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最不讲究外表的人也会承认,一个人的衣着往往可以反映出他的性格。这种说法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即使今天,那些从事战斗事业的人也依然像非洲战士以及美洲印第安勇士那样,用一些羽毛、夺目的色彩和金银饰品来装扮自己,以此彰显自己在现代文明中的战争地位。罗马教堂的神父们在登上祭坛时不也依旧穿着罗马帝国灭亡前的僧服,象征着教堂无法动摇的历史嘛!还有,时代颠簸前进的同时,我们的司法不也依然沿袭着安妮皇后时代的头饰,以表示对前人的尊崇嘛!
在此我应该向读者们致歉,本不应插入这么一段莫名其妙的话语。但是,因为在炎热的下午,我多次跑到圣殿法学院的回廊上纳凉,当时我发现那里有一家假发商店,里面有些很有趣的商品,所以才有感而发。我站在那家小商店的橱窗前,痴迷地看着里面摆放的假发,脑袋里迅速涌现出我上一段提到的种种遐想。突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低沉、轻柔的声音:“假如我是你,我就会选全罩式的。”
我猛地转过身来,眼前出现的竟是我的老朋友兼校友——里维斯。在他身后,正以一种庄重的微笑凝视着我们的是我的恩师——约翰·艾文林·桑戴克博士。这两人十分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顿时我感到受宠若惊,因为此时的桑戴克博士已经是业界的知名人士,而里维斯又是高我好几届的学长。
“愿意和我们一起喝杯茶吗?”桑戴克问,我自然欣喜。于是我们三人并肩穿过厅堂,向旧财政部走去。
“刚才你为什么望着那些法庭装饰品出神啊,拜克里?”桑戴克笑着问,“难道你有意加入我和里维斯的队伍,要弃医从法?”
“什么?里维斯学长当了律师?”我惊讶地大叫。
“出乎你的意料吧!没错,我当了律师!”里维斯回答道,“我现在已经是桑戴克的寄生虫了!你知道,就好比大臭虫身上的小臭虫,或者说我是整数小数点后面拖着的附带数字。”
“不要听他胡说,拜克里,”桑戴克连忙插话说,“他才是首脑级人物。我所能提供的仅仅是信誉和精神支持。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究竟为什么在炎热的午后站在假发店的橱窗前?”
“我在替我的一个同事巴纳出诊,他在奈维尔巷有一个病人。”
“我知道他,”桑戴克说,“有时我们还会碰面,但他最近看起来有些憔悴。难道他去度假休息了?”
“是的。他搭乘了一条商船去希腊小岛度假了。”
“如此说来,”里维斯笑嘻嘻地说,“你就是本地的全科医生了?怪不得看上去如此威风。”
“刚才看到你十分悠闲的样子,”桑戴克说,“猜得出你这次出诊很顺利。病人都是本地人吗?”
“是的,”我回答,“他的病人基本上都住在街道巷弄里,距离医院只有半里路,一部分人的住处十分简陋。差点忘了,我刚才遇到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我想你一定感兴趣。”
“人生就是由一连串的巧合组成,”桑戴克感叹道,“只有那些小说评论家才会对巧合惊讶。说吧,是什么事?”
“我所说的这件事同你两年前在医学院课堂上提起的一桩案子很相似,是一个男子突然失踪。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翰·伯林汉。”
“你说的是那个埃及考古学家?当然,我记得十分清楚。怎么了?”
“他的弟弟就是我今早出诊的病人,他同女儿住在奈维尔巷。从他们屋子里的摆设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得比较拮据。”
“真的?”桑戴克惊讶地问,“这倒是有趣了。但我想他们一定是突然陷入了困境。因为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弟弟当时是住在一栋豪宅里的,而且拥有大块的土地。”
“没错,的确是这样。看样子你想起这桩案子了。”
“我亲爱的朋友,”里维斯说,“桑戴克从来不会忘记那些重要的案子。他倒很像一只骆驼,在驼峰中储藏着大量的法医案例。闲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反刍,仔细咀嚼这些案例。桑戴克可以将报纸或法庭上出现的案子全部吞下去。然后,当事过境迁,没有人再记得那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让它们以新的面貌冒出来;这时人们会为之震惊,而桑戴克早已经将它们采收晒干了。我知道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在思考这起案子。”
“我想你看到了,”桑戴克说,“我这位博学的合伙人经常沉迷于复杂的隐喻之中无法自拔。虽然有时爱用一些晦涩的词语,但是他说得倒都是事实。待会儿咱们喝茶时,你可要多告诉我一些关于伯林汉先生的事。”
我们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谈,很快我们就来到圣殿法学院步道大楼,二楼就是桑戴克的办公室。这间屋子宽敞堂皇,而且还装饰着嵌板。当时有一位年纪稍大的男子在屋子里,他身材矮小,穿着整洁的黑色衣服。我好奇地打量着他,虽然他一身黑色装束,但看上去并不像仆人。其实,他的外貌十分耐人寻味,神态沉静庄重,从他那副严肃而充满智慧的脸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可从他灵巧的手来看,他又很像是一个技术娴熟的技匠。
桑戴克看着茶盘,对老人说:“你准备了三个茶杯,亲爱的彼得,你怎么知道我会带一位朋友回来喝茶?”
