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傍晚时，里士满的建筑轮廓已然在望，我打电话给罗丝。
“斯卡佩塔医生，你在哪里？”我秘书的声音听起来很慌乱，“你在车上吗？”
“对，我再有五分钟就到市区了。”
“呃，你继续开下去吧，别到这里来。”
“什么？”
“马里诺副队长在找你。他说如果我跟你联系上，叫你不管要做什么都先打电话给他。他说事情非常、非常紧急。”
“罗丝，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你听新闻或者看晚报了吗？”
“我一整天都在华盛顿，什么新闻？”
“弗兰克·唐纳修今天下午被发现身亡。”
“那个典狱长？那个弗兰克·唐纳修？”
“对。”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绷起来，眼睛死盯着路面。“怎么回事？”
“他是被射杀的，死在他的车里，和苏珊一样。”
“我马上就到。”我说着换到左侧车道，开始加速。
“真的，先不要来这里。费尔丁已经开始解剖他了。请打电话给马里诺。你得看看报纸，他们知道子弹的事。”
“他们？”我说。
“记者们知道子弹显示出，艾迪·希斯的案子和苏珊的有关联。”
我拨了马里诺的寻呼机，告诉他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把车停进车库，我马上到前门台阶去拿晚报。
在报纸的折叠处上方，有一张弗兰克·唐纳修在微笑的照片。头条标题写着：“州立监狱典狱长惨遭杀害”。底下是另一则报道，上面有另一个州政府公务员的照片——我。报道中说，在希斯男孩和苏珊身上找的子弹是由同一把枪发射的，而好些怪异的迹象显示这两起凶杀案都与我有关。与《华盛顿邮报》上登过的那些暗示相比，这篇报道增加了更恶毒的内容。
我惊愕地读到，警方在苏珊家里找到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上面有我的指纹。我对艾迪·希斯的案子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他在死前曾出现在亨利哥医院检查伤口。后来我解剖他时，苏珊便拒绝做这个案子的证人，据称她逃离了停尸间。不到两个星期后她被谋杀，我赶到现场，又没有预先通知便出现在她父母家，还坚持在苏珊的解剖过程中在场。
报上没有直接编派给我一个对什么人心怀恶意的动机，但他们在苏珊一案中所暗示的东西足够令人目瞪口呆、火冒三丈。我可能在工作上犯了什么大错。朗尼·华德尔的尸体送到停尸间的时候，我忽略了给他印指纹。最近我曾把一位凶杀案受害者的尸体放在走廊中央，就在人进人出的电梯门口，因此严重危及证据的完整性。我被形容为疏远而难以捉摸。同事观察到，自从情人马克·詹姆斯死去，我的人格就逐渐改变。每天跟我共事的苏珊也许掌握了能毁掉我职业生涯的内幕，我付钱给她也许是要她保持沉默。
“我的指纹？”马里诺一出现在门口，我便对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指纹？”
“冷静点，医生。”
“我干脆提出控告好了，这实在太过分了。”
“你现在最好什么也别提出。”他拿出香烟，跟着我走到厨房，晚报就摊在桌上。
“这都是本·史蒂文斯搞的鬼。”
“医生，你应该先听听我要说的事。”
“把子弹的事情泄漏出去的一定是他——”
“医生，该死的，闭嘴。”
我坐下来。
“我自己也火烧眉毛了。”他说，“我和你一起调查这些案子，你现在突然变成了案情的一部分。是的，我们的确在苏珊家里找到了一个信封，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放在衣服底下，里面有三张百元钞票。范德处理那个信封，找到好几个隐藏的指纹，其中有两个是你的。你的指纹就像我和其他很多调查人员的指纹一样，都存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以便万一我们做了把指纹留在犯罪现场这种蠢事，可以排除在外。”
“我没有在任何犯罪现场留下指纹。这件事有合理的解释，一定有的。也许我什么时候在办公室或停尸间碰过那个信封，然后苏珊把它拿回家去。”
“那绝对不是办公室的信封。”马里诺说，“它比一般标准信封宽了差不多一倍，是用亮面的硬黑纸做的，上面没有写任何东西。”
