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把他惊醒了。和所有安全屋里的电话一样，这部电话也没有响铃，只有一个闪灯，就像航道标志一样亮，把他的眼皮都映红了。他伸出手，把听筒拿到了耳边。

    “醒醒吧。”是西蒙·帕斯纳。

    “几点了？”

    “八点半。”

    加百列已经睡了十二小时。

    “穿好衣服。既然你来了，有些东西你应该看看。”

    “我分析过那些照片，报告我也全读过。我不用看了。”

    “不，你得看。”

    “为什么？”

    “你看了以后会生气。”

    “那有什么好处？”

    “有时候我们需要上点火。”帕斯纳说，“我一小时后在博尔盖塞艺术馆的台阶上等你，别让我像傻子一样站在那儿。”

    帕斯纳挂断了电话。加百列爬下床，在淋浴头下面站了很长时间，考虑着是否要刮掉他的胡子。最后他决定把它修修齐。他穿上肯普先生的黑色西服套装，到维内托路买了杯咖啡。一小时后，他沿着林荫道向那条长阶走去。罗马探员正坐在一张大理石的长凳上，嘴上叼着香烟。

    “胡子挺有型，”帕斯纳说，“上帝啊，你的脸色可真难看。”

    “我得找个理由才能留在开罗的酒店里。”

    “你怎么做的？”

    加百列坦白告诉了他：一种常见的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造成严重的肠胃病，但时间很短。

    “你吃了几片？”

    “三片。”

    “可怜的家伙。”

    他们穿过花园一路向北——帕斯纳是一个自我主义者。加百列走在他身边，紧密的行程和持续不断的焦虑让他疲惫不堪。公园的旁边，也就是花园附近，是爆炸案地点旁那条死胡同的入口。在爆炸发生后的这段时间，全世界的媒体都汇聚在了这个路口。地面上还留着他们扔的烟头和压扁的纸咖啡杯。在加百列看来，这里就像刚过完丰收节的农田。

    他们走进了那条街，沿着缓坡往下走，来到一道临时搭建的铁栅栏前。意大利警察和以色列安全人员正在那里站岗。帕斯纳和他这位留着胡子的德国朋友马上被放了进去。

    穿过围栏之后，他们看到了毁灭的第一批标记：没了针叶的伞松、窗户被震碎的别墅、无数扭曲的碎片像废纸一样躺在地上。再走几步就看到了爆炸后的大坑，那个坑至少有十英尺深，旁边是烧焦的柏油路，爆炸地点旁的楼宇几乎什么也不剩了。再往里走，建筑物的主体结构还在，但正对着爆炸点的一面已经被炸毁，看上去就像是孩子的玩具屋。加百列甚至看得到一间办公室桌子上摆着的照片，洗手间挂环上搭着的毛巾。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味，甚至还可能夹杂着烧焦的肉味。使馆深处传来了挖土机和推土机工作的轰隆声。犯罪现场和被谋杀的受害人尸体一样，已经给出了最后的线索，现在到了下葬的时候了。

    加百列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要长。任何旧日的伤口，无论真实的或是情感上的，以及任何悲痛或政治纷争，都不能解释这样的行为。帕斯纳是对的，亲眼目睹此情此景会让他愤怒，但还有一些别的情感，除愤怒之外的情感，燃起了他的仇恨。他转过身，开始朝坡上走，帕斯纳静静地跟着他离开。

    “谁让你带我来的？”

    “我自己的主意。”

    “谁？”

    “沙姆龙。”帕斯纳轻声说。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加百列停了下来。“为什么，西蒙？”

    “‘瓦拉什’昨晚开了个会，就在你在法兰克福登机后。回你的安全屋吧，在那儿等下一步指示，会有人联络你的。”

    接着，帕斯纳就穿过大街，消失在了博尔盖塞别墅后面。

    但加百列并没有回安全屋，他直奔相反的方向，来到了罗马北部的居民区。他看到了底里雅斯特路，沿着它向西走，十分钟后，他来到了一个有些混乱的小广场——安尼巴黎诺广场。

    这里和三十年前——也就是加百列第一次来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广场中间屹立着黑黢黢的大树，还有同样阴暗的工人阶级小店，北边的两条街之间依然夹着那栋住宅楼，如同一牙薄饼。楼对着广场，底层是底里雅斯特酒吧。兹威特当年在回屋之前，曾经到这间酒吧来用电话。

    加百列穿过广场，在汽车和摩托车之间穿梭，最终从C入口走进了那栋住宅楼。大堂里很阴暗，加百列记得，为了省电，这里的灯会定时开关。监控人员注意到，包括兹威特在内，楼里的住户很少会主动去开灯。这对加百列也是好事，因为这可以保证他在黑暗中工作。

    此时，他在电梯前停步。电梯旁边有一面镜子，监控人员没跟他提过这个。加百列在黑暗中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差点掏出伯莱塔射击。不过他还是冷静了下来，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把它伸向电梯收费机的投币孔。当年，穿着格子夹克、拿着无花果酒纸袋的兹威特也曾和他一样从C入口进入大楼，来到这部电梯前。

    “不好意思，你是瓦德尔·兹威特吗？”

