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的春天。

    蒙贝尔格科长把达夫警官叫进了办公室，让他去找一个名叫玛利亚·巴特里斯的二十岁女子。她住在一个距离杜塞尔多夫很远的小山村里。第二天，达夫警官立刻把这位吓破了胆的女士带进了办公室。

    “你就是玛利亚·巴特里斯？”

    “是的。请问……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这封信是你写的吧？你仔细看看。”

    蒙贝尔格温柔地向哭丧着脸的玛利亚问道。他将桌上的一封信递给了她，信上的字迹的确很女性化。

    玛利亚大吃一惊，盯着手里的信看了许久。

    “没错，这封信是我写的，是我寄给杜塞尔多夫的一个朋友的。为什么会在您手里呢？是不是送错地方了？”“是的，是送错地方了，不小心被放进‘收信人已死’的那一栏里了。我最近一直在监控此类信件，有件事情要问你，你在信上说有个男人差点儿掐死你，能否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玛利亚发现警察并非要抓自己，这才放心下来，回忆道：某天晚上，她来到杜塞尔多夫，准备找一家青年旅社投宿，可是她在半路突然被一群小混混缠住了。他们一定要玛利亚跟着他们去林子里。玛利亚非常害怕，绞尽脑汁想要逃跑。

    “我站在原地，都快哭出来了，这时另一个男子走了过来。我不认识他，他好像有些年纪了。他立刻帮我赶走了那些小混混。不过他说附近没有青年旅馆，提出要带我去他认识的一家旅店。那家店里的老板也很亲切，我就放心跟他往里面走了。可是越往里走，他的态度就越奇怪，我觉得不太对劲，就走出房间，可没想到他居然追了出来。他说要告诉我青年旅馆怎么走，带着我朝森林的方向走去。我不肯去，他就一把抓住了我的脖子！我吓唬他说我要大声呼救了，他居然说，你要叫就叫好了，不会有人来救你的。他一边掐着我的脖子，一边把我往地上按。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拼命挣扎，哭着求饶。过了一会儿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起身走了。最后我自己找了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就回村子里去了。事情过去了很久，我才给住在杜塞尔多夫的朋友写了这封信。”

    蒙贝尔格与达夫警官交换了眼色，说道：“你要是再见到那名男子，还能认出来吗？”

    “那当然，这么可怕的人，烧成灰我都认得！”

    “那你说说那个男子都有什么特征？”

    “他身材瘦小，看上去挺年轻的，其实有些年纪了，三十五六岁吧。身上的衣服都是黑色的，头发也是黑色的。对了，他头上还涂了发胶，味道很重，我现在都能回想起那个味道来。他的眼睛是深蓝色的，五官比较平……”“很好。那你还记得他带你去的那栋房子吗？”

    “在蓝帕街那里。”

    “你能确定房子的位置吗？”

    “我去那儿应该就能找到。”

    一小时后，达夫警官与另一位便衣警察带着玛利亚·巴特里斯前往蓝帕街。

    然而，玛利亚走进蓝帕街，却说自己想不起来了。她脑中一片混乱，只是在原地转圈。最后，她下定决心说：“我还是一个人走走看吧—这样可能就能想起来了。”

    达夫警官从一开始就不太相信玛利亚—这时他越发断定玛利亚是要逃跑，可是他觉得玛利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证人，跑就跑吧，于是便答应了她的要求。

    “那我们就回警署去了，你慢慢想吧。”

    达夫警官没有过高的期待。他与玛利亚告别，回到了警署。没想到他刚向蒙贝尔格警官报告完情况，玛利亚就立刻冲进了办公室。

    “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不仅找到了那栋房子，还找到了那个男的！”

    “什么？找到了那个男的？”蒙贝尔格激动地跳了起来。玛利亚继续说道：“警官们走后，我在蓝帕街旁边的梅特曼街上乱逛，看到附近有两个女人站着聊天，就上前打听了一下。她们分别是萨基夫人与魏玛小姐，她们异口同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