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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口候补审判官那天结束了工作回到妙莲寺的家是将近六点钟。从横滨法院到樱木町站走十分钟，打那坐东滨线火车经过十三分钟就到妙莲寺车站。

    对于在东京度过大学生活的野口来说，用如此短暂的时间就可到达目的地，简直好象在做梦似的，他为自己在横滨地方法院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我回来了。”他一推开门口的门就说。这时便有一个名字叫纪子的小女孩儿一边叫着“爸爸！”一边从走廊里跑来。于是野口把她亲热地抱起。当他嗅到三岁女儿身上散发出的乳香味时，这才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也只有这时，他才深有感触地体会到：自己穿着法官服，坐在高高的法庭法官席上，这是一个多么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啊！

    站在被告席上的罪犯或嫌疑犯虽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但只要在法庭上面对着审判官申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所指控的罪行毫无根据或承认部分罪行，那么，他也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存在了。

    检察官也必是各有各的私生活。然而，只要到了法庭，那么，他就成了不过是代表国家权力来镇压被告这一个抽象的人的机器而已。

    辩护人虽然在法庭上跟检察官针锋相对，但在法庭外见了检察官的面却还是拍拍肩膀有说有笑，或者是跟审判官兴致勃勃地打打高尔夫球。据说最近以来审判官们也有打高尔夫球赢巧克力糖吃的。

    人们把法律界一般称为专家集团，在这个集团里学阀成林，联姻成风。律师的女儿嫁给检察官（这时，律师无疑就倾向检察官），审判官的儿子娶法学博士之女，他们生的儿子进了法务省。

    在审判官、检察官、律师中，也有称为“二世”的能干的第二代，也就是说，他们的老子是法律界的人，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律界的人。在法庭上或接见记者时，他们虽然呈现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而在私下里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相互间说着只有朋友之间关系才能说的笑话。

    以某私立大学法学系教授的女儿为妻的野口候补审判官就是处在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而且，这位法学教授也是娶原大阪审议院审判官的女儿为妻，在法务省和最高法院都有很多朋友和后辈。因此，野口候补审判官也渐渐感到自己已成了这些人中的一个老人。

    野口认为：自己虽然处在这样一个闭塞环境中，但活动起来并不象穿审判官服时那样感到不自由。但是，譬如说，见到在司法进修所的同学时，尽管有说有笑，也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空虚之感。然而，当他回到家里跟妻子、女儿在一起玩的时候，这种空虚之感就消逝了。这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和活生生的人。

    过去很多审判官有一种洁癖，这就是：决不把审判之事带回家里，对家里人讲。但是，野口候补审判官的观点却是：不论什么都可以对妻子光子讲。不管穿上审判官服成了一个怎样抽象的人，但作为审判官宣判被告时的心情并不是愉快的。因此，从过去时候起，审判官的性情就是内向的，封闭的。野口认为：在审判贯彻当事主义者口头辩论的精神，从而变为开放性的今天，这对于多少改变审判官的生活意识是有帮助的，因此，即使把审判之事告诉家里人也是毫无妨碍的。特别是象妻子光子这种女人。

    光子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来往于家里的法律界人士，由于耳濡目染，也具有刑法的一般知识。特别是对于上田宏一案，她尤其感到兴趣，在此以前，也曾在饭桌上谈论过。她开始就认为，上田宏的罪行应当是伤害致死罪，这一点，跟菊地辩护人的意见大致一样。

    今天，她随女儿纪子身后，从厨房里边擦手边走出来，来到西装衣柜前为丈夫脱上衣。她站在丈夫身后一边为丈夫脱衣服一边问道：

    “怎么样？”

    在以前，野口便会把审判的事痛痛快快地讲给她听，但今天却不知为何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道：

    “什么怎么样？”

    他一脱掉西装就自己动手从衣柜里取出西服架，又脱下裤子，一起挂上。并且，换上普通化纤做的裤子，就来到阳台上。

    从他的年龄来看，还没有养成让妻子帮助换衣服的习惯。衬衣也好，袜子也好，应不应该洗完全由他个人决定。他并不热衷于摆出一副大丈夫主义的架势，就象过去日本式的丈夫所做的那样：把穿脏的衣服向妻子一扔，并为此而感到心安理得。