    “不要！求求你，不要！”

    加百列松开了手里的硬币。那天，在硬币落地前，他就拔出伯莱塔开了两枪。其中一枪穿过了兹威特手中的纸袋子，直接射入了他的胸膛。加百列走过去，朝那个倒在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又开了两枪，鲜血和酒混在一起，流到了他的脚下。

    他此刻对着镜子，看到的却是很多年前的自己，那个穿着夹克衫的单纯男孩。当时，那个不谙世事的艺术家并不了解他接下来的行为会改变自己的一生。他变成了另一个人，自那天以后，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沙姆龙没有告诉他事情会这样发展下去。沙姆龙只是教他如何在一秒钟之内拔枪开火，但从没有帮他做好面对以后人生的准备。把恐怖分子带入自己的生活中、带到自己的战场上，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么做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也会改变派遣他们的那个社会。这是恐怖分子的终极武器。对于加百列来说，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到巴黎完成下一个任务时，他的鬓角已经花白。

    他又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看到那个留着胡子的肯普先生正盯着他。这件案子的点点滴滴浮现在了他的眼前：被夷为平地的使馆、他自己的档案文件、哈立德……沙姆龙是对的吗？是哈立德在向他传达信息？哈立德选择罗马，是因为三十年前他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他听到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个年长的女人穿着一袭黑衣，提着一个塑料袋站在他的身后盯着他。加百列有一瞬间很恐惧这个女人会认出他来。他友好地向她问了早安，然后走出大楼，回到了阳光明媚的广场上。

    他突然间感到头脑发热。他沿底里雅斯特路走了一会儿，随后叫了一辆的士回到西班牙广场。走进安全屋后，他看到今天的《共和国报》正躺在门厅的地板上，第六版有一张意大利名车的大幅广告。仔细一看，加百列发现这张图片是从其他地方剪下来贴在这一页的。他剪掉这一版的边缘，发现两张纸中间夹了另外一张纸，上面写着密码。读过之后，他马上把它放在水槽里烧掉，随后便又出了门。

    在康多托路，他买了一只新的行李箱，又用一小时买了适合他下一个目的地的衣服。他尽早回到了安全屋，以留下充分的时间整理行囊。两点钟，他搭着出租车来到了菲乌米奇诺机场；五点半整，他登上了飞往撒丁岛的飞机。

    加百列的飞机滑向跑道时，阿米拉·阿萨夫刚来到斯特拉福德诊所的大门口，把胸牌递给保安检查。他仔细地检查之后，让她进了大门。她拧了拧摩托车的手柄，快速开向诊所。艾弗里医生开着他的银色捷豹轿车驶向门口，正要离开。她按响喇叭，向他挥了挥手，但他完全没有理会，从她身边绝尘而去。

    员工停车场在后院。她踢上脚支架，从后面的小箱子里拿出自己的背包，把头盔放了进去。两个刚刚下班的女孩正要回家，阿米拉跟她们道了别，用胸牌打开了员工入口的大门。大堂的墙上挂着打卡机，她找到了她的员工卡——从最下面数第三个格子一一把它按在了打卡机上：下午五点五十六分。

    衣帽间离大堂不远。阿米拉走进去，换上了制服：白色的裤子，白色的鞋，桃红色的束腰短上衣——艾弗里医生认为这种颜色会舒缓病人的情绪。五分钟后，她到护士长办公室报了到。漂染着金黄色头发、涂着大红唇的金杰·霍尔抬头对她笑了笑。

    “新发型，阿米拉？真好看。上帝啊，我要是能有你那样的一头黑发，让我怎样都行。”

    “可以，不过你得同时接受棕皮肤、黑眼睛，还有随之而来的所有麻烦。”

    “哎，别胡说。我们都是护士，拼命工作就为混口饭吃。”

    “是啊，但外面可不一样。有什么要我做的？”

    “李·马丁逊。她在阳光房里，把她推回房间睡觉吧。”

    “那个大家伙还在看着她？”

    “那个保镖？还在呢。艾弗里医生说他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马丁逊小姐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需要一个保镖？”

    “机密，亲爱的，绝对机密。”

    阿米拉沿着走廊来到了阳光房，房间里湿润的空气如同一条潮湿的毛毯盖在她的脸上。马丁逊小姐正坐在轮椅上，盯着慢慢降临的夜幕。保镖听到阿米拉的脚步，站起了身。他高大魁梧，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一头短发，眼睛湛蓝。他带着浓重的英国口音，但阿米拉怀疑他应该不是英国人。她低头看了看马丁逊小姐。

    “太晚了，亲爱的。要上楼睡觉了。”

    她把轮椅推出了阳光房，沿着走廊来到电梯前，保镖按下了按钮。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上电梯，一言不发地回到了马丁逊小姐位于四楼的房间。进屋前，阿米拉停了下来，望着那个保镖。

    “我要帮她洗澡了。您在这里等一会儿可以吗？”

    “她去哪里，我就得去哪里。”

    “我们每晚都要洗澡。这位可怜的女士需要一点隐私。”

    “她去哪里，我就得去哪里。”他重复了一遍。

    阿米拉摇了摇头，把马丁逊小姐推进了房间。保镖也跟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