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苏黎世

    伊舍伍德艺术馆偶尔资可抵债，其店面曾经开在伦敦上流社会住宅区梅费尔的黄金地段——新邦德街，这里代表着新潮与时尚，因此业内人士提起它时喜欢称呼其法语名，以示调侃。后来伦敦零售业开始复兴，新邦德街成了蒂芙尼、古驰、范思哲、御木本这类高端时尚品牌的天下。朱利安·伊舍伍德和其他专门经营博物馆级伟大画作的艺术商人便被“流放”到市中心的圣詹姆斯。因此，伊舍伍德喜欢自嘲为“被流放的新邦德街人”。他最终找了间破败不堪的维多利亚式仓库，将画廊搬了过来，仓库位于一个叫做梅森场的方形庭院，这里比较安静。画廊挨着一个小型希腊航运公司的伦敦办事处和一家酒吧，光顾酒吧的都是些俏丽的办公室女郎，她们总是骑着小型摩托车过来。

    圣詹姆斯的村民很排外，喜欢在背地里说人闲话。在这帮人眼中，伊舍伍德艺术馆成了一座好戏连连的剧场。这里既有扣人心弦的意外转折，又有命悬一线的紧张情节；既上演着欢乐昂扬的喜剧，又上演着沉痛哀婉的悲剧；既有令人惊叹的高潮，又有深不见底的低潮。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店主的性格造成的。伊舍伍德有一个对艺术商人来说几乎致命的缺点，并深受其苦：比起卖画，他更喜欢藏画。每次看着客人从陈列室的墙壁上取走一幅他精心收藏的画作，伊舍伍德便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难以自拔。正因为卖掉一幅画便要遭这样的罪，他的存货清单已经惨不忍睹，上面全是业界亲切称之为“压仓货”的积压商品。这些画没有哪个买家能以公平的价格入手。它们是卖不出去的画，是伊舍伍德不肯放下的沉重包袱。“沉重的包袱”正是杜克街那帮人喜欢挂在嘴边的戏谑字眼，他们弹冠相庆，为此举杯。如果有人问伊舍伍德，为什么他那敏锐的商业头脑竟会在这里不起作用，他可能会提起自己的父亲——尽管他跟别人约法三章，让他们永远也不要提起这个人，想也不要想。

    现在，他发达了，翻盘了，面露红光，腰缠万贯。准确说来，他的资产已达一百万英镑，这笔钱稳稳妥妥地存在他巴克莱银行的账户里。伊舍伍德之所以如此春风得意，完全归功于威尼斯画家弗朗西斯科·韦切利奥的一幅画作，以及那位看上去总是郁郁寡欢的画作修复师。他此刻正穿过梅森场潮湿的砖瓦向前走来。

    伊舍伍德取出一台苹果机。他英语说得很流利，平日里又是一副本分的英国人打扮，所以很难看出他其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至少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是。虽然有英国国籍和护照，他其实是在德国出生，在法国长大，信奉犹太教。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的姓只不过是在原姓的基础上稍微变了下读音。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为一个总部设在特拉维夫的秘密组织服务，跟他接头的是一个生着子弹型脑袋的绅士。鲁道夫·海勒是这位绅士来画廊见伊舍伍德时用的名字，这是个假名，正如他身上那套蓝色西服和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来的绅士作风一般，都是伪装。他的真名叫阿里·沙姆龙。

    “人在一生中会作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对不对？”沙姆龙在拉伊舍伍德入伙时这么说，“一个人不会背叛他生活的国家、学校和团队，但是他得为自己的亲人和民族着想，以免世界上再出现一个奥地利疯子或者巴格达屠夫，将我们所有人都置于死地。你说是不是，朱利安？”

    “我听着呢，海勒先生。”

    “我们不会给你一分钱的酬劳，你的名字也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文件上。其实你只需要时不时帮我几个忙，帮我给一位非常特殊的特工做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

    “那太厉害了，简直妙极了，我该在哪里签约呢？要帮什么样的忙？不会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吧？”

