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哈格德终于同意与联邦调查局特工合作了。他承认自己之前撒了谎，并且说那天晚上他根本没有送克莱玛蒂斯回家。塞缪尔说是组长本人要求他这么说的。他和其他同事都没有去送人，他不知道谁去送的。我们终于成功地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这样会对我们的侦探工作起到很大的作用。艾琳娜在这次工作中立了功。因为她告诉塞缪尔，只有他自己才能救自己。而联邦调查局的策略是：如果你不合作，我们就只能自己办这个案子了，那时候很可能会误以为一切都你干的，我们会起诉你，你可能会离开家人。你身上的这身制服肯定也就没了，你还会蹲监狱。如果你跟我们合作这些就都不会发生。很明显这些话让他决定和我们合作，虽然很危险，但是毕竟要比其他的事情强上许多。
塞缪尔·哈格德提供了更多情报，警察局的很多侦探都和犯罪活动有牵连。一些大的犯罪团伙直接授命于他们，他们自称是“死亡党”。在波多黎各这个地方，你不加入他们根本就活不下去，他们可以随时让那些不听话的人消失。而自己迫于无奈，只能选择加入他们。而那天组长要求他和杰拉尔德两个人前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考验自己。他一边说着具体的案子一边说涉案的侦探，我们就在旁边记录，这就持续了几天。几天下来，腐败警察的全部罪状我们都弄清楚了。
结束了这一切之后，我似乎忽然想起了点什么。
“艾琳娜，你那天对塞缪尔说的真是精彩！不，不光是说的，你脸上的表情也实在是生动极了！”对于艾琳娜的表现，我实在是由衷地赞赏，“你真不应该来做特工，我觉得你更适合去做一名演员！”说完这话后，我发现艾琳娜用非常幽怨的眼神望着我。
“亲爱的艾琳娜，难道我说错了什么吗？”我迟疑了一下，问道。
“长官，难道您从来都不看下属的档案资料吗？我档案里应该清楚地写着，我在成为FBI特工以前……就是一名演员……”
“上帝啊，你的资料里有这么写？你肯定？”面对这样的失误，即使是我，也不禁有些脸红。
“我肯定！”艾琳娜大声地回答道。
“那么……好吧。艾琳娜，我现在只想知道，你平时对我的时候，也是在演戏吗？”
“您猜呢？”艾琳娜狡黠地反问道。
“见鬼，这么复杂的问题就让安德鲁去思考吧！”我决定回避这个问题。
和塞缪尔大概谈了10～15次以后，我们就差不多已经确定有65人涉嫌违法乱纪。这些人多数都是警察，其他人有的是律师，有的是生意场上的人。我们决定集中调查谁和谁结了同盟，谁和谁到底从事了怎样的违法活动。尽量弄清楚脉络，以便顺藤摸瓜。经过调查我们最终发现，这些人当中，一共可能有19个不同的团伙。
我的同事拉维尼亚·曼维尔负责确认这些团伙的核心，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是一名行为专家，从犯罪的事情上他可以分析出来这些人的领导者是谁。拉维尼亚·曼维尔告诉我大多数参与这些违法活动的警官都来自一个警察局特定的部门。我们把它称为犯罪调查核心，英文缩写为CIC，实际上，这是我们重点调查的对象。犯罪核心的骨干力量是一些官阶较高的侦探，握有重权。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封地”。他们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基本上互不干涉。同时，他们要采取任何行动也无须向任何人请示。他们控制着圣胡安市的整个毒品交易。这些人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于是他们开通了更多的信息渠道，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他们的眼线。这些侦探主要和罪犯合作抢劫、勒索，甚至是充当杀手。对警察来说，毒品贩子是理想的合作伙伴。毒品贩子即使丢了毒品也不会控告任何人，抢劫时也方便杀他们灭口或让他们替自己顶罪。
每次和塞缪尔·哈格德谈话我们都会找到新的线索，调查范围越扩越大，他每次都会说到新人、新案子。让人欣慰的是，塞缪尔·哈格德不仅知道警察局内部都有哪些人参与了犯罪，还知道这些人究竟干过什么。塞缪尔·哈格德告诉我们说，他知道谁是谋杀钻石商人伊萨多·科克尔的凶手。那个将伊萨多·科克尔要会见的珠宝商把他要来的消息出卖给了这些流氓警察，警察劫下了钻石并杀人灭口了。
