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日那天像三月天一样刮着大风，阳光刺眼，但比三月冷多了。我沿着布朗街向东，朝约翰·马歇尔法院驶去。
“现在我要再跟你说一件你已经知道的事。”尼古拉斯·古鲁曼说，“媒体会像抢食的鱼群一样疯狂。靠得太近的话，他们会给你啃掉一条腿。到时候我们并肩走，眼睛往下看，不管是谁、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头，也不要看任何人。”
“我们会找不到停车位的。”我边说边左转开上第九街，“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慢一点，右侧路边的那位好心女士有所动作。她要离开了，如果她最后能出得来。”
我的车后喇叭声大作。我瞥了一眼手表，然后转向古鲁曼，像运动员等待教练最后一分钟的指示。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克什米尔长大衣，戴着黑色皮手套，顶端镶银的手杖靠在坐椅旁，膝头放着一个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公文包。
“记住，”他说，“有权决定叫谁进去、不叫谁进去的是你那位朋友帕特森，所以我们得靠陪审团插手，这就要看你的了。你得让他们对你有感觉，凯。在走进那房间的一刹那，你就得跟十个、十一个陌生人成为朋友。不管他们要跟你聊什么，都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要让他们接近你。”
“我明白。”我说。
“我们要孤注一掷，说定了？”
“好。”
“祝你好运，医生。”他微笑着拍拍我的手臂。
我们进入法院，一位警官拦住我们，用金属探测扫描仪检查我的皮包和公文包。在我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前来作证时，他已经重复过这套程序几百遍了，但这次他避开我的眼神，什么也没说。古鲁曼的手杖引发了探测器的反应，他耐心之至、极有礼貌地解释说，手杖尖端和外层镶的银是拆不下来的，而且深色的木质杖身里真的没有藏任何东西。
“他以为我这里面放了什么，吹箭筒吗？”我们进入电梯后，他说道。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的那一刹那，虎视眈眈的记者果然不出所料地蜂拥而上。虽然患有痛风，但我的律师移动的速度仍然算快，手杖点地的声音伴着大步向前的步伐。意外地，我觉得一切都离得很远、很不清晰，直到我们走进几乎空荡荡的法庭，本顿·韦斯利和一个我知道是查尔斯·赫尔的瘦小年轻男人坐在角落，右脸颊上满是纵横交错的粉红色疤痕。他站起来的时候很拘谨地把右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我看见他少了好几根手指。他穿着不合身的暗色西装，打着领带，眼神四处游移。我只顾着机械化地坐下来，然后翻看公文包。我没办法和他说话，这三个男人也都聪明地假装没注意到我很难过。
“我们先来谈一下他们手上有什么。”古鲁曼说，“我想杰森·斯多瑞一定会作证，还有路瑟罗警官。当然，还有马里诺。帕特森还会在他的明星阵容里加进谁，我就不知道了。”
“先声明一下，”韦斯利看着我说，“我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根本不成立，也说审判的时候我会这么作证。”
