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姆龙疲惫地坐在教堂的长椅上，用他那长满老人斑的手示意加百列调整荧光灯的角度。他从一个金属箱里拿出一枚马尼拉纸的信封，然后从信封里掏出三张照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其中一张放在加百列手上。照片中的加百列正和基娅拉在坎普新犹太区一起并肩行走。加百列仔细地审视着这张照片，仿佛它是一幅需要修复的油画，想确定这是什么时候拍下来的。他们的衣着、午后的光线，还有人行道上的枯叶，都表明这应该是在晚秋时节。沙姆龙又递给了他一张照片。依然是他和基娅拉，这次是他们在卡纳雷吉欧区住处附近的一间餐厅吃饭。第三张则是加百列离开圣乔瓦尼·克里索斯托莫教堂的照片。他感到脊背发冷。有多少次？他想，在他晚上结束工作后，究竟有多少次，有杀手在那里等他？

    “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沙姆龙说，“他们最终会找到你。这些年你树敌太多。我们都树敌太多了。”

    加百列把照片交给了沙姆龙，基娅拉坐在他身旁。此情此景中的基娅拉让加百列想到了拉斐尔的《阿尔巴圣母》。她的头发乌黑卷曲，有几簇挑染成了栗色和红褐色，在灯下闪耀着光彩；她把长发束在颈后绑了个结，任发梢散乱在肩膀上；橄榄色的肌肤光滑透亮；棕色的眼睛深陷，时不时会闪烁金光，那瞳孔的颜色好像会随着她的情绪而改变。从她深深的目光中，加百列知道。坏消息恐怕不止如此。

    沙姆龙从手提箱中又拿出了一样东西。“这份档案记录了你的整个事业轨迹，准确程度令人发指。”他顿了顿，“看到自己的一生都跟死亡有关，确实让人不太好受。你确定你愿意看吗？”

    加百列伸出手来。沙姆龙并没有把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耶斯列谷地有很多阿拉伯小镇和村庄，加百列的阿拉伯语虽然不够熟练，但阅读这样一份关于他自己职业生涯的文件是足够了。

    沙姆龙是对的——他的敌人显然帮他制作了一份完整的履历。文件中指出了他的真名，他的入职日期是正确的，入职原因也无误，只不过里面说他杀掉了八名“黑色九月”的恐怖分子，而事实上他只杀了六名。文件中有几页都在讲述加百列杀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二指挥官哈利勒·埃尔·瓦齐尔——更为人熟悉的名字是阿布·吉哈德——的事。1988年，加百列在他位于突尼斯海边的别墅中杀掉了他。文件对整个事件的描述是由阿布·吉哈德的太太乌姆·吉哈德提供的，她当晚在场。关于维也纳的记录简明扼要，但里面有个事实性的错误值得注意：1991年1月，维也纳，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汽车爆炸中身亡，阿布·阿马尔指挥的报复行动。阿布·阿马尔就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加百列一直怀疑阿拉法特是否亲自参与其中，但到现在他都没有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推测。

    他拿着那叠文件，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米兰。”沙姆龙说。然后他把整个意大利小旅馆的突袭任务，以及在嫌疑犯手提包中找到光盘的事都告诉了加百列。“意大利人解不了码，所以就找到了我们。我想我们还算幸运。如果他们解开了密码，就会在几分钟之内破获一桩三十年前的罗马谋杀案了。”

    文件里记录了1972年，加百列在罗马的公寓楼里杀死“黑色九月”成员瓦德尔·阿卜杜拉·兹威特的事。那是加百列第一次杀人，那件事让他在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把文件递还给沙姆龙。

    “关于躲在小旅馆里的人，我们知道多少？”

    “根据材料上和房间里的指纹，还有假护照上的照片，我们锁定了其中的一个，叫达乌德·哈达维，巴勒斯坦人，出生在杰宁难民营。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中担任头目，蹲过几次监狱。十七岁的时候，他加入了法塔赫。阿拉法特来加沙之后，哈达维开始为指挥情报部门工作。你可能知道那个组织之前的名字——第17军，阿拉法特的近卫队，也是他最得力的杀手。”

    “我们对哈达维还知道些什么？”

    沙姆龙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香烟。加百列制止了他，告诉他烟对画不好。沙姆龙叹了口气，继续他未说完的话。

    “我们认为他在第二次巴勒斯坦暴动中参与了一起恐怖袭击。我们当时把他列入了通缉名单，但巴勒斯坦政府不同意把他交出来。我们认为他和阿拉法特以及其他高层人员都躲在穆卡塔。”——穆卡塔是阿拉法特在拉马拉的防御基地——“但当我们在‘防御盾牌’行动中进入穆卡塔后，却没找到哈达维。”

