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厨房，戴上手套，把趴在地上的老人翻了过来。他的左颈部有两道伤口，但不是很深。其他伤口集中在腹部位置，数了数共有四刀，形态和宽度一致，看来行凶的工具只有一种！我将老人的手抬起来，那双手紧握着拳头，手背沾有血迹，但并没有伤口，甚至连淤肿都没有发现。将拳头掰开，掌心里没有看见血迹，显得很干净。

    再看看老人的那双脚，他穿的是一双拖鞋，鞋底没有血迹。——这说明，他没有踩到过地上的血。

    “现场没发现作案工具，看来凶器被带离了现场。”司马雨已经拍完了照片，走到旁边说道。

    “丢失了什么东西没有？”我问。

    “我们跟老人的女儿联系过。据她讲，老人以前在家里放着一些黄金首饰，还有一些现金。但我们没有找到！卧室里的抽屉已经被人翻动过，看来凶手是冲着这些东西来的！”

    “老人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这些情况还没有调查清楚。天太晚，邻近的人都睡了，走访的工作没法开展。”董建国走过来说道，“不过据报警的邻居说，老人为人不错，平常很友善，没有和谁产生过矛盾。”

    “天虽然很晚了，但走访的这项工作还得去做！”李智林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从现场情况看，凶手和老人有过长时间的相处，怎么看都与熟人有关！”

    我点点头。他提议的工作是必须要去做的，这是证实或排除案件可能性的一种必经途径。实际上，破案永远不可能像侦破小说那样，仅凭直线式的推断朝着一个方向进行，而是需要多角度入手，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因此我没有驳斥什么。——虽然他已经把与老人死前相处过的人直呼为凶手了！

    李智林的思维方法固然有他的道理，稍有分析能力的人都明白，门没有被破坏，说明外人进入的方式很平和；老人是一个人独居的，而洗碗槽里的却有两个饭碗和两双筷子，这说明曾有人在这里与老人一起吃过饭。李智林从这个角度分析案发的过程，按理说并没有什么不妥。然而他似乎忘记了，我曾对他说过，下一种结论需要综合所有的情况，而永远不要忽略了其他的可能！

    潘云采纳了李智林的建议，吩咐董建国马上走访附近的邻居，并且下了死命令：“不管多晚也要敲开别人的门！”

    司马雨此时正用相机对着饭桌拍照，记录那上面的物品摆设。

    “凶手和老人的关系不一般！做的菜还都不错！”说着他又接着拍洗碗槽：“菜没放进冰箱，碗筷刚洗完，看来老人是吃完饭，在洗碗筷时遭到了袭击。”

    “不！从现场血迹来看，老人首先受到袭击的地方应该是客厅。”我否定了他的结论。

    “那么，他为什么会死在厨房里？”他看着我，神情有些不太信服。

    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但我还没能回答得出来。

    “水快漫出来了！”司马雨突然看到了洗碗槽里的水，准备伸手去关龙头。

    那个水龙头没关好，仍然在缓慢地滴着水，里面的水快溢出了洗碗槽。

    “慢着！”我叫了一声。

    司马雨的手僵持在了空中。

    “先不要关！”我对他说完，然后转身安排李智林：“看看现场有没有容器，拿过来装水！”

    司马雨看着我，满脸的迷茫。

    李智林走到旁边的厕所，找来了一个水桶：“这个行不行？从哪里盛水？”

    “把洗碗槽里的水盛到桶里。”我说。

    于是李智林将桶放到洗碗槽的落水管下面。

    “要盛多少？”他问。

    “将槽里的全盛到桶里。”我说，“最好一滴也不留！”

    “拿回去做检验吗？”他问。

    “检验不需要盛这么多吧？！”司马雨不明就里。

    “自有用处！”我回答。

    李智林把洗碗槽里的水放干，然后问我：“师父，现在怎么做？”

    “现在再拿一个桶子放到龙头下面去接水，并且记住现在的时间！”我对李智林。

    虽然李智林不知我的用意，但还是毫不迟疑地照做了。

    “现在，需要找一把称子来称水！”我对潘云说道。

    “称水？！”潘云一脸迷惑，但看到我神情很坚决，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好吧！”