    “比方说假如我要派他去布拉格、奥斯陆或者柏林——噢，希望不会是柏林，上帝保佑——我希望你能帮他在当地找一份正当的工作，像绘画修复师、鉴定师、艺术顾问之类的。看他需要在那里待多久，就找个能让他待那么久又不致引起怀疑的工作。”

    “没问题，海勒先生。顺便问一下，您那位特工有名字吗？”

    他应该有很多名字，此时此刻伊舍伍德这么想着，一边看着沙姆龙派来的特工穿过方形大院向自己的画廊走来。他的真名叫加百列·艾隆，其工作的秘密性质从他下意识的动作当中就可见一斑。他悄悄溜过杜克街通往这边的小巷，不时越过肩膀瞥一眼身后，看看有没有人在跟踪。虽然天上一直在下雨，他在老院子里转了一圈还嫌不够，又转了一圈，确认万无一失后，才朝着画廊紧闭的门走了过来，按响了伊舍伍德的门铃。可怜的加百列，他是行内数一数二的高手，却不能干脆径直地走向目的地。为什么呢？自从老婆孩子在维也纳出事后，他就变成了这样……没有一个男人能在经历过这种打击之后一如从前。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个头比较中等。他那平稳的步伐就像助推器一样毫不费力地将他推到杜克街对面的格林餐厅，伊舍伍德在那里订了个桌位，两个人共进午餐。他们刚坐下，加百列的眼睛就像探照灯一般扫视着整间屋子。他的双眼状似杏仁，呈现出不自然的绿色，眼神非常敏锐。他的颧骨宽大而方正，嘴唇暗红，鼻子很尖，像木刻的一般。这是一张岁月无法侵蚀的脸，伊舍伍德想。它比较类似于一本男士高级时尚杂志的封面照片，或者伦勃朗笔下的一幅冷峻肖像。这样的面庞对加百列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职业资产。

    伊舍伍德点了菠菜鱼柳卷和桑塞尔白葡萄酒。加百列则要了红茶和一碗清炖肉汤，他这副样子让伊舍伍德不由得联想起一位东正教隐士，这位隐士平日里只靠腐臭的羊乳酪和硬邦邦的大饼充饥。加百列也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只不过他还没有进修道院，而是生活在一座舒适的小别墅里，它位于康沃尔的一处偏远潮滩。伊舍伍德从没见他享用过一顿豪华的盛宴，也没见他笑过，更没见他垂涎过女子性感的丰臀。他丝毫没有物欲，身边只有两件玩物——一台名爵旧车和一艘双桅木船。它们都被他亲手修复得完好如初。他时常带着一台小型便携CD机听歌剧，CD机的机身油漆剥落，惨不忍睹。加百列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装备上，他那小别墅里的高科技玩意儿甚至比泰特美术馆艺术品修复部里的还要多。

    距他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了二十五年，加百列几乎一点也没变，只不过他那警惕的双眼周围多了几道皱纹，细瘦的身躯上多长了几磅肉。第一次见面那天，他看起来也就比小男孩成熟一点，安静得就像教堂里的老鼠。即便在那个时候，他的头发里都夹杂着几根银丝，仿佛诉说着小小年纪便肩挑重任的艰辛。“朱利安·伊舍伍德，过来见见加百列，”沙姆龙说，“我跟你打包票，加百列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加百列的确很有才华，只不过这位男青年的身世当中颇有几处语焉不详的地方。他从耶路撒冷的一流学府贝扎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后，曾经有三年时间去向不明，后来又出现在威尼斯，成了艺术品修复大师翁贝托·孔蒂的门生。对此，沙姆龙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加百列在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到加百列的欧洲之行。朱利安·伊舍伍德没有提起过他的父亲，加百列也没有提起过自己在1972年至1975年这段时间，为鲁道夫·海勒，也就是阿里·沙姆龙做过什么。伊舍伍德私下里将这三年称为“失踪的三年”。

