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阴霾下的“刺宋案”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巫童 本章:第十六章 阴霾下的“刺宋案”

    二次革命

    胡客抱着姻婵,离开了洞厅,退出了天道。

    四下里夜色茫茫,他站在槭树林里,人生中第一次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站了好一阵子,他低下头看了看怀中的妻子。

    人死不能复生,无论他如何心痛,如何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终究无法改变。姻婵既然已逝,那就让她入土为安,好好地离开人世吧。

    胡客来到平武县城,购置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他把姻婵装殓入内,却不知该葬于何处。两人一直四海漂泊,居无定所,似乎没有哪个地方,与姻婵有特别的联系。

    胡客思来想去,最终想到了一个去处。

    胡客将灵柩运到了长沙府,停放在湘江畔的江神庙中。

    江神庙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但这里是他和姻婵叩拜天地共结连理的地方,对他和姻婵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他打算把姻婵安葬在江神庙的后院里,安葬在墙脚的腊梅树下。

    下葬的那天,只有胡客一个人。

    覆上最后一锹黄土,他无比失落地坐在坟前。

    七年多了,岁月如浮光掠影,匆匆而逝,最终只留下苦涩酸楚的回忆。那些过往与姻婵相处的画面,自脑海深处翻涌而起,一一从眼前掠过。

    胡客拿起坟前的酒坛,那是醉乡榭的酒。他倾斜酒坛,将酒水倾洒在姻婵的坟前,然后将酒坛高高举起,任由剩余的酒水注入口中。对他而言,姻婵就是过往岁月里最美的酒,他的确曾认认真真地醉过。

    胡客摇摇晃晃地走进前殿,跪倒在神像前。他从不信神灵,此时却无比虔诚地磕头叩拜。一切缘分都是始于此处,那就让它终结于开始的地方吧。

    可是一切真的能够就此终结吗?

    世人都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可是胡客心里的那份思念却越来越浓。他寄情于酒,常去醉乡榭饮酒。他以前品而不嗜,喝酒绝不会超过一杯,可现在却是成碗成坛地纵饮。

    到后来胡客的钱财花光了,醉乡榭的老板看他可怜,便让他在店里做了店保,供他一碗饭吃。世道太乱,常有地痞流氓来喝酒闹事,索要份子钱,老板让胡客做店保,原本只是看中他身材魁梧,让他充充门面而已。没想到胡客做了店保后,每有地痞流氓上门闹事,他便下狠手教训,那些地痞流氓即便纠集几十人一哄而上,也被胡客片刻间悉数撂倒。城里的地痞流氓从此再不敢上醉乡榭来闹事,连醉乡榭所在的街道,也不敢轻易靠近。醉乡榭的老板没想到胡客打起架来这么厉害,自此之后酒食招待,让胡客吃好喝好,只要胡客肯留在醉乡榭继续做店保就行。

    胡客在醉乡榭一待便是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有两个故人来找过他。

    第一个来找他的故人是贺谦。

    胡客在醉乡榭待了将近半年之时,便到了快过年的时候。贺谦就是在这时找来了醉乡榭。

    贺谦是特意来寻找胡客。

    离开井山后,贺谦不愿再替任何人做事。他听闻广州、佛山等地武风盛行,于是南下佛山开了一家小武馆,以教人习武为生,生意虽然冷淡,倒也能将就着过日子。

    离过年还有一个月,佛山城内家家户户早已年意浓浓,贺谦倒有几分羡慕,不由得冒出了找亲故之人聚一聚的想法。他是从刺客道出来的,想来想去,只想到了胡客。他决定找胡客见上一面,毕竟大半年前在井山分道扬镳时,两人是不告而别。