在美国，警察可以拦下任何人，可以把你堵在大街上进行盘问，问你的名字住址等，当时差不多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们简直可以为所欲为，警察确认周围没人就开了枪。案发后，这些凶手又以警察的身份调查此案，要掩盖真相自然非常容易。塞缪尔的话让我们有些难过，我们无法想象那些效忠国家的警察会干出这样的事情。而且塞缪尔还告诉我们后面两个珠宝商的事情，其中的一个案件他也参与了。
在伊萨多的事情发生后三个月，来自纽约的另外一名珠宝商克莱德来到了这里，他跟伊萨多一样，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意才来到这里的，他一直住在离海边不远的一家酒店。
就在他遇害的那天晚上，他准备去找一个“路边女”。因为在这里他没有车，所以他决定走着去，当他走到一处地方的时候，一辆轿车在经过他之后，突然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了三个人，塞缪尔告诉我们，他负责开车。而走下去的三个人分别是凶杀组组长拉斯马斯，杰拉尔德·科克里尔和另一个蒙面人。当时他们都蒙着面，手里拿着武器。
他们没有等克莱德做出任何的反应，就迅速制伏了他，并将他带到车上。然后拉斯马斯要求塞缪尔开车前往预定的地点，他们很快来到了一处寂静的沙滩。拉斯马斯和杰拉尔德把克莱德从车上拖了下来。而那名蒙面人交代塞缪尔守在车上，自己也走了下去。
“嗨，先生，今天很不错！”那名蒙面人下车打着招呼道。
“你们想要干什么？我身上有钱，你们可以拿去，求求你们放过我吧！”克莱德知道自己碰上了劫匪，急忙把自己兜里的钱掏了出来，全部放在沙滩上哭丧着脸说道。
“NO！NO！克莱德先生，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请告诉我们那些东西在什么地方？”那名蒙面人连看都没看地上钱一眼说道。
“什么东西？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了。”克莱德心中一惊，他知道对方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底细，但是他想要蒙混过关。
“我不太有耐心，但是我希望你能够交出来！”那名蒙面人说道。
一旁的杰拉尔德有些不耐烦地说道：“快把宝石交出来！我们知道你带了价值67万美元的钻石来这个地方进行交易。”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什么！”克莱德这话刚一说完，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坐在车上的塞缪尔也吃了一惊，立刻回过头看到。
“啊……”克莱德还没有来得及喊出来，杰拉尔德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子弹击穿了克莱德的左膝盖，让他无法站立。此时，他只能半蹲着。
“我再说一遍，告诉我们钻石在什么地方？”那名蒙面人语气中充满了威胁，然后用戏谑的眼神看着克莱德的另外一条腿道：“我不介意再开一枪，你还是不说吗？”
“我把它们放到酒店了，你们可以跟着我回去！”克莱德急中生智地说道。此时，他已经看出来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人经过，如果顽抗到底的话，肯定会被人毁尸灭迹，所以他决定把他们骗回酒店，这样他就可以找机会报警。
“砰！”又是一发子弹打在克莱德另外的一条腿膝盖上，克莱德直接跪在了地上，半躺着，眼神中充满了恐惧。蒙面人一脸嘲笑地蹲在地上，看着痛苦难受中的克莱德，再次说道：“不要跟我们耍花样，我们已经去过酒店了，根本没有任何发现！”
克莱德没有想到对方准备得如此充分，脸上露出恐惧的样子，再次求饶道：“只要你能放过我，我就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我说了，我最讨厌有人威胁我。”接着又是一发子弹打在克莱德左胳膊关节上。就在这个时候，子弹划破了衣服，里边藏着的钻石掉落了出来。当杰拉尔德等人看到衣服中掉出来的钻石的时候，眼睛都冒出绿光。那名蒙面人蹲在克莱德的身边，捡起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钻石，然后借着月光看了一眼，眼睛中充满了贪婪，然后微微一笑道：“我想我们已经知道他放在什么地方了，把他的衣服脱了！”
拉斯马斯和杰拉尔德立刻上前脱下了克莱德的衣服，只有一只手可以活动的克莱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衣服被歹徒扒下，然后他们用力撕碎那件衣服。不一会儿，那些价值67万美元的钻石都掉落了下来。带头的歹徒微笑地看着那些钻石，然后回过头道：“想知道是谁出卖了你吗？”蒙面人摘下了自己的口罩，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克莱德的面前。