    光子来到他的身后帮他脱衣服的目的，其实就是想从他那里听听今天的审判情况。但这时她已经意识到丈夫今天似乎不愿意谈这些。

    对于今天菊地律师在法庭上所发挥的反讯问的天才，野口是感叹不已的。只是对象菊地这样的律师花这么大气力究竟会起多大作用这一点尚存疑虑。

    菊地担当过二十年的审判官，对于案件的情况应当有个大致估计。关于该案的案情，被告已做了交待，并不是象报纸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可以否定的案件。即便否认上田宏怀有杀意，也否认不了他犯罪的事实。然而，菊地的反讯问，就好象是旨在否定案件本身似的，是那样严密，那样卖力。他想：莫非真正的犯人不是上田宏？作为主任审判官的野口，似乎感到案件的内容跟菊地的态度很不协调。他在法庭上所做的记录放在交给光子的皮包里，但是甚至回家之后他也不想看它。

    审判中所收集到的调查材料，速记官和打字员再怎样努力，整理出来也得两周以后。上田宏一案中间隔一日，即后天十月一日预定第三次审判。明天是野口在家工作日，就是说，不到法院而在家读文件。他今天带回家的材料中，不仅仅是有关上田宏的。

    他现在担当的案件很多，有强奸、伤害、受贿等二十几件，因此，下月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上田宏这一案件是少年犯罪，带有广泛的社会性，再加上菊地辩护人的活动，所以，很有可能引起舆论界的注意。为此，野口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不过，碰到著名的案件时，审判长会亲自出马，作为主任审判官可以说反而轻松自在起来。当然，这可以得到审判长的适当指导，然而，带有旧作风的谷本审判长只是从教育的立场出发，并不明示自己的见解。闭庭后在审判室里休息时，野口有意试探他的意见说道：

    “今天菊地的反讯向相当漂亮，特别是对清川的讯问，尤其如此。”

    然而，谷本审判长只是冷淡地回答说道：

    “你那样认为吗？”这就使野口感到莫名其妙，不解其意。

    “冈部虽然没有能够立证出上田宏怀有杀意，——不过，还有一个证人，他就是案子发生的前一天在味美饮食店听见初子和上田宏发生口角的多田三郎，如果他证明说，上田宏买刀子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冈部可就要完全绝望了。”野口说。

    野口对证人清川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心证。野口在法庭上几次窥视谷本审判长的表情，因此，他相信，谷本审判长也是如此。

    “冈部君虽然由于时间的关系似乎处于被动的局面，然而，审判不结束还是看不出谁胜谁负的啊。”

    谷本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他先让主任审判官写好判决书，然后再谈自己意见，这也是谷本审判长的一惯做法。所以，归根到底，野口候补审判官不得不依靠独自的力量完成自己所担当的主任工作。他不知道菊地将会把审判引向何方。对于这种难以估计的局面，他困惑了。

    在阳台上，他坐下来，点上了一根香烟吸着，光子站在他的跟前，以关心的语气问道：

    “你怎么啦？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不，我没什么怎么的。”野口回答说。

    “脸色有点不好吧？”光子关心地观察着丈夫的脸儿。

    “怎么会呢。”

    “真没有什么吗？”

    光子对于丈夫今天的举动是感到奇怪的。往日丈夫总是轻松地告诉她审判的情况，然而唯独今天不同，甚至刚才主动问他，他都有意避开，向阳台走去。

    对于妻子的心情，野口马上明白了。于是笑着对她说道：

    “真的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你要是听到菊地的辩论，就会感到非常痛快、高兴。”接着，就把菊地在反讯问中问的是怎样巧妙详细地讲述了一遍。接着他说道：

    “这个案件的审判估计明天地方版会宣传一阵。总之，一个证人在作案时间于现场附近这是确信无疑的，另一个证人也许也在。这真是新闻记者和推理小说家所高兴的素材。”

    光子两眼开始炯炯有光：“这样说来，对被告是有利的，是吧？”

    “现在还不能这样说。菊地只是做了有可能性的暗示，而什么也没有立证。他究竟想要立证什么，实际上我也搞不清。”

