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留着胡子、发际线日退的金发又已发白，乔·特伦特警探看起来应该挺年轻的。他又瘦又高，崭新的防水外套腰带系得紧紧的，鞋子擦得光可鉴人。我们在亨利哥医院急诊室前的人行道上握手，自我介绍。他紧张地眨着眼，看得出来艾迪·希斯的案子令他很不好受。
“你不介意我们在这里谈一会儿吧？”他说，呼出的气像一阵白雾，“比较隐秘。”
我边发抖边把双肘紧靠身侧，这时，离我们所站位置不远处，一架医用直升机从草坡上的升降区起飞，噪音震耳欲聋。月亮像一弯冰屑融化在深蓝灰的天空中，停车场里的车被刺骨的冬雨和路上撒的盐弄得脏兮兮的。这是一个黯淡无色的早晨，寒风凛冽有如掌掴，而来此的原因使我对这一切格外敏感。就算气温突然上升四度，艳阳高照，我也不认为自己会觉得温暖。
“真的很糟糕，斯卡佩塔医生，”他眨着眼，“我想你会同意：我们最好不要让外界得知细节。”
“关于这个孩子，你能告诉我什么？”我问。
“我和他父母以及其他几个认识他的人谈过了。就我掌握的东西来看，艾迪·希斯是个普通的正常孩子一喜欢运动，偶尔送报打工，从来没给警察找过麻烦。他父亲在电话公司做事，母亲是裁缝。昨天晚上，希斯太太做晚餐时需要一罐奶油蘑菇汤，叫艾迪到好运道便利店去买。”
“那家店离他们家多远？”我问。
“两条街，而且艾迪去过不少次了，柜台的职员都知道他的名字。”
“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几点？”
“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他在店里待了几分钟就离开了。”
“那时天已经黑了。”我说。
“是的。”特伦特盯着飞走的直升机，那远看像是一只白色蜻蜓，发出模糊的声音穿越云层。“大约八点三十分，一名巡逻警员沿着帕特森大道的建筑物后方巡逻，看到这个孩子靠在垃圾车旁坐着。”
“有照片吗？”
“没有，医生。警员发现那男孩还活着，第一要务就是请求救援。我们没有照片，但是那名警员能相当详细地把观察到的景象描述出来。男孩光着身子，背靠垃圾车，腿向前伸直，双臂在身体两侧，头低垂着。他的衣服算挺整齐地堆在人行道上，旁边有个袋子，里面装着奶油蘑菇汤罐头和士力架巧克力棒，气温只有零下四度。我们推断他留在那里的时间可能从几分钟到半个小时。”
一辆救护车在附近停下。车门砰地关上，救护人员迅速放下担架，发出一阵金属刮擦声。他们将一名老人推进打开的玻璃门。我们跟在后面，沉默不语地走过一条明亮的、消过毒的走廊，走廊里满是医疗人员，病人们则被把他们送到这里来的不幸弄得呆若木鸡。我们搭电梯上三楼，我不知有哪些蛛丝马迹已经被刷洗掉，扔进垃圾桶。
“他的衣服呢？有没有找到子弹？”电梯门开的时候，我问特伦特。
“衣服在我车里，我今天下午把它们和他的个人物品送到化验室去。子弹还在他脑袋里，他们还没进行到那里。我非常希望他们好好擦过他了。”
小儿科的加护病房在一条洁净的走道尽头，两扇木门对开，门上的玻璃贴着友善的纸恐龙。病房天蓝色的墙上漆着彩虹，病床上方悬吊着动物玩具，八间病房以护理站为中心排成半圆形。三个年轻女子在监视器后工作着，其中一个在键盘上打字，另一个在打电话。特伦特解释了我们的来意之后，一个穿着红色灯芯绒工作服和套头毛衣的苗条棕发女子表示自己是护士长。
“主治医师还没有来。”她道歉。
“我们只需要看看艾迪的伤口，不会花多少时间的。”特伦特说，“他的家人还在里面？”
“他们一整夜都陪着他。”
我们跟着她走过柔和的人工灯光，走过仪器推车和绿色的氧气筒，在正常世界中这些东西根本不会放在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房间外。我们走到艾迪的病房前，护士进去把门掩上。
“只要几分钟就好了。”我听到她对希斯夫妇说，“我们做一下检查。”
“这次是什么专家？”父亲的声音在颤抖。
“是一位很了解各种伤口的医生，她就像警察部门的外科医生。”护士很委婉地说明我的法医身份，或更糟的讲法——验尸官。
停顿了一下，父亲静静地说：“哦，是为了搜集证据。”
“是的。要不要喝点咖啡或吃点东西？”
艾迪·希斯的父母从病房内走出来，两个人都相当胖，因为一整夜和衣而眠，他们的衣服皱得很厉害，脸上呈现出的是无辜单纯的人得知世界就要毁灭时的迷茫。他们疲倦地瞥了我们一眼。我真希望自己能说些什么改变这一切，或至少让情况好转一点点。而安慰的话只哽在了我的喉头，这对夫妇慢慢地走开了。
艾迪·希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着绷带，呼吸器将空气送进他的肺里，药液流进他的静脉。他乳白色的皮肤光滑无毛，薄薄的眼皮在黯淡的灯光下看来有点发青。我从他浅赤金色的眉毛推测着他的发色。他尚未脱离青春期之前柔弱的阶段，这个年龄的男孩有着丰润的嘴唇，生得漂亮，唱起歌来比女孩还要甜美。他手臂纤细，盖在被单下的身体小小的，能显示出他那正在逐渐发育的性别特征的，只有那双静静放在床上的手，上面插着静脉注射管，而且大得不成比例。他看起来不像十三岁。
“她需要看一看他肩膀和腿上的那两个伤口。”特伦特低声对护士说。
她拿出两包手套，一包给自己、一包给我，我们把手套戴上。男孩在被单下是赤裸的，皮肤皱褶处和指甲都很脏。如果病人情况不稳定，不能替他们彻底清洗。
护士移除伤口上半干不湿的包扎，特伦特紧张起来。“老天。”他屏着气说，“看起来比昨天晚上还要糟糕。老天啊。”他摇摇头退后一步。
如果跟我说这孩子遭到了鲨鱼攻击，我可能也会相信一若不是伤口边缘这么整齐。这样的伤口很明显是由尖锐、直线型的用具造成的，例如刀子或剃刀。他的右肩和右大腿内侧分别被割掉了差不多有护肘那么大块的肉。我打开医务袋拿出一把尺子来测量伤口，但没有碰触到它们，然后拍照。
“看到边缘那些割痕和刮痕了吗？”特伦特说道，“我说的就是那个，好像那人在皮肤上割出了某种图案，然后把肉整个儿切下来。”
“肛门是否有裂伤？”我问护士。
“我替他量肛温的时候没看到任何裂伤，替他插管时也没发现他的嘴巴或喉咙有什么异常。我也检查过旧的骨折和淤伤。”
“文身呢？”
“文身？”她好像从来没见过文身一样。
“文身、胎记、疤痕，任何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随皮肉一起被割除的东西。”
“我不知道。”护士犹豫地说。