    “他去哪儿了？”

    “沙巴克和情报部认为他逃去了约旦或者黎巴嫩。他们把案件交给了情报处。不幸的是，勒夫并没有把寻找哈达维作为重要任务。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哈达维还在第17军吗？”

    “不知道。”

    “他和阿拉法特还有关系吗？”

    “我们还不清楚。”

    “沙巴克认为哈达维有能力做这件事？”

    “不。他只是个跑腿的，不是策划者。罗马的事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集体行动，背后的主使应该非常聪明，可以在国际层面发起恐怖袭击。这个人应该有丰富的经验。”

    “比如？”

    “这就是我们想让你找出来的。”

    “我？”

    “我们希望你能找到制造这起案件的禽兽，我们希望你拿下他们。和1972年一样，只不过这次发号施令的是你，不是我。”

    加百列缓缓地摇了摇头：“我不是探员，我只负责执行。此外，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了。这是沙巴克的战争，是以色列侦察队的战争。”

    “他们已经回欧洲了。”沙姆龙说，“欧洲是‘机构’的势力范围。这是你的战争。”

    “为什么不由你来带队呢？”

    “我现在只是顾问，没有任何执行权力。”沙姆龙的语调沉重，带些反讽。他喜欢扮演一个被提前赶离自己岗位的受压迫的公务员角色，即便事实远非如此，“而且勒夫也不会听我的。”

    “他会让我带队？”

    “他没的选。总理已经提过这件事了，当然，这也是因为我提前和他说过。”沙姆龙顿了顿，“不过勒夫提了一个要求，而我恐怕没权力反对他。”

    “什么要求？”

    “他坚持让你回到编制内，而且要全职工作。”

    加百列在维也纳爆炸案之后就离开了情报处。之后这些年，他一直都以自由职业的方式为沙姆龙做事。“他希望我受情报处的管辖，这样他就可以控制我了。”加百列说。

    “他的目的很明确。对于一个生活在秘密情报世界的人来说，勒夫的掩饰功夫实在不怎么样。但别太在意，他恨的人是我，你只是受了牵连。”

    外面的街上突然一阵喧闹，一群孩子尖叫着跑了过去。沙姆龙沉默不语，直到吵闹声渐渐平息。他再开口时，声音更加沉重了。

    “这张光盘里不仅仅有你的履历，”他说，“我们还发现一些监视照片和安全分析文件，它们很可能就是接下来的欧洲攻击目标。”

    “哪些目标？”

    “大使馆，领事馆，以色列航空公司各地办事处，规模大一些的犹太会堂，犹太社区中心，学校。”最后这两个字在空旷的教堂中一直回荡，“他们会再来的，加百列。你可以帮我们阻止他们。你不比扫罗王大道上的任何一个人知道得少。”他把目光转向了祭坛，“你了解他们，就像了解贝利尼的画一样。”

    沙姆龙看着加百列。“你在威尼斯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飞机就在对岸。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得上去。之后你准备做什么是你的事。你可以找间安全公寓，坐在里面思考你的生活，也可以帮我们找到这些凶手。”

    加百列找不到反驳的话。沙姆龙是对的，他必须离开。但沙姆龙有些沾沾自喜的语气让加百列心有不甘。这些年，沙姆龙一直在劝他离开欧洲回到以色列，说他可以管理整个情报处，至少当行动队的头头。在加百列看来，眼下的情形甚至令老谋深算的沙姆龙有些喜闻乐见。

    他站起身走向祭坛。想完成眼前的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肩上坐着圣子的圣人克里斯托弗需要非常细致的修复，然后整幅作品还要再刷一次清漆。这至少需要四周的时间，甚至是六周。提埃坡罗恐怕得把它交给别人来做了——这个想法让加百列的胃抽搐了一下。还有件事让他感到难过：以色列没有什么意大利的大师之作。他很可能再也碰不到贝利尼的作品了。

    “我的工作在这里。”加百列说道，但他的声音里已经透出放弃的意味。

    “不，你的工作曾经在这里。但你现在要回家——”沙姆龙犹豫了一下，“回扫罗王大道了，回到以色列去。”

    “还有莉亚，”加百列说，“我需要一些时间安排这边的事。在我办完这些事之前，我希望能有个人到医院帮我照看她，我不管文件里写着她死了还是活着。”

    “我已经从伦敦站调派了一个保安。”

    加百列看了看基娅拉。

    “她也会回去。”沙姆龙看出了他的顾虑，“我们会在威尼斯留下一队人来保护她的家人和社区。”

    “我得告诉提埃坡罗我要走了。”

    “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我不管，”加百列说，“这是我欠他的。”

    “去做你该做的事吧，但是要快。”

    “房子怎么办？里面有——”