我突然想到了，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送她的那条围巾。”
“什么围巾？”
“我送了苏珊一条我从旧金山买回来的围巾当圣诞礼物，你刚才描述的就是那条围巾的包装，一个亮面的黑色信封，用卡纸或硬纸做的，封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金封印。礼物是我自己包的，上面当然会有我的指纹。”
“那三百块钱呢？”他说的时候，避开我的眼神。
“钱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钱为什么在你给她的信封里？”
“她也许是想把钱藏在什么东西里面，那个信封刚好可以用。她也许不想把那个信封丢掉。我不知道。她要拿我给她的东西做什么，我不能控制。”
“有人看见你给她那条围巾吗？”他问。
“没有，她拆开我的礼物的时候，她丈夫不在家。”
“晤，嗯，就目前知道的，你似乎只送了一盆粉红色的圣诞红给她。苏珊对你送她围巾的事大概没提半个字吧。”
“拜托，她被射杀的时候就围着那条围巾啊，马里诺。”
“那也不能说明它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准备上指控席了吧？！”我火了。
“我没有指控任何事情。你不懂吗，事情就是这样，该死的。你要我把你当个小宝宝，拍拍你的手，好让其他警察冲进来用这些问题来轰炸你？”
他站起来在厨房里踱步，眼睛瞪着地板，双手插在口袋里。
“告诉我唐纳修的事。”我静静地说。
“他是在路上被射杀的，可能是今天一大早。他太太说他差不多六点十五分离开家。今天下午大概一点半，有人发现他的那辆雷鸟停在深水总站，而他陈尸于车里。”
“这些我在报上读到了。”
“听着，这件事我们谈得愈少愈好。”
“为什么？记者会暗示说，他也是我杀的？”
“你今天早上六点十五分在哪里，医生？”
“我正准备出门开车去华盛顿。”
“你有证人证明你那时不在深水总站附近吗？那里离首席法医办公室不远，你知道，大概两分钟车程吧。”
“这太荒唐了。”
“习惯就好。这才刚开始。等到帕特森咬住你，你就知道了。”
罗伊·帕特森竞选总检察官之前，曾是本市最好战、最自我中心的刑事律师之一。那时他不太欣赏我的证词，因为在大部分案子里，法医的证词并不会让陪审团成员对被告有善意的看法。
“我告诉过你，帕特森有多恨你吗？”马里诺继续说，“他担任被告律师时，你让他出过丑。你穿着精明干练的套装坐在那里，冷静得像只猫一样，却让他看起来像个白痴。”
“是他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白痴的，我只是回答他的问题。”
“更别提你的老情人比尔·伯尔兹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这点根本不用我多说。”
“我希望你不要多说。”
“我不用想就知道，帕特森一定会对你穷追猛打。该死，我敢说他一定乐得很。”
“马里诺，你的脸红得像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在我面前中风啊。”
“我们再来谈谈你说你送给苏珊的那条围巾。”
“我说我送给苏珊的？”
“你在旧金山买围巾的店叫什么名字？”他问。
“我不是在店里买的。”
他锐利地瞥了我一眼，继续踱步。
“那是街上的市集，有很多小摊在卖艺术品和手工做的东西，就像伦敦的科芬园。”我解释道。
“你有收据吗？”
“我没理由把收据留下来。”
“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摊子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办法证明你向某个有艺术气息的人买了那条围巾，而他用那种亮面的黑色信封包装。”
“我没办法证明。”
他继续踱着步，我瞪着窗外。云朵飘过椭圆的月亮，黑暗的树影在风中摇动。我起身拉上窗帘。
马里诺停下了步子。“医生，我需要看你的财务记录。”
我什么也没说。
“我需要证明，你最近几个月没有提过大笔现金。”
我保持沉默。
“医生，你没有吧？”
我从桌边站起来，脉搏重重跳着。
“你可以跟我的律师谈。”我说。
马里诺离开之后，我上楼打开存放私人文件的松木柜子，开始整理银行单据、退税单以及各种会计记录，一边想着里士满大概有哪些辩护律师会很高兴看见我下半辈子被关起来或放逐。
