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膛手杰克”到底杀了多少人？
一八八八年的夏秋之交，玛丽·安·尼克尔斯跌跌撞撞地走入雄鹿巷，安妮·查普曼倒在汉伯莱大街二十九号后院，伊丽莎白·斯特莱德于伯尔尼纳大街上蹒跚前行，凯瑟琳·艾德伍斯睁开微醺的双瞳迷茫地望着教冠堂广场，玛丽·珍·凯利灵巧地打开了自宅的房门，也许还有玛莎·泰布莱姆在乔治园惊恐回眸的瞬间……她们无一例外地被死神拥怀入抱。
今天，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她们？
翻阅案例的时候，我常常会为某个拗口的名字发牢骚，或凭借自己可怜的外文水平从谐音中寻找笑料。每次，彬都会提醒我：尊重一点儿，这是生命，不是符号。
而我心中则在屡屡嗤笑：干刑警的，生命也好，符号也罢，司空见惯，做不得真的。
所以，即便是池姗姗、方婉琳、许春楠、樊佳佳……无论案件最终的侦破结果如何，她们也终将成为符号，逐渐退色消失，或早或晚。
此刻，站在刑侦支队门口南侧的胡同里，老何推车走过我身边，告诉我：躺在裹尸袋里的，是姜澜。
刹那间，我的思维，完全停滞。
彬说得对：这是生命，不是符号。
她不是一个符号。没有人只是一个符号。
“专家？”老白转身看着袁适，看着我，“优秀公务员？”
“……”
“都是饭桶！”
“……”
“刚二十七岁……”末了，他长叹一声，满腔悲愤呼之欲出，“我也是……我们全都是饭桶。”
我入定般地站到了天亮。
周围的一切很恍惚：有人在骂，有人在哭，有人在解释，有人在询问，有人在安慰……沉默不语的几位副局长，指挥固定现场的各支队长，拉着我的手哭泣的雪晶，难得号啕的曹伐……不停地有人走来走去，拍照、拉警戒线、收集证据。
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人潮涌动，车流往复，没有谁会知道昨晚在这里，一个最卑劣的灵魂，惨无人道地践踏了一名年轻的护法者。
我知道。
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这个生命的符号；我还知道无论是谁干的，他死定了！在支队门口杀人，他死定了！杀警察，他死定了！他杀了姜澜，杀了和我朝夕相处的徒弟、同事、朋友，他死定了！他他妈死定了！
你死定了！
派人送走雪晶，我回头看着陪伴了自己通宵的好友：“能帮忙么？”
彬点点头：“嗯。”
王睿是我今天打翻的第四个陪练。
陷入昏迷前，他创健身房记录地在我拳下坚持了足有三分钟。不能怪他们面，来这里练拳的，大多是“文争”：虚晃一招打个空当啦，小鞭腿占个便宜啦，刺拳加弹踢以守为攻啦……节奏酷似华尔兹，强度近乎保健操，边打边聊很常见——谁都不想第二天上班满脸淤青，人家陪练也犯不上为挣俩工资跟人民警察拼命。
不曾想，今天碰上我这么个来“武斗”的。
有前几个被放挺的同事为鉴，王睿是拿出了真本事的。虽然一直处于被动，但反击相当凌厉——当然，这是因为我只攻不守，而且没戴护具。他身高有一定优势，便一直试图利用踢法拉开距离，我则不停地侧向滑步用右手的摆拳来压制他。由于过于冒进，中途我曾被他右手一记重拳击中面门，眼泪和鼻血竞相奔流，险些栽倒。
大概是打得起性，王睿接着起脚蹬在我腰上，右手连续刺拳欺近。我踉跄几步，撩起右脚，老王反应不差，沉胯要出左拳搂我的腿……
这是我最得意的绝技——“重炮迈克”式的“虚踢实击”，目标是因他后手左拳将出未出而丧失防御的面颊。
砸上去的时候，我还是收了两分劲儿。虽说有护具和人身保险垫底，但要一不留神把人家打个腮穿孔什么的，也着实有些说不过去。
本想上前问候下王睿，见他一时半会儿的估计是醒不了，便任由其他陪练给抬出去了。我朝自己腮帮子墩了两拳，头发上的汗珠纷纷落落地散溅在地上。新伤旧痛铺遍四体，神经末梢传来的刺激却令我感到格外亢奋：“来玩玩？”
彬一直不动声色地在场下为我掠阵，他扬起手里的一本卷宗：“曹警官刚送来材料，你要是出完火了，就准备干正事吧。”
支队的法医，包括老何在内，全部拒绝参加验尸。我拿到的案卷，是由支队的现场记录加市局的尸检报告拼凑而成的。