“是你！我……”没等克莱德说完，就听见“砰”的一声，一发子弹准确无误地穿透了克莱德的脑袋，克莱德一下倒在地上。蒙面人看看拉斯马斯和杰拉尔德，微微一笑道：“好了，任务完成，收拾好现场，我们该回去了！”
拉斯马斯和杰拉尔德从车上取下几加仑汽油，然后洒在克莱德身上，接着点燃。一直守在车上的塞缪尔感觉他们实在太恐怖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他前面才不愿意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后来，塞缪尔没有分到任何酬劳，但是塞缪尔的工作被调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上，看得出他们正在试图拉拢和培养塞缪尔。
从两件事可以看出，他们的作案手法非常简单，因为他们在这里根本什么都不害怕，他们既是违法者，也是执法者。根据塞缪尔最后的描述，我们认为那名蒙面人一定是警署中的一名高官。但是，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调查。
塞缪尔·哈格德的话让我们等待了三年的事情终于有了进展，我很难想象到那件案子的线索会在这里发现，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但是这是事实，现在我们有好几个案件同时跟进，因为从塞缪尔那里我们能够得到很多的线索。
这些涉案的人对我来说不都是陌生人，我知道一些人的名字，有些跟我还很熟。所以可以想象我当时多么震惊。我没想到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他们都曾经举起自己的右手，宣誓要服务社会、报效民众，到头来却成了社会的败类，国家的毒瘤。他们戴着徽章，因此他们犯的罪行尤其令人发指，应该比普通的罪犯遭受更多的谴责。
我们决定不管用多少时间和精力，都要把“死亡党”连根拔除。我们开始对一大批涉嫌从事违法活动的警务人员进行了调查。而这些警察自称为“死亡党”。
我们一心要铲除这个团伙，所以决定先要找出尽可能多的涉嫌从事犯罪活动的警察，然后再逐一核实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最终在找到足够的证据后把他们逮捕归案。要起诉这些警察，光有塞缪尔一个人的证词是不够的。
不管塞缪尔有没有对我们撒谎，我们都要集中精力寻找证据，可能塞缪尔已经把真相全部都告诉了我们，也可能他对我们有了一些保留。于是我们决定给他装上窃听器，让他去做卧底，直接去联络一些人。塞缪尔告诉我们，他已经痛改前非，就算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把他们抓起来，他们实在太嚣张了。而对于他的事情，我们则告诉他，我们不会对他进行起诉。
安德鲁·温曼对塞缪尔进行了一些指点，他要设法让对方谈话。不管谈将来的犯罪计划还是过去所犯的罪行，谈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是有益的。都是我们想要的。这是个危险的任务，一旦事情败露，塞缪尔就会被杀掉。现在他要与那些过去的盟友作对了，那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必须要小心。好在塞缪尔自己也是警察，知道谈话的分寸，知道怎样套取情报，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塞缪尔首先从认识的警察开始，塞缪尔首先联系了杰拉尔德·帕特曼。他曾是警察局特别行动组的负责人。塞缪尔开始接近他，和他喝酒，和他一起出去玩乐。
“嗨！这里实在太美了，只是我们无法享受！”塞缪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他已经和杰拉尔德关系十分好了，当他们一起开车路过一家夜总会的时候，他有感而发地说。
“想进去玩吗？来吧！今天我请客。”杰拉尔德很喜欢这个小警察，通过克拉玛斯蒂和前一段时间的考验和调查，塞缪尔可以说已经加入了他们的组织。只是他离开了一段时间，杰拉尔德需要再次对他进行调查，但是很快发现他完全没有改变，在服役期间也没有任何异常情况，所以他决定把他带进“死亡党”。至于我们调查塞缪尔的那段时间，早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让军方更改了塞缪尔复原的时间，造成他一直在部队的假象。
