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的圣地亚哥,在加利福尼亚耀眼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熠熠生辉。至少,在我这个刚看过蒂华纳那种艳俗风景的人看来,这里的风景是很清新的。这个港口城市给人一种爽快的感觉。
说起圣地亚哥,人们往往会想起那里的海洋公园,里面有由六个舞台构成的海豚表演场及数十个展览馆。而拥有八百种、三千四百头动物的圣地亚哥动物园也是非常有名的。此外还有高级疗养地拉·荷亚,那里住着很多艺术家。这些都是圣地亚哥宝贵的观光资源。
此外,这里是早在一五四二年就被发现的地区,是加利福尼亚州最早的白人定居区,也就是该州的发祥地。所以,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淀。后来,这里还逐渐发展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现在港口内还停泊着很多航空母舰和巡洋舰。
这里位于洛杉矶以南约二百二十多公里的地方,从日本人的感觉来讲,大约是从东京到松本(长野县)、挂川(静冈县)或者是郡山(福岛县)那么长的距离。
圣地亚哥的人口大约有一百一十万,绝不是个小城市,但是这里的商业区却和洛杉矶完全不同,道路和建筑物都像围棋棋盘上的格子一样排列得井然有序,给人一种非常紧凑、非常整洁的感觉。
在这布局小巧而整齐的城市中,我走访了很多金银珠宝业者,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得不到任何关于“乔”的线索。
我甚至还去了圣地亚哥边上的老城区和教会遗址,同时还委托调查组的其他成员在洛杉矶采访那里的金银珠宝业者。但是怎么都找不到知道“乔”去向的人,也没有发现他以前在这里生活时留下的痕迹。
就在我要放弃追踪时,突然有一名在洛杉矶的调查组成员给我带来了这样一则情报:据说“乔”非常喜欢海,在洛杉矶时就拥有一艘小型游艇。所以很有可能在圣地亚哥时也曾有过船。
在圣地亚哥海湾内有很多港口,于是我对管理这些港口的事务所一一进行了采访。我查阅了以前的船舶登记簿,终于发现在靠近海洋公园的游艇港停泊的一艘中型游艇,其前主人就是“乔”。
我按照港湾事务所的船舶所有者登记簿,找到了和“乔”有钓鱼、航海等共同爱好的“海上伙伴”,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据他们说,“乔”在大约六年前在圣地亚哥海湾边买了别墅作为住宅和办公室。并且在美国的洛杉矶和夏威夷等地区以及中南美洲、墨西哥等地贩卖宝石。
有一名原美军高级军官,当时和“乔”关系很好,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对他的生意知道得不多,但他在经济上好像很宽裕,从来不用为钱发愁。他非常喜欢海上运动,尤其喜欢驾驶游艇出海钓旗鱼和金枪鱼。我也曾经和他一起去过好几次。他是那么喜欢大海,以至于有一段时间甚至在船上生活。大约在四年以前,由于生意失败,才不得不卖掉了游艇,离开了这里。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也就是说,“乔”早在四年以前就已经离开了圣地亚哥。但这并没有使我感到沮丧。因为这正好证实了我的想法:“老大”之所以会把“乔”的所在地告诉我,是因为他非常确信我根本不可能找到“乔”。
但是,我却从那些“乔”昔日朋友的口中得到两条重要的情报。
第一条情报是,据好几个以前和“乔”一起钓鱼的人说,“乔”曾经说:“我以前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
虽然“乔”没有讲做了什么事,但是据说他说这话时非常骄傲,眼中也闪闪发光。
另一条情报是说,“乔”曾经一边哭,一边对前面所说的那位原美军高级军官说过:“我曾经背叛过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隐隐作痛。”
“乔”当时没有讲事情的详细经过,但据说他的背叛,导致了他朋友的死,所以他对此事非常悔恨。
此外,那人还证实说:当时“乔”曾经给他看过一个用子弹加工成的挂件,那是用来纪念他那死去的朋友的。
另外,那人还回忆说,“乔”虽然驾驶汽车,但是绝对不愿意骑摩托车。
他回忆说:“大概是在五年前的夏末,在我的别墅聚会时,客人当中就有‘乔’。我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只记得当时‘乔’在聚会开到一半时,有点事要出去,所以我对他说:‘路上很堵,你骑我的摩托车去吧。’‘乔’听了这话以后,用非常严厉的口气回答说:‘我不想骑摩托车。’一定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不快回忆。反正他说那话时怒气冲冲的,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
结果,在圣地亚哥虽然发现了一点“乔”的踪迹,但是还是没有搞清楚他的去向。
回洛杉矶的路上,已经是夕阳西下了,太平洋被染得通红。我一边从车窗内眺望着这一切,一边回忆起一句话,这是我在“乔”的游艇所停泊的港湾的事务所采访时,听那里的一名老职员说的:“那个人,一有什么事,就肯定会坐在港口的防波堤上,凝视着大海。”
“乔”所凝望的,说不定就是位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故乡——日本。
三亿日元成了七点八亿日元?