从手上的材料分析，昨晚十点二十一分，支队门口的监视器拍到姜澜加班后离开，步入了她生命中最后的五十米——她应当是出院走向南墙外的胡同取自行车。而遇袭地点，就在她的自行车旁。
凶手左手持械，凶器为锯齿状利器。
第一刀迎面捅在她的腹部，伤口不深。姜澜没丢警察的脸，这个体态单薄的女孩，在生命的终点站前进行了激烈的反抗。除了右侧小臂的三处防卫性刀伤外，她的上半身布满了淤伤；左侧胸口贯穿心室的那刀是致命伤，而喉咙上深可见骨的伤口边缘呈外翻状，应当是在她死后凶手划上去的——至于是为了享受切割的快感，还是为了确认不留活口，不得而知。
案发地点向西、南、北三个方向可以扩散延伸出至少九个出口，居住在左近的群众没有在那个时间段目击到什么可疑的人。有人反映曾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响动，但基本上没有追查的价值。
我不解：“离支队的院子那么近，一墙之隔，她为什么没呼救？”
“来不及吧，事发太突然了。”
“这不是袭击咱俩的那人，我是说凶手不但左手拿刀……”
“这两个罪犯，右手的明显强于左手的。”
“对，可他为什么要杀小姜——杀警察，活腻歪了？”
“凶手为什么会在支队周围游荡才值得奇怪。”彬反复地看尸检照片——这是我最看不得的，“尾随么？”
“尾随警察？”
“这和警察身份不一定有关系，就好像凶手选择目标和左右撇子关系不大一样——她就是右撇子。”彬把一张照片举到嘴边，仿佛能嗅出上面的血腥味，“咱俩出事那天晚上，我话说了一半：这个性掠夺者，有至少两种行为模式。”
我顺着他的思路理：“警察与妓女，低风险被害人与高风险被害人——他攻击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被害人。”
“用了两种模式。”
“攻击随机遇到的高风险被害人时，他是猎食者；攻击长期作为性幻想对象的低风险被害人时，他是潜行者。就是说——”
“池姗姗那案子你们抓错了人，但不代表找错了方向。”
“凶手是曾经出现在小姜和池姗姗生活中的人，凶手认识她们！”
“我大概只能看出这么点儿眉目。”彬把照片塞进案卷，然后整本递给我，“剩下的就是你们的工作了。比对这两个低风险被害人生活中的交集，多留意细节：她们有没有在同一家影楼拍过艺术照？会不会都常去同一家快餐店？用的是不是同一个牌子的化妆品？是否在同一个地产项目看过房？保险代理人是同一个么？……以支队拥有的资源，应该不难查到的。”
“现在就办！”我拿起手机，发现电池空了，便从口袋里翻出备用电池替换，嘴里还念叨着，“小姜这孩子太轴，扭头往队里，或者哪怕是往大街上跑，没准都能有机会活下来……妈的……”
彬若有所思地轻声道：“换你，会跑么？”
“换我？我他妈上去剥了丫的皮！”
“不，我是说，即便排除愤怒的情感因素，你会跑么？”
“呃？哦……”将一干陪练打得东倒西歪后，熊熊怒火依旧煎熬着我的大脑，想跳出来做理性思维还很难，“大概，不会吧。”
“面对凶徒，一般人都会选择逃跑。”
“我不会。”
“她也一样。”
“就因为我们是警察？所以特有神圣的使命感？”
“背对他，你是猎物；转身面对，你是对手。或战或逃，生死一念间……人对命运的选择，源自根深蒂固的性格。”
“你是觉得，因为小姜这孩子轴，所以才会选择拼死一搏？”
“不。”彬拍拍我的手背，“我只想说，她是个好警察。”
托了某个不知名的外出纳凉的大爷大妈的福——当他们绘声绘色，甚至是添油加醋地向儿女或邻居讲述案发现场的景象时，大概不会想到，半个中国在一天之内遍传“女警在公安局门口惨遭杀害”，自己便是始作俑者。网络信息时代的今天，光纤的传播速度令北京警察的公信力一时间直跌谷底。
也是，警察自己都成了泥菩萨，何谈庇佑众生？
令人意外的是，袁适主动承担了对案件定性出现错误的责任。据说，他在电话会议上坦承凶手应该不止一人，且是否专门寻找左撇子实施侵害亦值得商榷，先前给出的“画像”存在明显纰漏，并直接导致分局刑侦支队未能合理调配资源，跟进排查。
老白的态度则简单得近乎蛮横：撤我可以，等案子破了，贬我当平头老百姓都行！