我正坐在厨房里，在记事簿上做笔记，门铃响了。我开门让本顿·韦斯利和露西进来，他们的沉默立刻告诉我，不需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康妮呢？”我疲惫地问。
“她要留在夏洛茨维尔跟家人一起过新年。”
“我到你的书房去了，姨妈。”露西没有拥抱我也没有微笑，就提着行李走开了。
“马里诺要看我的财务记录。”韦斯利跟着我走进客厅，我对他说，“本·史蒂文斯在陷害我。办公室里有些人事档案和备忘录不见了，他希望看起来像是我拿走的。还有，根据马里诺的说法，罗伊·帕特森这几天可乐了。以上就是这一小时内的最新消息。”
“你把苏格兰威士忌放在哪里？”
“我的好酒放在那边那个柜子里，玻璃杯在吧台上。”
“我可不想把你的好酒喝掉。”
“唔，但是我想。”我开始恼火。
“我开车来的路上给你的副主任打过电话。枪械组检查过唐纳修脑袋里的子弹了。温切斯特九点七五克的铅弹，没有弹壳，点二二口径，一共两颗。一颗从他的左颊射进去，往上射穿脑袋，另一颗则是紧贴在他颈背上发射的。”
“和杀死另两人的是同一把枪？”
“对。你要冰块吗？”
“要，谢谢。”我拉上挡火屏风，把拨火棒放回架子上，“在唐纳修陈尸的地方大概没有发现羽毛吧？”
“据我所知是没有。很明显凶手是站在车外，从驾驶座这一侧开着的窗户射杀他的。但这并不表示先前这个人没有和他一起坐在车内，不过应该是没有。我的猜测是，唐纳修和某人约在深水总站的停车场见面，这个人到达时，唐纳修摇下车窗，然后被解决了。你在小毛那里运气如何？”他把酒递给我，在长沙发上坐下。
“在另外三个案子里找到的那些羽毛碎片，看起来是普通绵凫的羽毛。”
“海鸟？”韦斯利皱眉，“那种羽绒用在什么地方，滑雪外套、手套什么的？”
“很少。绵凫的羽绒非常贵，一般人不会有什么用它填塞的用品。”
接下来，我把一整天的事情都告诉韦斯利，也巨细靡遗地承认了我和尼古拉斯·古鲁曼相处了几个小时，并不认为他跟任何阴谋有半点关系。
“我很高兴你去见了他。”韦斯利说，“我本来就希望你去。”
“你听到事情是这样，惊讶吗？”
“不，这样是合理的。古鲁曼的困境和你的有点像。珍妮弗·戴顿传过一份传真给他，看起来很可疑，就像你的指纹在苏珊梳妆台抽屉里的一个信封上被发现一样可疑。暴力事件发生在离你很近的地方时，你就会被溅到，会被搞脏。”
“我不只被溅到，我快被淹死了。”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你应该跟古鲁曼谈谈这件事。”
我没回答。
“要是我，会希望他站在我这边。”
“我不知道你认识他。”
韦斯利啜着酒，冰块发出轻轻的撞击声，壁炉上的黄铜镶边在火光中闪亮着。木柴噼啪作响，火星一阵阵冲上烟囱。
“我知道古鲁曼的事。”他说，“他是哈佛法学院第一名毕业的，是《法律评论》的编辑，学校要聘他教书，但他太太贝佛丽不想搬离华盛顿，他不得不拒绝了，伤心欲绝。她显然有很多问题，很大一个是前一次婚姻里生的女儿，古鲁曼认识贝佛丽的时候，那个女儿已经住进了圣伊丽莎白医院，后来他搬到华盛顿去。那个女儿几年以后死了。”
“你查过他的背景了？”我说。
“算是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我听说珍妮弗·戴顿发过传真给他开始。无论如何，他看起来是清白的，不过还是需要有人跟他谈谈。”
“你建议我去跟他谈，不只是为了这个Ⅱ巴？”
“这是个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我认为你应该回那里去。”
我深吸一口气。“谢谢你，本顿。你是个好人，一片好意。”
他把杯子凑到唇边，盯着炉火看。
“请不要插手。”
“那不是我的风格。”
“当然是，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如果你想在幕后静静地操控、推动或拆某个人的台，你知道该怎么做。你可以丢出许多障碍、炸掉许多桥梁，像我这种人能找得到路回家就算运气好了。”
“马里诺和我在这些事件里参与的程度很深，凯。里士满市警局参与其中，联邦调查局也是。要不是有个本该被处死的神经病正逍遥法外，就是有人似乎一心要让我们以为，那个本该被处死的神经病正逍遥法外。”
“马里诺一点也不让我参与。”我说。