“我去问他的父母。”特伦特擦去额上的汗。
“他们可能到医院餐厅去了。”
“我去找他们。”他边说边走出去。
“医生怎么说？”我问护士。
“他的情况很危急，没有反应。”她不带感情地陈述了这个明显的事实。
“我可不可以看看子弹是从哪里射进去的？”我问。
她松开包在他头上的绷带，把纱布往上推，让我看那个周围有焦痕的小黑洞。伤口穿透右太阳穴，略偏前侧。
“穿过额叶？”我问。
“是的。”
“做过血管造影了吗？”
“因为肿胀，脑部的血液循环受阻。没有脑波活动，我们从他耳朵灌冷水的时候也没有热量活动，没有引起任何脑电位。”
她站在床的另一侧，戴着手套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面无表情地继续叙述他们做过的其他检验，以及用哪些方式降低颅内压。我自己也在急诊室和加护病房待过很久，清楚地知道，面对一直不曾清醒过的病人时，比较容易不带感情。艾迪·希斯永远不会醒过来了，他的大脑皮质已经毁损，那些使他成为人，让他有思想、有感觉的东西已经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剩下的只是生命机能，是脑干。他只是一个有呼吸、有心跳的身体，目前由机器维持着生命。
我开始寻找抵抗时留下的伤痕。我专心地避免碰到他身上那堆管线，因此没有意识到我握着他的手，直到他捏了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这种反射动作在脑死亡的病人身上并不罕见，就像小婴儿抓住你的手指一样，是一种丝毫无关思想的反射动作。我轻轻地放开他的手，深吸一口气，等待心痛的感觉退去。
“找到什么了吗？”护士问。
“有这么多管线，很难看仔细。”我说。
她重新包扎好伤口，把被单拉到他的下巴。我脱下手套丢进垃圾桶。这时，特伦特警探回来了，眼中带着些许情绪失控的神色。
“没有文身，”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是狂奔到餐厅再冲回来的，“也没有胎记或疤痕。”
过了不久，我们朝停车场走去。阳光时隐时现，风中飞舞着细小的雪花。我迎风眯起眼睛，盯着森林大道上的繁忙车流。有些车上装饰着圣诞花束。
“我想你最好对他的死做好心理准备。”我说。
“要是我早知道这一点，就不会麻烦你多跑这一趟了。该死的，天气真冷。”
“你叫我来是对的，否则再过几天他的伤口就会变样了。”
“他们说整个十二月天气都会这样，冷得要命，下一大堆雪。”他低头瞪着路面，“你有小孩吗？”
“我有个外甥女。”我说。
“我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十三岁。”
我拿出钥匙串。“我的车在这边。”
特伦特点点头，跟在我后面。他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打开灰色奔驰的门。在我坐进去扣上安全带时，车内的皮椅与配备被他尽收眼底。他把这辆车看了又看，仿佛在打量一个大美女。
“那些被切掉的皮肉呢？”他问，“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
“这个罪犯可能有吃人肉的倾向。”我说。
我回到办公室，查看信箱，签了一叠检验报告，倒了一杯咖啡壶底剩下的沥青状液体，没有跟任何人交谈。我在办公桌后坐下的时候，罗丝静悄悄地出现了，要不是她在我桌上放下一张剪报，恐怕我要好一会儿才会发现她的到来。记事本上已经叠了好几张。
“你看起来很累，”她说，“今天早上几点来的？我到的时候发现咖啡已经煮好，你也出门了。”
“亨利哥那里有个很惨的案子，”我说，“那男孩大概会被送到这里来。”
“艾迪·希斯。”
“是的。”我困惑地说，“你怎么知道？”
“报纸上登的。”罗丝回答。我注意到她换了一副新眼镜，让她那张贵族般的脸看起来不那么高傲。
“我喜欢你的眼镜，”我说，“比原来架在你鼻头的那副老古董要好多了。报上怎么说？”
“没说多少。只说他身受枪伤，在帕特森大道被人发现。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小，我绝对不会让他去送报。”
“艾迪·希斯不是在送报时遭到袭击的。”
“那不重要，反正我不会答应，这年头治安太差了。”她一只手指搭在鼻侧，“费尔丁在楼上解剖，苏珊出门去了，送几个大脑到弗吉尼亚医学中心征询意见。除此之外，你不在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除了电脑出了点故障。”
“还没修好吗？”
“玛格丽特正在努力，应该快修好了。”罗丝说。
“好，修好之后，我需要她帮我查份东西。检索的关键词包括切割、肢体残损；食人、咬痕，或许可以再做一个关于切除、皮肤、肌肉这些词的自由检索——这些字词的各种组合。也可以试试分尸，不过我们要找的应该不是这个。”
“在州内的哪些区域，什么时间？”罗丝做着笔记。
“全州，过去五年之内。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儿童的案子，但不要只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叫她也查查创伤记录中心有些什么。我上个月开会时跟他们的主任谈过，他似乎很乐意与我们分享资料。”
“你的意思是说，也要查活下来的受害者？”
“如果可以的话，罗丝。我们什么都查，看看能否查出与艾迪·希斯相似的案子。”
“我现在就去告诉玛格丽特，看看她弄好了没有。”我的秘书边说边走出去。
我开始翻看她从各种早报剪下来的报道。果然，人们对于朗尼·华德尔“眼睛、鼻子、嘴巴都流出血来”的传言大做文章。国际人权组织声称，这次行刑的不人道程度不亚于任何凶杀案。一个人权团体的发言人表示电椅“可能失灵，使华德尔遭受极大的痛苦”，并与佛罗里达首次采用合成海绵垫，导致受刑者头发燃烧的那次行刑相提并论。
我把这些剪报夹进华德尔的档案，猜想他的律师尼古拉斯·古鲁曼这次又会变出什么狠戏法。我们虽然很少碰上，但已经有了可以预测的模式。我简直相信，他真正的意图是要质疑我的专业能力，让我自觉愚笨。但最令我烦扰的是，古鲁曼一副完全不记得我曾在乔治城当过他学生的样子。拜他所赐，我鄙视自己在法学院第一年的成绩：拿到我生平唯一的一个B，而且错过了《法律评论》。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尼古拉斯·古鲁曼，而他似乎也不该忘了我。