结果，市局谁的账都没买：啥都甭扯啦，限期破案！
人手有限，保护彬的民警被撤回。彬携依晨搬去与父母同住。袁适带着四名助手加入专案组，我被临时选定为专案组副指挥刘强的助理，两个地区队的人马及从派出所抽调的二十名民警被划入组内。分局局长发话：全局上下，无条件配合刑侦支队工作。市局御批：技术队及法医队优先处理与专案有关的勘验，且视情况需要，可专线联络并调度市特警防暴队协助抓捕。
凶手一定不理解：杀警察，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
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是强大的。不到一周，专案组已完成排查上千人次，走访地区扩散至朝阳、西城、丰台、石景山四个区，所有案发地点也布置了专人二十四小时值守——这是袁适提出的建议。虽说国外多起案例都出现过连环杀手回到作案现场缅怀的记录，但我对此没抱什么太大希望。
本是无心插柳，却没想到长出了椰子树。
那天下午，我开小差跑到支队门口，听取杨延鹏打探到的新情报。
“唯一的记录是宋德传与彭康做过旅伴。”杨子从包里抽出张名单，“九四年前后，圣雷森基金会曾经派遣过赴柬埔寨的传染病研究与医疗援助团队。人道主义万岁！”
名单上列着十个名字：孟京涛（领队）、宋德传、马席岭、华美瑶、陈娟、凯特·迪克斯、许东方、彭康、高建隆、顾帆。
“啊——这上面可以划去五个死人，除了你知道的那俩，其他都是在柬埔寨搁车的：高建隆被流弹爆头，陈娟和许东方死于传染病。”
“剩下的人呢？”
“不清楚。我可以再查。”
“都是中国人？”
“有一个是华裔美国人，基本都算是吧——你要这么说是有点儿蹊跷，美国佬派个爱心大使团去老少边穷地区搞慰问，干吗攒帮华人？没准儿有名堂。别忘了，这支队伍的直线老板可是军火贩子。”
“美国和柬埔寨关系很暧昧么？”
“美国跟谁关系不暧昧啊。再说了，这帮人去慰问的又不是柬埔寨官方……”
“啊？”
“哦，可能不重要，就是他们去接触的是红色高棉。”
“什么棉？”
“补补国际时事吧老兄，省得说什么你都不知道。红色高棉也叫‘赤柬’，是一九六零年左右兴起的极左势力，而且是武装势力，据说革命得变态，九八年正式向政府军投降的。”
“有点儿印象了，是那个搞过什么S21集中营杀了两万多人的劳什子玩意儿吧？”
“托士楞只是其中一处，两万也就是个零头不到。”
“你刚提醒我说这队人的老板是军火贩子，什么意思？”
“这还看不出来？”
我把名单叠好揣进兜里：“假借医疗援助之名进行军火走私？是不是有什么免检的绿色通道？”
“医疗团队嘛，该不该叫白色通道啊……反正我也是出于好奇查了查：九四年前后，无论是圣雷森中心还是圣雷森基金会，倒是不曾出现过大笔的资金往来记录——除非钱都打到开曼群岛某个卖麻辣烫大妈的账户上了。这队人肯定不全是白求恩，没准儿是先遣的谈判人员或是去派发免费的试用品……总之，九四年的赤柬已是苟延残喘，日薄西山，要想东山再起，军火贩子应当是非常受欢迎的座上贵宾。”
“这恐怕就是联系所在了。”
“什么联系？”
“你上次告诉我说那种叫‘虎咬’的技巧，不是国外极左势力人士的挚爱么？这红色高棉不就是极左势力？”
“呃——很遗憾，我不得不沉痛地告诉你：赤柬军队不流行这门儿手艺。我也注意到了，所以特别去查过。”
“继续跟进。我去找名单上的其他人聊聊，有没有更详细的……”正说着，驶来两辆警车，前面的那辆在门外停了一下，张祺从副驾的窗口探头，朝我喊了句什么。
我示意让杨延鹏等一下，走上前问道：“什么？”
听到张祺的回答后，我第一反应是：难道今天是四月一号？而后面那辆押运车里的情形，则抹煞了所有恶作剧的可能。
我慌忙拨通了彬的电话：“哪儿呢？”
“机场高速。”电话的信号不太好，“刚送走爹娘，怎么了？”
“依晨呢？”
“她看家。找我有事？”
“不对，她不在家。”我望着车中那个纤细的女孩，百思不得其解，“她刚刚出现在许春楠遇害的现场，已经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