    伊舍伍德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这是上次卖掉韦切利奥的画应该分给你的那部分钱，一共十万英镑。”

    加百列顺手接过支票，放进了口袋。他有着魔术师一般灵活的双手和魔术师一般制造假象的能力，一瞬间就把支票变没了。

    “你的那份是多少？”

    “我会告诉你的，但你得先保证不会跟那帮该死的秃鹰透露一个字。”伊舍伍德说着，比划了个手势，指了指周围所有的食客。

    加百列什么也没说，伊舍伍德将他的沉默视为永不开口的血誓。

    “一百万。”

    “美元？”

    “英镑，当然是英镑，怎么可能是美元。”

    “买主是谁？”

    “美国中西部一家画廊，非常好的买家。这幅画在那里肯定会受到优待的，我敢保证。你能想象得到吗？这幅画是我花一万六千英镑在赫尔的一家满是灰尘的画廊里买的，当时我直觉认为这可能是威尼斯圣萨尔瓦多教堂里那幅遗失多年的祭坛画。这纯粹就是个直觉，结果竟然对了！这种中头奖的事情在职业生涯中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的话或许还会再碰到一次。干杯。”

    他们互相干杯，高脚杯和骨瓷茶杯碰在一起。这时，一个胖墩墩的男人突然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桌边。他满脸通红，这与他身上那件粉红色的衬衫倒是相映成趣。

    “朱利！”他叫道。

    “你好啊，奥利弗。”

    “杜克街上有传言说，你那幅韦切利奥的画卖了一百万英镑的好价钱。”

    “妈的，你哪来的消息？”

    “这里已经没什么秘密了，亲爱的。你只需要告诉我这究竟是真事，还是哪个王八蛋造的谣。”奥利弗转向加百列，一副刚刚才注意到他的样子。―只肉爪突然伸出来，肥厚的手指之间夹着一张烫金名片。“奥利弗·丁布尔比。丁布尔比画廊。”

    加百列默默接过名片。

    “奥利弗，你干吗不坐下来喝一杯？”伊舍伍德说。

    加百列在桌底下狠狠地踩着伊舍伍德的脚趾。

    “这次不行啊，亲爱的。外头小摊那边的长腿妹子说了，要是我再给她买杯香槟，她就跟我咬耳朵。”

    “谢天谢地！”早已疼得咬牙切齿的伊舍伍德不禁把心里话吐了出来。醉醺醺的奥利弗·丁布尔比晃悠悠地走了。加百列在桌底下松开了脚。

    “你的秘密就到此为止了。”

    “该死的秃鹰，”伊舍伍德恶狠狠地咒骂道，“我现在是发达了，但等我跌落了，他们又会一个个飞到我头顶上，等着我死，好捡几根骨头。”

    “也许这次你该更小心一点，好好看住你的钱。”

    “我觉得我怕是没救了。实际上——”

    “噢，天哪。”

    “——下周我得去阿姆斯特丹看幅画，它是一组三联画正中央的一幅，据说作者是一个无名画家，但我直觉里另有想法。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出自罗吉尔·凡·德尔·维登的工作室。实际上我愿意为此下很大的赌注。”

    “凡·德尔·维登的画出了名的难以鉴定。只有少数几张可以肯定是出自他之手，而且这几张根本没有签名，连日期都没有标。”

    “如果那幅画真的出自他的工作室，上面会有他的指纹，只有你才能找到这些指纹。”

    “我很乐意帮你看看。”

    “你现在手头有活儿吗？”

    “我刚修复完一幅莫迪利亚尼的画。”

    “我有个活儿给你干。”

    “什么活儿？”

    “前些天我接到一个律师的电话，说他的客户有幅画要修复，客户点了名要你去，还说酬劳不是问题。”

    “客户叫什么名字？”

    “没说。”

    “那怎么干？”

    “你直接去他别墅修复这幅画，差旅费全包。”

    “地点在哪？”

    “苏黎世。”