“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是市警局重案组的头号探员，又是联邦调查局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成员，然而也是你的同事和朋友。他必须查清楚你是怎么回事、你办公室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想保护你的。试着站在他的立场想想。”
“我会的，但他也需要站在我的立场想想。”
“这很公平。”
“本顿，从他的话看，你会觉得这世界上一半的人都跟我积怨已深，会很乐意看见我被烧死。”
“也许没有世界上一半的人那么多，但是除了本·史蒂文斯，也有人拿着火柴和汽油站在一旁。”
“谁？”
“我没办法指名道姓，我并不知道。不管幕后指使的人是谁，我也不认为毁了你的职业生涯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这的确是目标的一部分。就算没有其他理由，如果从你办公室出来的证据都显得有污点，也足以严重危及这些案子。更不用说少了你，州政府就少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专家证人。”他迎视我的眼睛，“你需要考虑，现在你的证词还有多少价值。如果此时此刻你站上证人席，你对艾迪，希斯的案子会有帮助还是会造成伤害？”
这句话刺到我心里去了。
“此时此刻，我对他的案子不会有多少帮助。但如果我不出庭，对他或任何人又会有多少帮助？”
“这是个好问题。马里诺不希望你再受更多伤害了，凯。”
“那你或许该让他知道，面对这么多不合理的情况，唯一合理的反应就是我让他去做他该做的事，他也让我去做我该做的事。”
“我可以再来一杯吗？”他站起身，把整瓶酒都拿了过来。我们没再费神去弄冰块。
“本顿，我们谈谈这个凶手。看到发生在唐纳修身上的事，你怎么想？”
他放下酒瓶拨动炉火。有一段时间，他背对我站在壁炉前，双手插在口袋里。然后他坐下，手臂搭在膝盖上。我很久没有看到过韦斯利这么烦躁不安。
“老实跟你说，凯，这个禽兽让我很害怕。”
“他跟你追踪过的其他凶手有什么不一样？”
“他一开始用的是一套规则，然后决定改变。”
“规则是他还是别人订的？”
“我想，一开始订规则的不是他。不管释放华德尔这个阴谋背后的主使人是谁，首先下决定的是哪个人，这家伙现在有自己的规则了，或者说现在已经没有规则了。他很狡猾而且谨慎。目前为止，情势在他的掌控之中。”
“动机呢？”我问。
“这问题就很难了。或许我应该从任务或使命上来谈。我怀疑这个人的疯狂有某套规律，但是这种疯狂使他兴奋。玩弄别人的心理让他觉得飘飘欲仙。华德尔被关了十年，突然间，他以前那场罪案的噩梦又重演了。在他处决的那天晚上一个男孩被谋杀，手法有性虐待的意味，令人想起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案子。接下来又死了好几个人，都是跟华德尔有某种关联的。珍妮弗·戴顿是他的朋友。苏珊似乎也与这桩不管内情为何的阴谋有所牵扯。弗兰克·唐纳修是典狱长，十二月十三号的处决应该是由他监督的。这会让其他有关系的人作何感想？”
“任何与朗尼·华德尔在法律上或其他方面有关联的人，都会感觉受到很大的威胁。”我回答。
“对，如果有个专杀警察的凶手到处肆虐，而你是个警察，你就知道下一个可能会轮到你。说不定今晚我从你家走出去，这家伙就在暗处等着要射杀我。他可能正在什么地方坐在车里，到处找马里诺或者试图找到我家，也可能正在幻想怎么解决古鲁曼。”
“或者我。”
韦斯利站起来，又开始翻动炉火。
“我是不是应该把露西送回迈阿密？”我问。
“天啊，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不想回家，这很明显。如果她今晚就回迈阿密，你可能会感觉好一点。说到这个，如果你跟她一起走，我可能也会感觉好一点。如果所有的人——你、马里诺、古鲁曼、范德、康妮、米歇尔、我一都离开，那么我们可能也会感觉好一点。但这样的话，还会剩下谁？”
“会剩下他。”我说，“不管他是谁。”
韦斯利瞥了一眼手表，把酒杯放在茶几上。“我们都不应该插手彼此的事。我们承担不起。”
“本顿，我必须洗刷我的名誉。”
“这也是我想做的。你想从哪里着手？”
“羽毛。”
“请解释。”
“这个凶手有可能去买了一样凫绒填塞的东西，但更有可能是他偷的。”
“这假设说得通。”