这个身材矮小的男子笑了笑,带着一丝感激的意味解释道:“因为你们绕过街角时我正巧从实验室的窗口看见了,先生。”
“唉,单纯得教人失望,”里维斯遗憾地说,“我还以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像是超感应之类的呢!”
“先生,但是你忘了单纯是效率之本。”彼得说了句精辟的警语。在他检查完茶具后,确定没有遗忘什么,便悄悄地离开了。
“好了,让我们都回到伯林汉的案子上吧!”桑戴克严肃地说,“你现在可以回忆一下那些关于当事人的事情吗?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在这儿说吗?”
“我只是听说了一两件,当然提出来也无妨。例如,我知道葛德菲尔·伯林汉,也就是我的这位病人,在这桩失踪案发生的同一时间,失去了全部财产。”
“这真是很怪异,”桑戴克说,“如果情况相反,那就很容易理解;但是不管怎样都不会窘迫到这个地步啊!除非另外设立了什么津贴之类的。”
“并没有什么津贴,所以这才让我惊讶。而且这起案子存在很多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方,里面牵涉的法律问题也很多。举个例子,虽然有遗嘱,但遗书执行起来却十分麻烦。”
“除非能找到证明当事人已经死亡的证据,不然这份遗嘱恐怕就很难执行了。”桑戴克说。
“的确。而这只是问题之一。除此之外,遗嘱本身好像也有问题。但我不了解具体是怎么回事,我想伯林汉先生迟早会告诉我的。对了,我和他提到了你,说你对这种案子很有研究,我猜测伯林汉先生大概会来找你帮忙,但这个可怜的家伙说自己没有钱聘请你。”
“如果其他相关的人都有钱,而单单他没有,这事就更奇怪了。也许只能诉诸法律了。但是法律又不会维护穷人的利益,所以他恐怕要吃苦头了。这一点他需要得到别人的忠告。”
“我也想不到谁能够帮助他。”我遗憾地说。
“我也同样,”桑戴克坦诚地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能够协助身无分文的诉讼者,法院似乎只有有钱人才能进去。当然,像我们认识当事人或者熟悉案情的还能帮他一把;但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有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
那天,我无意间听到了一段对话,但我不知道如果我把这番话说出来,桑戴克会有什么反应。现在我不方便说,所以只能大概说一下我的印象。
“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可怕的,”我说,“当然,人不可貌相。总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与另一个家伙相比好多了。”
“另一个家伙?是谁啊?”桑戴克问。
“这起案子里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吧?但我忘了他叫什么了,我在出诊的时候看见过那个人。感觉不太好,他好像一直在给伯林汉先生施加压力。”
“我想,拜克里对这人的了解应该比我们要多,”里维斯说,“我们可以查一下档案,看看这位陌生人究竟是何方神圣。”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剪报,放在桌上。
“快来看看吧,”他的手指顺着索引向下滑着,“桑戴克有一个习惯,就是将所有的悬案归档,我知道他十分关注这些案子。我猜他此刻正想象着这位失踪绅士的尸体会从谁的家中突然冒出来。有了,这个人叫赫伯特,是他们的表兄弟,这位绅士失踪前最后现身的地方就是他家。”
“你认为是赫伯特先生从中操控?”桑戴克随便浏览了一下档案,问道。
“这只是我的印象,”我回答,“说实话,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吧,”桑戴克说,“如果你有关于这起案子的新发现,而且得到允许的话,就请告诉我们,对此我是很感兴趣的;还有,假如我的非正式意见能够帮上你什么忙的话,我也很愿意效劳。”
“如果另一方请了律师,那倒是有些帮助。”过了一会儿,我接着说,“你是不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这起案子?”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桑戴克思索了一会儿说,“当初报纸上刚登出这件事时,我仔细地阅读了一回,之后偶尔会思考一下案情。就像里维斯说得那样,我比较喜欢用空闲时间思考这种特殊的案子,例如在火车上,为那些悬案寻找些合理的解释。我想这算得上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我可以在进行思考训练的同时获得一些经验,而且很多案件最后都要交到我手上,这样一来也就节省了再思考的时间。”
“对于这桩案子,你有什么推论?”我问。
“我倒真有几个推论,其中一个是我特别偏好的,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这起案子是否有新的发现,从而让我判定哪个推论才是正确的。”
“拜克里,你不必这样拼命地打水了,”里维斯说,“桑戴克的脑子里就像装了一个反向节流阀的水泵,你所能做的就是往里面注水,想从中打出一点水来,是不可能的!”