    贺谦知道胡客从小在衡州府的清泉县长大,于是找去了清泉县,但没有打听到胡客的下落。

    他又去衡州城四处打听,偶然听到当地的小混混说,长沙城里的醉乡榭有个三头六臂的厉害人物,把当地的地痞流氓收拾得服服帖帖。贺谦觉得好奇,于是找来了长沙府的醉乡榭。

    故人相见,两人纵情痛饮,谈起以往刺客道和御捕门的种种轶事,都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贺谦还刻意提到了索克鲁,觉得很对不起这位曾经的御捕门总捕头,毕竟索克鲁曾悉心栽培他,把他当作御捕门的接班人来培养。虽说他是刺客道天层的人,但毕竟在御捕门待了整整十五年,与索克鲁朝夕相处,最后叛出了御捕门,难免会有愧疚之意。

    贺谦在醉乡榭待了五天。

    在这五天里,他每天都和胡客切磋。两人空手较量,较量之时都用了全力。贺谦很想赢胡客一次,可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以你的身手,”贺谦说道,“如果去佛山的话,那边所有的武馆就该关门歇业了。”

    胡客淡淡地笑了笑。

    年关一过,贺谦便与胡客告辞,离开了醉乡榭。

    第二个找来的故人,则是杜心五。

    杜心五是在开春后找来醉乡榭的。

    当时“刺宋案”已经发生,杜心五参加完宋教仁的丧事后,深感世道黑暗,犹胜满清之时。他一心帮扶革命大业,原以为能换来一个朗朗乾坤,没想到在新政府的统治下,世道甚至还不如满清朝廷当政之时。忧愤交加之下,杜心五辞去了所有职务,打算回归故乡,就此隐居。

    杜心五的故乡在湖南省慈利县,回家时途经长沙府,像贺谦一样,听闻醉乡榭有个很能打的人。他是武术界的宗师,是青洪帮的“双龙头”,一时手痒,想来会一会这个很能打的人,没想到竟是故人胡客。

    这次会面后,杜心五每隔一两个月,便来找胡客一次,两人叙旧论武,倒也乐得自在。

    杜心五虽然隐居市井,但心中仍然关心国事,尤其是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在醉乡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只因长沙是省城,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前线的消息。

    二次革命是以“刺宋案”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一场讨袁战争,但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讨袁军从一开始便节节败退,只勉强坚持了一个多月,南京便被攻陷,孙文、黄兴和陈其美等人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时,已是这年的秋天。

    杜心五根本没有想到,这场起初闹得轰轰烈烈的讨袁战争,竟然这么快便以溃败收场。他来的时候情绪激昂,离开的时候却是无比失望。

    这次离开后,或许是因为意志消沉,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杜心五没有再来找胡客。

    等到杜心五再次现身于醉乡榭时,已是这年的十二月。

    杜心五这一次前来,不是为了叙旧论武,而是想拜托胡客一件事。

    他想请胡客出山,替他杀一个人。

    “应桂馨。”杜心五说出了刺杀的目标。

    “姓应的杀害了钝初,现今却逍遥法外。”杜心五说出了刺杀应桂馨的原因,“国民党现在失了天下,治不了姓应的,但总须有一个法子,让姓应的付出代价,以命偿命,以祭奠钝初在天之灵。”

    钝初即是宋教仁,杜心五要刺杀应桂馨,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九个月前发生在上海火车站的“刺宋案”。

    宋教仁之死

    当初袁世凯软硬兼施,成功逼迫清帝退位,南方革命党兑现之前作出的承诺,准备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为限制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孙文在卸任之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辞去大总统职务,投身铁路实业建设。黄兴自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不久后辞去南京留守,隐居于上海,不问政事。

    至此,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和国事呼号奔走。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内阁因为职权得不到保障,根本无法有效地限制总统的权力。宋教仁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深知必须建立一个与总统权力相制衡的责任内阁制,而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于议会政治,议会政治的重心则在于政党制衡。彼时同盟会还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各地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竟多有三百余个,可谓党派林立,力量分散,局面极为混乱。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决定“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吸纳一些其他党派,改组成立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宋教仁不顾一部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为号召,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派,在北京整合成立了国民党。

    国民党成立后,孙文被推选为理事长,但孙文声称要“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遂辞去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