我在星期四接到他的电话，距我得知艾迪·希斯死亡的消息没多久。
“凯·斯卡佩塔？”古鲁曼的声音从线路那头传来。
“我是。”我闭上隐隐闷痛的眼睛，知道一场剧烈头痛正在迅速发展中。
“我是尼古拉斯·古鲁曼。我看了华德尔先生的初步解剖报告，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
我什么也没说。
“我说的是朗尼·乔·华德尔。”
“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
“就从他这个所谓的‘几乎呈管状的胃’开始好了。形容得还真有意思，不知道这是你的黑话还是个真正的医学名词？如果我推论华德尔先生生前不肯吃东西，应该没错吧？”
“我不能说他一点东西都没吃。但他的胃的确萎缩了，又空又干净。”
“或许有人向你报告过，说他可能在绝食抗议？”
“没人向我报告过这种事。”我抬眼瞥了一下时钟，眼前闪过一阵刺痛。我的阿司匹林吃完了，鼻充血缓和剂又放在家里。
我听见翻动书页的声音。
“这上面说，你在他的手臂上发现擦伤，左右两边的上臂内面都有。”古鲁曼说。
“没错。”
“这个内面到底又是什么？”
“手臂内侧，在肘前窝上方。”
一阵停顿。“肘前窝。”他惊奇地说，“嗯，让我看看。现在我把手掌朝上，正看着手肘内侧。事实上该说是手臂弯曲的地方。这样说准确吧？内面就是手臂弯曲的这一侧，所以，肘前窝就是手臂弯曲的地方？”
“是的，没错。”
“嗯，嗯，非常好。那么你认为华德尔先生手臂内面这些伤痕是怎么造成的？”
“可能是带子。”我烦躁地说。
“带子？”
“是的，就是电椅上用来捆绑犯人的皮带。”
“你说可能——可能是带子？意思是你不能肯定吗，斯卡佩塔医生？”
“人生中很少有什么事是可以肯定的，古鲁曼先生。”
“意思是说那些擦伤是别的东西造成的，这也很合理啰？比方说人？比方说人手抓握留下来的痕迹？”
“我看到的那些擦伤和人手所造成的伤痕并不一致。”我说。
“那它们和电椅上的皮带造成的伤痕一致吗？”
“我的看法是一致。”
“你的看法，斯卡佩塔医生？”
“我又没有检查过电椅。”我尖锐地说。
他停了很久没说话，尼古拉斯·古鲁曼在课堂上的这招很有名，更加突显学生的无能之处。我仿佛看到他巍然站在我面前，面无表情，双手背在身后，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格外响亮。有一次我在他这沉默的注视之下熬了两分钟还要多，装作对他视而不见，拼命扫视着面前的资料簿。现在，二十多年后，坐在这张厚重核桃木书桌后的我已经是中年首席法医，得过的头衔和证书多到可以拿来糊墙，但我仍感到脸颊开始发烫，重新忆起昔日的那种羞辱和愤怒。
古鲁曼说了一声“再见”，突兀地结束这次通话，这时苏珊走进办公室。
“艾迪·希斯的尸体送来了。”她的手术外套是干净的，后面没系起来，脸上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他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吗？”
“不，”我说，“他不能等。”
男孩在冰冷的钢桌上比在病床明亮的床单中显得更小。这个房间里没有彩虹，墙壁和窗户上也没装饰着恐龙或色彩来逗孩子开心。艾迪·希斯赤身裸体地被送进来，静脉注射的针头、导管、伤口上的包扎都还在。这些东西悲哀地提醒着旁观者，是什么维系着他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又是什么将其截断了，就像孤零零在空中飘荡的气球底下垂着的那条线。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记录各处伤口和治疗留下的痕迹，苏珊则负责拍照及接电话。
我们锁住了解剖室的门，可以听见门外人们走出电梯、在迅速黑下来的天色里回家的声音。通往隔间的对讲机响了两次，是殡仪馆的人来送达或领走尸体。艾迪肩膀和大腿上的伤口干了，呈发亮的暗红色。
“天啊。”苏珊瞪着伤口说，“天啊，是谁会做出这种事？看旁边，还有那么多小的割痕。看起来像是有人纵横交叉地切了好几刀，把那一整块皮都割掉。”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你想，是不是有人在他身上刻出了某种图形？”
“我想是有人想去除某种东西。结果没能成功，所以把整块皮都割掉了。”
“去除什么？”
“反正不是他身上原来就有的东西。”我说，“他那两个地方没有文身、胎记或疤痕。如果不是原来就有，那么也许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某种东西。凶手必须除掉它以免成为证据。”
“像咬痕之类的东西。”
“对。”我说。
尸体尚未完全僵硬，犹有余温，我开始用棉花棒沾拭所有擦身布可能遗漏的部位。我检查腋窝、臀部的褶痕、耳后和耳内。我把指甲剪到干净的白色信封里，并在毛发问寻找纤维和其他碎屑。
苏珊一直瞥着我，我感觉到她十分紧张。最后她问：“你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干掉的精液，比如说。”我说。
“在腋窝找？”
“腋窝，皮肤上的任何皱褶处，任何开口处，任何地方。”
“通常不会在这些地方找的。”
“通常我也不会想找斑马。”
“找什么？”
“这是我们在医学院里说的一句老话。如果听到马蹄声，就找马。但在这样的案子里，我们要找的是斑马。”我说。
我拿着放大镜开始一点点地检查艾迪的尸体。检查到手腕的时候，我将他的双手翻来覆去地慢慢翻看，研究了很久，久到连苏珊都停下了她手中的事情。我对照写字板上的图形，把每一处治疗痕迹与我画下来的那些比对。
“他的那些图表呢？”我环顾四周。
“在这里。”苏珊从柜顶上拿下那叠文件。
我翻查着各式图表，将焦点放在急诊室的记录和救援小组填写的报告上。没有任何内容指出艾迪·希斯的手被绑过。我试着回想特伦特警探描述的男孩被发现时的情景。特伦特不是说艾迪的手放在身体两侧吗？
“找到了什么吗？”苏珊终于问道。
“要透过放大镜才看得到。这里，他双手手腕的内侧，还有左手这4里，在腕骨左边。你看到那黏黏的残留物了吗？黏胶的痕迹？看起来像一抹抹灰灰的泥。”