    他叫董建国找来了一把电子称，把盛水的桶摆到了称上。

    除掉桶本身的重量，共五十六点八公斤！

    “这水里有什么宝贝吗？！”董建国调侃着笑问我。

    我没有理他，只是交待李智林注意时间，半小时后再称一下从龙头盛接的水。

    趁着这个时间空档，我再次凑近现场的血迹，随着它们四处飞舞的姿态，感受了一下老人临死前的活动轨迹。——把静止的事物解析成运动的过程是我的强项，而死亡本身就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艳红涂鸦曾让我困惑不已，如果把这一个个死亡符号赋予运动的色彩，某些地方就会显得矛盾重重，难以进行合理解释！因此，我不得不调整思路，去质疑老人的死亡过程。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你解释的，只能是客观事物，而不是思维！如果我把自己的推断结论说给潘云他们听，所有的人肯定会大吃一惊！

    半小时后，李智林告诉我，龙头滴下来的水重0.15公斤。

    处理完现场，我们把老人的尸体运回解剖室，准备继续查验内部的损伤情况。

    四周漆黑，万籁俱寂的夜晚，我和李智林站在解剖台前，往身上套着解剖衣。

    李智林麻利地戴好手套，从解剖箱里取出柳叶刀，准备进行解剖。器具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在静夜里让人觉得寒气十足。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对老人的尸体进行了检验。整个过程娴熟得如同给自己穿衣戴帽一般，要做的就是重复了无数次的程序，检验衣服上的破损，测量尸体表面的伤口，分析内部器脏的损伤。……

    切开老人的皮肤后，能看出腹部很明显的致命伤，其中一刀刺入了腹腔，导致失血死亡，腔内充满了血液。对于死者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

    检查完致命的伤口，我们按照解剖程序查看了老人的其他部位，还提取了胃里的食物残渣。——为了排除其他的死亡原因，我们往往需要将胃里的内容物进行毒物检验。

    尸检完毕，李智林拿出“勾魂针”，一针针把剖开的地方缝上！

    因为要赶时间，李智林的针脚缝得很长，还一高一低地很不整齐。我之前说过，长期地接触死亡，解剖刀下的尸体对于法医来说，不过就是发现案件真相的工具而已。那种设身处地为死者着想的神经早已经麻木！

    “缝好一点！”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了一句。

    再怎么样，总要尊重死者，谁都会有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那一天！

    完成解剖工作后，天才刚刚发亮。还没回到办公室，潘云就打来了电话，通知去会议室参加案情分析会。

    刑警队的会议里灯火通明，参加侦查的人员都已经到了那里。

    董建国向大家通报了走访调查的情况。老人叫吉安，老伴已经过世，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原来还有一个儿子，不久前出了车祸，没有抢救过来。老人平常一个人独居，为人老实本份，没见跟什么人发现过矛盾。交往的也只是附近那些邻居，但因为是外地人，跟其他人在语言上交流不畅，所以也只是一些很平淡的招呼，相互问候一下，没有特别深的感情，更不用说请人去家里吃饭了！

    接着，由司马雨介绍现场情况，他把现场的状况描述了一遍，然后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首先，死者家四周门窗关闭，没有发现破坏的痕迹，推断凶手是得到开门并被允许入内的；其次，客厅里有两种鞋印，其中一种是死者的，另一种是皮鞋印，没有在现场找到相对应的皮鞋，因而很可疑，应该是凶手留下来的；第三，死者家中有两副碗筷，而死者平常一人独居，分析凶手应该与死者一起吃过饭；第四，死者家的饭菜尚未收拾，碗筷还没有洗完，分析凶手是吃完饭后行凶的；第五，卧室的抽屉被人翻动过，现场勘查时没发现贵重物品，死者子女反映的黄金首饰没有找到，推断已经被人拿走；第六，现场没有找到杀害死者的凶器，可能被凶手带走。综合推断，凶手与死者相熟，得到死者开门后进入现场，并与死者一起吃了饭，趁死者收拾碗筷后下手行凶，目的为谋财！”

    “现场的鞋印有没有粘附性血迹？”我问他。

    遗留在现场的血迹，按是否通过其他物体粘附上去的，可以分为粘附性或抛落性血迹，如果是粘附性的，那么接触过该位置的物品必然粘有鲜血。我问这话的意思，是想知道在现场留下鞋印的鞋子上到底有没有血！