    野口讲到这里，脸色又沉下来，再一次地为难解菊地之真意而困惑。他甚至怀疑，菊地的那些做法是不是专为博得新闻记录的喝彩。他认为：作为一个审判官来说，对那种辩论发生兴趣是有失身份的。

    菊地当律师只有三年的历史，而当审判官却有二十年的历史，具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审理过许多著名的案件。他所以以五万日元的价格接受这个案子，就是因为他的远方亲戚花井教过上田宏。这件事也作为法律界的小道消息传到了野口的耳朵里。然而，仅仅由于是花井的远亲，是说明不了菊地辩护为何如此热心和卖力的。所以，也只好按常识的理由来考虑，这就是为了扬名。

    “后天，检察官方面还有个证人需要讯问，之后，就是菊地的冒头陈述，那时一切就会清楚的吧。”野口似乎自己谈给自己听。

    “检察官一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证人？”光子问。

    “在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有一位顾客据说是在味美饮食店看见了初子和上田宏发生口角的场面了。这是立证上田宏怀有杀意的证人。但是，似乎希望不大。当然喽，不听听他的证词是不会清楚的。”

    作为审判官的一种职业性习惯就是慎重。野口也不例外，在他跟妻子闲谈时也不忘其“慎重”。

    “是呀。检察官所认为的不立证‘有杀意’、‘窥机’，杀人罪便不成立，这种观点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你开始就同情这个少年，所以才那样想。”野口笑着说，“案件发生的前一天，被告和被害人见面时的言行还是很重要的呢。所以，不听一听是不行的。而且，上田宏自己都交待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想威胁她一下才拿出小刀来的，这才……”

    “审判官的妻子可不能说这话，”野口禁止她说，“你讲的是周刊杂志上报道过的，上田宏于检察厅供述的材料。审判却与此无关。”

    “你这种话也不过是形式罢了。不会有那么复杂：在警察和检察厅那里的交待竟会那么不同。这大体也能估计出来，即使你也是明明估计到了的，然而，你不过……”

    “根据检察官的冒头陈述：上田宏从前天夜里就坚定了杀意，所以，才到长后镇买刀子。然而，上田宏买刀子当时的表情是开朗的，况且又不止买刀子，还买了晾衣夹等家庭用品——这些情况也都是从菊地的反讯问中弄清楚的。”

    野口把今天法庭情况全部告诉了妻子。

    “那么，杀人罪就不会成立了吧？”

    “我看还不能这么说。检察官最重视的是以后将要出庭的，被告在横滨工厂工作时的上司和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俩都是将作为证明上田宏作案后的行动表现的证人。”

    “是说明他作案后五天内假装不知，跟女人同居的事吧？这有什么？”

    “可不能那么说。要是偶然犯罪，从常识考虑，他一定会把初子护理好或送往医院。但他把初子推下崖后却毫不在乎地同她妹妹同居，而在这一期间又既不感到良心上的谴责，也不去自首，假装无事地继续上班工作，沉湎于与良子的爱情里。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就说明他的犯罪是事先有计划的，是预谋，所以，作案后也毫不介意。不用说，这对于认定犯罪事实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这可糟糕！”光子皱了皱眉说。

    上田宏犯罪后的行动，在作为一种情况的参考的同时，也是从反面确认犯罪事实的存在的间接证据，一般称之为间接事实。

    就是说，上田宏杀死初子后，既不予以护理，也不自首，而是默默地享受着与良子的同居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认定犯罪不是偶然性的，而是有计划的，预谋的。

    “那么，这是否可以认为：上田宏已经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只好浑浑噩噩地听天由命了呢？”

    “这个，无论怎样认为都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上，罪犯的心理不可能是那样想的。”野口安慰说。

    “不过，上田宏还是孩子呀。”

    “十九岁在过去按虚岁算就是二十岁，给个媳妇都可以生孩子了，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了。所谓少年也只是法律上的规定而已。”

    “也许是这样吧。不过，从这个孩子的做法来看，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成了人的男子。你对他在法庭上的印象如何？”