“勉强看得见，上面好像还粘了些纤维。”苏珊挤到我肩旁，边盯着放大镜边惊奇地说道。
“而且这里的皮肤很光滑，”我接着指出，“这一带的体毛比这里，还有这里都少。”
“因为胶带撕下来的时候，毛也会跟着被拔掉。”
“一点也不错。我们采集一些手腕上的体毛做样本。黏胶和纤维可以跟原来的胶带比对——如果能找到胶带的话。如果用来绑他的胶带找到了，就可以比对追踪回来的那卷胶带。”
“我不懂。”她直起身来看着我，“他的静脉注射管线就是用胶带固定住的。这里不是这样留下的吗？”
“他手腕上这些地方没有治疗后留下来的针孔。”我对她说，“而且你也看到了他被送进来时身上贴着什么，那并不能解释这个黏胶一样的东西。”
“的确。”
“我们拍些照片，然后把这个黏胶残留物收集起来送到痕迹组去，看看他们能找出什么。”
“他被丢在户外的垃圾车旁，看样子痕迹组有得头疼了。”
“不一定，要看他手腕上的这些残留物有没有碰到地面。”我用解剖刀轻轻刮下那些残留物。
“他们没有用吸尘器彻底搜过那里吧？”
“嗯，我想一定没有。但如果我们有礼貌地拜托他们，应该可以让他们用扫把扫一扫，反正试试也无妨。”
“他的脚踝看起来没问题。”苏珊在桌子的那一头说，“看不到任何黏胶或者体毛被撕掉的地方。没有伤痕。看起来他的脚踝没有被绑，只有手腕。”
受害者被绑紧而皮肤上却没留下痕迹的案子，我只碰到过寥寥数件。显然，用来捆绑的胶带是直接贴在艾迪皮肤上的。绑久了愈来愈不舒服，血液也不流通了，他应该会动来动去，并扭动他的手。但他没有反抗，没有拉扯挣扎，没有扭动，也没有试图脱身。
我想到他外套肩膀上的血滴以及衣领上的煤灰和血点。我再次检查他的嘴巴、他的舌头，翻阅着他的图表记录。即使他的嘴巴曾被塞住，现在也看不出任何迹象，没有擦伤或淤血，也没有胶带的痕迹。我想象他在酷寒中赤身裸体地被放在垃圾车边，一旁堆放着他的衣物，没有叠得一丝不苟，也没有丢得乱七八糟，而是——就我听到的描述——轻松随意地堆着。我试着感受这桩犯罪内含的情绪，却感觉不出有愤怒、恐慌或者惧怕的成分。
“他是先被射杀的，对不对？”苏珊的眼神变得警觉，像你在荒凉黑暗的街上经过的陌生人，“不管是谁干的，都是先射了他一枪，然后才把他的手腕绑起来。”
“我也是这么想。”
“可是这样太怪异了。”她说，“一个头上中了一枪的人根本不需要绑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些什么样的幻想。”鼻窦性头痛发作了，我就像座被攻陷的围城。我双眼泪水汪汪，头胀痛得厉害。
苏珊把斯特莱克电锯卷起的电线拉开，插上插头。她给解剖刀装上新的刀刃，检查手术推车上的刀，又走进X光室，拿回艾迪的X光片放在灯箱上。她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然后做了一件她以前从没做过的事。她狠狠撞上刚整理过的手术推车，把两瓶一夸脱装的福尔马林撞翻，摔碎在地上。
“有没有溅到你脸上？”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向更衣室。
“我想没有，没有。哦，天啊，我的脚上和腿上都有，手臂上也是。”
“你确定没有弄到眼睛或嘴巴里？”我帮她脱下手术衣。
“我确定。”
我冲进淋浴间把水打开，她则几乎是撕扯着把衣服脱光。
我让她站在那微温的水柱下冲了很久，自己则戴上面罩、护目镜以及橡胶厚手套。我用州政府提供的用来对付这类生化紧急状况的福尔马林中和衬垫，把那些有害的化学药品吸干净，扫起玻璃碎片，把所有受到污染的东西装在双层塑料袋里绑起来。然后我用水管冲洗地板，自己也去冲了澡，再换上新的手术衣。苏珊终于从淋浴间里走出来，浑身冲洗得发红，神情有些害怕。
“斯卡佩塔医生，我实在很抱歉。”她说。
“我只关心你有没有事，你还好吗？”
“我觉得很虚弱，头有点晕，还是会闻到那股烟雾的味道。”
“我会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我说，“你先回家吧。”
“我想先休息一下，最好上楼去。”
我的实验袍垂挂在椅背上。“拿去。”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她，“你可以躺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要是头一直晕或愈来愈不舒服，就马上用对讲机通知我。”
约一小时后她重新出现，身上大衣的扣子一路扣到下巴处。
“你感觉怎么样？”我边缝合Y形切口边问。
“有点发抖，但是还好。”
她沉默地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我在楼上想到一件事。我想，在这个案子中我不应该被列为证人。”
我惊讶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在正式报告上，验尸时在场的人都得列为证人，这是例行公事。苏珊的要求并无什么重大关系，但是很不寻常。
“我没有参与验尸。”她继续说，“我的意思是，我协助做外部检查，但你解剖的时候我并不在场。而且我知道这会是一个大案子——如果他们抓得到人、上得了法庭。所以我想，我还是不要列为证人比较好，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其实并不在场。”
“好。”我说，“我无所谓。”
她把我的钥匙放在柜台上，然后离开了。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开车驶近一个收费站时放慢速度，用车上的电话打给马里诺。他在家。
“你认识春街监狱的典狱长吗？”
“弗兰克·唐纳修。你在哪里？”
“在车上。”
“我就知道。全州大概有一半卡车司机都在民用波段上听我们讲话。”
“他们听不到什么。”
“我听说那孩子的事了。”他说，“你弄完了？”
“嗯，我到家再打给你。还请你帮个忙，我需要立刻到监狱去查看一些东西。”
“查看监狱的问题就是，那会让人回头看。”
“所以我要你跟我一起去。”我说。
即使以前我在受那位教授督导的两个悲惨的学期里一无所获，但至少学会了要事先做好准备。因此星期六下午我和马里诺到州立监狱去。天空灰蒙蒙的，狂风扫刮着街道树，整个宇宙都在一片冰冷的骚乱之中，正如我那时的心情。