    加百列绿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似乎在想象，或者回想什么。伊舍伍德见此情形，也在他那不甚可靠的记忆当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我以前有帮海勒先生送他去过苏黎世吗？

    “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苏黎世能去。他能给多少酬劳？”

    “酬劳是我刚才给你的那笔数额的两倍，不过你得尽快动身。”

    “地址给我吧。”

    加百列没时间回康沃尔拿东西，所以他吃完饭便开始上街购物。他在牛津街买了两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个小皮包，然后去了大罗素街闻名遐迩的科内利斯美术用品店买装备。一个名叫佩内洛普的意大利金发女郎帮他打包了这次出行需要的所有颜料、刷子和溶剂。加百列作为绘画修复师，在业界颇有名气，金发女郎对此也有所耳闻。他恬不知耻地用意大利语跟她调情，口音听起来就像在国外待久了的意大利移民。她把他的东西用牛皮纸包好，绑上细绳。他在临走前亲吻了她的脸颊，闻到了她头发上淡淡的可可香气。

    加百列对恐怖分子的劫机手段和机场安检的漏洞已经了解太多，他不放心坐飞机，于是坐地铁去了滑铁卢火车站，在傍晚时分赶上了开往巴黎的欧洲之星高速列车。在巴黎东站，他登上了开往苏黎世的夜班火车，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他已经在微风习习的车站大街上漫步了。

    苏黎世坐拥数之不尽的财富，却表现得如此低调。加百列走在大街上，不由心生感叹。全世界的金银财宝都聚集在他脚下的银行金库里，但是这里没有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也没有宏伟气派的纪念碑，有的只是商人一贯的保守低调、小心谨慎、尔虞我诈，好比一个见了心仪的男人却撇过头去故作矜持的女郎。这就是瑞士。

    加百列来到阅兵广场，瑞士信贷和瑞士联合银行的总部分别坐落在广场两边。一群鸽子从地上扑簌着翅膀飞上蓝天，打破了原本的沉寂。加百列穿过马路，来到萨沃伊饭店对面的出租车停靠站。有几辆的士停靠在路边。他选了其中一辆，瞟一眼车牌，把号码记了下来。上车后，他告诉司机别墅的地址，说话时尽量掩饰自己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柏林口音。

    过河的时候，司机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报早间新闻，主持人的德语带有很浓重的苏黎世口音，加百列听得特别吃力，于是他索性不听，转而专心思索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有些业内人士认为，绘画修复是一项枯燥乏味的活儿，但加百列把每一次任务都视为一场全新的冒险。这些艺术品带领他穿越不同的时空，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和胆识来决定修复工作的成败。

    他在想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任务。既然客户指名要他，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幅画是古典艺术家的作品，画面肯定已经污迹斑斑、破损严重。毕竟，如果只是刷一层漆就能解决的问题，客户何必花那么多钱、费那么大事把他弄到苏黎世来。

    那么，他这一次来，究竟要在这里待多久呢？六个星期？还是六个月？这很难讲。每一幅待修复的画都是特殊的，耗时长短取决于画作的保存状况。伊舍伍德那幅韦切利奥的画花了他一年的时间才修复好，当然，托阿里·沙姆龙的福，他中途还干了点别的事情。

    罗森岗路是苏黎世山上一条狭窄的上坡路，上面只容得下两辆车并驾齐驱，坡度很陡。路边全是年代久远的大别墅，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目之所及处全是清一色的灰泥墙、瓦屋顶和花草繁茂的小花园。只有一座别墅显得尤为特别，那便是加百列要去的地方。

    这座别墅赫然独立于坡顶，它不像其他别墅那样紧挨着街道，而是与街边保持数米远的距离。别墅周边围着一圈高高的金属围栏，看起来就像监狱的铁栏杆。围栏上装了道安全门，门上有个小型监控摄像头。进门后沿着石阶拾级而上便可到达别墅，这是一栋玄武岩建筑，周身灰色，给人以忧郁的感觉。屋顶有塔楼，门廊颇为气派。