    在拘留所呆了两个月的人，一般都给人一种精神状态完全萎靡的感觉，所以单靠法庭上表现是很难判断的。不过，今天他在法庭上好象精神好多了。

    野口回忆起在富冈秀次郎说到上田宏上衣兜里揣着晾衣夹时，上田宏脸上泛起红晕的情景。上田宏这种孩子气的反映，给野口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心证。

    “我也认为这个少年不会是有计划的犯罪。可是，不听听有关方面的证词，还是不好下这个结论的。”野口以辩解的语气说。

    “是啊。如果不听听菊地的冒头陈述，还是不好下结论的。”

    “该替纪子洗澡了吧？”

    野口改变了话题，一边说着一边朝在客厅里玩积木的纪子望去。往常他总是一换完衣服就到洗澡间洗澡，可是今天在阳台上。对此，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季节已是九月末了，这一带山岗上的树林里，树叶有的已经开始变成深褐色。但是，结束了一天工作的野口却满身汗涔涔的。

    “纪子，去洗澡吧。”野口走到纪子跟前，将她抱起，一边让小女儿抚摸着脸，来到走廊里面的洗澡间。

    “你喝什么酒？”

    “啤酒。”野口一边大声回答，一边拉开浴室门。带小女儿洗澡是野口的乐趣之一。他喜欢在小女儿娇柔的身上涂上肥皂，仔细认真地洗着小女儿的身子，包括她的十个小指头。这时，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审判官。

    <er h3">02

    第二天，菊地律师在东京有乐街事务所特地让人买了一份《神奈川日报》，并跟当天早晨出版的一份报纸上报道对比着。

    案件在东京各报社会版上没有登。这种案子对于各家大报来说，只登第一次公判、求刑和判决就可以了。没有登第二次公判是菊地早已料想到的。

    在法庭坚持到最后的，只是横滨地方报纸《神奈川日报》的记者。东京各报社的有关记者一般都兼任其他部门的报道工作，所以，只留下一个有代表资格的记者，而其余的记者都到别的单位去了。总之，该案件只是对地方报纸来说有兴趣。

    菊地自接受这个案件的辩护工作以来，一直在有乐街经营地方报纸的卖店里买《神奈川日报》。该报发售的时间一般在午后。负责给菊地买公判第二天东京各报地方版报纸和《神奈川日报》的是事务所女秘书大崎志那。幸好她住在蒲田的女塚，早晨到神奈川县川崎火车站是顺路，这样就在该站卖报的摊亭买了《神奈川日报》和其他各报。

    菊地律师跟战前的同僚一起共同开办了战后第一家律师事务所。面积只有十五坪大小的地盘，间隔成四个房间，各个房间里摆着桌子和书架，另外，还有两个共同使用的接待室。在进门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这便是大崎小姐工作的地方，她是两位律师的秘书，并兼任接待和电话员的任务。

    菊地上午十点钟到了事务所，阅读大崎小姐为他放在桌上的报纸。因为他在家里已经知道东京各大报没有登载关于审判的情况报道，所以，他首先打开《神奈川日报》。

    由于大冈警察署管区内发生了一起全家自杀的事件，所以，关于审判的报道自然没有作为头条新闻，但也是登在头版中间地方。其内容正如菊地所预料的，是集中在“真犯人在别处吗”这一点上。

    该报道把焦点集中在：大村老人在作案时间内在现场附近跟初子预定相见上和宫内辰造跟初子有肉体关系已经明确，以及他们的这种关系跟案件究竟有什么关系上，而且，对在菊地反讯问中，暗示出宫内在作案时间内也有在现场的可能性，也做了报道。

    但是该报道对菊地着力讯问出的上田宏在福田刃具店里不仅仅买了小刀而且同时也买了晾衣夹一事却没有接触。

    该报专门从“真犯人究竟是谁？”这一观点出发报道这一案件。在东京各报的地方版上只登了那么三段，其观点与此大致相同。

    “嗬，成了推理小说了！”

    菊地喃喃自语着，把一打报纸推向一边。他感到：不论怎么说，正在审判中的案件在报纸做如此程度的报道，引起舆论界的关注，不是一种坏的征候。

    菊地在这一天，不能只顾上田宏的案件，后天，他要参加已经着手一年的某化学药品公司违犯关税法案件的第十次公判大会。这可以说是现在整个日本所有法院正在处理的漏税案件之一。后天，交易所会计课长将作为检察一方的证人出庭。而且，下周他将由于另外一桩违反关税案件到大阪出差。另外，他还担任违反公路交通法，即汽车事故一案的辩护工作。总之，菊地律师的日程，到年末是排得满满的。