“除非有标签或者其他能追溯到厂商的东西，否则我们无法找到那样东西。但或许有其他方法，也许在报上登篇报道。”
“我们不会希望让凶手知道他在到处漏羽毛吧，这样他一定会把那样东西丢掉。”
“我同意。但你可以找个熟悉的记者，捏造一篇关于珍贵绵凫羽毛的小小专题报道，说凫绒制品非常昂贵，现在已经变成小偷下手的热门目标了。也许可以把这篇东西和滑雪季或什么连在一起。”
“什么？希望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他的车窗被打破、凫绒夹克被偷了吗？”
“是的。如果记者引述某个据说正在处理这类盗窃案的警探的话，就给了读者一个可以打电话去找的对象。你知道，人们常常在读完报道以后说：‘我也碰过这种事情。’他们有想帮忙的念头，就会拿起电话。”
“我得考虑一下。”
“我承认这是绕远路。”
我们朝门口走去。
“我离开田园度假村之前跟米歇尔短暂地通过电话。”韦斯利说，“她和露西已经开始讨论了。米歇尔说你的外甥女相当吓人。”
“她从一出生就令人头疼万分。”
他微笑。“米歇尔不是这个意思，她说露西的智商很吓人。”
“有时我担心那个脆弱的容器承受不了这么强烈的电力。”
“我可不知道她是不是那么脆弱。别忘了，我刚跟她相处两天，露西在很多方面都让我印象深刻。”
“你可别动脑筋要把她招进你们局里。”
“我会等到她念完大学再说。那会花她多少时间？一整年吗？”
直到韦斯利开车离开，露西才从我的书房出来，我正把杯子拿到厨房去洗。
“你玩得开心吗？”我问她。
“当然。”
“嗯，听说你跟韦斯利夫妇处得很好。”我关上水龙头，在放着记事簿的桌旁坐下。
“他们人很好。”
“听说他们也觉得你人很好哦。”
她打开冰箱，随意朝里面看了看。“刚才彼得为什么来这里？”
听别人用马里诺的名字称呼他，感觉有点奇怪。他带露西去练射击后，他们之间的冷战状态已经缓和下来了。
“你为什么说他来过？”我问。
“我进门的时候闻到烟味，就断定他来过，除非你又开始抽烟了。”她关上冰箱门，走到桌边。
“我没有开始抽烟，他在这里短暂地待了一会儿。”
“他来干吗？”
“问我一大堆问题。”我说。
“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需要知道细节？”
她的眼神从我的脸移到那叠财务资料上，再移到写满难以辨认的字迹的记事簿上。“我的理由不重要，因为你显然不想告诉我。”
“事情很复杂，露西。”
“你想把我关在外面的时候，总是说事情很复杂。”露西说着转身离开。
我觉得自己的世界正在四分五裂，身边的人像干掉的种子般随风四散。我看见带着子女的父母时，总是惊异于他们之间轻松随意的互动，私下里害怕那是一种我缺少而且学不来的本能。
我走进书房，看见外甥女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有一排排的数字和英文字母，我猜是数据的片段。她拿铅笔在坐标纸上计算，我走到旁边，她没有抬头看我。
“露西，你母亲带过很多男人在你家进进出出，我知道这让你有什么感觉。但这里不是你家，我也不是你母亲，你没必要觉得受到我男同事和朋友的威胁，没必要一天到晚寻找有哪个男人来过的证据，也没有根据怀疑我和马里诺或韦斯利或任何人的关系。”
她没有反应。我把手放在她肩上。“虽然无法像我希望的那样一直在生活中陪伴你，但你对我非常重要。”
她擦掉一个数字，把橡皮屑从纸上扫掉，说：“你会不会被控诉？”
“当然不会，我没有犯任何罪。”我俯身靠近显示器。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十六位转储。”
“你说得没错，和象形文字一样。”
露西敲打键盘，一面移动光标一面解释：“我想找出SID号码的确切位置，就是‘州识别码’，是独一无二的标识。每个人在这个系统里都有一个SID号码，包括你在内，因为你的指纹也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在第四代的语言比如SQL里，我可以用行列的名称去查询。但十六进制的语言是技术化、数学化的，没有行列名称，只有在记录配置里的位置。换句话说，如果我想到迈阿密去，在SQL里我只要告诉电脑我要去迈阿密就可以了。但在十六进制里，我必须说要到北纬几度、东经几度这个位置。所以继续用地理的比喻，我正在找SID号码的经度和纬度，还有那个显示记录类别号码的经纬度。然后可以写一个程序来找所有第二类的SID号码，那表示删除，或者第三类，那表示更新。我会用这个程序来找每一卷记录磁带。”
