影记者，照相机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这件事肯定会成为早报的头号新闻。

    “行啊，”警察说，“抓紧了。”

    下面的人群看见警察爬出窗户，站到窗台上，距离那个穿白衬衫的有麻烦的男人只有几步远，全都惊叫起来。他们看见警察慢慢地伸出手。

    亚当斯也向警察伸出手。

    “我知道你会上来的，”亚当斯说，“所以我选了这个地方。”

    “你说什么？”警察问，努力在狭窄的窗台上保持着自己的平衡。

    “我不叫亚当斯，史蒂夫，凯伦是我太太，你知道她昨天晚上……”

    警察的脸上立刻浮现出恐惧，他想往回抽身，但他的手被对方捉住了，随后就忽然往前栽倒，一头栽向发出一阵阵尖叫的人群。他最后意识到的就是，一只强壮有力的手，像铁钳一样一直紧紧攥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