听到这话,桑戴克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这位博学的朋友,说得还挺准确的,”他接说,“要知道,尽管我现在可以随时被征询对这起案子的意见,但是如果现在我就将自己的观点全部吐露出来,那岂不是太蠢了?不过,我倒很想知道你和里维斯对报纸上的报道有什么看法。”
“你看看,又来了,”里维斯假装痛苦地大叫起来,“我就说吧,他这个人只想吸你脑子中的信息。”
“既然这种事关系到我的大脑,”我笑着说,“而他吸取的方式又颇像吸尘器,那我只好退到一边去。毕竟你是一个专业律师,而我仅仅是一个小医生。”
里维斯把烟斗填满,其动作有些夸张,然后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向空中吐出一团烟雾,说: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我对这起案子的看法,那么我只能说两个字——没有!”
“上帝啊!拜托!”桑戴克说,“你‘没有’是因为你懒得去想。拜克里可是等着见识你的法医素养呢!对于这起案子,即便是那些很有经验的律师都会感到困惑不解,但他们绝不会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他们只会用委婉的词汇加以诠释。好了,快告诉我们,你得出了怎样的结论,让我们听听你钻研之后的成果。”
“可以,”里维斯说,“现在我就向二位展示一下我高超的分析能力,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结论。”里维斯又深深地吸了口烟,脸上带着一丝尴尬。说实话,我很同情他。他吐出一小朵烟雾后就开始发表评论了:
“我的推测是这样的:一个男子被人看见走进了一栋房子,然后被仆人带到书房,随手关上了门。但是并没有人看到他走出来。然而,就在书房的门被再次打开的时候,屋子里却空无一人,这个男子好像在地平面消失了一样。不管他现在是否还活着,故事的开始就充满了诡异的色彩。”
“很明显,事情有三种可能:第一,他或许仍然活着待在那间书房里,或者是那栋房子里;第二,他可能死在了那个房间或那栋房子里,而尸体则被藏匿了起来,至于死因无非就是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第三种可能是他已经离开了那栋房子,只是没人察觉。按第一种情形来看,他绝对不可能活着待在那栋房子里两年之久,而且还不被人发现。例如仆人打扫房间时,不可能看不到他。”
“看起来,我这位博学的朋友没有认真对待我的问题。”桑戴克带着宽容的微笑望着自己的学生,接着说道,“好吧,我们暂且接受他的结论,认为那名男子不可能活着待在那栋房子里而且不被人发现。”
“谢谢你这么说。但是,能说他死在了那间屋子里吗?这种说法显然也不成立。据报道,这名男子失踪后,赫伯特就命仆人们彻底、仔细地搜索过所有房间。如果他死掉了,凶手也不可能有机会或充分的时间将尸体处理掉,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那里根本就没有尸体。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承认他死掉了,而且是谋杀——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必要匿藏尸体——那么问题就来了:他是被谁杀掉的呢?当然不会是仆人。至于那位赫伯特先生,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与失踪者有什么样的关系。总之,我不清楚——”
“我也是,”桑戴克附和着说,“我所知道的除了报纸上提到的,就是拜克里今天告诉我们的。”
“这样看来,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赫伯特或者具有杀害这名男子的动机,抑或没有。但问题在于,他好像没有机会动手。即使假设他有办法将尸体暂时藏起来,但他还是要找机会将它处理掉。况且他不可能将尸体埋到花园里吧?这样一来会被家里的仆人看到或发现,他也不可能把它烧了。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切成小块,然后将它埋在某个荒僻的地方,或者丢到池塘、河流里。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发现这类的残骸。照理说,我们现在至少应该会发现一小部分的。所以这种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那么现在就剩第三种假设了——他离开了屋子,只是没有人看到他离开。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这又是十分奇怪的现象。或许这名男子是一个极度冲动或奇怪的人。对于这个人的性格,我们毫不知晓。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两年里,他一直没有现身。如果说他真的在当时悄悄地离开了那栋房子,那么他一定是跑到哪个地方藏了起来,而且一藏就是两年多,直到现在。当然,大概他就是那种举止怪异的疯子,这也说不定。”
