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收拾行装驾车离开特拉夫尼克去了北方。他要经过波黑的穆族聚居区进入到塞族占领区。他那辆拉达汽车上飘扬着一面英国的米字旗，这应该能让他避免遭到远处的冷枪射击。如果被拦住检查，他打算依赖他的护照，那封证明他正在撰写有关救援工作报道的信，当然还有慷慨地分发在维特茨兵营商店里买来的美国香烟。

    如果这些全都不起作用，他的手枪已经装满了子弹，就在近旁随手可及之处，而且他知道如何使用。

    他被拦下了两次，一次是他在离开穆族控制区时，被一支穆族民兵巡逻队拦住；另一次是在班亚－卢卡南部，被一支南斯拉夫军队拦下盘问。这两次，他的解释、文件和礼物都起到了作用。五个小时后，他驶入了班亚－卢卡。

    波斯纳宾馆当然算不得豪华气派，但已经是这个城镇最好的了。他登记入住了。里面很空。除了一个法国的电视摄制组，他是住在那里的唯一的外国人。那天晚上七点钟，他步入了酒吧。里面有三个喝酒的人，都是塞族人，都坐在桌子边。酒吧老板在吧台里面。私家侦探跨坐到了吧台的凳子上。

    “哈罗。你一定是杜斯科吧？”

    他表现得很坦率，友好，迷人。酒吧老板握了握他伸出来的那只手。

    “你以前来过这里？”

    “没有，是第一次。这酒吧很漂亮，很友好。”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的朋友最近来这里逗留过。一个丹麦人，叫拉塞·布耶利加德。他要我在经过这里时向你问好。”

    酒吧老板显然放松了。这个人没有威胁。

    “你是丹麦人？”

    “不，英国人。”

    “军人？”

    “天呐，不是。我是记者，在撰写有关救助机构的系列报道。一起喝一杯吧？”

    杜斯科为自己倒了一杯最好的白兰地。

    “我也想当记者，将来有机会的话。到处旅行，周游世界。”

    “好呀。先从当地的报纸入手，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到大城市去发展。我就是这么干的。”

    酒吧老板无助地耸耸肩。

    “这里？班亚－卢卡？这里没有报纸。”

    “那就试试萨拉热窝，甚至贝尔格莱德。你是塞族人，你可以离开这里。战争不会是永远的。”

    “离开这里是要花钱的。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能旅行，不能找到那样的工作。”

    “哦，是的，钱，总是一个问题。或者也许不是问题呢。”

    英国人取出一叠美元，全是百元面值的，在吧台上数了起来。

    “我是一个老派的人，”他说，“我相信人应该互相帮助。这会使生活容易一些、快乐一些。你愿意帮助我吗，杜斯科？”

    酒吧老板目不转睛地盯着距他的指尖只有几英寸的几千美元。他无法把目光转向别处。他压低了说话声音。

    “你要什么？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不是记者。”

    “嗯，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名记者，我是提问的。我是一个富有的提问者。你想与我一样富有吗，杜斯科？”

    “你要什么？”酒吧老板重复着。他朝其他喝酒的人投去了一瞥。他们正在凝视着他们俩。

    “你以前见过一张一百美元钞票。在五月十五日，对不对？一个年轻的战士试图用它支付账单，引起了一场争吵。当时我的朋友拉塞在这里，是他告诉我的。我要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这里不行，现在不行。”这位吓坏了的塞族人低声说。桌子边的一个客人站起来走向吧台。一块抹布被熟练地盖在了那叠钞票上。“酒吧十点钟打烊。到时候你再来吧。”

    十点半光景，酒吧已经关门落锁了，两个人坐在半明半暗的一间卡座里，交谈着。

    “他们不是南斯拉夫军队的，不是战士，”酒吧老板说，“是准军事组织，是坏人。他们逗留了三天。住了最好的房间，吃了最好的饭菜，喝了许多酒，离开时没有付钱。”

    “其中有一个人试图付钱给你。”

    “是的。只有一个。他是个好孩子，与其他人不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跟他们混在一起。那孩子受过教育。其他人是歹徒，是恶棍。”

    “你对他们白吃白住了三天没有意见吗？”

    “意见？意见？我能提什么意见？这些畜生可是有枪的呀。他们会杀人，即使是塞族同胞。他们全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那么当那个好孩子要付钱给你时，是谁打了他的耳光？”私家侦探问道。

    他能够感觉到黑暗中那个塞族人马上变得紧张起来。

    “不清楚。他是他们的头目、领导。但我不知道名字。别人就叫他长官。”

    “所有这些准军事组织都有名称，杜斯科。什么阿尔肯猛虎队，法兰基青年战斗队。他们想出名，他们都炫耀自己的名字。”

    “这个组织没有名字。我发誓。”

    私家侦探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不管这个自由杀手是谁，这人把他的塞族同胞们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但那个好孩子……他叫什么名字？”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大笔钱，杜斯科。你再也不会见到他，再也不会见到我。战争结束后你会有足够的钱到萨拉热窝去发展。告诉我那个孩子的名字。”

