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班协和客机于十一点从戴高乐机场起飞，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抵达纽约——当然这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比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早。下午我回到自己凌乱不堪的住处，因时差而身体不适，情绪紧张不安。天气越来越糟，预报说又有雨雪降临。我不得不出门购物。而马里诺已经回家了，毕竟他还有辆大卡车。
Ukrops超市里熙熙攘攘，每次一有雨雪预报，里士满居民就会失去理智疯狂抢购一番，生怕自己会饿死或渴死。面包已被一抢而空，我到达时连条吐司都没剩下。熟食区也没有火鸡肉或者火腿。我只能将就着尽可能多采购些别的，因为露西应该会在我这儿小住一段日子。
到家时已过六点，我已没有精力和车库折腾，于是把车停在外面。笼罩着月光的几缕纤云仿如一颗头骨，它们飘散、变形，终于被逐渐猛烈的风卷席而去。树木在轻顫、低语。我感觉昏昏沉沉的，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同时又开始担心露西为何没有回家，甚至没打电话。
也许她去弗吉尼亚医学院了，但我联系整形外科病房后得知，他们从昨天早上起就再没见过她。我惊慌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胡思乱想。将近十点，我再度出门，开车驶往市中心，神经高度紧张，几近崩溃。
我知道露西很可能去了华盛顿特区，但无法相信她连张字条都没给我留下就离开了。每当她不辞而别，准是又遇上了什么麻烦。我在第九街出口转弯，经过市区空旷的街道，在医院立体停车场上下穿梭许久，终于找到了停车位。我从后座抓起一件实验室长袍钻出车子。
到达整形外科病房所在的新楼二层，我穿上实验袍后推开病房门。一对夫妇正坐在床边，我猜是乔的双亲；我向他们走过去。乔的头部裹着绷带，腿部上了石膏，但意识是清醒的，她一眼便瞥见了我。
“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我招呼道，“我是斯卡佩塔医生。”
不知道他们是否听说过我，从他们的表情我看不出。桑德斯先生客气地起身和我握手。
“幸会。”他说。
他完全不同于我的想象。通过乔的描述，我以为他们是不苟言笑、习惯对一切进行冷酷批判的人。但我见到的桑德斯夫妇体态浑圆，显得保守，一点都不可怕。当我问起乔的事情时他们非常客气，甚至有点羞涩。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神似在发出求助的信号。
“我可以和病人单独谈谈吗？”我征询他们的意见。
“好的。”桑德斯太太说。
“乔，你好好听医生的话。”桑德斯太太疲倦又消沉地对女儿说。
他们一走出病房，我立刻关上房门。乔的眼里盈满泪水。我俯身亲吻她的脸颊。
“你让大家担心死了。”我说。
“露西还好吗？”她轻声问道，声音因啜泣而颤抖，泪水夺眶而出。
我把纸巾塞进她打着点滴的手中。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乔。你的父母对她说你不想见她，而且……”
乔开始摇头。
“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做。”她沮丧地说，“我就知道。他们对我说她不想见我，说她为那件事烦躁得不得了。我不相信他们。我知道她绝不会不想见我，可他们把她赶走了，现在她果然不见了。也许她真的相信了他们的话。”
“她觉得你这次受伤都是她的错，”我说，“你很可能是被她击中腿部的。”
“请带她来看我，求你了。”
“你知道她可能在哪里吗？”我问，“她难过的时候会去哪里？会不会回迈阿密？”
“她肯定不会回那里。”
我找把椅子坐下，疲惫地缓缓吐了口气。
“酒店？”我说，“朋友那里？”
“也许去了纽约。”乔说，“格林威治村，一家叫红果子的酒吧。”
“你认为她去了纽约？”我诧异地问。
“酒吧老板叫安，当过警察，”她声音颤抖，“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她每次失踪都让我害怕得要命。她每次想不通时都会这样。”
“我知道。发生过这么多事情后，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乔，顺利的话你近期应该就可以出院了，”我微笑着说，“你想去那里？”
“我不想回家。你会去找她的，对吗？”
“你愿意和我住在一起吗？”我问。
“我父母不是坏人，”她喃喃道，镇痛剂不断滴下，“他们只是不明白。他们认为……到底有什么错呢？”
“没错，”我说，“爱永远不会错。”
她的意识有些模糊了。我离开了病房。
她父母就在门外，看起来哀伤而又疲惫不堪。
“她怎么样了？”桑德斯先生问。
“不太好。”我说。
桑德斯太太哭了起来。