“我们是假定不会到开庭审判的地步。”古鲁曼说，“你进去的时候，我要你让陪审团知道，你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不成立，但他还是坚持进行。只要他问的问题跟你们私下已经谈过的议题有关，你回答时就这么说：‘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也告诉过你’，或者‘我们哪天谈话的时候，我明确地表示过’等等。很重要的一点，要让陪审团知道你不只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更是匡提科行为科学小组的组长，而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分析暴力犯罪，并建立罪犯的心理模式资料。你也可以声明，就目前在调查的这些杀人案来说，斯卡佩塔医生无论正着看、倒着看都完全不符合凶手的心理模式，事实上，你觉得把斯卡佩塔医生扯进来是很荒谬的。同时，你也要让陪审团清楚你是马克·詹姆斯工作上的前辈，不仅教了他很多东西，也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尽力主动多说一点，因为帕特森绝不会问你这些。还要让陪审团清楚，查尔斯·赫尔已经来到这里。”
“要是他们不传我进去，怎么办？”查尔斯·赫尔问。
“那我们就会受限了。”古鲁曼回答道，“我在伦敦也跟你解释过，这场戏得看检方的表演。斯卡佩塔医生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证据，我们至少得让一个陪审团成员请我们钻进去。”
“这可不简单。”赫尔说。
“你把存款单和你所付费用的收据都带来了？”
“带来了，先生。”
“很好，别等着他们问，你说话时就把它放在桌上。从我们上次谈话之后，你太太的情况还是一样？”
“是的，先生。我也跟你说过，她接受了人工受孕的手术，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要是能提，记得提到这一点。”古鲁曼说。
几分钟后，我被传到陪审团室去。
“当然，他要你先进去。”古鲁曼和我一起站起来，“然后他再把跟你作对的人叫进去，这样可以给陪审团留下不好的印象。”他陪我走到门边，“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就在这里。”
我点点头，走进房间，在桌子前端的空椅子上坐下。帕特森不在房间里，我知道这是他的伎俩之一。他要让我在静默中忍受这十个掌握着我未来的陌生人的审视。我迎视每个人的眼光，甚至和其中几个相视微笑了一下。一个擦着鲜红唇膏的严肃年轻女人决定不再等待州政府检察官了。
“你为什么决定处理死人，而不是医治活人？”她问，“一个医生做出这种选择，似乎有点奇怪。”
“我对活人非常关心，所以才想研究死者。”我说，“我们从死者身上得到的知识可以造福活人，而司法正义的运作也是为了保护还活着的人。”
“你不会觉得不好受吗？”一个有着粗糙大手的老人问。他的表情是如此诚挚，似乎他也感到了痛苦。
“当然会。”
“你高中毕业之后，还得再读几年书？”一个大块头的黑人女性问。
“十七年，包括我当住院医生和研究生的时间。”
“我的老天啊。”
“你都上过哪里？”
“你指的是学校吗？”我对那个戴着眼镜的瘦瘦的年轻男人说。
“是的，女士。”
“圣迈可，路德圣母学院，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乔治城。”
“你爸爸是医生吗？”
“先父在迈阿密开一间小杂货店。”
“晤，得付这么多学费一定很头痛。”
几个陪审团成员轻笑起来。
“我很幸运，得过几个奖学金。”我说，“从高中时代开始。”
“我有个叔叔在诺福克的‘幽冥殡仪馆’做事。”另一个人说。
“哦，少来了，巴瑞，不可能有殡仪馆真叫那种名字。”
“我没骗你。”
“那算什么，我们法叶特维尔有一家殡仪馆是一家姓‘棺木’的人开的。你们猜这殡仪馆叫什么名字？”
“不可能吧？”
“你不是这一带的人？”
“我出生在迈阿密。”我回答。
“那斯卡佩塔是西班牙姓了？”
“事实上，是意大利姓。”
“这倒有趣，我还以为意大利人都是深色眼珠深色头发的。”
“我祖先是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来的，那里有不少人跟萨瓦人、奥地利人和瑞士人的血统很相近。”我耐心地解释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金发蓝眼。”