“你是假设如果某个数据被人动过手脚，改变的会是SID？”我问。
“这样说吧，在SID号码上动手脚比弄乱光盘记录里的指纹图像要容易得多。事实上，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就是这么一回事——SID号码以及对应的指纹。人的姓名、历史以及其他个人资料是放在‘电脑化前科记录’里，这些记录则是放在‘犯罪记录交换中心’里。”
“据我所知，犯罪记录交换中心里面的记录是用SID号码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的指纹对应的。”
“一点也没错。”
我上床的时候露西还在工作。我立刻睡着了，但凌晨两点又醒了过来，一直到五点才迷迷糊糊睡去，然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被闹钟叫醒。我在黑暗中开车到城里去，听着本地电台的新闻播报员报道最新消息：警方已经审讯过我，而我拒绝透露关于财务记录的消息。他接着又提醒大家，苏珊·斯多瑞被杀前几个星期，刚在活期存款账户里存进三千五百元。
我到了办公室，才脱下外套就接到马里诺的电话。
“该死的队长是个大嘴巴。”他劈头就说。
“显然如此。”
“该死，我真抱歉。”
“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必须向他报告。”
马里诺迟疑了一下。“我需要问你枪的事情。你的枪没有一把是点二二，对吧？”
“我的枪你都知道，我有一把鲁格和一把史密斯韦森。如果你对康宁汉队长转达这一点，我相信一个小时之内，我就会在电台新闻里听到了。”
“医生，他要你把枪交到枪械组的实验室去。”
一时间，我还以为马里诺是在开玩笑。
“他认为你愿意把枪交出去接受检验。”他补充道，“这样可以马上显示出在苏珊、希斯还有唐纳修身上找到的子弹不可能是从你的枪里发射出的。”
“你告诉队长，我的左轮枪都是点三八的？”我愤怒地问。
“是的。”
“他也知道尸体上发现的子弹是点二二的？”
“知道，我跟他说过好多遍了。”
“嗯，问他知不知道有什么转接器，可以让点三八的左轮使用点二二的底火子弹弹匣。如果有，告诉他，他应该在下一届美国刑事鉴定科学院的会议上发表一篇关于这种设备的论文。”
“你不会真的要我这么跟他说吧？”
“这什么都不是，只是在搞政治，弄宣传花样，根本就不合理。”
马里诺没有说话。
“听着，”我机械刻板地说，“我没有犯法，不会交出我的财务记录、枪械或者任何东西，直至我得到适当的法律咨询。我知道这是你的职责所在，也希望你做该做的事。我只希望不要有人来烦我，让我做我该做的事。我楼下有三个案子要弄，费尔丁又出庭去了。”
但显然总是有人来烦我，马里诺和我打完电话之后，罗丝就出现在办公室里。她脸色苍白，眼神恐惧。
“州长要见你。”她说。
“什么时候？”我心口一紧，问道。
“九点钟。”
这时快八点四十了。
“罗丝，他干吗要见我？”
“打电话的人没有说。”
我拿起外套和雨伞，走到户外几乎结冻的冬雨中。我沿着十四街匆匆行走，试着回忆上一次我和乔·诺林州长交谈是什么时候——差不多是一年以前，在弗吉尼亚博物馆一个正式场合里。他是共和党员、圣公会教徒、弗吉尼亚大学法学士。我是意大利后裔、天主教徒，生在迈阿密，在北方受教育，骨子里是民主党员。
州政府大厦位于桑克霍丘，四周围着的装饰性铁栏杆是十九世纪为了防止牛群闯进来而架设的。这栋杰弗逊设计的白色砖建筑具有他典型的风格，左右完全对称，有着飞檐以及柱面光滑无槽的爱奥尼亚式柱子，灵感来自罗马神殿。一路向上的花岗岩台阶两旁有长凳，在凛冽刺骨的大雨中，我想到自己每年春天都计划找一天离开办公桌，到这里坐在阳光下吃午餐，却从没这么做过。我人生中无数个日子就如此虚度在充满人工照明、违反一切建筑法则、没有窗户的窄小空间里。
进入州政府大厦，我到洗手间去补妆，尝试增强信心。尽管我用唇膏和粉饼努力了一番，镜中的影像却没给我多少鼓励。我无精打采、忐忑不安地搭电梯到圆形大厅的顶端。这里，历届州长的油画盯着三层楼下出自胡顿之手的华盛顿大理石雕像。南面的墙边有一群拿着记事本、相机、麦克风的记者在晃来晃去。我没想到自己是他们的目标，但我一走近，他们就把摄影机扛上肩膀，拔剑相向一般把麦克风伸出来，相机快门像自动武器一样迅速闪动。
“你为什么不肯透露财务状况？”
“斯卡佩塔医生……”