    刚刚成立的国民党,立刻积极投入到第一届国会选举当中。为帮助国民党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宋教仁于十月离京南下,在南方各地发表演讲,抨击时政,宣传政见。他每到一处,均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在南方刮起了一股凌厉的“宋教仁旋风”。国会选举虽然还没开始,但国民党的呼声已经非常之高。

    在国民党有望选举胜利并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文却没有与宋教仁就选举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反而在选举前一个月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此时宋教仁已经抵达上海,寄住在黄兴家中。他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明确地撇开孙文的五权宪法,大讲自己的三权分立宪政设想,然后以激烈的言辞,全盘否定了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才能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

    民国二年三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参议院与众议院皆获得最多席次,成为国会最大党。

    第一届正式国会定于四月在北京开幕,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以国民党党首的身份筹划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与此同时,袁世凯亦多次催促宋教仁“赴京会商要政”。宋教仁于是决定出发北上,并选择了三月二十日作为他离开上海的日子。

    在宋教仁临行之前,他接连收到“友人密函”,说他之前在南京之时,已经有人“潜随其后,希图行刺”,劝他暂时不要北上,平时也要多加防范。宋教仁却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坊间的谣言,没有放在心上。

    三月二十日晚十点多钟,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火车站,准备乘坐特别快车前往南京,转而北上。

    火车出发是在十一点钟,时间尚早,宋教仁、黄兴等人便在议员接待室里休息。

    宋教仁与众友人议论时政,聊谈甚欢,根本没注意到此时的接待室外,有人正频频向内窥探。

    十点四十分,离发车时间只剩下二十分钟了,检票处开始检票。

    宋教仁等人离开接待室,有说有笑地来到检票处,排队等待检票。

    就在这时,几步开外突然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

    黄兴、廖仲恺等人急忙惊惶四顾,却见宋教仁靠在旁边的铁椅上,用手捂住腹部,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

    黄兴等人还没回过神来,又听见了两声枪响,幸而无人被击中,其中一颗子弹,堪堪贴着黄兴的身边掠过。

    黄兴急忙向枪响处望去,只见一个身形甚短、身穿黑色常服的人,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跃过车站铁栏,向东面逃窜,顷刻间没了身影。

    宋教仁被子弹击中了腹部,那是要害部位,脸色刹那间一片苍白。

    于右任急忙冲出车站,找来一辆汽车,将宋教仁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但由于是深夜十一点钟,医生不在医院,只好又急忙找人去通知医生。

    此时的宋教仁,神志还算清醒。他腹部疼痛,无法大声说话,只能让于右任把头挨近他胸前,然后喘息着说道:“我痛得很,恐怕是活不下去了。如果我死了,就把我所有存书捐入南京图书馆……我老母尚在,唯有请诸位替我照料了……”

    十几分钟后,医生闻讯赶来,查看了宋教仁的伤情,认为伤在腹部,且伤势严重,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

    此时已是凌晨,手术立刻进行。医生通过腹部手术,很快取出了子弹。子弹是从侧后方穿过腰际射入腹部的,伤及了小腹及大肠,所以医生又主刀进行了肠道缝补手术。

    手术结束后,宋教仁的情况不见好转,反而不断地恶化。

    宋教仁自知难逃一死,于是授意黄兴代拟电报发给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他又叮嘱守在病榻前的诸位革命友人勿以他为念,要奋力国事,然后感叹道:“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般民众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此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只可惜凶手在逃,终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罢了,罢了……”

    二十二日凌晨四点,宋教仁的伤势急剧恶化。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已经不能言语,只能以黯淡的目光环顾四周,眼神里充满了不舍之情。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均围侍在病榻旁,黄兴在宋教仁的耳旁大声地说道:“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地去吧!”

