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间八点多钟，刘传芬的爱人孙玉梅刚刚从市立医院里出院不久，正躺在床上。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脸色苍白得象纸一样，眼珠已深深凹到眼眶里去了。

    刘传芬刚刚从饭店回来，就忙着给爱人烧开水，又忙着给刚满两周岁的小儿亚男煮牛奶。他真象在饭店里当服务员照顾客人一样忙个不休。他给小儿亚男喂过牛奶以后，就到外屋去休息，可是他刚到外屋又看见那六岁的大女儿凤英正躺在床上光着身子睡觉呢。他怕孩子受惊，就用被单给孩子盖上。一切家务事都办完了以后，他才坐在椅子上休息。

    但是他坐在那里渐渐有些不安起来，感到满腹焦虑。他想起爱人的病，又想起治病花了二百多元钱，好在工会给了些补助，要不然爱人的生命就难保了……

    他从椅上站起来，踉跄地走到床前拿起枕头，从枕头袋里拿出一封刚从香港寄来的信。他把信拆开，从里面抽出一封寄给他的信和另一封封得严严密密的信。这封套在信里的信，封面上写着：“请转交表姐亲收”这是特务机关给蔡刚的指示信。信是从香港寄给刘传芬，再由刘传芬转寄给李文彬，每次都是这样迂回转递。

    刘传芬把特务机关寄给蔡刚的信放在枕头里，然后又用显字药水把特务机关寄给他的密写信显出来。只见信上是这样写的：

    比维兴居康宁，慰如所祝！旯来函索取经费一事，不日即可托便人捎去。但因当前财经有亏，尚不能使兄满足，量兄为党国大业所计，当然不会为分文而计较。祝兄工作顺利。贵体安康。

    刘传芬看完信，怒气冲冲地把信撕成了碎片，然后用火把信烧了。他把信烧掉以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用双了捧着他那张茧形脸，坐在那里生气。他平素好像喝醉酒似的红脸，现在气得有些发青了。他忽然两手紧紧攥着拳头，一双脚狠狠地在地板上顿了一下，险些把孩子们都惊醒了。然后他又坐在那里心情愤恨地想着：“他妈的，‘为党国大业所计’，呸！别说鬼话啦！老子在这里冒着生死给你们卖命，他妈的连几个臭钱都不给，没钱谁给你们卖命？！……我们在大陆出生入死的拼命为党国效劳，你们他妈在香港、台湾吃喝玩乐，打牌、玩女人也叫为党国效劳？！……”

    刘传芬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想起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想起自己从参加饭店工作以来，工作如意、领导上对他又很关心，自己的爱人得病，要不是工会补助。早就一命呜呼了！……又想起女儿凤英和小儿亚男该有多么天真可爱呀！……这样如意的工作，这样温暖的家庭，这样富强的国家……一切都使他感到莫大的感慨，但是他想起自己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想起自己是个国家不能饶恕、妻儿不能原谅的特务分子，心情充满了痛苦和恐惧。

    “怎么办？我可怎么办哪？！”他忧愁地们心自问着。

    “难道我还胡混下去？……”他的眼前好像有一个万丈深渊，一片漆黑，无限渺茫……“我为什么整天象个老鼠似的不敢光明正大的生活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为什么不做个光明磊落的人呢？……”

    他越想越感到自己是站在悬崖上，随时都有死的危险。

    “我去投案自首！”他忽然起了这个念头，但是一刹间又打消了。“不行啊！太晚啦！解放八年啦、我还没坦白，现在坦白是不行啦！”他害怕坦白以后，受不到政府的宽大，反而会自找苦头，“混下去吧！活一天少一天，这一辈子算完啦！……即使政府会宽大处理我，留下我的头，叫我去劳改，可是我的爱人也会和我离婚哪！准会和我这样一个特务生活下去呢？……那时候我的凤英和亚男不是变成无依无靠的孩子了吗？……”他想到这里感到无限的悲伤。

    他左思右想：不去坦白继续千下去不行，去到政府坦白也不行。他是进退两难，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他正在忧虑万分的时候，忽然，内兄孙福海从外边走进来。这个四十来岁的壮年人，身体相当健康，他的精神饱满，红光满面。他走进屋里，一边搧着扇子，一边急忙走到刘传芬的爱人面前，看了半天，见她已经睡着，就没有惊动她。然后，他从里间屋出来问刘传芬：“传芬，玉梅怎么样？”