    “没有。”司马雨回答，“鞋印里只有细微的抛落性血液。”

    显然，这个现场疑点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我曾经对他说，死者首先受伤的地方在客厅，想来他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最近是否有人去老人家？”潘云问。

    “对面的邻居家反映，九天前老人去过他家里，说是家里来了客人，炒菜的油用完了，问他借点油。邻居问他是不是老家来了人。他说不是，是结识的本地朋友。也正是从那以后，邻居没有再见过他！”董建国说。

    “老人的这个朋友最可疑，是本案的重点嫌疑对象！”

    最后，董建国还说了另一个了解到的情况。老人有一个儿子，是黑的司机，半年前开车搭一个熟人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两人都死了。熟人的家属一直打官司，要老人家里赔偿。

    “官司有了结果吗？”潘云问。

    “听说一个星期前有了结果，法院判老人的儿子承担所有责任。但因为人已经死了，家里也没有留下什么钱，唯一剩下的只有一套房产，就是老人死的那间房子。对方一直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将那套房子卖掉赔偿，没想到现在出了事。”董建国说。

    “按这样的说法，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他们打官司的事情。”潘云思索着说道，“谁还会选择这时候下手呢？”

    “或许，他家里还有什么不为旁人所知的珍贵物品？”董建国猜测道，“这些问题，还要等到他女儿过来才能调查得清楚。”

    “他女儿过来了没有？”

    “已经在赶回来的路途中了。”

    “跟她说一声，回北江后直接来刑警队，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潘云吩咐完董建国，然后对我说，“邓法医把尸体检验的情况介绍一下。”

    于是，我接下来介绍了死者的伤势情况：颈部有两道伤口，但较浅，未达动脉，不足以致命，其他伤口集中在腹部，共有四刀，一刀刺穿腹腔，引起动脉破损后失血死亡；伤口宽度及形状相同，伤害的工具只有一种；胃内的食物已经排空，应该在饭后四小时左右死亡。

    “死亡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天？”潘云很关心这个问题。

    “一百八十九个小时左右，也就是大约八天前。”我回答。

    大家沸腾了起来，对我精确到小时的判断感到非常惊奇。通常来说，判断死亡时间是一个难题，尤其对于死亡了数天的尸体，法医往往只能根据腐败情况推断大概天数，死亡越久误差越大，很难精确到小时，所以他们的惊奇在情理之中。

    “这么精确！有根据吗？”潘云问。

    “有！”我说，“在死者的洗碗槽里，蓄了五十六点八公斤水，从现场情况看，是发案时开始通过龙头滴下来的。我们做了实验，在龙头滴水的相同条件下，半小时接了0.15公斤的水。这一段时间，天气湿度较大，水份的蒸发可以忽略，按水龙头中水的流速，应该是一百八十九个小时前开始滴水的！”

    “怎么确定是案发时开始滴水的？会不会之前就有水在里面？”

    “在靠近洗碗槽的底部，有一滴已经凝固的血迹，粘在那里，浸没在水中！如果当时有水，血是极易相溶的，无法凝结。而如果凝结在那里，说明血液滴到的那个位置当时并没有水，水是后面漫上去！”

    “的确如此！”潘云点点头，但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不过，你的计算必须建立在高精度的基础上。水这东西太难捉摸了！会不会有漏掉的可能？如果这样会导致很大的误差！”

    “洗碗槽结构很密封，我们看过了，底下没有水渍，没有漏水的现象！”

    “但是，你的计算结果与现场调查的情况有很大的矛盾！”董建国不以为然地对我说道，“嫌疑人是九天前到受害人家中的，案发也应该是那时，而不是你所说的八天前！”

    “我不感到矛盾。”我说，“相反，这还很符合现场状况，很符合下面我所要说到的一些情况。——我的结论可能与大家不一样！”

    “说说你的看法！”潘云示意我说下去。

    “我先讲一下现场的血迹分布情况，这一点关系到案件的性质问题。”我说道。

    案件的性质，一般是指根据犯罪过程所作的案件分类，反映了案犯作案时的目的，如仇杀、抢劫、故意伤害等。但在我们刑事侦查中分析案情时，案件性质指的是更为详细的分类，比如杀人，就会具体到什么样的杀人，谋财害命、仇恨杀人，或者为情杀人！这样分类的意义在于，能更快地固定侦查范围，有的放矢，找到凶手！