在这个脱衣舞厅，杰拉尔德说了很多，他甚至给塞缪尔引荐了一些人。
“这是我们新来的伙计！”杰拉尔德向那些人这样介绍道。
塞缪尔知道杰拉尔德给他介绍的都是跟组织有关系的，所以他都很用心地记录了下来。
“你们知道吗？上次在西边的海岸上，我亲手解决了一个美女！”喝着喝着杰拉尔德开始话多了起来。除了塞缪尔之外，周围的其他人听着杰拉尔德的话都纷纷笑了起来。
其中的一个甚至还配合地说道：“把她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
“可能没有机会了，她太不听话了，我已经把她扔进了大海！”杰拉尔德做出开玩笑的样子，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开玩笑的。在场所有的人都知道，杰拉尔德是这个组织的第二头脑。如果你认为他现在喝醉了，想要干点什么事情，你可能真的会上当。塞缪尔也跟着众人哈哈大笑起来，并色迷迷地搂着自己身边的脱衣舞女。
在录音中，杰拉尔德承认自己犯过罪，随后我们决定进入下一阶段，直接安装窃听器。我们在杰拉尔德的汽车和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从塞缪尔和杰拉尔德的谈话中我们得到了很多证据，足够控告他了。
通过窃听装备，我们可以记录杰拉尔德谈话中讲到的任何有关犯罪情况的描述。我的同事迪埃德·罗萨里奥特工说，即使是这些人打的私人电话也被窃听了。
他们在商量重要事情的时候使用了密码语，从来不会直接涉及重要内容。所以，我们真的费了不少事儿。做了大量调查，最终才弄清他们指的是谁。这类分析工作非常多，接连不断。他们制造了不少麻烦。我们发现杰拉尔德·帕特曼经常和杰拉尔德·科克里尔谈话。在警局中他们被称为大小杰拉尔德。通过杰拉尔德·科克里尔的言辞，我们有了更多发现，调查范围再次加大了。
我们最主要的信息都是从杰拉尔德·科克里尔那儿获得的。通过他我们知道了还有谁在干坏事，他们在做什么、计划什么，比如到哪里抢劫，在什么地方销赃。我们和特派调查署小心地摸清了所有案件和罪犯的关系。
有时他们会谈到某一项具体的犯罪，表面它和其他犯罪没有关联。但是从根源上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所有罪行的一部分，我们要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我们有时需要同时分析16～20件不同的案子。目前仍没有人承认自己杀死了克莱玛蒂斯，此案只有一个嫌疑人，即波多黎各警察局凶杀组的组长。因为影响恶劣，我们急于将凶手绳之以法。实际上，这也是破获其他案子的关键。这个案子很关键，她的死和我们所做的调查好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其他谋杀、抢劫、买凶杀人、绑架、诈骗等案件都一股脑地出来了，我们都非常震惊。实际上，你能想象的所有重罪他们全都犯过。
塞缪尔逐渐深入了组织的核心，调查人员决定让他跟踪他们下一步的计划。2月，罪犯计划采取新的行动。参加完一次会议以后，杰拉尔德·帕特曼找来了一些人，他们商议要杀掉波多黎各南部的一名记者，好像需要签订一份协议和确定具体的步骤。
这一次杰拉尔德·帕特曼有意让塞缪尔当枪手，也许他们想最后检验一下塞缪尔是否忠心。调查人员不想有人被杀，但是也不能太早行动，此时抓人肯定前功尽弃。最后我们觉得最好还是直接和这名记者本人联系。告诉他有人要杀他，我们正在调查这件事，不过现在需要他马上离开波多黎各，不给杀手可乘之机。于是这名记者去外地待了一个月。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让塞缪尔劝说杰拉尔德·帕特曼和其他人打消这个念头了，让他告诉其他人杀记者等于自找麻烦，是非常蠢的办法，记者是敏感人群，到时肯定会闹得沸沸扬扬，弄不好就会栽跟头，所以他们应该重新考虑这件事。
“我们这样做会引起不好收场的，他是一名记者，如果那些新闻媒体关注起来，联邦调查局可能就会介入，上次的事情他们依然在怀疑着我们，我们应该暂时隐藏起来！”塞缪尔给杰拉尔德说道。
杰拉尔德被塞缪尔说得有些心动了，但是他必须解决这件事情，那名记者必须消失。
“我们可以派人去警告他，告诉他如果他敢乱来的话，我们就会杀掉他！”塞缪尔说道。
“我相信他是怕死的，如果他报案，我们就会知道，到时候我们再杀了他也不迟！”
塞缪尔想出来的办法让杰拉尔德无法拒绝，塞缪尔说得很对，如果他敢报警，他们肯定就会知道，到时候再想办法解决他也不迟。杰拉尔德没有让塞缪尔去警告，而是派了另外的人。我们通知了那名记者，告诉他如果他回来之后，就让他配合这次行动。那名记者答应了，但是他还是决定在外边多待一段时间。