    “他离开的那天付了钱，好像为他的同伴们感到羞耻。他返回来用支票付了账。”

    “遭拒付了？支票回来了？在你手里？”

    “不，支付倒是接受了。是南斯拉夫第纳尔。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一家银行。全额结清了。”

    “那么，支票不在你这里了？”

    “支票应该在贝尔格莱德的那家银行里。但现在很可能已被销毁了。可我记下了他的身份证号码，以免万一遭拒付。”

    “在哪里？你把它记在了哪里？”

    “在那本饮料单的背面。用圆珠笔写的。”

    私家侦探查到了。客人点单时，用脑子记不住的又长又复杂的饮料名，就会潦草地记在那个本子上。本子现在只剩下最后两张纸，再用一天就会被扔掉了。在硬纸板的背面，有圆珠笔写的一组七位数和两个大写字母。隔了八个星期，字迹仍清晰可辨。

    私家侦探留下埃德蒙先生的一千美元后离开了。从那里出发去贝尔格莱德的最短路径是北上进入克罗地亚，在萨格勒布搭乘飞机。

    原先由七个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在五年的混乱、残酷和血腥的内战中已经四分五裂了。北方的斯洛文尼亚首先独立，幸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在南方，马其顿也获得了独立。但在中部，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正在试图运用一切残忍手段拉住克罗地亚、波黑、科索沃、黑山和他自己的家乡塞尔维亚。他已经失去了克罗地亚，但他对权力和战争的胃口依然没有消失。

    一九九五年私家侦探来时，贝尔格莱德暂时还没有遭到战争影响。科索沃战争引起破坏是后来的事。

    伦敦总部告诉过他，在贝尔格莱德有一家侦探事务所，是他们以前合作过的前高级警官在当家。这个事务所起了一个不太正宗的名字——钱德勒。

    这地方很容易找到。“我需要查找一个年轻人。”私家侦探告诉这位调查员德拉根·斯托伊奇，“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有他的身份证号码。”

    斯托伊奇咕哝了一声。

    “他干了什么？”

    “没什么事，据我所知。他也许看见了什么，也许没看见。”

    “哦。要知道他的名字？”

    “要找到他，然后我要找他谈话。我没有汽车，也不会说塞－克语。他也许会说英语，也许不会。”

    斯托伊奇又咕哝了一声。这应该是他的专长。他显然已经看过了菲力普·马洛的每一部小说和每一部电影。他正在努力模仿《长眠不醒》里的罗伯特·米彻姆，但由于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他的表演差强人意。

    “我的条件……”他开始说。

    私家侦探取出另一千美元，从桌面上推了过去。“我要你全力以赴去办这件事。”

    斯托伊奇神志恍惚了。他说出来的话直接来自于电影《再见，吾爱》里的那句台词。

    “就这么定了。”他说。

    该重视的事情就得重视，这位言语不多的前警官没有浪费时间。他的南斯拉夫国产轿车，后面冒着黑烟，前面旅客座上坐着私家侦探，一路穿城去了康雅尼克区，贝尔格莱德警察总局就坐落在莱蒙托娃街的转角上。它是一座棕黄色的巨大、丑陋的楼房，如同一只巨型大黄蜂侧卧在那里。

    “你最好留在这里。”斯托伊奇说。他去了有半个小时，肯定跟他以前的同事喝了一杯，因为他呼吸时透出来一股梅子烈酒的气味。他拿着一张纸条。

    “那张身份证属于米兰·拉耶克，二十四岁，法律系学生。他父亲是一位律师，业务相当成功，是中上层家庭。你肯定没找错人吗？”

    “除非他有一个鬼魂。两个月前，他和贴着他照片的身份证在班亚－卢卡出现过。”

    “他在那里干什么？”

    “他身着军装。在一家酒吧里。”

    斯托伊奇回想着刚才让他看了但没让他复印的那份档案。

    “他服过兵役。所有的南斯拉夫年轻人都必须服兵役，年满十八至二十一岁的年轻人。”

    “作战部队士兵？”私家侦探问道。

    “不，通信兵。无线电操作员。”

    “从来没真正参战过。也许加入了一个小组，赴波黑为塞尔维亚的事业而战斗。会不会是遭欺骗的志愿者？可能吗？”

    斯托伊奇耸耸肩。

    “有可能。但参加那些准军事组织的全是些地痞和恶棍。这个法律系学生与他们搅在一起干什么呢？”

    “暑假实习？”私家侦探问。

    “但哪个组织呢？我们去问问他？”

    斯托伊奇看了一下他手中的纸。

    “家庭地址在森耶克，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

    “那我们走吧。”

    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地址，伊斯特斯卡街上的一座坚固的中等大小的独立房子。看来，为铁托元帅和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服务多年，拉耶克先生混得不错。一位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的妇女应声来开了门，她可能只有四十几岁，但看上很老。

    斯托伊奇用塞－克语与她进行了一番交谈。

    “米兰的母亲。”斯托伊奇说。“是的，他在家里。她问你有什么事。”