    宋教仁的眼中泛起了泪光,然后缓缓闭上双眼,慢慢地断了气。

    两条线索

    “刺宋案”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文闻讯,当即发出急电,“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袁世凯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国民党失去宋钝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遂命拟电报,拟优恤命令;黄兴与陈其美各方联络,致函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悬赏万元缉拿凶手;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如凶手就缚,当立予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身充眼线因而拿获者,给洋五千元”;沪宁铁路局认为凶案发生在火车站内,有损铁路局声誉,也主动悬赏五千元缉凶。

    上海地方检察厅组织警力,对凶案现场进行了调查取证,尽管现场没有人看清凶手的长相,但地方检察厅通过细致的调查,还是初步得出了一些判断。

    首先,凶手行刺之时,距离宋教仁仅仅数步之遥,敢走得这么近,一定不是宋教仁认识的人。其次,凶手既然与宋教仁素不相识,那他行刺宋教仁的原因,一定不是宿怨私仇。除此之外,凶手行刺时举止从容,逃跑时方向明确,附近一定有藏身之处或接应之人。

    地方检察厅由此得出结论,该案是“为人买通行刺,故就性质而论,破案获凶或非难事也”。

    地方检察厅虽然做出了破案或许并不难的判断,但也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件案子的破获,竟然远比想象中还要来得轻松。

    第一条线索,出现于案发后的第二天,来自于六野旅馆的旅客。

    这位旅客向国民党方面举报线索,说住在六野旅馆十四号房的武士英行为举止可疑。

    据该旅客透露,武士英是山西人,面目凶恶,身材短小,自称是云南军队的管带,可是平时吃穿却非常拮据,有时还会向旅馆内的其他旅客借钱。

    三月二十日上午,该旅客看见武士英引领几个陌生人走进了六野旅馆,进入了十四号房,想必是商谈事情。不久后,这些陌生人便离开了旅馆。

    武士英把这些陌生人送走后,显得非常高兴,向该旅客借钱,说要出门去办点事,但是没有车费。

    该旅客住在武士英的隔壁房,平时和武士英抬头不见低头见,不太好意思不借,于是借给了武士英小洋一角。

    “这点钱不够,”武士英却说道,“我要去西门,路很远的。”

    该旅客于是又加了两角,总共借给武士英小洋三角。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馆,找到该旅客,炫耀般地拿出几十元钱,从中抽出一元,还给了该旅客。

    “你何必还给我这么多?”该旅客有些吃惊,也颇觉纳闷,不明白武士英从何处得来了这么多钱。

    武士英却得意洋洋地说道:“这点钱算什么?过了今晚,我就是千元户了。”说完他便离开了旅馆。

    武士英一夜未回,到了二十一日早上七点左右,才回到六野旅馆,结清旅费,收拾好行李,急匆匆地离开了。

    武士英这一系列奇怪的举动,引起了该旅客的注意,但是他没有多想。直到上午看见报纸上刊登出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他才联想到武士英的行为,觉得其举止甚为可疑,于是向国民党方面举报了这一消息。

    国民党方面得到这条线索后,没有向司法当局报案,反而自行派出职业侦探,到六野旅馆核实了这条线索,然后追查武士英的去向。

    到了二十三日,第二条线索出现了。

    第二条线索,来自于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督察长黄金荣。

    二十三日这天,有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来法租界巡捕房举报,说几天前他到小西门外应桂馨的家中兜售古董和字画,应桂馨却拿出一张照片,叫他把照片上的人“办”了,如果能够完成任务,便付给他酬洋一千元。王阿发当然不敢做杀人的勾当,于是急匆匆地离开了应家。“刺宋案”发生后,王阿发见报上刊登的宋教仁的照片,与当日应桂馨拿出的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同一个人。他思虑再三,还是觉得应该把此事说出来,于是跑来巡捕房报案。

    黄金荣没想到“刺宋案”竟然能和应桂馨扯上关系。

    当日天口赌台围杀黄金荣失败后,应桂馨急匆匆地赶赴南京,就任总统府庶务科长。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与人持枪械斗,被调任到下关兵站任差,随后又遭解职。离职后的应桂馨希望东山再起,南京方面不肯用他,他就索性召集一些青帮的旧部兄弟,组建了共进会,自任会长,不久后又攀附上了江苏都督程德全,由程德全电荐给北京政府。应桂馨奔赴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其间由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牵线,先后受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被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总长,这才又大摇大摆地返回上海。