“另外,在他弟弟位于伍德弗的住所庭院里发现的那只圣甲虫宝饰,也让这起案子变得更加神秘与复杂,它好像在暗示我们什么——他曾经在某个时间来过那儿,但是又没有人确定看过他。所以,我们无法判定他到底是去了他弟弟家还是赫伯特的家。如果他在抵达赫伯特位于艾尔森的房子时佩戴了那件饰品,那么就说明他真的悄悄地离开了那间书房,然后来到伍德弗;如果没有,那么就说明他是先到的伍德弗,然后去的艾尔森,并在那里失踪了。对于他在失踪前最后一刻被赫伯特家的女仆看见的时候,是否真的佩戴了那件饰品,到现在还找不到可靠的证据。”
“如果他是在造访赫伯特家之后才来到他弟弟的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的失踪。假设谋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弃置尸体。但问题是没有人看见他走进那间房子,即使他曾经进入过,那也应该是从与书房——和主卧室有一定距离的独立小屋——相通的那道后门进去的。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弟弟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避开别人的耳目去丢置尸体。因为没人看到他进入那间屋子,也没有人知道他去过那里——如果他真的去过。很显然,那间屋子始终没有人搜查过。其实,如果有证据证明这名男子曾活着离开赫伯特家,或者在他到那儿时他佩戴着圣甲虫宝饰,那么情况则对伯林汉父女非常不利——父亲涉案,女儿自然也逃脱不了干系。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失踪者是活着离开赫伯特家的。若他真的没有离开,那么,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不管你如何推理,最终一定会钻进死角。”
“真是虎头蛇尾的解析。”桑戴克评价道。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里维斯说,“那么你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或许也有很多种推论,但其中只有一种是真的。可是我们又该怎样判定呢?我想,我们只能进一步研究当事人的财务状况或利益纠纷,不然我们不会有任何线索。”
“这点,”桑戴克说,“我真是完全反对。事实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十分丰富的线索。你认为我们无法判定究竟哪一种推论是真实的,但我认为,假如你认真、仔细地阅读过那些相关报道的话,你一定会有所发现,所有的事实都清楚地指向一种推论,而且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或许那并不是真实的案情,但我也不这样认为。不过,我们一直都在针对案情作出理论性的推测,并且我坚定地认为我们手上的资料足够作出结论。你说呢,拜克里?”
“哦,我认为我现在应该回去了,晚上6点我还有一个诊疗会议。”我尴尬地说。
“那好,”桑戴克说,“希望我们没有耽误你的工作,那个可怜的巴纳此刻应该还在希腊小岛上采红醋栗呢!记得一定要来看我们。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来,不要担心会打扰我们,我们一般在晚上8点之后就不怎么忙了。”
对于桑戴克的热情邀请我深感亲切。于是我便离开他的办公室,沿着中殿巷和河堤区向家的方向走去;虽然这不是通往菲特巷的直线路径,但是刚才的谈话让我对伯林汉一家产生了很强的好奇心,也刺激了我的推理神经。
听过他们的分析和推论,我发现这个案子的阴谋意味突然变得很浓重。失踪者约翰·伯林汉先生有可能是被那两位可敬的先生谋杀的——我并不否定这种可能。从那两人赤裸裸的、充满愤怒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他们能够让邪恶的念头轻而易举地进入心中——仅仅只差一步,就能变成具体的怀疑。我的头脑因为他们的话变得活跃起来:这起案子谜团重重。
紧接着,我的思绪突然从问题的本身游离到了那位迷人的女孩身上。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她,但在我眼里那是多么迷人,且令人难忘啊!
此时我想起了里维斯说的一句话:如果父亲涉案,那么女儿也逃脱不了干系。这种说法让人恐惧,虽然这只是猜测,却令我非常反感,我很惊讶于自己的这种感觉。然而,我无法否定记忆中浮现出的那个穿着黑袍的灰暗的身影,的确带着一丝神秘、悲剧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