回到洛杉矶以后,我集中了调查组的全体成员,对“老大”的证词进行了全面的取证调查。
在前面的采访中,“老大”已经明确说明,他于九一年在洛杉矶的商业区设立了金银珠宝销售公司。但不久,由于和“乔”在经营方针上发生很大的矛盾,两人不久便分道扬镳了。
为了调查这一情况,我们找到了当时该公司的职员和客户,向他们询问了当时的具体情况。结果我们发现,他们两个人的矛盾比“老大”所说的还要严重。
从该公司创建时起,“老大”就被自己的事业心所驱使,不断扩大公司的经营范围,对此,“乔”感到非常危险,为此两人经常大声争吵,有时非常激烈,甚至会吵着吵着就打起来。
据目睹或听到过争吵的该公司职员说,在争吵过程中,“乔”曾经数次像下面这样指责过“老大”。
“你要在生意上投入多少钱才会罢休?虽然追求梦想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地对待现实情况。再这样下去的话,剩下的两亿日元也会很快耗尽的。
“你不要再利用我的人际关系网了。他们也会厌烦的,而且周围的人已经开始怀疑他们了。本来如果不是我和他们商量好的话,钱根本就不会到手。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成功,都是以他们的帮助和伙伴的牺牲为基础的。无论你再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再帮你了。”
对此,据说“老大”一般是忍气吞声,好言抚慰。但是有时也会非常激动,大声说“钱是两个人的,我有使用其中一半的权利”、“如果停止追求梦想的话,做那件事不就毫无意义了吗?”之类的话。
向我讲述上面这些内容的,是该公司原来的一名职员,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后,又说道:“两人变得一激动,总经理(老大)和副总经理(乔)会分别用日语和英语大吼大叫。因此我还曾经担心两个人不能很好地交流。我还记得公司职员都很担心公司会破产倒闭,但听他们两个说出‘两亿日元’这个数字后,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公司应该还不会完蛋’。”
从这个职员的话来看,“老大”和“乔”当时应该是各自拥有一亿日元左右的资金。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他们两个人刚来美国没多久,还没有赚什么钱时的事情。
此外,“老大”在接受采访、谈到那家倒闭的玩具批发公司时,曾经说过:“我和乔两人各自在那生意上投入了六十万美元以上的资金。”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两个人已经用掉了一百二十万美元,也就是一亿六千多万日元。
由于该玩具公司另外一个合伙人的出资情况以及该公司的负债总额不明,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准确数字,但是,至少可以确定,“老大”和“乔”带到美国的钱的数目至少也有三亿日元左右。
此外,从上面所说的两人争吵场面来看,“老大”虽然岁数较大,又是总经理,但是好像非常依赖于“乔”的人际关系网(应该是和美军人员关系吧)以及资金。在两人中,“乔”一直处于上风。特别是“乔”曾经说过:“本来如果不是我和他们商量好的话,钱根本就不会到手。”让人觉得他就是在暗示三亿日元抢劫案。应该说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而“老大”所说的“做那件事不就毫无意义了吗?”应该也是指三亿日元抢劫案。“乔”所说的“伙伴的牺牲”,则有可能就是指“小六”的死。
“老大”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经说“以前的存款,加上卖掉川越市的土地得到的钱,一共是八千万日元。这就是我投入生意的那六十万美元的来源”。
但是我通过调查日本方面寄来的资料,发现他这段话非常可疑。根据日本国土厅八七年四月公布的土地价格,川越市住宅用地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十五万两千三百日元。“老大”家的土地面积大约是二百五十平方米,所以应该只值大约三千八百万日元。
也许有些人会说:“土地的实际价格可能会更高。”
但实际上,八七年,川越市地价上升率仅为百分之一点一,查阅当时的报纸也可发现,虽然当时东京市内的地价暴涨,但其波及范围也只有东京市内的二十三个区,以及武藏野市(119.9%),三鹰市(89.8%)等三多摩地区和埼玉县的和光市(10.0%)附近。而在川越市,当时尚未兴起建设住宅的高潮。
“老大”的家位于川越市郊外,当时在他家周围,只有种植着芋头和茶树的旱地以及杂木林。而且据“老大”说,卖土地时有很多复杂的情况,那么实际的出售价格甚至可能比政府公布的价格更低。
那么,还有四千五百万投资于玩具公司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老大”曾经换过那么多工作,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多存款……
此外,“老大”还曾经说:“趁日元升值的机会,将手中的日元兑换成了美元。”
查阅当时的报纸可以发现,确实,在八七年,由于美国的贸易赤字扩大,所以各国的投资者对美元信心不足,导致日元不断升值。
以东京外汇市场比价为例,一月十九日,比价还是一美元兑换一百四十九日元,可四月二十七日,日元已经升值至一美元兑换一百三十七点二五日元。而到了十月十九日,纽约股市经历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一天,股价急剧下滑。此后,到十二月,日元继续升值,比价为一美元兑换一百二十三点八七日元。
我在这里就假设罪犯就是趁日元不断升值这一混乱时期,将三亿日元兑换成美元,然后带到了美国。
按照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的六八年的日元汇率(1美元=360日元),三亿日元应该相当于八十三万多美元。而当汇率变成1美元兑换137日元时,三亿日元就相当于二百一十九万美元。
当然,这只是单纯的数字计算,并没有将货币价值等因素考虑在内。
罪犯能够想到将这些在日本国内很难使用的钱兑换成美元,拿到美国去用,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我认为,罪犯一定是通过上述手法,使用了那抢来的三亿日元现金。
就这样,在取材调查工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老大”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中几处自相矛盾的地方。而在这些地方都必须向“老大”再确认一次。
我想尽办法,第二次,不,实际上应该是第三次向他提出了采访请求。但是“老大”以很忙为理由,始终拒绝采访,最后甚至连电话也不接了。
调查工作就在这最后的一步卡住了,这令我非常遗憾。于是,我只能从起点出发,重新做起。
我把一个成员留在洛杉矶,然后怀着沉重的心情,很不甘心地离开了美国。
我的眼前,真可谓是“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