    黄金荣和应桂馨旧仇颇深,但是应桂馨就任江苏驻沪巡查总长,可谓今非昔比,所以尽管知道应桂馨回到了上海,甚至耀武扬威地住在法租界里,黄金荣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金荣深知眼下时局动荡,应桂馨今朝得势攀上了高枝,保不准明天便跌落谷底成了落水狗,到时候再收拾应桂馨不迟。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竟如此之快,仅仅过去了几个月,“刺宋案”便发生了,而应桂馨则被人举报,和这件轰动全国的大案扯上了关系。

    有这样的机会,黄金荣当然要好好地借题发挥。

    黄金荣立刻将这一线索报告给国民党方面,然后派华探乔装打扮,去应桂馨府上打听应桂馨是否在家。抓人要抓现成的,他要确定应桂馨在家,才会带巡捕前去实施抓捕。打听消息的华探很快回来禀报,说应桂馨不在家中,而是去了公共租界迎春坊一个名叫李桂玉的妓女家中过夜。黄金荣当即联系公共租界巡捕房。虽说是深夜,可事关“刺宋案”,所以公共租界巡捕房立刻派巡捕赶到李桂玉的住处,将应桂馨抓了个现成。

    因为有机会将应桂馨拉下马,所以黄金荣不像以往处理公事那般磨磨蹭蹭,而是变得雷厉风行。得知应桂馨被抓捕的消息时,天才刚刚亮,黄金荣立刻率巡捕赶往应桂馨的府上,封锁各处出口,冲进应家大肆搜查,希望能找到一些与“刺宋案”相关的证据。

    应桂馨家中一些人已经起床。黄金荣一进门,便大吼一声:“全都不许动!”吓得几个起早的人惊慌失措,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在这些纹丝不动的人当中,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却突然拔腿就跑。

    黄金荣立刻带人追赶。

    矮小男子逃到应家后院,准备翻墙逃跑。

    黄金荣追得最快,一个箭步蹿上去,将两只悬空的脚抓住,把矮小男子从墙头上拉扯下来。众巡捕一拥而上,迅速将矮小男子制服。

    这矮小男子正是武士英。

    黄金荣命众巡捕仔细搜查应家,最后从武士英的房中搜出了一把六响手枪,枪内尚有三颗子弹,事后经过比对,其规格与射杀宋教仁的子弹完全一致。除此之外,黄金荣还从应桂馨的房中搜出了一叠电报,全都是与洪述祖往来的密电,事后又在上海电报局查到了相应的电报底稿。

    在这些密电当中,第一份是应桂馨在三月十三日发给洪述祖的,电文道:“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应桂馨又名夔丞,电文中的“夔”字,指的正是他自己。

    十四日早上,应桂馨又给洪述祖发去一份密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十八日下午,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寒电应即照办。”

    十九日,洪述祖又致电应桂馨:“事速照行。”

    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十分,即“刺宋案”发生三个多小时后,应桂馨发电向洪述祖报告:“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二十一日上午九点,应桂馨给洪述祖发去了最后一份电报:“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手枪和电报的出现,已是铁证如山,凶手武士英和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刺宋案”就此告破。

    此时距离案子发生,仅仅过去了三天而已。

    离奇死亡

    凶手被缉拿归案后,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审讯。

    武士英在被捕当天便立即认罪,承认宋教仁是自己所杀。根据他的招供,他原是山西平阳人,曾在云南任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丢了饭碗,于是来到上海谋生,结识了陈玉生,经陈玉生引荐加入了共进会。

    三月二十日上午,陈玉生带人来六野旅馆找他,请他办一个人,他考虑到自己生活境况困难,急需钱财,于是答应了,随后应陈玉生之邀,前往小西门外应桂馨府上,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上手枪赴火车站行刺。