    “还好！”

    “啊！你怎么啦？”孙福海看刘传芬眼泪汪汪的、愁眉苦脸的样子，忙问道。

    “没啥！”

    “玉梅的病不是见好了吗？有什么难过的？”

    “没什么！”刘传芬用手背揩了揩眼泪。

    “唉！你这个人心里有事就是闷着不讲：”孙福海关心地说，“玉梅和你结婚六、七年啦，孩子都有两个啦！你自己又有工作，领导上也很关照你，玉梅的病要没有工会的补助，那不早就完啦！你自己想想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是看到玉梅有病，……心里感到难受！……”刘传芬吱晤地说。

    “玉梅的病不是见好了吗？还有什么难受的呢！”孙福海又进一步地问道。

    “…………”刘传芬低着头没吱声。

    “传芬哪！你是三十五岁的人啦，可不是小孩子，有什么事要想得开些，要是想不开可和我谈谈么！”

    刘传芬心里一惊：“难道他知道我的心事吗？！”但是他还是一声不吭，故作镇静地坐在那里。

    孙福海看到刘传芬一声不吱，想继续谈下去，又怕弄成僵局，所以他就用缓和的语气说道：“不要想不开呀！玉梅的病用不了几大就会好啦。”

    刘传芬一听心里又放心了。他想原来他认为我是为玉梅在伤心呢。其实，你怎么知道我的内心的痛苦呢！……他想到这里便抬起头来，强打精神地说：“我是一时感情冲动，没有什么！”

    “是吗？那就好。”孙福海也就随声附合地说，“不过你要为玉梅想想，为两个孩子想想，也要为你自己的前途想想，可不要想不开忧愁出病来。”

    “不会……”刘传芬勉强地笑了笑。孙福海劝了刘传芬一会儿，就回家去了。

    刘传芬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想起孙福海刚才对他讲的话，感到很有道理，可是自己却没有勇气把心事讲出来。他想啊想，想了很久，才睡入梦乡……

    第二大清早，孙福海就到公安处赵科长指定的地点来会见。赵科长热情的迎接了孙福海，倒茶敬烟之后，孙福海就把昨夜晚了解到刘传芬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做了详细的汇报。赵科长听过汇报之后，笑眯味地对着孙福海说：“以你的看法，他为什么那样悲伤呢？”

    “我看他心里有鬼。”

    “是不是为你妹子玉梅的病担心呢？”

    “不是。看样于他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你们是亲戚关系，又是同行同业，在一个单位工作，你没发现他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吗？”赵科长又问了两句。

    孙福海想了一下，说：“唉！过去，我太麻痹啦不正因为是亲戚又是同行，所以我才只看到他表现还积极，就没有从政治上去观察他。”他稍停了一下，又说：“说实在的，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看出来，如他经常和香港通信，说他姐姐在香港一个纱厂工作，可是就没考虑到这里边会有问题？”

    “是呀，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从政治上怀疑一个人，但是革命警惕性还是必须有的。”赵科长耐心地说道。

    赵科长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皱紧双眉想了一会儿，又说：“这样办好不好，今天晚间你请他去看‘天罗地网’的电影，看完以后把他请到你家去吃饭，顺便再谈一谈，看他有什么表现，如果条件成熟就和他公开谈。”

    “唉呀，那要是谈僵啦怎么办？”

    “不要紧，我也去，但是不能公开出面，你得给我找个地方躲起来，必要的时候我再出面。”

    “那就好办，如果叫我一个人唱这一台戏，那可有些难办。”孙福海笑着说。

    “但有一件，你家里不能再有别人。”

    “没问题。我女儿在师范学校念书，她住在学校里不会回来，我老婆吃完饭就上夜校去，要到十点多钟才会回来。”

    “那就这样办。到时候要见机行事，不要慌张。”赵科长做了一番嘱咐，然后又问孙福海：“你可知道你这是救你妹夫还是在害你妹夫呢？”

    “我明白，这是救他不是害他。”

    “那就好。”赵科长很高兴地说。

    孙福海又和赵科长谈了一会儿就回家去了。

    傍晚七点多钟，孙福海和刘传芬看完电影，孙福海就领着刘传芬到家里来，他们坐在外间屋的一张桌子旁边喝酒淡天。孙福海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口建，然后问刘传芬：“传芬，你看这个电影好不好？”