“哇，我敢说你一定很会做菜。”
“这是我的嗜好之一。”
“斯卡佩塔医生，我对你的职位不是很了解。”一个看来跟我年龄相仿、穿着体面的男人说，“你是里士满的首席法医吗？”
“我负责整个州。我们有四个分区办公室。中央办公室在里士满，潮水镇办公室在诺福克，西区办公室在罗诺克，北区办公室则在亚历山德里亚。”
“所以主任刚好被派在里士满？”
“对，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合理，因为法医系统是州政府的一部分，议会的议事也是在里士满进行的。”我回答，这时门开了，罗伊·帕特森走进来。他是个宽肩、英俊的黑人男子，剪得短短的头发已开始泛灰。他穿着深蓝色的双排扣西装，浅黄色的衬衫袖口绣着他的姓名缩写字母。他打的领带很有名，今天这条看起来像是手工绘制的。他向陪审团成员问好，对我则不甚热情。
我发现那个涂着鲜红唇膏的女人是陪审团的主席。她清清喉咙，对我宣布我并非一定要作证，而我说的任何话都可能用来对付自己。
“我明白。”我说，接着便宣誓就位证人席。
帕特森在我的座位旁盘旋，对我的身份提供了微乎其微的介绍，然后便详细地说起我的职位有什么样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是如何容易被滥用。
“又会有谁在场目睹呢？”他问，“在很多情况下，斯卡佩塔博士工作时根本没有人在旁观察，除了一个不折不扣天天在她身边的人，那就是苏珊·斯多瑞。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听不到她的证词，因为她和她未出世的孩子都死了。但今天你们会听到其他人的证词。他们会为你们描绘出一幅令人心寒的画像，画着这个铁石心肠、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心想建立自己的王国，却在工作上严重失职。首先，她付钱叫苏珊·斯多瑞不要声张，然后，又因此杀人。
“大家都听过完美犯罪的故事，有谁比破案的专家更有本事做得出来呢？专家会知道，如果你打算在车里射杀一个人，就必须选择小口径的武器，这样才不会冒着子弹反弹乱跳的危险。专家不会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连空弹壳都不会留下来。专家不会用她自己的左轮手枪——她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她有的那些枪——她会用一把不会追查到她身上的枪。唉，她甚至可以从实验室借一把左轮，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法庭每年都会没收数以百计的枪，有些会捐给州政府的枪械实验室。谁知道呢，那把射穿了苏珊·斯多瑞后脑袋的点二二左轮，说不定现在正挂在枪械实验室里，或者在她办公室楼下实验人员测试枪械、斯卡佩塔医生也常去练习枪法的射击场里。顺带一提，她的枪法好到足以加入全国任何一个警局，而且她以前也杀过人，不过平心而论，那一次她的行动已经被裁定为正当自卫了。”
我低头盯着自己交叠在桌面上的手，法庭书记官静静地打字记录，帕特森继续说下去。他的措辞总是雄辩滔滔，不过常不懂得适可而止。要我解释苏珊家五斗柜里发现的那个封套上怎么会有我的指纹时，他大费周章地指出我的解释有多么不可信，程度之夸张让我觉得，有些陪审团成员说不定会想，为什么我说的不会是实话呢？然后他讲到了钱的事。
“斯卡佩塔医生，十一月十二号，你是不是去过西涅银行的城区分行，开了一张现金一万元的支票？”
“是的。”
帕特森迟疑了一下，可以看出他很惊讶，他以为我会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你是不是没有把这笔钱存进你的任何一个账户？”
“是的。”我说。
“那么，在你的停尸间管理人往她账户里存进来路不明的三千五百元的几个星期前，你带着一万元现金走出了西涅银行？”
“不是，先生。在我的财务记录中，你应该拿到了一份银行本票的复印件，金额是七千三百零一十八英镑。我带了一份复印件来。”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来。