塞缪尔让杰拉尔德·帕特曼相信杀死记者会惹来公众的注意，行动被更改了。他们的话全被记录下来，成了重要的证据。塞缪尔的汽车里装有麦克风，不管谁在他的车里跟他说了什么，我们都会一字不差地记下来。虽然我们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离最终的目标还差很远，我们还不能逮捕任何人。塞缪尔并没有接触所有我们需要调查的人，信息是有限的，我们的调查范围存在盲点。客观地说一切才刚刚开始，需要查的地方还多着呢。总之，我们都清楚这将是个费时间的任务，想马上破案是白日做梦。
塞缪尔没有接触的人当中，侦探特里西亚·考尔德是这伙腐败警察的头目。我们觉得他是整个组织当中最有影响力、最不容易接触的成员，甚至有可能是塞缪尔说的那个蒙面人。实际上，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精明能干。如果单说他的办案能力，他即使不是当地警察局里最好的侦探，也是为数不多的好侦探之一，原本可以有一番作为的，这就是他。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顺藤摸瓜，从小喽罗一直查到整个组织的高层。
克莱玛蒂斯惨死在波多黎各郊外，我们顺藤摸瓜，发现很多警察居然都是黑帮首脑。我们明查暗访掌握了大量的证据，负责本案的我准备逮捕这些人。但是，和这个团伙有牵连的人实在太多了。抓了一些人有些特定的案子就能告破，最终却可能损害其他案子，破坏全局。我们的目的是尽量将他们一网打尽，不留漏网之鱼。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杀死克莱玛蒂斯的凶手。其他一些我们怀疑是警察指使的谋杀事件证据也不足。时机还不成熟。
塞缪尔·哈格德已经为我们搜集了大量情报。4月，他又把这伙匪徒计划抢劫波多黎各电力公司的消息通报给了我们。为了消遣，他们甚至计划在电力公司安装一枚自制炸弹。只要钱一到手，他们就会引爆。似乎有眼线告诉他们当时电力公司有大量现金。所以他们打算在武装押运员赶来前把那里洗劫一空。
为了避免在那里发生枪战，我们决定进行干预。不过，我们自己也不能过早暴露。这些都是无恶不作的暴徒。在发动袭击的那一天，塞缪尔·哈格德悄悄和我们取得了联系。他们按照计划开始里应外合。我们通知了电力公司，告诉他们可能会留有炸弹。“死亡党”的警察前去以后，其他警察和特工也过去找炸弹。等他们到了那里以后，那里到处都是警察，所以他们没有引爆。就这样，一方面我们争取了一次胜利，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没有暴露。
“怎么回事？”杰拉尔德·帕特曼看着满街的警察问着身边的塞缪尔·哈格德，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无法从容隐藏一些事实，这里的警察实在太多了。
“不知道，或许是有人报警了吧！”塞缪尔·哈格德掩饰地说道。
“可恶！”负责这次行动的杰拉尔德·帕特曼扔掉了手中的烟卷道，“让大家都离开吧，这件事我们会查清楚的！”塞缪尔·哈格德听到这话突然有些害怕，但是所幸的是，杰拉尔德在事后的调查中并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因为从电力公司内线的报告来看，是有其他的犯罪分子也想分一杯羹，更为重要的是就在当天有一群犯罪分子离开了这里。这让杰拉尔德深信不疑，然后忘记了这件事情。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努力，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终于掌握了几名“死亡党”成员的犯罪证据。但是仍然不足以起诉这伙匪徒最大的头目特里西亚·考尔德。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工作似乎陷入了僵局，除了塞缪尔这一方面，其他的工作都纷纷受挫，这让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就在我怀疑的时候，塞缪尔找到了突破口。
我们从塞缪尔那里得到消息，杰拉尔德·帕特曼要带塞缪尔到卡古亚斯市去会见特里西亚·考尔德，这对我们来说是个突破口。我们希望塞缪尔能给特里西亚·考尔德录音，希望他们能谈一些我们需要的东西，可以帮我们指控他。