    在预定明天上田宏一案的审判中，对于检察官一方的证人调查结束后，将是菊地律师的冒头陈述。菊地写完了这篇稿子是昨天晚上小半夜。打字用稿纸，共写了十一二页，预定大约用三十分钟读完。其骨子主要是根据一周前到金田镇听花井的调查情况的汇报而写出来的，其中也充实了昨天大村吾一和宫内的证词，因而，这就更加完整无缺了。

    关于明天出庭证明上田宏作案后的行动的证人将会大体上说出什么情况来，由于翻阅了该证人的供述材料，菊地是知道的，他也准备好反讯问。当然，这不是胸有成竹的阶段，但是，他坚信自己是能够立证上田宏一案是属于偶发性的。

    秘书大崎小姐也打日文，凡事务性的短信全由她打。但象冒头陈述这样文章却要包给附近的打字印刷社。到这里打字印刷，由于活多，也得排队等候，所以，今天午前交给它，明天早晨才完成，刚好来得及。并且，预定在法庭上宣读完毕之后，提交给审判长，并将抄本交给检察官一份。

    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并非非搞不可。检察官的冒头陈述，是为了让法院了解案件的轮廓，并阐明依据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从而给被告一方提供了充分防御的机会。这是在进入证据调查之前所不可缺少的一道手续。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就是：在原来开头的手续阶段，就与承认不承认公诉事实有关连的问题，随意发表意见，就是说，如果主张被告无罪，就要从事实上，法律上加以有理有据的概述。

    但是，在检察一方的方针尚不明确期间，进行冒头陈述，阐明观点是要吃亏的。即使为了对付检察官的冒头陈述，在证据调查的阶段进行虽说是合适的，但据说为时也尚早。现今最普遍的作法是在检察官调查证据的手续结束，手中的牌全部出尽之时进行。

    由于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具有这样的随意性，所以，有的律师没有把重点放在这里，不等检察官向证人调查证据的手续结束就进行。

    检察官在最后的陈述即一般所说的“求刑”中，首先谴责被告犯了滔天大罪，其言词之激烈如狂风，其态度之冷酷如秋霜，然后就可求刑。另一方面，辩护人在陈述中也是声泪俱下，以便感动审判官以求缓刑。这就是今天日本法庭上的现状。

    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由于跟现在法院百分之八十的案件，被告都是承认其罪行的这一情况有关。不过，即使是被告不承认其罪行的案件由于辩护人无力收集资料，无法驳倒检察官提出的证据，所以，往往只好也靠“哭”术或“缠”术来感动审判官发发善心。所谓当事主义者和证据主义者这些大原则，在法律界实际已变成一句空话，人们称它为理想主义，其原因也就在此。

    昭和三十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法院实行了所谓“集中审理”办法。这种办法虽然由于检察官和律师事先进行洽谈，整理好争论之点，安排审判日程表，使审判顺利按期结束，但却不能充分地进行审理，往往会给被告带来不利。

    象目前菊地辩护人所受理的漏税、违反选举法的案子，由于检察官怕销毁证据，一部分证据材料不给看。这样，就会由于事前准备不足，集中审理也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搞漏税和受贿的家伙倒多大霉也不过分。——有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但是，人不论多么坏，也只能绳之以法，此乃民主主义社会的一大原则。那种蹂躏和歪曲法律的官僚主义、独善其身主义和好人主义、见风使舵主义的观点、那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专门为自己利益申述意见以促成既成事实的观点，只能是引起社会混乱的祸根。

    菊地辩护人所面临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如此复杂情况的日本法庭，但是，他自恃自己虽然是处于如此腐败的法律界中，但在判决之际仍然坚持正义、祛邪除恶的。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努力会打动谷本审判长的心而不会变得白费。

    <er h3">03

    在同一个时间内，坂井良子正在横滨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室内接受冈部检察官的质讯。