    大家都看着我，脸上写满了不解。我明白，他们已经认定本案是谋财害命无疑了，不知我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从血迹分布看，死者应该先在客厅内受的伤，最后死在了厨房里。”我这样开始，让大家有个接受的过程。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董建国有些迷惑地问。

    “在客厅内，看不到挣扎或者反抗留下的血迹类型，只有单纯的滴落血迹。”我继续说道，“给人的感觉，是死者中刀后既无挣扎也无反抗，这是很反常的！我们知道，腹部中刀后失血死亡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伤者却能处于相对平静状态，最后死在厨房内，说明他并无反抗或挣扎之心。这一点，也能从他手上没有抵抗伤看出来！”

    “有没有受伤后不做反抗，直接逃至厨房的可能？”潘云问。

    “如果死者逃跑，手掌必然有捂盖伤口的动作，凶手追至厨房，也必然会踩踏上死者所流下的血迹。但事实上，我们既没有看到死者的手掌里有血迹，也没有看到凶手带血的鞋印！”我解释道。

    “那么你的意思是……？”潘云愈加迷惑起来。

    “既然客观的物证不能解释凶杀行为，只能说明还有其它可能的存在。”我说。

    “你是说有可能不是凶杀？！”潘云想了想问道。

    我点点头。

    “那么还存在什么可能呢？”

    “比如自杀。”我问答。

    会议室里一片哗然，大家相互议论着，显得难以置信。

    “你刚才也说了，失血死亡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那么，谁能下手捅自己这么多刀？而且，现场没有发现刀子，老人用什么自杀的呢？”董建国首先提出质疑。

    “是的，死者身上那么多伤口，那是怎样的一个痛苦过程呀！”有人附和道。

    “自杀很多刀并不奇怪，我见过捅自己十多刀的呢！”我说，“是什么原因让他死得那样坚决，这才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

    “推断得很大胆呀！”董建国不以为然地说，“是不是有点太悬了？……”

    潘云思索了一下，然后对我说道：“这样的结论确实有点冒险，毕竟现场没有直接的证据！”

    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第一次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

    “尸体本身就是证据！”我说，“死者的颈部有两道很浅的伤口，是自杀案件中常见的试切伤，那是试着切割自己时负痛形成的！其他伤口集中在腹部，符合自杀的动作特征！”

    “这样的证据跟没有差不多！”董建国讥讽道。

    “我承认，用事物本身来证明其变化发展，远不及其他的证据有说服力。”我说道，“但你得承认，事实就是事实，不管用什么方式去反映！当然，我也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证据，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那么按照你的看法，应该怎样去做？”潘云问。

    “解决存在的疑点！”我说，“既然缺少直接认定的证据，那就用排除法。排除合理的怀疑，剩下的就是真相了！既然有人只相信调查情况，不相信现场的客观物证，那么我们就从调查的情况入手，找到去过死者家做客的人，也许从中得到的情况更能印证现场的物证，印证客观事实！”

    “当然，那是下一步的工作。现在我们首先需要理清的，是现场的诸多矛盾！——没有清晰的现场重建，就不会有清晰的侦查思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现场上最大的矛盾就是血迹分布，刚才董队长提出现场没发现自杀的工具，这提醒了我，老人是在客厅受的伤，为什么会死在了厨房里？……”

    我停顿下来，让在场的人思考这个问题。——要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让，必须先让他们主动去思考问题！

    “你是要告诉我们，这与伤害老人的工具有关吗？”潘云沉思着问。

    “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它的理由可解释的了！”我回答，“工具不会上天，也不可能入地，只会隐藏在我们没有发现的地方。我在现场勘查时发现，在厨房的下水管的旁边，曾有几滴细微的血滴，如果我没猜错，工具就藏在下水管里！”

    “那就更奇怪了。老人既然自杀，为何还要将工具藏起来？”

    “现场的奇怪现象，可能源自老人奇怪的心思。这也是我们需要弄清的地方，只有弄清这一点，才能真相大白！”