“我个人认为，”在开车前往监狱的路上，马里诺对我说，“你是被古鲁曼弄得团团转。”
“才没有。”
“那为什么每当有人被处死而他又插手的时候，你就一副团团转的样子？”
“要是你，又会怎样应付这个状况？”
他按下车里的点烟器。“就跟你一样。我会去看一眼那该死的死囚室和电椅，把每样东西都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他，说他一派胡言。或者采取更好的做法：告诉媒体他一派胡言。”
在这天的早报上，古鲁曼说华德尔死前没有得到充足的营养，而且他身上有我无法解释清楚的淤血痕迹。
“话说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里诺继续说，“你读法学院的时候，他就在替那些神经病辩护吗？”
“没有。几年前他接掌乔治城的刑法咨询中心，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接死刑案件，为大众服务。”
“这家伙一定是哪根筋有问题。”
“他非常反对死刑，而且有本事把他客户的案子统统变得家喻户晓，尤其是华德尔。”
“哇，圣人尼可，人渣的守护神。可真美好啊。”马里诺说，“你何不寄几张艾迪·希斯的彩色照片给他，问他要不要跟那男孩的家人谈一谈，看他对犯下那种罪的猪猡又作何感想？”
“没有什么改变得了古鲁曼的意见。”
“他有小孩吗？老婆呢？任何他关心的人？”
“那也不会有差别的，马里诺。艾迪的案子没有新进展吧？”
“没有，亨利哥那边也没有。我们拿到了他的衣服和一颗点二二的子弹。也许化验室检查你交过去的东西时会走运。”
“VICAP呢？”我问。VICAP指的是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这一地区的小组成员包括马里诺和联邦调查局的罪犯人格分析专家本顿·韦斯利。
“特伦特在填那些表格，这两天就会寄出去。”马里诺说，“昨晚我也跟本顿提了这件案子。”
“艾迪是那种会上陌生人车的孩子吗？”
“根据他父母的说法，不是。罪犯要不是突然发动闪电攻势，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博取那孩子的信任，才把他抓上车。”
“他有兄弟姐妹吗？”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比他大十几岁。我想艾迪是意外冒出来的。”马里诺说，这时监狱已经出现在视野里。
多年来疏于整修，这栋建筑物的灰泥外墙变成了派普多·比斯莫牌胃乳似的粉红色。黑糊糊的窗户上覆盖着的厚厚塑料也被风吹得残破不堪。我们从贝美德瑞路出口驶下公路，左转开上春街，这条破破烂烂的马路连接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过了监狱之后，这条路继续延伸了几个街区，终止在甘伯斯丘前，在那里，乙烷基总公司的白色砖造建筑坐落在一片绿茵坡地上，像一只栖息在垃圾掩埋场旁的大白苍鹭。
我们将车停好，下车，先前的细雨绵绵已经变成雨雪纷纷。我跟在马里诺后面，经过一辆垃圾车，来到通往送货人口的斜坡。那里蹲着几只猫，它们轻松随意的神态中仍保持着野生动物的警觉。大门是单扇玻璃门，我们走进那应该算是大厅的地方，就置身于铁栏杆后面了。没有椅子，空气冰冷而不流通。右边是只开着一扇小窗的传达中心，一个穿着警卫制服的壮硕女人慢条斯理地打开窗子。
“有何贵干？”
马里诺出示警徽，简洁地说明我们和弗兰克·唐纳修典狱长有约。她叫我们等一下，窗户又关上了。
“那位是‘蛮子’海伦。”马里诺对我说，“我到这里来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她总是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我不是她喜欢的那一型。待会儿你就会跟她更‘亲近’了。”
铁栏杆后面是一条铺着黄褐色地砖和空心砖的昏暗走廊，两边的小办公室看起来就像笼子。后面紧邻着的是牢房区，一排排漆成公共机构里常见的那种绿色，上面布满锈迹。牢房是空的。
“剩下的受刑人什么时候会移监？”我问道。
“这个星期之内。”
“还有些什么人在这里？”
“一些正牌的弗吉尼亚绅士，必须隔离的神经病。他们都用铁链和床锁在一起，在那个方向的C区牢房里。”他向西一指，“我们不会经过那里，不用紧张，我不会害你。那些浑蛋有的好多年没见过女人了——蛮子海伦不算数。”
一个身高体壮、穿着监狱人员蓝色制服的年轻男子出现在走廊尽头，朝我们走过来，隔着栏杆看着我们。他有张英俊但严峻的脸，下巴线条刚硬，灰色的眼睛很冷淡，红棕色的胡子遮住了可能会流露出残忍的上唇。
马里诺介绍了我们的身份，说：“我们是来看电椅的。”
“嗯，我姓罗伯兹，是来带你们参观皇宫的。”他开启沉重的门，钥匙当啷地撞击着铁栏杆，“唐纳修今天请病假。”门在我们身后砰地关上，声音在四壁间回响。“恐怕我们得先给两位搜身。请你站到这边来，女士。”
他拿起扫描器探查马里诺全身上下，这时，旁边的一扇栅栏门开了，海伦从传达中心走了出来。她面无笑容，身材像座浸信会教堂，只有那条闪亮的皮带显示出她还有腰。她一头精短的头发剪成男人的发式，染得像鞋油一样黑，与我短暂对视的时候眼神锐利，雄壮的胸前别着的名牌显示她姓“格瑞姆斯”。
“你的袋子。”她命令道。
我把医务包交给她大肆翻检，然后她粗鲁地把我转来转去，用金属探测扫描器和手在我身上探查、拍打。整个过程不可能超过二十秒，但她很有办法地搜遍了我每一寸皮肤，像只又宽又大的蜘蛛把我挤压在她装甲坚固的胸前，一面用粗粗的手指摸来摸去，一面大声用嘴呼吸着。然后她慢慢地点点头，表示我通过了检查，接着就回到她那由铁条和空心砖筑成的巢穴里。
马里诺和我跟在罗伯兹后面走过一排又一排的铁栏杆，穿过一扇又一扇他打开又重新锁上的门，寒冷的空气里响着金属钝钝的、不友善的叮当声。他没有询问任何关于我们的事情，也没表示出丝毫的友善意味。他似乎只关心他今天下午扮演的角色，至于这角色是导游还是警卫犬，我就不确定了。