    出租车绝尘而去，从坡顶往下望，可以看到市中心和苏黎世湖，湖的彼岸云雾氤氳。加百列记得，天气晴朗的时候，从市里可以看见阿尔卑斯山，但现在，阿尔卑斯山也被云雾笼罩，看起来就像盖着一块裹尸布。

    安全门边的石墙上挂着一部电话，加百列拿起话筒，听到电话铃声在别墅里一直响，没有人接。他放下话筒又拿了起来，还是没人接。

    他把律师发的传真拿了出来，这份传真是朱利安在伦敦给他的，上面写着：你必须在早上九点整准时抵达。到别墅后按门铃，会有人接你进去。加百列看了看手表：现在时间九点过三分。

    他把传真放回口袋里，这时天上开始下雨。他环顾四周，发现附近没有咖啡厅可以坐着休息，也没有公园或广场可以找地方避雨，只有一片又一片的富人住宅区。如果在这里的人行道上游荡太久，他可能会被当作混混抓起来。

    加百列拿出手机，给伊舍伍德打了个电话，估计伊舍伍德这会儿还在去画廊的路上吧。加百列一边等着电话接通，一边想象着伊舍伍德在皮卡迪利大街拥堵的车流中无精打采地趴在方向盘上，等着前面的车子开始挪动。他也许正小心翼翼地驾驶着那辆崭新锃亮的捷豹车，感觉就像在风口浪尖上操纵一艘巨型油轮。

    “不好意思，计划有变。你要见的那个人被临时叫出城了，估计是有什么急事吧。具体原因也没说，你知道，瑞士人就这副德性，没办法。”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他给了外面大门和别墅前门的密码，你可以自己进去。进门后桌子上有张字条，你可以按字条找到放画的地方和住宿的酒店。”

    “这也太随便了，你不觉得吗？”

    “往好处想想。看来你得一个人在别墅里头待几天，干活儿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被人打扰了。”

    “这么一说好像也有点道理。”

    “我把密码给你。你手头有纸和笔吗？密码很长。”

    “你就直接报号码吧，朱利安。这边下着大雨呢，我站在外头浑身都湿透了。”

    “啊，好吧。知道你记性好，我画廊里以前有个姑娘也是这样。”

    伊舍伍德熟练地报出两组数字，每组八个，之后又重新报了一遍。加百列拿起门边电话的听筒，在话机键盘上输入了密码。只听门铃一声响，他扭开门锁，走进了大院。在前门，他又故伎重施，不一会儿就进入了室内，站在昏暗的门厅里，用手摸索着墙上的电灯开关。

    台阶脚下的古董桌上有个大玻璃碗，碗里放着个信封，收件人上写着“德尔韦基奥先生”，这是加百列工作时用的名字。他拿起信封，食指伸进封口处划开。信封里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纸，呈鸽灰色，比较厚，没有信头。这封信用词精准，字迹工整，没有署名。他拿起信纸闻了下，没有气味，于是开始读信。信中说，要修复的画挂在书房里，是拉斐尔的《一幅青年男子的肖像》。主人家已经在多尔德大酒店给他订了间房，酒店离这儿一英里远，在苏黎世山的另一边。冰箱里有食物，可以自己拿。主人家第二天就会回苏黎世，他希望德尔韦基奥先生可以马上开工。

    加百列把字条塞进口袋里——也就是说，接下来要修复的是拉斐尔的画。碰到这个画家的作品还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五年前，那时他修复的是《圣母与圣子》，一幅宗教题材的小型画作，修复时参考了达·芬奇的宗教画。想到这里，加百列感到由衷的兴奋，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很高兴自己接下了这个任务，尽管这次招待颇为不周。