    会后，潘云带我们再一次去了现场，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导致老人死亡的工具！寻找的地方也很明确，就是厨房的下水管道。如果那里确实有一把刀，那么不言而喻，事实就的确如我所推断那样！

    后来的事实是，当我们打开下水管道的盖子，将手电光照进里面时，一把明晃晃的闪着光的东西正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等待了我们多时！

    那是一把水果刀，上面粘满了死者的血迹。经过检验，刀刃与死者伤口的特点一致，刀柄上也只有死者一人的指纹。

    当我们把自杀的结论告诉赶到刑警队的吉安女儿时，她怎么也不肯相信。此前她已侧面打听到一些情况，知道了曾有陌生人到过父亲家里，而且家里不见了黄金首饰和现金，更主要的疑问是，谁自杀会捅自己那么多刀呢？在发表了自己的疑问后，她很有把握地提出了怀疑对象：正和自己家里打官司的那家人。

    “肯定是他们叫人做的，就因为我爸爸不肯将房子卖掉来赔他们的钱！”她说，“那家人太没良心了，我爸答应分期赔偿也不行，非逼着要将我家的房子卖掉！我哥哥好心让人搭便车，倒搭出了这样的麻烦，不光害了自己，还害了家里人！”

    为此，她强烈要求重新解剖，对死者进行详细地检查。

    按照她的要求，我们找到了一家病理检验的权威机构，把吉老头的所有脏器送到那里进行检验。——其中就包括他的大脑！

    对于她的怀疑，我们并不感到奇怪，也早有心理准备。因此，潘云已事先已经分了组，一组负责对死者生前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一组负责找到那个曾经拜访过老头的客人。

    对吉老头生前行踪的调查难度不大，他家处于物业公司管理下的小区里，进出口都设有门卫室，保安能经常看到过往居民的一些情况。据他们回忆，八天前还见到过吉老头，这一点经门卫室的监控录相也能确认下来。——那天上午，吉老头还上街买过菜！

    而九天前来访的那个客人，也在侦查员的努力下浮现了出来。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客人的身份却让侦查员的心里打起了鼓，甚至对我的结论产生了怀疑。

    那个人曾因盗窃罪中蹲过监狱，刚放出来不久！往往有前科的人，会成为我们的重点怀疑对象！

    找到那个人时，他正家里。当我们表明身份后，他说了一句：“你们是因为吉老头的事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董建国问。

    “在报纸上看过了吉老头的报道了。之前我到过他家，是嫌疑对象！”那个人笑笑说，“我坐过牢，知道你们的这一套！”

    “我们想请你回公安局协助调查。”董建国说。

    “不用去公安局了，事情在这里就可以讲得清楚！”他说，“我是到过吉老头家，不过是他叫我去的，人不是我杀的！”

    “他叫你去他家干嘛？”

    “我开始也莫名其妙，他可知道我是刚放出来的！”那人笑着说，“我想，他原来是为了帮帮我，后来成了相互帮忙吧！如果没有了老爷子，我现在可能回到监狱去了！所以，感激他还来不及，哪还会杀他？”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情况！”

    “我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在外面找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一直没有找到。没人愿意要一个有前科的人！所以那段时间我闲着没事，一个人在公园里转悠，累了就在石椅上躺会儿。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乞丐蹲在公园里数钱，一元五元的足有一大把，当时觉得心里很不平衡。自己诚心想做事换点钱，没人愿意给这个机会，那些乞丐什么事不干，还有人愿意掏钱。想起了这些，当时就有些冲动，想到去抢那个乞丐手中的钱。正从身上掏刀的时候，有人拉了我一把，我看了看，是一个老人！他对我说，年轻人别干傻事，人这一辈子路很多，可不能走绝路！他说他姓吉，叫我去他家里玩，还做饭菜给我吃。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样的人这么好。他问，你这样的人怎么了，一时的犯错不能否定了一个人的人格，何况，你已经受到了惩罚！我当时听了很感动，不久就和他成了忘年交。我问他怎么一个人过日子，他说不该走的走了，该回来的还没有回来！……