塞缪尔想带窃听器，我立刻想起来近段时间的工作连连受阻，让我突然感觉到我们调查组内部可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人经不起诱惑已经被特里西亚给收买了。我决定不让塞缪尔冒险，但是塞缪尔告诉我他已经习惯戴窃听器了，并戴着它替我们做了不少事，这次很重要，他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地抓捕那些人。所以他要求这次也采取这样的办法。但是我们没批准，也没和他解释太多，只是说，不行，不能带。
1981年12月，塞缪尔和杰拉尔德·帕特曼来到特里西亚的家。既然塞缪尔无法录音，我们只能让他做现场证人，了解他们的犯罪计划。和我们预料的一样，特里西亚非常谨慎，不住地拍打塞缪尔的身体。
他想看看维克多身上有没有录音机，好在我们想到了这种可能，提前做了准备。如果真带了录音设备，当晚就被这个狡猾的家伙发现了。当时特里西亚和杰拉尔德·帕特曼私下里谈了一些事情，有意避开塞缪尔，联邦调查局特工担心他们对塞缪尔产生了怀疑。这种猜想在回来的路上得到了验证。
他们开汽车回到了圣胡安市，杰拉尔德·帕特曼突然说道：“你知道特里西亚和我怎么说的吗？他说你可能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间谍。”他的话让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塞缪尔确实可能被什么人给出卖了。但是塞缪尔随机应变，想尽办法要说服杰拉尔德·帕特曼，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杰拉尔德已经开始怀疑他，并且不再带他出去。差不多是在1981年的圣诞节左右吧，我们正在窃听一些警察的谈话，突然从一段对话中了解到他们原来一直在计划要除掉塞缪尔，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塞缪尔跟我们合作了。
我们立刻通知塞缪尔任务结束了，我记得当时塞缪尔非常不情愿退出来，他希望继续搜集这些警察的资料，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把录音放给他听，他这才意识到必须要离开了。
塞缪尔这名为联邦调查局破获此案立下汗马功劳的特殊探员接受了严密的保护。“死亡党”成员给塞缪尔打电话，但无人接听，他们马上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于是他们大大减少了会面的次数，从而加大了追踪的难度。但调查仍在继续。
我们又在对方阵营里发展了另外几名线人，他们可能不会像塞缪尔那样能为我们提供那么丰富的信息。不过，已经足够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行动，以便组织下一步的调查工作，不管怎样我们是不会停手的。我们现在急需可以直接指证特里西亚·考尔德的犯罪证据。
后来，我们了解了更多有关特里西亚·考尔德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是塞缪尔提供的，而是由其他人提供的。他们说特里西亚·考尔德是所有犯罪活动的调度员和指挥官，也是塞缪尔所说的那名蒙面人，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所有暗杀珠宝商和其他人的活动都由他来安排。所以他正是我们要找的人。目前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可以证明特里西亚·考尔德犯罪的直接证据，不过我们相信自己最终是可以找到的。
时间到了1982年9月1日，调查已经进行两年多了。一组持枪歹徒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市绑架了当地一名大珠宝商的儿子泽布伦·帕特诺斯特。在这一天夜里，泽布伦·帕特诺斯特下班后，独自开车离开了他父亲的珠宝店。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世界从此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当晚，泽布伦的父亲接到了电话。对方说他们绑架了泽布伦，要求得到50万美元的赎金，并说他们还会打电话来，如果泽布伦的家人报警，泽布伦将性命不保。一家人想了几个小时，最终泽布伦的父亲还是找来了他的邻居——我联邦调查局特工乌特雷德·格迪斯。
刚巧这名受害者就住在我家的街对面，我和他父亲是朋友，我悄悄地赶了过来。了解了实际情况后，我找来了其他特工，让他们把车悄悄停在街角。我们必须小心从事，我怀疑对方的一些人就在附近，可能一直在监视这一家人的动静。