    他穿过过道来到一个大房间，里面很暗，没有灯，厚重的窗帘完全遮蔽了室外的光线。虽然里面一片漆黑，但他还是能感觉到室内杂乱无章的陈设，颇有中欧富贵阶层的风范。

    他向前走了几步，感到脚下的地毯湿湿的。空气中有一股咸腥味，这种味道以前闻过。他蹲下身来，伸出手指在地毯上沾了一下，放到眼前。

    是血。他正站在血泊中。

    东方风格的地毯已经褪色，老旧不堪，躺在上面的尸体已经泛白，看起来上了一定的年纪。死者趴在地上，右手伸向前方，身上穿着双开衩的蓝色西装和灰色法兰绒长裤，西装背部已经磨得发白。死者脚上穿着棕色绒面革皮鞋，右脚的鞋跟和鞋底已经加厚，裤管挽至膝盖，露出小腿。小腿皮肤惨白，就像暴露在外的白骨，两只袜子明显穿错，根本不是一双。

    加百列弯腰蹲了下来，面不改色地查看尸体，这种场面他已经司空见惯。死者是个矮个子，身高不超过五英尺，他满头白发，脑袋偏向一侧，露出左脸，透过模糊的血肉可以看见他方形的下巴和尖刻的颧骨。死者头部中枪，子弹穿过左眼，从头盖骨后侧飞出。从后脑勺的伤口看，凶器是一把大口径手枪。加百列抬起头来，看见死者头部飞出的子弹已经击碎大壁炉上的挂镜。他怀疑老头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

    他本想打电话报警，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从警察的角度看，一个外国人无端出现在一座陌生的豪宅里，旁边躺着一具被人射穿左眼的尸体，怎么想都觉得可疑。他至少会被警方拘留，以便进一步质询，加百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他站起身来，目光从地上的死尸转移到拉斐尔的画上。这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半侧面肖像，上面画着一位英俊潇洒的男青年。画面光感十足，令人赏心悦目。加百列猜测，这幅半侧面肖像应该是拉斐尔在佛罗伦萨生活和工作期间所作，时间大约是在1504年到1508年之间。死去的老头真是不幸，能收藏这样的画作本该是人人称羡的福分。

    他径直走回门厅，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地面，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了他的血脚印，对此，他什么也做不了。按照平时经受的训练，遇到这种情况，他只需要悄无声息地迅速离开，什么也不要做，以免横生枝节。

    他拿起行李箱，打开门，走了出去。外面雨下得更大了，等他走到石板路的尽头，准备打开大门时，身后已经没有血脚印了。

    他加快脚步一路前行，直到走上一条大道：克海山街。眼看着6路有轨电车摇摇晃晃地滑下山坡，他赶紧追到前面的站牌，快步疾走而不失从容，还没买票就跳上了车。

    电车猛地一顿，随即启动。加百列找了个座位坐下，不经意间瞅了一眼右边的墙，墙上有一幅黑色涂鸦，字迹很难擦掉。画中，纳粹反万字符号凌驾于六芒星上方，底下写着一句话：

    犹太人垃圾。

    电车直达火车总站。在总站地下商场，他买了双巴利皮靴，皮靴的要价贵得吓人。在二楼大厅，他看了下列车时刻表，十五分钟内有趟车开往慕尼黑。到了慕尼黑，他就可以乘夜班飞机飞回伦敦，然后他一定会径直前往伊舍伍德在南肯辛顿的住所，紧紧勒住他的脖子，狠狠地出一口恶气。

    他买了张头等车厢的车票，走进厕所。在厕所隔间里，他把脚上的便鞋脱了，换上新买的皮靴，若无其事地走出隔间，把便鞋扔进了垃圾桶，再用纸巾遮住。

    等他来到月台，前往慕尼黑的乘客已经开始检票上车。他上了二号车厢，从走廊径直走向自己的包间，包间里是空的。不一会儿，列车缓缓启动，加百列闭上了双眼，但他满眼所见的，只有倒在拉斐尔画作前的死尸和电车墙上的涂鸦：犹太人垃圾。

    列车还没驶出站台，便缓缓停了下来，加百列听见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不一会儿，包间拉门被猛地拉开，仿佛被炸弹炸开了一般，两名警官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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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