帕特森只瞥了一眼，便请法庭书记官将其列为证据。
“这倒很有意思。”他说，“你购买了一张银行本票，开给一个叫查尔斯·赫尔的人。这是不是你的某种天才伎俩，用来掩饰你付钱给你手下的停尸间管理人，说不定还有其他人的事实？这个叫查尔斯·赫尔的人是不是把英镑兑了美元，再转手用到别的地方去——也许是到苏珊·斯多瑞的手上？”
“不。”我说，“而且我根本没把支票交给查尔斯·赫尔。”
“没有？”他表情困惑，“那你把支票如何处置了？”
“我把它交给本顿·韦斯利，他负责确定支票送到查尔斯·赫尔的手上。本顿·韦斯利——”
他打断我的话：“你的说法愈来愈荒谬了。”
“帕特森先生……”
“查尔斯·赫尔是谁？”
“我想先把刚才那句话说完。”我说。
“查尔斯·赫尔是谁？”
“我想听听她要说什么。”一个穿着格子布运动外套的男人说。
“请。”帕特森冷笑着说。
“我把那张本票交给了本顿·韦斯利。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在匡提科的行为科学小组负责嫌疑犯心理模式的建档研究。”
一个女人怯怯地举起手来。“是那个上过报的人吗？是不是一有可怕的谋杀案发生就会找他，像甘斯维尔发生的案子一样？”
“就是他。”我说，“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一个朋友马克·詹姆斯最好的朋友。马克·詹姆斯也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
“斯卡佩塔医生，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帕特森不耐烦地说，“马克·詹姆斯不只是你的朋友。”
“你是在问我吗，帕特森先生？”
“除了首席法医跟联邦调查局探员上床很明显牵涉到利益冲突，这个话题根本没有关系，所以我不会问——”
我打断他的话：“我和马克·詹姆斯是从读法学院时开始交往的。这其中并不牵涉利益冲突，而且我想特别声明，我抗议州检察官提及我据称跟某某人上床这件事。”书记官一律记下。
我的双手握得那么紧，指节都变白了。
帕特森又问：“查尔斯·赫尔是谁，你又为什么给了他一笔相当于一万美元的钱？”
我的脑海中闪现出粉红色的疤痕，眼前仿佛看见一只带着闪亮疤痕的手，残余的部分上连着两根手指。
“他曾经是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售票员。”
“曾经是？”
“那个星期一，二月十八号，炸弹爆炸时他正在值班……”
没有人告诉我。那天，我整天听见新闻记者在报道个不停，却一点都不知情，直到我的电话在二月十九号的凌晨两点四十一分响起。当时是伦敦时间早晨六点四十一分，马克死了已经将近一天。本顿·韦斯利试着解释给我听，但我实在是吓得呆住了，一点都听不懂……
“那是昨天的事，我昨天听说了。你是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
“炸弹爆炸是在昨天早上的交通高峰时间，但马克的事J睁我是刚刚才知道的。我们驻伦敦的法律专员刚刚才通知我。”
“你确定？你百分之百确定？”
“天啊，我真的很抱歉，凯。”
“他们已经指认出他来了？”
“是的。”
“你确定，我是说……”
“凯，我在家里，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赶过去。”
“不，不用了。”
我全身颤抖却哭不出来。我在屋里游荡，扭绞双手，静静地呻吟着……
“但查尔斯·赫尔在炸弹爆炸案中受伤之前，你并不认识他，斯卡佩塔医生。你为什么要给他一万元？”帕特森用手帕轻拭额头。
“他和他妻子想生孩子，却一直无法如愿。”
“你怎么知道陌生人这么私密的家务事？”
“本顿·韦斯利告诉我的，我建议他们去伯恩霍尔，那是人工受孕的一流研究机构。人工受孕不在健康保险的给付范围之内。”
“但你说炸弹的案子是二月的事，支票却是在十一月才开的。”