“你们有权利选择相信什么，”我说，“但目前看来，阻止露西和乔见面并非明智之举。这样做只会让她更加恐惧、更加沮丧，甚至让她失去生存的意志，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
他们没有回应。
“我是露西的姨妈。”我说。
“我想她迟早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桑德斯先生说，“我们不可能永远拦着她。其实我们只是在尽力替她着想。”
“这些乔都知道，”我说，“她爱你们。”
他们没有道别，只目送我走向电梯。我一回到家就给红果子酒吧的安打了电话。电话那端一片嘈杂，隐约听得到乐团的演奏。
“她不太舒服。”安对我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会照顾她吗？”我问。
“我已经在这么做了，”她说，“稍等，我去叫她。”
“我见过乔了。”露西接听时我说。
“哦。”她简短应道。显然已喝醉了。
“露西？”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她说。
“乔爱你，”我说，“回来吧。”
“回去做什么？”
“我们可以把她从医院接回家，由你来照顾，”我说，“你至少可以这么做。”
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凌晨两点我下了床，到厨房泡了杯药茶屋外雨骤风急，雨点重重地敲在屋顶和阳台上，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想到锁在公文包里的棉棒采样、毛发样本和咬痕照片，我忽然觉得凶手似乎就在身边。
我感觉得到他的存在，似乎属于他的每样东西都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邪恶。仔细想想真是讽刺，国际刑警召唤我远赴法国，结果我取得的唯一合法证物竟然是装在布洛芬药瓶里的塞纳河河水。
凌晨三点，我坐在床沿给塔利写信。我揉掉一张又一张信纸，久久无法落笔。对他的思念让我害怕，与他做过的事让我恐惧。现在我遭到了报应，罪有应得。
我又撕掉一张信纸，久久望着电话，一边计算着里昂此刻几点，想象他正穿着优雅的套装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开会或陪同某人，丝毫不曾想起我。我想着他那健壮光滑的躯体，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会了扮演如此迷人的情人角色。
我来到办公室。将近法国时间下午两点时，我决定打电话到国际刑警总部。
“……你好……”
“请接杰伊·塔利。”我说。
电话被转接了。
“贩毒高发区计划小组。”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迟疑片刻。“是杰伊·塔利的分机吗？”
“你是哪位？”
我报上姓名。
“他不在办公室。”
恐惧向我袭来。我难以相信他的回答。
“请问你是谁？”我问。
“威尔森探员。我是调查局联系人，那天我们没能见面。杰伊出去了。”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不确定。”
“明白，”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联系到他？或者请你转告他，让他回我电话？”
我知道自己的语气透着掩饰不住的焦虑。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不过如果他来办公室，我一定如实转告。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谢了。”我说。
我挂掉电话，感到一阵恐慌。我非常确定，塔利不想和我再有任何接触，并且要同事挡掉我的电话。
“噢，老天，噢，老天！”经过罗丝的办公室时，我喃喃自语着，“我都做了些什么？”
“你在对我说话吗？”罗丝从键盘上抬头，透过眼镜打量着我，“你又丢东西了吗？”
“是的。”我说。
八点半时我去参加内部会议，在平时的主席位坐下。
“又有什么新案子吗？”我问。
“黑人女性，三十二岁，来自阿尔伯马尔县。”钟开始发言，“汽车冲出道路后翻覆，显然是急转弯失控。右腿骨折，颅骨底骨折。阿尔伯马尔县法医理查德医生要我们把她登记在案。”他抬头看向我，“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的死亡原因和方式似乎足够清楚。”
“因为按照规定，我们必须支持地方法医办公室，”我说，“他们提出了要求，我们就得尽力满足。我们可以花一个小时把她登录，或者花十个小时讨论是否有这个必要。”
“下一个案子是八十岁的白人女性，昨天上午九点钟左右还有人看见她，但晚上六点半左右她的男友发现她……”
我努力集中心神。
“……没有滥服药物或其他的恶习……”钟继续说，“有服用硝酸甘油药片的习惯。”
塔利极度饥渴似的做爱。难以相信我竟然在开会时想起性事。
“她需要做伤口检查和毒物检测，”费尔丁说，“需要仔细检查。”
“有人知道我下周要去学院上课吗？”毒物检测专家提姆·库珀说。