我们右转进入牢房区。这是一片冷飕飕的广大空间，有绿色的空心砖墙和破损的窗子，四排牢房一层层向上叠，顶部是装有一卷卷带刺铁丝网的假天花板。棕色地砖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包有塑料的狭窄床垫，扫把、拖把、破烂的红色理发椅四处散落。皮制网球鞋、蓝色牛仔裤以及各式各样的个人物品乱扔在高高的窗台上，很多牢房里还留有电视、书本、装东西的小箱子等。看来犯人移监时并没有获准带走所有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墙上有很多用奇异笔涂写的脏话的原因。
穿过更多扇门之后，我们来到了中庭，一方被丑陋牢房包围、没有树木的枯黄草地。墙壁四角矗立着嘹望塔，塔里的人身穿厚重外套，手持来复枪。我们一言不发，迅速行走，雨雪迎面扑来，刺痛脸颊。走下几层台阶，我们来到一扇比先前看过的都要厚重的铁门前。
“这是东地下室，”罗伯兹说着将钥匙插进锁孔，“没有人想来的地方。”
我们走进去，进入死囚室。
东面有五间牢房，每间都有一张铁床以及白瓷的洗手台和马桶。整个大空间中央有一张大书桌和几张椅子，死囚室里关有犯人的时候，二十四小时轮班的警卫就坐在这里。
“华德尔关在二号房里。”罗伯兹指了指，说，“死刑犯处决前十五天，依法必须转送到这里来。”
“他关在这里的时候，有谁可以见他？”马里诺问道。
“就是可以见死刑犯的那一批人，律师、牧师，还有死亡小组的成员。”
“死亡小组？”我问。
“由监狱系统的警官和管理人组成，身份保密。犯人一从梅克伦堡送到这里，他们就加入看守行列，从头到尾准备每件事。”
“听起来不像是很令人愉快的任务。”马里诺评论道。
“这不是任务，是自己的选择。”罗伯兹一副很有男性气概又神秘莫测的样子，就像重要比赛结束后接受访问的球队教练一样。
“你难道不会觉得不舒服？”马里诺问，“我是说——拜托，我看着华德尔上电椅的，这种事一定会让你不舒服吧？”
“一点也不会。我下班回家喝几罐啤酒，然后上床睡觉。”他从制服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唐纳修说，你们想知道整个经过，所以我带你们从头到尾走一遍。”他坐在桌子上抽烟，“行刑当天是十二月十三号，华德尔有两个小时可以跟关系最近的亲属相处，来看他的是他母亲。差不多下午一点钟，我们给他戴上脚镣手铐，腰上拴好铁链，然后带他到访客区。五点钟，他吃最后一餐。他要的是沙朗牛排、沙拉、烤马铃薯，还有胡桃派。食物是我们找‘鸿运牛排馆’准备的。餐馆不是他挑的，犯人没有这个权利。依照惯例，我们点了两份一模一样的食物，犯人吃一份，死亡小组的一个成员吃一份。这是为了防止有过分热心的厨师在菜里多加点砒霜之类的作料，让犯人早点上路。”
“华德尔吃了吗？”我想着华德尔空洞的胃，问道。
“他不太饿——叫我们帮他留到第二天再吃。”
“他一定以为诺林州长会赦免他。”马里诺说。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只是向你们报告食物端给华德尔的时候他说的话。之后，七点三十分，管理个人物品的警官到他的牢房里清点东西，问他要怎么处理。他的东西包括一块手表、一个戒指、几件衣物、几封信、一些书，还有诗。八点钟，他被带出牢房，剃头，刮胡子，右脚踝的毛也被刮掉。有人给他量体重，洗澡，换上他要穿着上电椅的衣服，然后他被带回牢房。十点四十五分，在死亡小组的见证下，向他宣读死刑执行令。”罗伯兹站起来，“然后他在没被绑铐的情况下，被带到隔壁房间。”
“这时他的行为如何？”马里诺在罗伯兹打开另一扇门的锁时问。
“这么说吧，他的种族肤色不允许他面白如纸，否则他一定会那样。”
这房间比我想象的要小。在光亮棕色地板正中央的就是电椅，离后面的墙壁约六英尺，由打磨过的深色橡木制成，充满严酷冷峻的意味。用来固定犯人的宽皮带装在板条组成的高椅背、前面的两条椅腿以及扶手上。
“华德尔坐下，第一条绑上的是胸口的皮带。”罗伯兹继续用不带感情的语调说，“然后是手臂，接下来是腹部、腿。”他边说边用力扯扯他正讲到的那条皮带，“绑好他花了一分钟。他蒙上皮制的面罩——我等下就拿给你们看——戴上头盔，右腿也扣上腿扣。”
我拿出照相机、尺子，还有华德尔尸体的图形。
“十一点过两分，第一道电流送进他的身体——两千五百伏特，六点五安培。顺带一提，二安培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头盔是连在这里的。”罗伯兹指向电椅正上方从天花板上通下来的一根管子，最末端用铜制的翼形螺母锁住。
我从各个角度拍下电椅的照片。
“腿扣则连到这边的翼形螺母。”
闪光灯不亮了，这让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我开始烦躁不安。
“这个家伙根本是一大块电阻。”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血的？”我问。
“一触电就开始了，女士，而且一直没停，直到完全结束。然后帘子拉下，挡住证人的视线。死亡小组的三个人解开他的衬衫，医生用听诊器听过他的胸口并摸过颈动脉之后，宣布他死亡。华德尔被放在带轮推床上送到冷却室，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
“对那个电椅失灵的传言，你有什么看法呢？”我说。
“完全是狗屎。华德尔高六英尺四英寸，重二百五十九磅。他早在坐上电椅之前就紧张得要命，血压没准都高上天了。因为有流血的现象，副主任还特地在宣布死亡后过来看了他一下。他的眼睛没有突出，耳鼓也没有破。华德尔是他妈的流鼻血了，就像大便太用力的时候一样。”
我在内心同意他的话。华德尔流鼻血可用瓦式实验的原理来解释，也就是胸内压突然增加的缘故。尼古拉斯·古鲁曼看到我寄去的报告不会高兴的。
“你们做了哪些试验来确定电椅运作正常？”马里诺问。
“就是例行的标准测试。首先，弗吉尼亚电力公司来检查设备。”他指着椅子后面墙上一个有灰色钢制外盖的大电路箱，“这里面有二十个两千瓦的灯泡，连接在三夹板上做测试。我们在行刑前一星期做一次测试，行刑当天做三次，等证人到齐之后又在他们面前做一次。”
“没错，我记得。”马里诺边说边瞪着不到五英尺外、隔着玻璃墙的证人席，那儿有十二张黑色的塑料椅，整齐排成三排。
“当天一切都正常得很。”罗伯兹说。
“一直都是这样吗？”我问。
“据我所知，是的，女士。”
“那么开关呢，在哪里？”
他指向证人室右侧墙上的一个格子。“用钥匙启动电路，但按钮在控制室里，由典狱长或指定人选转动钥匙，然后按下按钮。你们要看吗？”
“我想最好看一看。”