    可是应桂馨接受审讯时,却说他在二十日那天没有见过武士英,而是在二十一日早晨,即“刺宋案”已经发生后,才第一次见到武士英。当时武士英搬离了六野旅馆,在陈玉生的带领下来他的家中暂住。

    到了四月四日公审公堂的开庭预审上,武士英却当庭翻供,声称:“此次刺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个人。”当被问及刺杀宋教仁的原因时,武士英说“因宋系四万万同胞之罪人”,又说“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此案凶手已经抓获,人证物证俱在,然而先后经过公审公堂七次预审,案情却始终模棱两可,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事实,究其原因,在于公堂之上始终没有让武士英和应桂馨这两个关键人物当庭对质。这样一桩并不太复杂的刺杀案,只须将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此案的吴乃文、冯玉山、张秀泉、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真相大白。然而公审方似乎有意避免,七次预审都没有这么做。

    四月十二日,在公审公堂的第七次预审上,应桂馨的外籍律师主动提起引渡移交的话题。这次预审当庭判决:“预审明确,案系发生车站,应即商明领事团,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归案讯办。”

    十六日下午,武士英从法租界的大自鸣钟捕房拘留所,押送至上海地方检察厅,交给厅长陈英收押,应桂馨则从公共租界押送至驻守江苏海运局的六十一团,由团长陈其蔚负责关押。

    犯人引渡移交后,江苏都督陈德全致电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提出应组织特别法庭来办理此案。袁世凯当天回电,表示“望速筹办”,同意了这一提议。

    上海方面立即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报请北京政府批准。黄郛和王宠惠均为国民党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与孙文关系密切,所以这个所谓的特别法庭,实际上是国民党单方面的特别法庭。

    宋教仁是国民党党首,哪怕是出于回避的考虑,此案也不能由国民党单方面进行审理,所以这样的特别法庭,北京政府自然不予同意。司法部于十七日回电,否决了特别法庭的提议,命令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审理此案。

    然而十八日这天,上海地方检察厅忽然接到程德全的命令,将武士英转押至关押应桂馨的六十一团兵营。地方检察厅甚为不满,派人前去询问程德全,得到的回复是:“为组织特别法庭,故不得不与上海固有司法机关脱离关系也。”此举等于是先斩后奏。地方检察厅没有办法,武士英就此被押往六十一团兵营进行关押。

    二十一日,程德全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必要性。袁世凯回电解释说,司法总长许世英一再力争,拒绝副署,所以他无法宣布该项命令。许世英也在另一份回电中提出折衷方案,此案仍由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不过由伍廷芳暂署上海地方审判长进行审理。国民党方面却不肯接受。

    就在南北双方互不相让之时,此案的关键人物武士英却在六十一团兵营里离奇暴毙。

    六十一团是由陈其美、黄郛等人组建的前沪军第二师第五团整编而来,团长陈其蔚与陈其美私交甚厚,可以说,六十一团是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然而在看守如此严密的六十一团兵营里,武士英却在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突然死亡,事后查悉,他是吞下了火柴头而死。上海地方检察厅原定于二十五日组织第一次预审,谁料到此案最为关键的人物武士英却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而亡。

    武士英在法租界捕房拘留所关押时没有出问题,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关押时也没有出问题,可交由六十一团兵营关押后却突然死亡,而且不偏不巧,正好死在地方检察厅第一次预审的前一天。虽然六十一团方面给出的结论是武士英吞下火柴头畏罪自杀,但上海不少舆论却怀疑武士英是被人下毒,杀人灭口。

    武士英一死,“刺宋案”就此变得扑朔迷离。

    迷雾重重

    从“刺宋案”发生,到武士英离奇死亡,前后共计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里,一件凶手被缉、证据确凿的并不复杂的刺杀案,却越审越乱,始终没有审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虽然庭审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但国民党方面却抓住这段时间,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将“刺宋案”的幕后主使指向袁世凯。