    “好，很好！”刘传芬自从看了“天罗地网”电影以后，心里更加苦恼和恐惧，现在突然被孙福海这一问，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吹暖的应付着。

    “好在哪里呢？”孙福海又意味深长地问了一句。

    “嗯……都很好。”刘传芬又扬起脖子唱了一盅酒，好像不在意似的，但是他想尽力摆脱这个话题。

    “唉！你这人真怪，看电影都不能说出感想来。”孙福海死抓住这个题目不放松。

    “感想嘛，倒有。”

    “是什么？”

    “镇压反革命嘛！”

    “就是镇压吗？难道就没有宽大的吗？”

    “当然有宽大的。”刘传并见逃不出这个活题，便马马虎虎地应付着。

    “什么样人才能受到宽大呢？”孙福村义是一步紧一步地问着。

    “坦白从宽嘛！……”刘传芬感到来头有些不对，更有些慌张了。

    “是呀！坦白，政府就可以从宽处理。”孙福海又暗示地说。他看刘传芬在继续喝酒，有些想要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就有些着急了，但他马上又想起赵科长指示过他，不要发慌，于是就安定下心来，继续问刘传芬：“可是有些人对政府的政策还有怀疑。”

    “有什么怀疑？”刘传芬放下筷子怔怔地问道。

    “怀疑政府是不是真正宽大处理呀，又考虑到即使是宽九项多是留条命，去劳改，还是不能完全宽大呀……”

    “是呀……会有这样想法的。”

    “那样想对不对呢？”孙福海瞪着两只眼睛看着刘传芬，好像就是问刘传芬似的。

    刘传芬感到今天这次谈话就好像说他自己似的。虽然他尽量想不谈这个问题，但是对方抓得紧紧的，使他难以逃避。他只好强作镇静地说：“那样想法也是必然的，政治问题，涉反到生命和前途，有这样想法也不奇怪。”

    “但是，那要看是什么入，也要看是什么时候。如果是解放初期，人们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得还不够，或者是刚从台湾、香港派进来的，对党的政策有怀疑，当然不足奇怪，要是一个在大陆生活七、八年的人，仍然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怀疑，那可就有点奇怪啦！”孙福海单刀直入地说。

    刘传芬顿时满头大汗，心里忐忑发抖。他越来越感到孙福海是在说他，但是他仍装作不懂似地说：“天不早啦，我要回去看看玉梅。”

    “忙什么？光喝酒还没有吃饭呢？”

    “我不想吃………”

    “唉！想得开一些，不管怎么样也得吃饱饭哪！”

    “怎么？大哥，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你今天说话怎么拐弯抹角的呢？”刘传芬有些不打自招地、神色惊慌地说。

    “嘿嘿！”孙福海冷笑一下。“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刘传芬一听知道自己露了马脚。于是他就装出笑脸说：“大哥今天可能喝醉啦，尽开玩笑。”

    “开玩笑，这是关系到你的前途和生命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玉梅和两个孩子的幸福的问题，我还开什么玩笑？！”

    “啊！大哥你……”刘传芬脸色惨白，声音颤抖。

    “安静点，安静点！”孙福海用手把刘传芬拉到跟前，继续耐心地说，“你不要再装糊涂啦！你哥哥不会害你，我不看金面还要看佛面，你也得为玉梅和两个孩子想一想！”

    “大哥，你真知道啦！”

    “不知道我也不会找你。”

    “那可怎么办？！……”刘传芬立刻呜咽咽的哭起来了。他悲哀地苦诉着。“大哥！……你要救救我呀，我解放前被人家欺骗参加了‘保密局’特务组织，解放后我一直隐瞒没有交代……”刘传芬想顶多交代一下历史问题，但是现行的活动还不敢说。他是怕政府不会饶恕他，所以才主动交代一下历史问题。

    “不管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只要彻底坦白，人民政府就会宽大处理。”

    “可是宽大又能宽到什么程度呢？”

    “那就看你自己喽，政府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你自己是何去何从，自由选择。”

    “立功？‘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政府能照办吗？”刘传芬抱着怀疑的心情问道。

    “能！”赵科长突然从里屋走出来。

    “啊！……”刘传芬猛然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赵科长这个不速之客。

    孙福海急忙站起来向着刘传芬说：“这是公安处的赵科长，是我的朋友，不要伯，有天大的事情他会帮助你解决。”