    在公判期间，检察官突然把怀孕七个月的良子叫到检察官室内进行质讯，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冈部检察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村吾一和宫内辰造说出意外的证词，所以感到很有必要通过初子和宫内的关系来确定一下其证据。他是在昨天闭庭之后，采取特别手段，向良子家附近的驻在所打电话，让巡查通过地方警察叫到良子的。

    因为被告家属作为证人是不会讲对被告不利的情况的，所以，检察官一方是不采取让家属当证人的方针的。上田宏在作案当天回家时的情况跟他在横滨公寓和工厂时的情况一样，都是可以确定其犯罪事实的间接证据，然而，冈部并没有要求被告的父亲喜平等家属出庭作证，其原因就在这里。

    作为冈部来说，龙汽车工厂的车间工长和公寓的管理人的证词就足够了。一般来说，家属是作为辩护一方的证人出庭的。

    冈部之所以打破常例，想听听良子的供述，是由于大村和宫内的证词提到了另外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另外，他不得不采取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应急措施，也是由于这个案件没有经过所谓“集中审理”这一办法。如果按照“集中审理”的方式，到终审日期这不用说，就连出庭的证人的人数讯问时间也都卡得死死的，根本没有机动的余地。

    审判不论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申请新的证人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论审判官还是辩护人，日程安排都是满满的，是否会挤出多余的讯问时间尚且不论，但作为实际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以不要添什么麻烦作为事前准备的前提条件的。根据事前准备，事先明确争论之点，公判开始之后，到终审为止，就象车头沿着铁轨迅跑似的使审判顺利进行——这是主张集中审理派的理想。但是，有一种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如果只摆出一些自己讨厌的理由说道：“这会把人们引向对过去旧刑法时代的留恋上吧！”那么，就使审判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担心会导致刑诉法的修改。

    要防备这一点，就得必须加强具体的事务性工作。然而，有一帮非占主流的人士却始终散布说，这是变相无视事实的遁词和繁琐哲学，从而，又给“集中审理”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天的审判规定是从午后开庭。检察官传唤的证人只有三个。因为只有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和对三个证人的讯问，所以，时间上是绰绰有余的。

    这次审判，当然不是经过事前准备的，所以，冈部检察官在估计到要求良子出庭作证人是有希望的情况下才想让大和警察署的巡查传唤她的。

    坂井良子接受巡查天野的访问是在前一天夜晚十点以后，这时她刚向母亲澄江讲述完白天法庭情况，并已经就寝。

    她听到大门口有敲门声，便奇怪地想：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她起床走到门口一看，原来是天野巡查，他正打着手电站在那儿。

    “横滨地方检察厅冈部检察官刚才打来电话，说要你辛苦一趟，明天上午十点到他那儿去。”

    “明天？这太急促了。什么事？”

    “这个，我可不知道。他只给我在电话里说，要你去。想必是急事。”

    “我可不想去。”良子低头嘟囔着。

    关于上田宏一案，在此以前，她在检察官和警察面前都讲过多次了，厌了，可是，明天还得到横滨去。她本来想明天在家好好休息。然而，既然检察官叫，愿意不愿意也得去。

    “知道了。”

    这样，她便在今天和煦的秋阳下，于上午十一点钟来到了庄严而肃穆的横滨地方检察厅一室，坐在冈部检察官的对面。

    冈部检察官的讯问主要集中在三点上：

    一、初子与宫内的关系；

    二、有关金钱方面的情况；

    三、在初子死前一段时间，跟宫内的关系是否恶化。

    这最后的一项是为了弄清楚菊地律师问出的关于案件发生的当天他们两人的行动情况。

    冈部当然昨天晚上也叫宫内了，但他没有在家，从他生活状态来看，今天也无希望叫到他，所以，也就只好找到了良子的头上。

    但是，良子对于姐姐跟宫内的关系并不清楚。这是因为初子拿她当小孩看，所以对她什么也没有讲。关于这些情况，良子都老老实实地讲了，但冈部还是反复讯问了一些细节问题。直到五点为止，冈部才结束了对良子的讯问，最后让她在证明材料上签了字。

    “明天也许让你出庭作证，希望你务必来法院。”

    冈部检察官在良子临走时叮咛说。他想，菊地辩护人会不同意良子的供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