    袁世凯的确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自然是知道的。第一次国会选举结束后,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国民党若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将会极大地限制他的总统权力。为了收买宋教仁,袁世凯曾托人赠五十万元给宋教仁,但宋教仁却全数退回。收买不成,继而采用极端的暗杀手段,将政坛劲敌除去,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除了动机,袁世凯被怀疑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还有相关的实物证据。

    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从应桂馨的家里被搜出,也在上海电报局找到了底稿。电报上的内容每一条都与刺杀宋教仁有关,而洪述祖则是内务部秘书,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人,也即是袁世凯的人。在应桂馨发给洪述祖的电报中,多处出现“乞转呈”“望转呈”等词,显然洪述祖不是此案的幕后主使,在他的背后还有人,而站在洪述祖背后的人,便是赵秉钧和袁世凯。

    既有动机又有证据,上海各界舆论,自然把矛头直指袁世凯。

    不过此案却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疑点。

    譬如说,武士英刺杀宋教仁之后,为何不逃之夭夭,反而躲进应桂馨家里?他为何不扔掉行刺用的六响手枪,反而一直留在身边,甚至连剩余的三颗子弹都没有取出?应桂馨明知武士英是凶手,为何不将武士英送走,反而将武士英留在自己家里?他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是证明他乃幕后凶手的唯一证据,为何不直接销毁,反而一直保留?举报第一条线索的六野旅馆的旅客,为何不向巡警总局或地方检察厅举报线索,反而直接向国民党方面举报?他在举报线索之后,为何不去领取各方悬赏的赏金,反而就此消失,没了踪影?

    这些太过明显的疑点,让当时的舆论出现了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猜测,认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绝非袁世凯。

    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跟随陈其美多年,又替孙文做过事,换句话说,应桂馨长时间是革命党的人,袁世凯如果要刺杀宋教仁,岂会把如此秘密而重要的事交给应桂馨来做,另寻更为值得信任的杀手岂不是更好?“刺宋案”是在陈其美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地界内发生的,袁世凯如果要刺杀宋教仁,为什么不等宋教仁去往北京的半路上下手?如果在去往北京的半路上动手,不仅更容易成功,而且得手之后,“刺宋案”的审理权因为案件发生地的缘故,便会落入北京政府的手中,而不是一直由国民党方面进行操控。

    持这种观点的舆论认为,“刺宋案”有可能是国民党方面故意设的局,以图栽赃嫁祸给袁世凯,至于背后的主使人,便是上海的实际掌权人陈其美。

    和袁世凯一样,陈其美也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陈其美一直是孙文的左膀右臂,而孙文与宋教仁素有矛盾,尤其是国民党成立之后,孙文在党内的影响力大减,可以说宋教仁已经取孙文而代之,成为了党内的实际领袖。在宋教仁为国民党参加国会选举而四处奔走时,孙文却不闻不问,远赴日本,足见他对宋教仁持何种态度。主动下手,替孙文除去政敌,陈其美拥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在暗杀方面,陈其美是精于此道的高手,陶成章被刺就是先例。“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陈其美对其有知遇之恩,应桂馨虽然表面上投靠了北京政府,但他很可能暗中仍在替陈其美卖命。该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于六十一团兵营里,而六十一团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陈其美杀人灭口,以免武士英在地方检察厅的预审上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两种猜测,各有各的道理。

    但后来发生的事,似乎更倾向于后一种猜测。

    宋教仁死后,孙文返回国内,成为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操控着“刺宋案”的审理,按理说此时领袖回国,有了主心骨,应该不顾一切地查清真相才对,可国民党方面却偏偏有意遮掩,使得这件原本线索明确的刺杀案变得扑朔迷离。黄兴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孙文却坚持诉诸武力,最终发动了二次革命,致使南北之间重新开战。

    在战争打响的同时,“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却趁着战乱的机会,从六十一团兵营的监狱里越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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