    刘传芬一看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真是骑虎难下了。也只得心惊脸笑地应酬着。赵科长态度和蔼地坐在桌子旁边。这时孙福海给赵科长拿来了一双筷子和一个酒盅。赵科长拿起酒壶给刘传芬和孙福海各倒一杯酒。然后自己也斟满了一杯，笑嘻嘻地举起酒杯说：“来，干一杯！为我们的相会和为刘传芬的新生干一杯！”

    刘传芬和孙福海都举杯一干而净。刘传芬这时候又惊又喜。不知道自己是高兴呢，还是害怕。赵科长又给刘传芬斟满了一杯酒，然后笑着对他说：“老刘，你应该相信政府的话，只要作诚心坦白，争取立功，政府一定会按着政策办事的。”

    刘传芬一看不坦白是不行啦，于是他就说：“我相信政府的话，一定真诚坦白，争取重新做人！”

    赵科长看到刘传芬表示真心坦白，就叫孙福海到门外去照顾一下，防止别人突然进屋里来。孙福海走后，刘传芬就坦白了自己的罪恶活动……

    原来他是一九四七年受欺骗参加特务组织的。那时，他刚从初中毕业，正在南昌市过着失业的生活，天天流浪街头。想找点工作，比找黄金还难。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张引人注意的招生广告。那广告上说得天花乱坠，说是为了造就人才，为社会创造福利，需要招收一批有为青年，到上海受职业训练，即可保送到社会事业单位去服务。刘传芬一看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立刻跑到招考处去报名，进行了很简单的考试。不久，他就接到了被录取的通知书。他乐得连嘴都会不上了。可是当他到学校受训以后，才知道他是被骗了，原来那是“保密局”办的一个特务训练班。从此他就误入了歧途，当上了特务。但是一个青年人在那个社会里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他不但逐渐地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们学会了欺压人民的本领，而且也学会了敲诈、勒索、打牌、玩妓女。从此，他就陷入到罪恶的深渊里去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特务机关突然把他凋去受职业训练。学理发，学当茶房，学饭馆的招待员等职业知识。不久，毕业了，他给派到了××市，通过社会关系，他被介绍到“广东酒家”当了招待员。从此，他就以这个职业作掩护潜伏下来。特务机关给他的任务就是长期潜伏，没有特务机关的指示，不许进行活动。直到一九五三年，驻香港的特务机关才派专人与他取上联系，给他的任务是搜集各种情报，并负责给一个代号叫“表姐”的转递信件和经费，实际是给蔡刚和特务机关做联系工作。特务机关经常以他“表姐”的名义和他联系……

    刘传芬把自己的一切罪恶都向赵科长做了交代，然后泪流满面地对着赵科长说：“我……我罪该万死！望政府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争取立功！”说完，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赵科长“这是香港站给‘表姐’来的信，是叫我给他转发出去的。”

    “里边说些什么？”赵科长问。

    “唉！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纪律规定。我只能转信。不能看信，不管是香港方面给‘表姐’的，还是‘表姐’给香港站的，都不能看。”

    “很好！你能真诚坦白，又能把这封信交给我，这说明你已经决心与特务机关一刀两断了。只要你愿意立功，政府表示欢迎！”赵科长热情地说。

    赵科长说完就把信放在衣袋里，然后说：“天已不早啦，你可以回去了，今天晚间你得辛苦一点，把你对我坦白的问题全部写出书面材料。然后再写一份决心书和立功计划。”

    “好！我一定照办！”刘传芬点头鞠躬地说。

    赵科长又和刘传芬谈了一会儿，进行了一番教育，就离开孙福海家回公安处去了。

    孙福海又对刘传芬进行了教育，然后刘传芬笑着对他说：“谢谢大哥，我可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了！我一定争取立功赎罪！”

    赵科长回到公安处，立即把刘传芬交给他的那封信拆开，然后用显字药水把密写字显出来。他仔细看过信，才知道“情报局”驻香洪站准备派一个代号“1035号”的专员来蔡刚这里视察工作。他看完信，又将密写还原了，然后原封不动的把信封起来。这时，他用专线电话给马处长打了电话。把工作情况和香港给蔡刚的信的内容都向马处长作了报告。根据马处长的指示，叫他把信立即发出，并做好“迎接”“1035号”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