“你有没有付钱给苏珊·斯多瑞？”
“你持有的手枪是哪一型的？”
“医生……”
“你办公室里是不是真的发现人事资料不见了？”
他们满天挥洒着指控和问题，我则思绪麻木地直视前方。麦克风顶到我的下巴前，人们挤着我，闪光灯对着我的眼睛猛闪。我好像花了一辈子才逃到那扇厚重的桃花心木门后做作的沉静中。
“早上好。”坐在高级木堡垒里的接待员说，她头上是一幅约翰·泰勒的画像。
房间另一端，一张背对窗户的办公桌边坐着一个安全组的便衣警官，面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
“媒体是怎么知道的？”我问接待员。
“对不起，你说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着苏格兰粗呢质料的衣服。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今天早上要见州长？”
“抱歉，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一张淡蓝色的双人沙发上坐下。墙上贴的壁纸也是同样的淡蓝色，家具古色古香，椅子上铺着州徽的针织花边。十分钟缓慢地过去。一扇门开了，一个年轻男子走出来对我微笑，我认出他是诺林的新闻秘书。
“斯卡佩塔医生，州长现在可以见你了。”他身材瘦小，一头金发，穿着深蓝色西装配黄色吊裤带。
“很抱歉让你久等了。天气真是糟得一塌糊涂，我听说今天晚上气温会降到零下十几度。明天早上街道会冻得像玻璃一样。”
他领我穿过一个又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秘书专心地坐在电脑屏幕前工作，助理人员沉默而忙碌地来来去去。他轻轻在一扇巨大的门上敲了敲，转动黄铜门把踏进门内，很有绅士风度地轻扶我的背，让我走在前面，进人弗吉尼亚最有权势的男人的私人空间。诺林州长坐在厚厚的皮椅上没有起身，面前的胡桃木办公桌井然有序。他对面摆设了两张椅子，我被示意坐在其中一张上，他则继续在看一份文件。
“你要喝些什么吗？”新闻秘书问我。
“不用了，谢谢。”
他轻轻地关上门离开。
州长把文件放在桌上，向后靠着椅背。他的长相很有威严，五官并不完美，正好能让人对他肃然起敬。当他走进室内，没有人会忽略他。就像生在男人偏矮的年代、身高却达六英尺二英寸的乔治·华盛顿，诺林也比一般人高出许多，而且在同龄男人开始谢顶或头发变白的时候，他的头发仍然浓密乌黑。
“医生，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有没有方法能在这股到处蔓延的谣言之火完全失控之前，把它扑灭。”他讲话带着弗吉尼亚口音那种和缓的抑扬顿挫。
“诺林州长，我当然很希望有。”
“那么请让我了解，为什么你不肯与警方合作。”
“我希望先请教法律顾问，但还没有机会这么做，我不认为这是不肯合作的表现。”
“你当然有权利不陷自己于有罪之处境。”他缓缓地说，“但光是你引用第五修正案，就使你显得更有嫌疑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我知道现在不管我做什么，大概都会遭到批评。我保护自己是合理而谨慎的行为。”
“你有没有付钱给你的停尸间管理人苏珊·斯多瑞？”
“没有，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做任何错事。”
“斯卡佩塔医生，”他俯身向前，手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据我了解，你不肯合作，以交出可能证实你的说法的记录。”
“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任何罪案的嫌疑人，也没有人对我做出米兰达警告。我并没有自动放弃任何权利，也没有机会寻求法律咨询。此时此刻，我并不打算向警方或任何人公开我工作或私生活的档案。”
“简单地说，你是拒绝彻底公开了？”
州政府的官员被控有利益冲突或其他不合职业道德的行为时，只有两种防御方式：彻底公开或者辞职。后者像无底深渊般在我面前展开，州长很明显要逼我跳下去。
“你是国家级的刑事鉴定病理学家，也是本州的首席法医。”他继续说道，“你在执法界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以及完美无瑕的声誉。但在这件事情上，你做出了不理智的判断，没有小心避免与不当行为发生关联。”