    “特派队会帮你打点一切。他们完成后，这里不会再有你的任何痕迹。”沙姆龙不顾加百列反对，还是点燃了一支香烟。他举着火柴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仪式般地吹熄了它，“就像你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沙姆龙给了他一个小时。加百列把基娅拉的伯莱塔手枪放进口袋，从教堂的后门离开，直奔卡斯特罗。他做学徒的时候一直住在那里，对那里的街道和各个分区都相当熟悉。他特意绕着路走，穿过了几条地下通道，跟踪者不可能在通道里藏身。其间他还故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二十分钟后，他确信没有人在跟踪他。

    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的办公室在圣马可街22号。加百列看到他壮硕的身体正坐在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后面，桌上摊着厚厚的文件。如果没有电灯和电脑，他完全可以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画作里的主人公。他抬头看见加百列，留着浓密络腮胡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在威尼斯的街上，游客经常错把他当成男高音帕瓦罗蒂。近来，他已经乐于摆姿势拍照了，甚至还会唱上几句《不要忘记我》，只是实在有些不堪入耳。

    他曾经是一位了不起的修画师，而现在他已经变成了商人。事实上，提埃坡罗的公司是整个威尼托区最成功的画作修复公司。他每一天都要花大量时间准备不同项目的投标工作，或者和那些关注着城市艺术和建筑财富的威尼斯官员们进行政治争斗。不过他每天还是会抽时间到圣克里索斯托莫教堂，催促他那顽固孤僻却才华卓著的修复大师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加快速度。提埃坡罗是艺术世界里唯一一个比朱利安·伊舍伍德更了解德尔韦基奥先生的人。

    提埃坡罗本来建议他们到街角去喝一杯普洛赛克，但因为加百列不太想离开那间办公室，他便到隔壁拿了一瓶尼帕苏。加百列看了看书桌后墙壁上挂着的相片。那里有一张新的相片，上面是提埃坡罗和他的好朋友——教皇保罗七世。彼得罗·卢凯西曾经是威尼斯的长老，后来他不情不愿地去了梵蒂冈，并成为世界上十多亿罗马天主教徒的领袖。照片上，提埃坡罗和教皇正坐在大运河对面富丽堂皇的餐厅中，但照片没有拍到教皇左边的加百列。两年前，通过提埃坡罗的一些协助，加百列救了教皇的命，并替他除掉了一个针对教皇位置的致命威胁。加百列希望基娅拉和特派队能找到那张教皇寄给他的光明节贺卡。

    提埃坡罗倒了两杯鲜红色的尼帕苏，把其中的一杯推到了他面前。提埃坡罗一口气喝下半杯酒。他只有在工作中才会谨小慎微，在所有其他事情上——饮食、美酒，还有女人——弗朗西斯科·提埃坡罗都相当粗犷豪放，甚至有些奢靡无度。加百列探了探身子，静静地将刚刚得知的消息告诉了提埃坡罗：他的敌人在威尼斯找到了他，因此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即刻——也就是在完成贝利尼的修复前——离开威尼斯。提埃坡罗悲伤地微笑了一下，闭上了眼睛。

    “没有其他办法了？”

    加百列摇了摇头：“他们知道我住在哪里。他们知道我工作的地点。”

    “基娅拉呢？”

    加百列把实情告诉了他。提埃坡罗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值得信任的人”。

    “贝利尼的事真的很抱歉，”加百列说，“我应该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它完成。”如果没有拉德克的事，他早就可以完工了。

    “管他什么贝利尼。我在乎的是你。”提埃坡罗看着面前的酒，“我想念马里奥·德尔韦基奥，但我更想念加百列·艾隆。”

    加百列举起酒杯。“我知道我没理由求你帮我这个忙……”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提埃坡罗看了看教皇的照片说：“你救了我朋友的命。你想让我做什么？”

    “帮我完成贝利尼。”

    “我？”

    “我们师出同门，弗朗西斯科。翁贝托·孔蒂把你培养成了大师。”

    “是的，但你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拿过画笔了。”

    “你没问题的，相信我。”

    “这让我信心倍增呀，这可是马里奥·德尔韦基奥大师说的话。”

    “马里奥死了，弗朗西斯科，马里奥是个谎言。”

    加百列在暮色中回到了卡纳雷吉欧。他稍稍绕了一小段路，这样就可以最后一次穿过那个古老的犹太区。在广场上，他看到两个留着黑色小胡子的男孩穿过石板路，快速走向犹太高校。他看了看表。他离开教堂已经一个小时了。加百列转身向着那座即将不再留下他任何痕迹的房子走去，那架飞机将带他回家。此刻，他的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两个问题：是谁在威尼斯发现了他？他们又为什么让他活着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