会合后他们对本案进行了分析。所有眼线都没有得知特里西亚·考尔德要劫持珠宝商儿子的消息。我告诉泽布伦的家人和对方通电话时要拖延时间，以便能追踪他们的位置。我们想要在绑匪再打电话来之前，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该说什么做什么。我们没有告诉这一家人，如果绑匪是“死亡党”，泽布伦可能就回不来了。
当时我们都觉得泽布伦凶多吉少，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把泽布伦杀了。不管拿不拿到钱，他们都会这样做。泽布伦逃过这一劫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也捏了一把汗。
没过几天，对方果然打来了电话。为了拖时间，泽布伦的父亲说他筹不到这么多钱。最终，对方降低了要求，同意交22.4万美元现金，其余部分用珠宝抵偿。泽布伦的父亲想多谈一会儿，但对方很快就把电话挂。无法追踪电话，我们不得不采用其他办法。
我们想从电话中得到更多线索。如判断电话那边有没有嘈杂的人声或汽车声，是不是娱乐场所。我们把录音反反复复听了好多遍，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拿到录音后，刚听了一遍就有人说：“这不是特里西亚·考尔德的声音吗？”他们曾和特里西亚·考尔德打过私人交道。所以，正是特里西亚·考尔德打的电话。
于是我们开始组织人手监视特里西亚和其他警察。特里西亚在警察局的军衔是陆军中校，我们必须小心应付。
第四天晚上，劫匪向泽布伦的父亲打了最后一次电话，我的同事联邦调查局特工费尔南德·卡德拉里奥负责监听。劫匪开始说话，声音非常特别，我们一听就知道他是谁了。他说话简单明了。对扔下钱的地方描述得非常具体，就在通往卡古亚斯市的高速公路边上的一座大桥附近。对方要求把钱和珠宝装在枕套里扔到大桥边的草地上。钱要在一小时内送到，不许叫警察，不许叫特工。我们仍然没能追踪到他是在哪里打的电话，通话时间实在太短了。这显然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他似乎非常清楚该说什么，说多长时间。而且他需要说的事情从来没有遗漏，经验非常老到。我们知道“死亡党”此前有杀死所有绑架人质的劣迹。泽布伦的家人仍希望他们能看在赎金的分上放过泽布伦。
联邦调查局和波多黎各特派调查署一批名为“死亡党”的腐败警察绑架了泽布伦。
1982年9月4日。我带着同事来到了赎金的投放地附近，那是圣胡安市郊的一座桥。特工安德鲁·温曼参与了这次行动。
我们在附近安排了几名特工，以便确定对方的动向。这些特工就远远地藏在路基下面，那里有很多灌木丛可以把他们隐藏起来。泽布伦的父亲带着赎金来到罪犯指定的交钱地点，一名特工在车里保护他。联邦调查局特工费尔南德参与了这次抓捕行动。
我们调来了一架直升机，以防有特殊需要，此时就在附近。让人吃惊的是，它非常安静，而且又是晚上，我们可以把灯关掉，完全不会引起这些劫匪的警觉。参与这次行动的特工非常多，他们都悄悄地隐藏了起来。所有人都就位后，泽布伦的父亲按对方的指示放下了钱物。接下来就是等人来取了，没多久直升机发现了一辆汽车。
我们的飞机观察到有一辆汽车就停在了大桥的旁边。有一个人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拿起了那个包裹。他上了车又开走了。汽车沿着公路开走了，我们有飞机，地面也有很多人盯着它。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泽布伦的下落。我已经追查这批腐败警察两年了。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谁来取的钱，不知道谁在车里。所以我们让一个探员跟在汽车后面。他一边跟一边通过对讲机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居然就是特里西亚本人。在我们的密切注意下，特里西亚中途上了另一辆车。飞机继续跟踪第一辆汽车，地面部队开始追踪特里西亚。没有人知道赎金在哪辆汽车里。不过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些。那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救出人质，必要时宁可丢掉赎金。所以在跟踪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盯得太紧，不想用太多人，以防被他觉察进而杀死人质。我们必须尽量做到稳妥。