那只是电椅室正后方紧邻的一个小房间，没什么可看的。房间里装着一个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电路箱，上面有好几个调整电压高低的旋钮，最高到三千伏特。一排排小灯可显示设备的运作是否正常。
“到了格林斯威尔，一切都会电脑化。”罗伯兹补充道。
一个木柜子里装着头盔、腿扣，还有两条粗电缆，他拿起来解释说那是“用来连接椅子上方和一侧的翼形螺母，然后再连到头盔顶上的这个翼形螺母和腿扣”。他毫不费力地示范给我们看，“就像接上录像机一样”。
头盔和腿扣是铜质的，上面打了很多洞，棉线穿过这些洞把里层的海绵衬垫固定住。头盔出乎意料的轻，铜片连接处的边缘有一层绿锈。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东西戴到自己头上的感觉。黑色的皮面罩其实只是一条很宽的粗糙皮带，在犯人脑后扣起，前面鼻子处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切口。如果这东西放在伦敦塔展示，我也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
经过一卷卷电线连到天花板上的变压器，罗伯兹打开了另一扇门，带我们踏进另一个房间。
“这是冷却室。”他说，“我们把华德尔的尸体推进来，放到桌上。”
桌子是钢制的，接合处有锈迹。
“我们让他凉个十分钟，然后用沙包压在他的腿上，就在那里。”
沙包堆在桌脚边的地上。
“每个都是十磅。不管是不是膝盖的反射动作，他的腿弯曲得很严重，沙包把它们压直了。如果犯人灼伤得很厉害，像华德尔那样，就用纱布把伤口包起来。做完这些之后，我们把华德尔放回担架，从你们刚刚进来的路抬出去。只不过我们没有费事去爬那些台阶，没必要把谁弄出疝气。我们走运食物的电梯，把他抬到门口送进救护车里，然后像往常一样拖到你那里。我们这里的孩子们骑了电木马之后向来如此。”
沉重的门一扇扇砰地关起，钥匙尖声碰撞，锁咔嗒扣上。罗伯兹在带我们回大厅的路上仍吵吵嚷嚷地说个不停，我几乎没听，马里诺则一言不发。雨雪交加，在草地和墙壁上凝成一层冰珠。人行道湿滑，寒意直渗入骨。我觉得反胃想吐，迫切需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再换件衣服。
“罗伯兹这种低等生物只比那些犯人高一级。”马里诺发动车子时说，“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些人跟那些被他们关在里面的东西没什么差别。”
一段路之后他停在红灯前。挡风玻璃上的水滴血一般地闪着光，被雨刷刷去又出现更多。包裹着树木的冰看起来有如玻璃。
“有时间看样东西吗？”马里诺用外套的袖子擦去挡风玻璃上凝结的水汽。
“看情况。如果很重要，我可以抽得出时间。”我希望语调中明显的迟疑能让他改变主意载我回家。
“我要带你重走一遍艾迪·希斯最后的那段路。”他打了方向灯，“尤其是，我认为你得看看他被人发现的地方。”
希斯家住在钱伯连大道东边，照马里诺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一边。离他们家小小的砖造房屋几个街区，就是一家“金锅”炸鸡店和艾迪帮他母亲买汤罐头的那家便利店。几辆美国产的大车停在希斯家的车道上，烟从屋顶的烟囱冒出来，消失在灰色的天空里。屋前的纱门敞开着，铝材闪着钝钝的光，一个包裹着黑色大衣的老妇人出现在门边，停下来和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她紧抓着扶手走下台阶，仿佛这个下午恶劣的天气会把她掀翻打倒。这辆白色福特汽车缓缓经过时，她茫然地瞥了一眼。
如果我们往东再多开两英里，就会进入联邦国宅计划的区域。
“这一带以前住的都是白人。”马里诺说，“记得我刚来里士满的时候，这是个很好的住宅区。很多认真工作的好人住在这里，把院子整理得漂漂亮亮的，星期天上教堂去做礼拜。时代真是变了。要是我，天黑之后决不会让小孩在这里走来走去，但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也就习惯了。艾迪也习惯在这里活动，送报纸，帮他母亲跑腿。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他从前门走出来，穿过杜鹃街后右转，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路线一样。好运道就在我们左边，加油站的隔壁。”他指着一家灯箱招牌上有着绿色马蹄铁标志的便利店，“有很多毒虫喜欢在那边那个角落混，用现金和骗术交换快克。就算我们抓到这些毒虫，没两天他们又到另一个街角去重施故技了。”
“艾迪有可能牵连在毒品交易里吗？”我刚开始当法医时，这是个很离谱的问题，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如今弗吉尼亚州因毒品交易被捕的人里约有百分之十是青少年。
“目前没有这样的迹象，直觉也告诉我他没有。”马里诺说。
他把车驶进便利店的停车场，我们坐在车里盯着厚玻璃板上贴着的广告和雨雾中闪耀的俗丽灯光。柜台边的顾客排起了长龙，焦头烂额的职员头也不抬地猛打收银机。一个穿着高领上衣和皮夹克的年轻黑人拿着一夸脱的啤酒慢步走出店外，在门旁的一个公用电话里投下钱币，同时毫不客气地瞪着我们的车子看。一个牛仔裤上满是油漆痕迹的红脸男人，边扯开香烟包装边快步走回卡车。
“我敢说他就是在这里碰上那个攻击他的人。”马里诺说。
“怎么说？”我说。
“我觉得事情的经过一定简单得要命。他从店里出来，那个禽兽就朝他直走过去，编了几句谎话得到他的信任。他说了些什么，然后艾迪就跟他上了车。”
“他的生理证据的确能支持这种假设。”我说，“他身上没有防御性的伤痕，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曾经挣扎抵抗。便利店里没有人看见他跟什么人在一起？”
“目前为止，我问过的人都没有。但你也看见这地方有多忙，而且那时又天黑了。如果有人看到了什么，也更可能是哪个正要进店或回到车上的顾客。我打算通过媒体发布消息，寻找当天晚上五点到六点之间可能在这里停留过的人。电视节目‘犯罪克星’也会播一段关于这个案子的东西。”