“我一直到去年秋天才听说赫尔夫妇的问题，那时联邦调查局有照片要请赫尔先生指认，无意间得知了他的困难。我很久以前就跟本顿说过，如果有任何我能为赫尔先生做的事情，请他告诉我。”
“然后你就自愿负担陌生人进行人工受孕的开销？”听帕特森的口气，仿佛我刚才告诉他，我相信世上有小精灵。
“是的。”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圣人吗？”
“不是。”
“那么请解释你的动机。”
“查尔斯·赫尔曾经试着帮助马克。”
“试着帮助他？”帕特森踱着步，“试着帮他买车票、搭上火车，还是找厕所？你是什么意思？”
“马克有短短的一段时间还是清醒的，查尔斯·赫尔倒在他旁边的地上，自己也身受重伤。他试着把压在马克身上的碎石瓦砾移开，跟他说话，脱下他的外套，把它包在……呃，试着帮他止血。他尽了最大的力量，虽然当时无论做什么都救不回马克了，但至少他临终前不孤单。这一点让我非常感激。现在世界上会多一条新生命，我能有机会做些回报，能帮得上忙，至少有一点意义。不，我不是圣人，他们的需要也是我的需要，我帮助赫尔夫妇的时候，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房间里一片寂静，仿佛空无一人。涂着鲜红唇膏的女人倾身向前，让帕特森注意到。
“我想，查尔斯·赫尔人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国，但是不是可以传本顿·韦斯利来？”
“不需要发传票给他们了。”我回答，“他们现在都在这里。”
陪审团主席告诉帕特森特别大陪审团拒绝起诉时，我并没有亲眼目睹。古鲁曼接到通知时我也不在场。我一结束作证，就疯狂地寻找马里诺。
“我差不多半小时前看到他从厕所出来。”一个在饮水机旁抽烟的穿制服的警察说。
“你可以用无线电呼叫他一下吗？”我问。
他耸耸肩，解下皮带上的无线电对讲机，要调度员联系马里诺。马里诺没有回应。
我走楼梯下楼，到了门外就开始小跑。我进到车里发动引擎，抓起电话打到就在法院对面的市警局总部。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一名警探告诉我马里诺不在，我于是开车穿过后面的停车场，寻找他那辆白色福特，但车不在那里。我停进一个空的保留车位，打电话给尼尔斯·范德。
“你还记不记得富兰克林街的那件盗窃案——那些指纹你最近拿去查，结果跟华德尔符合？”我问。
“有一件凫绒背心被偷了的那个案子？”
“就是那件案子。”
“记得啊。”
“那个失主的十指指纹卡有没有送进来，以加以排除？”
“没有，我这里没有，只有现场找到的隐藏指纹。”
“谢谢你，尼尔斯。”
然后我打给无线电调度员。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马里诺副队长的无线电有没有开着？”
她查过之后告诉我：“是开着的。”
“这样，请你帮我联系他，看他现在在哪里，告诉他斯卡佩塔医生有急事要找他好吗？”
大概一分钟后，调度员的声音再次传来：“他在市区加油站。”
“告诉他，我两分钟后到。”
市警局使用的加油站位于一片荒凉的柏油地面上，四周围着铁丝网，那里完全是自助式加油，既没有职员也没有公厕和售货机，如果要擦挡风玻璃，就得自己带纸巾和清洁剂去。马里诺正把加油卡放回门侧置物架的老地方时，我把车开到他旁边停下。他跨出车子，走到我的车窗边。
“我刚在收音机上听到消息。”他抑制不住笑意，“古鲁曼呢？我要跟他握握手。”
“他和韦斯利都还在法院，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觉得头昏眼花。
“你不知道啊？”他难以置信地问，“该死，医生，他们给你松绑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干警察这么久，只记得大概有两次特别陪审团没有带着受理起诉状回来。”
我深吸一口气，摇摇头。“我该手舞足蹈吧？但我没有这种感觉。”
“换了我，大概也不会。”
“马里诺，那个说他的凫绒背心被偷的人叫什么名字？”
“苏利文，希尔顿·苏利文。怎么了？”