    “一次，吉老头给了我一些金银首饰和一些现金，让我回家开个小店，过过小日子。他说，别想着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人这一辈子，最珍贵的永远是平平淡淡，坐在太阳底下悠闲地度日。我不肯要他的钱，说这样于心不安。他说钱不是白给，以后需要我帮一个忙，还可能给我带来麻烦！我说帮忙绝对没问题，就冲着他把我当人看，什么麻烦都不怕。他跟我说，他的身体不好，可能没多久的时间了，希望自己走的时候，能对家里做些有意义的事！

    “他给了我一封信，说如果公安局的人找到我，就把信交给他们，如果没找到，一年后把信交给他女儿。他还说，信是写给他女儿的，你们也可以看，看看就明白了。”

    “他就是托你送信吗？去他家还做了什么事？”董建国问。

    他看看董建国，笑了：“对你这种语调我已经习惯了，我曾经坐过牢，这不奇怪！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方老头要把信给我，他直接给女儿不就行了吗？这些问题，也许你们看过之后才会明白。”说完，他把一封信交给了我们。

    董建国把我叫到一旁，问道：“你相信他的话吗？”

    “先看看信再说吧。”我说。

    经过笔迹比对，这封信确实是吉安写的。

    我们把信看了一遍，终于明白了那个可怜老人的心思！

    当我们把信交给吉安的女儿时，她看完后再也忍不住大哭起来！

    “阿妹，相信见到这封信时，公安部门已经基本查清了案情。是的，我是自杀！你老爸一生懦弱，但这次做的应该是最勇敢的一件事。你哥不在了，我的生活也就塌陷了，再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你还是我的牵挂，我希望走后，能有一个地方看到你，看到自己的孙子们，这样的地方，就只有我们的这套房子了。可那个人还没完没了地打官司，非要将这套房子夺走。这是我唯一的念想，可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夺走！思索良久，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了：我死在房子里，并且像是被人杀死，也许这样就没人会再争了。警察还会还疑是他们干的，更让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要这个地方了！就算警察调查清楚，也不会再有活人跟死人争这块地儿！你也不用悲伤，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半年前我就查出了胃癌，也是活不了多久的！

    阿妹，你父亲一辈子没什么大的作为，但必须得守住自己的家。我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这里始终不是自己的家，你的心始终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你才远嫁他乡！时至今日，我已经一年零八个月没见到你了。这是做父亲的不是，我这一辈子漂泊在外，没有给你家的感觉！年轻时心比天高，总想轰轰烈烈地闯一番，到头来，终究是两手空空，还失去了你！

    有人说，没有先辈坟墓的地方不算真正的家。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如果死在了这里，不是就有了家的感觉了吗？生前没给过你家的感觉，希望死后能让你明白，父亲永远都在这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为了把真相带给你，不让你永远在仇恨中生活，也为了延长一下警察的调查时间，我叫这个年轻人带着这封信，约好了一年后把信交给你。如果你是一年后拿到这封信，那也就意味着警察无法调查清楚我的死因。到那时，法院应该不会再执行这座房子了，我们也终于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吉安可能不会想到，警察能这么快就结了案，因而法院依旧查封了房子准备拍卖！不过，后来吉安女儿出钱把房子买了下来，总算了结了他的心愿。只是他这样的代价，似乎大了点！

    后来，吉安的那个忘年交找到我们，将吉老头送给他的钱财交给了我们，非得请我们退回给他女儿：“其实我每晚都梦到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那个公园里坐着。我想是自己欠了他的！没想到，他叫我别走绝路，自己却选了这样的路！”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谁愿意从别人角度考虑问题，那么每个人都只是孤独的灵魂。

    法医工作就是这样，能遇到常人所不能遇到的东西，因此对什么都习以为常，那怕见到多奇怪多凄惨的死法，内心都起不了任何的波澜！

    自从门卫老头梦到吉老头后，关于鬼魂的种种议论就传了开来，到了最后整件事在口口相传中变得面目全非。为了求证它的真实性，不时有人向我问起这件事，我变得厌烦起来，于是反问道：“死人有活人可怕吗？！”

    后来有一天，李智林问我：“你知道吉老头生前和谁打官司吗？”

    “谁？”我有些好奇。这些情况当时没有调查，确实不知道是谁搭吉老头儿子的车出了事。

    “就是我们的门卫老头！”李智林说，“搭车的是他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