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莉亚吓坏了。
不,我不是害怕,她想,我是恐惧。
她回到旅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三包烟。第一包抽完了她恢复了一些,现在她在抽第二包,感觉好受多了,她觉得有些像晕船,有些像在听摇篮曲。
此时她坐在房间地板上,背靠着墙,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抱紧双腿。她的手提电脑在房间另一头,关着。
想想刚才她做得太对了。她看了卡洛斯基录像的40秒后,她就吐了。安德莉亚是心里存不住事的人,因此她立刻找到最近的垃圾桶,一手捂着嘴,呕出了一些通心粉和起司,那是她的早餐,还有一些她不记得吃过,也许那是头天晚上的晚饭。她想在梵蒂冈呕吐是不是算亵渎圣灵,结果她认为不该算。
当世界不再天旋地转后,她走回到新闻发布中心大门,想也许刚才动静太大会有人听见。毫无疑问,现在两名瑞士保安可以按盗窃邮政罪名逮捕她,或者也许这种行为有其他名字,总之是有罪的。因为这些信件都不是给她的。
哦,警察先生,我以为里面有炸弹所以我勇敢地打开了,保持镇静,我会在这里等你们给我带回一枚奖章。
这不是太可信,是完全不可信。但事实上安德莉亚也没准备和要抓她的人解释,因为没人要抓她。安德莉亚镇定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尽量慢慢地离开这里,在拱形大钟门口给瑞士保安一个迷人的笑容,然后穿过圣彼得广场,这里好几天了到处是人。她到了旅馆,走出出租车,才不再想那个瑞士保安盯着自己的眼神。她觉得他们不会跟着自己了。
没有人跟着她,也没有人怀疑什么。在披萨街,她把没开封的另外九封信扔进一个垃圾箱。她不想让这些成为自己犯罪的证据,然后除了在卖香烟的地方停留了几分钟,她就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
当她完全恢复平静后,安德莉亚查看自己房间里的干花花瓶,查了三次,确保里面没有隐藏的摄像头。然后她把光盘放入电脑,又一次观看录像。
第一次她试图看一分钟,第二次她几乎全部看完了。第三次,她彻头彻尾看了,但不得不冲进厕所把刚喝的水和胃里还剩的东西也吐了出去。第四次,她说服自己保持冷静,告诉自己这是一盘真实的录像,不是恐怖电影《女巫布莱尔》。但是我们都知道,安德莉亚是一个很敏锐的记者,责任心非常强。她的直觉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这部录像是真的,也许有的记者会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假的。但是安德莉亚已经花了几天时间寻找罗巴亚主教,她也怀疑还有其他主教失踪。在录像里听到罗巴亚的名字,解开了她的疑惑,就像一个酒鬼凌晨5点在白金汉宫喝茶一样:寒冷,肮脏,但是有效。
她又看了第五遍,为了习惯里面的画面。第六次,她做了笔记,字写得歪歪斜斜。然后安德莉亚关上电脑,坐在桌子和空调之间的一块地方,尽量离电脑最远。她开始用尼古丁吞云吐雾。
“现在反正不是戒烟的时候。”
那些图像是噩梦。开始让她觉得充满敌意,那肮脏的景象让她两个钟头都没办法思考。当最后她终于从震惊中恢复并开始思考时,她看着自己的笔记。她拿出本子写上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写了三点,这将会是她报道的中心。
一个邪恶的杀手正在天主教教堂谋杀枢机;
教会,很有可能正在和梵蒂冈警察局合作,但他们隐藏事实,不让媒体知道真相;
选举中枢机扮演着重要角色,会在九天、八天内选出新教宗。
她先写了个“九”,然后又给划掉,改成“八”。现在已经是星期六了。
她要写一篇出色的报道。一个完整的报道,三页长,有总结,有引用,还有侧边栏,还要有张杀手的大头照。她不能马上把任何录像里的照片截图发给报社,因为那样他们就会立刻换人写报道而把她甩了。主编一定会把帕洛玛从病床上拽起来让她写,认为这样才够分量。也许他们会给她一个在侧边栏里第二作者的机会。但如果她把完整的报道发过去,写好了就等着刊印,那么即使主编自己也没有胆子给她拿下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的话,安德莉亚需要在出版前也给《全球邮报》发一封传真,另外一份给《ABC日报》,文章要复杂,内附照片多张。那么独家新闻就泡汤了,她的工作也会丢的。这可不是好玩的。
“就像我哥哥米高说的,‘我们都得上,不然就把婊子扔进河里。’”
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特别对安德莉亚这样的年轻女子来说。但是没人插嘴会坚持说她是个年轻淑女。一个淑女从来不可能像安德莉亚偷窃人家的信,但如果她因此受到影响也是很糟糕的。她似乎已经看到自己在写一本畅销书《我抓住枢机杀手》,上千本书,封面有她的名字,她去世界各地采访,参加辩论会讨论她的发现。这个无耻的小偷真该有些麻烦呢!
她现在清楚地知道,有些时候你必须小心,明白自己要劫谁的道。
因为这个信息可不是报纸最高执行主编发出来的。它是一个冷血杀手发的,也许现在他正数着时间,等着他的消息明天一早发布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广播上。
她琢磨着自己的选择。现在是星期六,直到今天早上以前,发信人是绝对不会知道这些信根本就没到收信人手上。如果投递公司周六上午开门的话(但是她怀疑不一定会开),那么杀手可能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寻到她,也许是上午10点或11点的时候。因为那个送信的看到自己胸前的新闻工作证。但也许他更感兴趣的是工作证下面,她衣服里面。最好的情况是,如果投递公司一直到星期一才开门,她就有两天时间,最差的情况是她只有几个小时。
安德莉亚已经知道最疯狂的事情往往总是会朝最坏的方向发展。所以她立刻开始写文章。只要主编把稿子发给新闻社,她就可以把头发染了,戴上大墨镜,像只蜜蜂一样飞出旅馆。
她站起来告诉自己要坚强些。她打开电脑,打开新闻写作程序。她直接把文章写在报纸的模板上,看到自己的文字,她感觉好多了。
安德莉亚用了45分钟写了三页,当她马上要写完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
谁会给我这个号码打电话?现在可是凌晨3点啊!
只有报社有这个号码,她没给过别人,甚至没给过她家人。那么大概是报社的紧急电话。她站起来在包里找电话,半天才找到。她看着显示屏,想着会看到一个从西班牙打来的长长的号码,但是她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显示来电者部分是空白。甚至连“来电人未知”都没有。
她把电话放到耳朵上:“喂?”
里面只传来忙音。
她挂断了。
但是内心告诉她这个电话很重要,她必须抓紧时间。回到电脑旁,她尽量写得更快些。错字她都来不及改,她本来是很少写错别字的,从八岁起就是这样,从来用不着回去修改错字。他们反正可以在报纸出版前修改。突然她想赶紧写完。
结果又花了四个小时她才写完剩下的部分。因为她需要寻找资料,枢机的照片,新闻,个人介绍和死亡真相。文章有些部分是从卡洛斯基的录像里直接弄过来的,有些部分写得太强烈了让她都感到脸红心跳。这都是什么啊,让编辑去审查吧,要是他们有这个胆量去看那录像。
就在她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安德莉亚听到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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