    “跟他谈谈。一次采访，我是英国的新闻媒体。”

    拉耶克夫人显然一头雾水，但还是让他们进去并呼唤她的儿子。然后她把他们引到了客厅里。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一个年轻人出现了。他与他的母亲耳语着交谈了几句话，然后走了进来。他一脸迷惘、担忧，几近恐惧。私家侦探友好地微笑了一下，并与他握了手。客厅门仍开着一条缝。拉耶克夫人正在打电话，说话很急促。斯托伊奇朝英国人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意思是说：“不管你要问什么，要速战速决。老家伙已经上路了。”

    英国人拿出从特拉夫尼克那家酒吧带来的便笺本。他把硬纸板翻过来，让米兰·拉耶克去看那七位数字和那两个缩写字母。

    “你能结清账款，说明你是好人，米兰。酒吧老板十分感激。不幸的是，支票遭拒付了。”

    “不，不可能。这是……”

    他停下来，脸色像纸一般白。

    “谁也没有指责你什么，米兰。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你在班亚－卢卡干什么？”

    “访问。”

    “访问朋友？”

    “是的。”

    “穿着迷彩战斗服？米兰，那是一个战区。两个月前的那天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妈妈……”然后他换成了塞－克语，私家侦探听不懂了。他朝斯托伊奇扬起了眉毛。

    “他爸爸来了。”斯托伊奇咕哝着说。

    “当时你与另外十个人在一起。都穿着军装，带着武器。他们是谁？”

    米兰·拉耶克冒出了豆大的汗珠，看上去似乎马上就要哭了。私家侦探判断这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精神极度紧张。

    “你是英国人？但你不是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迫害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房子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轮胎的吱嘎声和脚步踏上台阶的跑动声。拉耶克夫人打开了门，她的丈夫冲了进来。他出现在客厅的门口，既慌张又愤怒。比儿子大了一代的他不会说英语，因此他用塞－克语喊叫。

    “他问你在他家里干什么，为什么你要骚扰他的儿子。”斯托伊奇说。

    “我没在骚扰，”私家侦探平静地说，“我只是在提问。八个星期之前这个年轻人在班亚－卢卡干什么？与他在一起的那些人是谁？”

    斯托伊奇作了翻译。拉耶克先生又开始喊叫。

    “他说，”斯托伊奇解释，“他的儿子什么也不知道，也没去过那里。整个夏天他一直待在这里。如果你再不离开，他就要报警了。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离开。这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好的，”私家侦探说，“最后一个问题。”

    来这里之前，这位前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曾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个熟人一起悄悄吃过一顿中饭。秘情局巴尔干科的负责人提供了不少信息。

    “那些人是不是‘佐兰狼群’？打你耳光的人是不是佐兰·季利奇本人？”

    斯托伊奇才翻译了一半就停住了。米兰完全听懂了用英语说出来的这些话。产生的效果有两部分。有那么几秒钟时间，空气似乎凝固了，客厅里出奇地宁静。紧接着，像是一颗手榴弹爆炸了。

    拉耶克夫人发出一声尖叫，跑出了房间。她的儿子倒进了一把椅子里，用双手捂住脸开始颤抖。父亲的脸色由白转青，手指头指向房门，喊出了一个单词，私家侦探格雷西猜测这个词的意思是“出去”。斯托伊奇朝门口走了过去。私家侦探跟在了后面。

    经过那个年轻人时，私家侦探把一张卡片塞进他的西装口袋里。

    “如果你改变主意，”他轻声说，“请打电话给我，或写信给我。我会来的。”

    在返回机场的路上，汽车里的气氛紧张得使他们两人都不想说话。德拉根·斯托伊奇显然感觉到，他已经挣足了那一千美元的每一个子儿。当他们在机场的国际出发大厅停住汽车时，斯托伊奇隔着车顶向正要离去的英国人说了一番话。

    “朋友，如果你再回到贝尔格莱德，我劝你不要再提那个名字。即使在开玩笑时也不要说起。尤其不能在开玩笑时说起。今天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

    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内，私家侦探写完了给史蒂夫·埃德蒙的报告，后面附上费用清单。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这么写的：

    恐怕我不得不承认，导致您外孙死亡的事件，死亡的方式，以及尸体所在的地方，将很可能永远不会明了。假如我说我认为您的外孙仍然活着，那只是安慰您的谎言。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唯一的判断只能是：失踪，推定已被杀害。

    我不相信他和陪同他的那个波黑人会冲出山崖，坠入溪谷之中。本人已对每一处可能会出车祸的路段进行了查看。我也不相信那个波黑人会因为那辆汽车或那条钱包皮带，或者为了这两者而谋杀了他。

    我推测，他们不经意地驶入了危险地区，并被不明身份的人所谋杀。很可能是到处游荡的一帮塞尔维亚准军事组织罪犯。但没有证据、身份证明、供词或法庭证言，现在还不可能进行指控。

    我十分遗憾地不得不向您报告这个消息，但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事实。

    我很荣幸能为您提供服务，先生。

    那是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