特里西亚快到家时，我们决定在他找到电话前抓住他。我们觉得抓住特里西亚以后，其他人就没有动机要杀死泽布伦了，因为他是这次犯罪的主谋，要杀死泽布伦必须特里西亚下命令。
在特里西亚房子附近，我们动手抓人了。
“小心这个家伙，他手中有枪！”特工安德鲁·温曼警告了其他队友。
“放下手中的枪，你被捕了！”特工安德鲁·温曼拿着枪对着特里西亚大声的喊道，已经两年多了，他几乎恨死了这群罪犯，他们穿着警察的外衣却干着这样的事情，他们丢尽了自己的胸前徽章的脸。
特里西亚无视特工安德鲁·温曼的命令，想要抽出自己的枪，一名特工开枪警告了他。子弹就贴他的脸射了过去，射伤了他的耳朵。他的耳朵开始流血了。我们突然发现汽车里并没有赎金，也没有泽布伦。
我们又搜查了特里西亚的房子，也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证据。此时，那架直升机也和地面的调查人员失去了联系，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我们的处境很不好，抓了一名波多黎各警察局的高级警察，指控他实施了绑架，可我们既找不到人，又弄丢了赎金。
泽布伦仍然生死未卜，我们想让特里西亚自己招供告诉他们受害人究竟被藏在了哪里。他很不合作，说：“你们抓错人了。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我是高级警察，你们有麻烦了。”
我们连忙派人搜查其他抓捕对象，不能不说这个家伙实在太狡猾了。我们搜遍了卡古亚斯市城区和市郊的大街小巷，尽全力寻找这些罪犯。几小时过去了，我们一无所获，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这时我们在靠近圣胡安市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了泽布伦。他事先从电话亭打电话过来说：“他们把我放了。”我们就过去接他。把他带了回来。似乎特里西亚被捕以后，其他人害怕了，所以就释放了他，现在泽布伦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从没见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哭过，但是当时有人哭了。在那一刻我们没有人再去理会赎金能不能找回来了。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他，对我们来说，这就够了。
特里西亚落网以后，抓捕其他人的时机也成熟了。美国联邦法院向32人提出了诉讼，其中多数都是警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很快就把涉案的嫌疑人监管起来。凶杀组组长拉斯马斯·特伦斯终于向供认了杀死克莱玛蒂斯的全部过程。原来克莱玛蒂斯控告的大毒枭花了两万美元，雇用他们杀死了克莱玛蒂斯。根据拉斯马斯·特伦斯的证词，特工了解到当晚拉斯马斯·特伦斯和杰拉尔德·科克里尔决定送克莱玛蒂斯回家，并在路上将她杀死。
从警察局到克莱玛蒂斯的住所要路过一片庄稼地，那是岛上的农业区。汽车一到这儿，他们就开了枪，克莱玛蒂斯一点防备都没有。杰拉尔德·科克里尔从后座开的枪，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开了一枪，然后他们停下车，把尸体抬了出去，扔进了甜菜地。没多久拉斯马斯·特伦斯才想起克莱玛蒂斯把他的警察证拿过去玩了。
于是他又回去取自己的证件，此时他并没有想到他还忘了一件东西，那就是他的巴拿马草帽。一名警察杀人后居然反复取走自己遗留的证物，足见“死亡党”多么胆大妄为，他们显然觉得没人能奈何自己。他们甚至都没仔细计划过，没有商议谁扣扳机，在哪儿杀人，也没有说过要怎么处理尸体，随随便便就把人杀了。
这个调查了两年的案子是波多黎各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警务人员腐败案。多数涉案警察都被判了刑，刑期从8年到终身监禁不等。这简直令人发指，执法者犯法，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对这样的罪犯决不能姑息。今天的波多黎各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整个“死亡党”都已经被铲除了。不管将来是否还会出现新的腐败警察，我们相信正义的力量仍然可以保一方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