“艾迪机灵吗？”
“有些神经病，足够聪明，就连机灵的小孩也会被他们骗。以前我在纽约时办过一个案子，一个十岁小女孩走到家附近的店里去买一磅糖，她正要离开，有个恋童癖的家伙走过去说她父亲叫他来接她。他说她妈妈刚被送到医院去了，他要来接她一起去医院。于是她上了他的车，变成犯罪记录里的一个统计数字。”他瞥了我一眼，“好了，白人还是黑人？”
“你指哪一个案子？”
“艾迪·希斯的案子。”
“根据你说的来判断，攻击他的应该是白人。”
马里诺倒车，等着车流较少时开回路上去。“作案手法无疑符合白人。艾迪的老爸不喜欢黑人，艾迪也不信任黑人，所以，这个骗得艾迪信任的人不太可能是黑人。而且如果别人看见一个白人男孩跟一个白人男人走在一起——就算那个男孩看起来很不开心——他们也会认为这两人是兄弟或父子。”他向右转，朝西开去，“继续吧，医生。还有呢？”
马里诺很喜欢玩这个游戏。不管我是否跟他意见一致，或者他相信我根本大错特错，他都能得到极大的乐趣。
“如果攻击者是白人，那么我的下一个结论会是，他不住在国宅那里，尽管离得很近。”
“除了种族因素之外，何以见得嫌疑犯不是住在国宅那里？”
“还是作案手法的问题。”我简单地说，“朝着某人——甚至是十三岁孩子——的脑袋开枪，这种事在街头残杀中并不是前所未有，但除此之外没有一点符合的。射杀艾迪的是一把点二二，不是九厘米、十厘米或者大VI径的左轮。他全身赤裸、肢体遭到残害，显示这种暴力行为和性的动机有关。据我们所知，他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也不像是过着铤而走险的生活。”
现在雨下得很大，街上的交通状况颇为险恶，一辆辆亮着大灯的车子都开得飞快。我想很多人是要到购物中心去，然后才想到我几乎没做任何圣诞节的准备。
帕特森大道上那家杂货店就在我们左前方。我记不得它以前叫什么名字，招牌也拆除了，剩下的只有一个砖造空壳子和几扇封着木板的窗户。这地方的照明很差，我想若不是左边还有一排店在营业，警察根本不会费神巡视这栋建筑物的后面。我数了数，一共五家：药房、修鞋铺、干洗店、五金行，还有家意大利餐馆。在某辆车把艾迪·希斯载到这里丢下来等死的那一夜，这些店都已经关门了。
“你记不记得这家杂货店是什么时候关门的？”我问道。
“差不多在很多店关门的那阵子，海湾战争开始的时候。”马里诺说。
转进小巷，车头远光灯的光柱扫过一堵堵砖墙，在车子开过凹凸不平、未铺柏油的路面时，光柱也随之跳动。店后面的菱形粗钢丝网围出一块龟裂的柏油空地，空地后则是一片树林，在黑暗中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在光秃的树枝之间，我可以看见远处的街灯和一个“汉堡王”的招牌。
马里诺停下车，车灯直照着一辆棕色的垃圾车，垃圾车上满是锈迹和鼓起的油漆，水珠四面流淌。雨滴噼啪敲打着窗玻璃和车顶，无线电调度员则忙着通知警察到各出事现场去。
马里诺双手紧压住方向盘，弓起肩膀，揉捏着颈背。“天啊，我老了。”他抱怨道，“我的行李箱里有一件长雨衣。”
“你更需要穿，我不会融化的。”我说着打开这一侧的车门。
马里诺拿出他那件深蓝色的警用雨衣，我把衣领竖起来遮到耳朵处。雨水刺痛我的脸，冰冷地打在头上，我的耳朵几乎马上就冻麻了。垃圾车在钢丝网墙附近，靠人行道的边缘，离杂货店后面大约十八米。我注意到垃圾车的开口是在上方而非侧面。
“警方到达这里时，垃圾车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我问马里诺。
“关着。”他的雨衣连有帽子，因此他看我的时候得转过上身来。“注意看，这里没有踏脚的地方。”他打亮手电筒照着垃圾车四周，“而且车里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除了铁锈和一只死老鼠的骨架，大得简直可以当马骑了。”
“能不能把门打开？”
“只能抬起一两英寸。大部分这种类型的垃圾车两边都有门闩。如果你够高，可以把盖子掀起个一两英寸，再把手塞进去沿着边缘摸，一点一点把门闩移到相应位置上，慢慢把盖子打开，最后可以开到足够把垃圾袋塞进去的程度。问题是这辆垃圾车的门闩扣不紧。要打开盖子，得把它整个儿掀起来翻到另一边去。如果不站在什么东西上面，不可能办得到。”
“你多高？六英尺一英寸？六英尺二英寸？”
“嗯。如果我打不开这垃圾车，那他也不能。目前的普遍说法是，他从车上把男孩弄出来靠在垃圾车旁边，试着打开盖子一就像我们暂时把垃圾袋放下，好空出手来做事一样。结果他打不开门，就拍拍屁股走了，把那孩子这么留在人行道上。”
“他大可把这孩子拖到树林里去。”
“有钢丝网挡着。”
“那网不是很高，大概五英尺吧。”我指出，“最起码，他可以把尸体移到垃圾车的后面。像他那样放，只要有人开车进来就会马上看见。”
马里诺沉默地四处察看，用手电筒照向钢丝网那一面。雨点穿透那道狭窄的光柱，像千百万根从天而降的小钉子。我的手指快要冻僵，头发湿透了，冰冷的雨水沿着脖子流下去。我们回到车上，他把暖气开大。
“特伦特和他手下那些人都抓着这辆垃圾车不放，又是车门的位置啦，又是什么的。”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这辆垃圾车只扮演了一个角色：那个神经病把它当作该死的画架，用来陈列他的艺术品。”
我看着车外的雨。
“重点是，”他硬邦邦地继续说，“他把男孩带回这里不是为了隐藏尸体，而是要确定尸体会被人发现。但亨利哥的那些人就是看不出这一点。我不但看出了，还感觉它就像在我脖子后面喘气一样近。”
我继续瞪着垃圾车看，艾迪·希斯小小的身体靠在那上面的影像是如此鲜活逼真，仿佛发现他时我也在场。电光石火之间，我猛然醒悟过来。
“你上一次看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档案是什么时候？”我问。
“不重要，那案子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马里诺直视着前方说，“我在等着看你会不会想到。我第一次到这里来，脑中就冒出了那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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