“我一直很小心，州长，而且我没有做错事。”我重复，“事实会证明这一点，但在与律师讨论之前，我不会再深谈这件事，也不会彻底公开，除非是通过律师并在秘密听证会的法官面前。”
“秘密听证会？”他眯起眼睛。
“我私生活的某些细节会影响别人。”
“谁？丈夫、子女、情人？据我了解，这些你都没有，你是独居，而且——套句老掉牙的说法——是嫁给了工作。你要保护的是谁？”
“诺林州长，你这是在引我上钩。”
“不，女士，我只是在寻找能证实你的说法的东西。你说要保护别人，所以我问你这些‘别人’是谁。当然不会是病人，你的病人都是死人。”
“我并不认为你的态度很公平或不偏不倚。”我知道自己的语气很冷，“这个会面从一开始就不公平。我二十分钟之前才得到通知，也没有人告诉我要谈什么——”
他打岔：“咦，医生，我还以为你猜得到要谈什么。”
“就像我也该猜到，这次会面是公开的。”
“我知道媒体大批出动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愤怒地说。
“如果你是在问我的办公室有没有把会面的消息透露给媒体，我的答案是没有。”
我没有回答。
“医生，我不知你是否了解，身为公仆的我们行事必须另有一套准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能有私生活的。或者说，当我们的职业道德或判断力受到质疑的时候，在某些案例中，大众有权检查我们生活中一些最私密的层面。每当我准备从事某项活动，甚至开一张支票的时候，都必须自问：我的行动能不能经得起最深入的检查。”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很少用到手势，也注意到他西装和领带的质料与设计都含蓄而巧妙地表现出奢侈。他继续训话，我的注意力则四处游走，知道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到头来都救不了自己。虽然我是由卫生局长派任的，但若没有州长的支持，我当初不可能得到这个职位，得到了也不可能做得长久。要失去州长的支持，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他尴尬或与他冲突，而我已经做到了。他有力量强迫我辞职，而我可以让他更尴尬，借此多争取一点时间。
“医生，也许你愿意告诉我，换了你是我，会怎么做？”
窗外雨雪交加，银行区的建筑在灰霾的天空下看起来非常阴沉。我沉默地盯着诺林，静静地开口：“诺林州长，我想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把首席法医叫到办公室里，平白无故地对她的工作和私生活加以点评，然后要求她放弃每个人都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另外，我想在这个人被证实有罪之前，我会认为她是清白的，不会要她做出有损职业道德的事，在可能伤害她自己及他人的情况下，还打破医师伦理宣誓而公开机密档案供大众检查。我想，诺林州长，对于一个忠心服务本州多年的人，我不会让她除了因故辞职外毫无选择余地。”
州长心不在焉地拿起一支银钢笔，思考着我的话。如果我在跟他会面后因故辞职，等在办公室门外的大批记者就会猜想，是诺林要求我做某件我认为有违职业道德的事。
“我并没有兴趣要你现在辞职。”他冷冷地说，“事实上，就算你要辞职，我也不会接受。我是个讲求公平的人，斯卡佩塔医生，也希望我够明智。明智的判断让我知道，不能让一个牵涉在凶杀案中或可能是从犯的人，去为被害者验尸。因此，在这件事情解决之前，最好让你暂时停职。”
他伸手拿电话：“约翰，可否请你带首席法医出去？”
带着微笑的新闻秘书几乎立刻出现了。
我从州长的办公室一出来，就被从四面八方包围。闪光灯像枪一样对着我的眼睛发射，每个人好像都在大喊大叫。当天稍晚和次日早晨的头条新闻都报道了州长暂时将我停职，直到我能洗刷自己的名声为止。某篇社论推断说，诺林已经展现了绅士风度，而如果我够淑女，就应该自己表示要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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