“应该是教毒物学吧。”
“说真的，”库珀说，“我需要一名秘书。”
“我今天得跑三趟法院，”副主管赖利说，“可事情太多了，我根本脱不开身。”
房门打开，罗丝探头进来，示意我出去一下。
“拉里·波斯纳待会要出去了，”她说，“他希望你现在就去趟他的实验室。”
“马上就去。”我说。
我走进实验室，看见他正在制作永久玻片，用吸管将一滴Cargille封片剂滴在盖玻片边缘，同时其他玻片放在加热板上加热。
“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有帮助，”一见到我他便这样说，“你来看看显微镜，这是那具无名男尸身上的硅藻。不过请记住，硅藻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水是咸水、半咸水或者淡水。”
我望着显微镜里如玻璃般清澈透明的微小有机体，它们形态各异，让我联想起船、锁链、锯齿、新月、虎斑、十字架以及一叠叠扑克牌。有些碎片和局部很像五彩碎纸、沙砾和某些矿物的彩色结晶。
波斯纳移开镜台上的玻片，换上另一块。
“这是你带回来的塞纳河河水采样，”他说，“桥弯藻、直链藻、舟形藻、脆杆藻，等等。多得像灰尘。全是淡水硅藻，是好现象，但没什么意义。”
我靠向椅背，望着他。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我失望地说。
“毕竟我不是罗伯特·麦克劳克林。”他不动声色地说。罗伯特是他的老师，世界知名硅藻学者。
他凑近显微镜，将放大倍数调至一千，然后开始挪动玻片。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单一植物品种在植物群中的出现频率。”
植物群是指某特定植物的种类分布，在本案中就是各种类型的硅藻。
“直链藻的出现率是百分之五十一，脆杆藻是百分之十五。其余的我就不一一说明了。但两个采样的百分比非常相似，几乎称得上一致。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你用布洛芬药瓶带回来的样本远在法国。”
我想起圣路易岛的河岸，想起那个在天黑后离开尚多内宅邸，跑到河里裸泳的男人，不禁一阵颤抖。也许他没有擦干身体或淋浴就穿上衣服，以致身体上的硅藻黏附在衣服内侧。
“如果他在塞纳河里游泳，而衣服里沾满硅藻，”我说，“就表示他穿上衣服前没有洗澡。金兰身上的呢？”
“与塞纳河的硅藻完全不同。”波斯纳说，“但我采了詹姆斯河的河水样本，事实上距离你的住所不远，两者的植物群出现率非常相似。”
“金兰尸体上的植物群和詹姆斯河的植物群相当一致？”我必须确定这一点。
“我有个疑问，詹姆斯河的硅藻在这一带是否到处可见？”波斯纳问。
“咱们来瞧瞧吧。”我说。
我拿棉棒擦拭自己的手臂、头发和鞋底，让波斯纳做成玻片。检查结果中不见硅藻的踪影。
“自来水里会有吗？”我问。
波斯纳摇头。“因此除非被浸泡在河水、湖水或海水里，否则一个人不会全身都是硅藻……”
我一愣，脑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死海，约旦河。”我说。
“什么？”波斯纳困惑地问。
“发源于卢尔德，”我说，慢慢兴奋起来，“就像那条圣河，恒河，那里被认为是如奇迹般的圣地，许多失明、跛足和瘫痪的人浸泡在河水里祈求痊愈。”
“他在这种大冷天泡在詹姆斯河里？”波斯纳说，“这家伙一定疯了。”
“多毛症没有医治的方法。”我说。
“多毛症？”
“一种非常罕见而可怕的病症，一出生就全身长满长毛，像婴儿头发那么纤细，可以长达六七英寸甚至九英寸，伴有其他许多畸形症状。”
“哦！”
“也许他在塞纳河里裸泳是希望能够奇迹般地治愈，而现在又把希望寄托在了詹姆斯河上。”我说。
“老天！”波斯纳说，“这念头可真诡异。”
回到办公室时，我看见马里诺正坐在我的办公桌旁。
“露西去了纽约，我和乔以及她的父母谈过了。”
“露西怎么了？”
“别担心，她快回来了。”
“她最好当心点，这种时候再有什么疯狂举动对她没好处。”
“马里诺，”我说，“凶手泡在河里很可能是想把自己的病治好。我怀疑他目前就在詹姆斯河一带活动。”
他思索片刻，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神情。这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但愿不是附近的哪个大富翁失踪了，”马里诺说，“我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费尔丁跑进办公室，冲马里诺大吼：“你在搞什么鬼？”
费尔丁脖子上的青筋浮凸，满脸通红。我从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我们还没来得及赶到现场你就把消息泄露给媒体了！”他斥责道。
“喂，”马里诺说，“冷静点。把什么消息泄露给媒体？”
“黛安·布雷被杀啊，”费尔丁说，“所有新闻都在报道。警方已经拘捕了嫌疑人，安德森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