“我作证的时候，帕特森很过分地指控说，我有可能从枪械组的实验室里拿出一把枪射杀苏珊。换句话说，如果用自己的武器作案总是会有危险，万一枪被拿去检查，证实子弹是从那里面射出来的，你就有得解释了。”
“这跟苏利文有什么关系？”
“他是什么时候搬进那间公寓的？”
“我不知道。”
“要是我打算用自己的鲁格杀人，在作案前先向警方报失会是相当聪明的举动。等为了某种原因那把枪被找到了——比方说，如果风声太紧，我决定把它扔掉——警方或许会从枪支号码追到我身上，但既然我之前就报过案，说它被偷了，就可以证明犯罪时那把枪并不在我手上。”
“你是说苏利文报假案？盗窃案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
“我是说有这个可能。”我说，“他没装保安系统，又有一扇窗没锁，这点提供了方便。他对警察态度恶劣，这点也提供了方便。我敢说他们一定巴不得他赶快走开，而不会去自找麻烦要替他印指纹加以排除。尤其他当时又穿着一身白，不停地抱怨他们把用来采指纹的粉末搞得到处都是。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苏利文公寓里的指纹不是他自己的？他住在那里啊，他的指纹当然会到处都是。”
“而且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符合华德尔的资料。”
“一点没错。”
“如果是这样，苏利文又为什么在看了我们安排登在报纸上的那篇凫绒报道之后，打电话给警方？”
“本顿说过，这家伙喜欢玩游戏。他最爱把人耍得团团转，故意冒险，因为这样很刺激。”
“该死，电话借我用一下。”
他坐进前座，打电话到查号台问到了苏利文那栋建筑的电话号码。等管理员来接电话时，马里诺问他希尔顿·苏利文是什么时候买下那间公寓的。
“那么是谁呢？”马里诺问，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什么，“门牌号几号，面对哪条街？好，他的车呢？是，如果你有的话。”
马里诺挂掉电话后看着我。“老天，那地方根本不是那个神经病的。屋主是个生意人，把它出租了，苏利文是他妈的十二月第一个星期才开始租的。说得更精确点，他是六号付的押金。”他打开车门，又补充道，“他开的是深蓝色的雪佛兰厢型车，很旧了，连玻璃窗都没有。”
马里诺跟在我后面开回市警局总部，把我的车留在那里，然后沿着布朗街朝富兰克林街疾驶而去。
“希望管理员没有让他起疑。”马里诺在引擎的嘈杂声中提高了声音。
车子慢下来，停在一栋八层楼的砖造建筑前。
“他的公寓在后面。”他一边解释一边环顾四周，“他应该看不到我们。”他把手伸到座位下拿出那把九厘米，作为左手臂下枪套里那把点三五七的候补。他把枪塞进裤子后面，口袋里多放了一个弹匣，然后打开车门。
“如果会爆发大战，我还是待在车里好了。”我说。
“要是大战爆发，我会扔给你这把点三五七，还有两个快速装弹器，你的射击技术最好有帕特森说的那么厉害。记住待在我后面。”他走上台阶按门铃，“他大概不在家。”
不久，门锁发出咔嗒声，门开了。一个有着浓密杂乱的灰色眉毛的老人表示，自己就是先前在电话上跟马里诺交谈过的管理员。
“你知道他在不在家吗？”马里诺问。
“不知道。”
“我们要上楼去看看。”
“你们不用上楼，他就住在这一层。”管理员朝东边指，“顺着这条走廊走，在第一个拐弯左转，最后面的一个房间，十七号。”
这栋建筑有着宁静、豪华但已然陈旧的氛围，让人想到因客房太小、装潢太暗沉又有点磨损而失去了吸引力的老饭店。我注意到厚厚的红色地毯上有烟蒂烧出的痕迹，壁板上的污渍几乎是黑色的。希尔顿·苏利文的房间标示着小小的黄铜数字十七。门上没有窥孔，马里诺敲门，我们听见脚步声。
“谁？”一个声音问道。
“维修人员。”马里诺说，“来换暖气的滤网。”
门开了，在同那双慑人的蓝眼睛对视的一刹那，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希尔顿·苏利文试图掼上门，但马里诺的脚已经卡在门框边。
“到旁边去！”马里诺边对我喊，边掏出左轮，同时尽可能把身体后仰，远离门缝。
我冲到一旁，他一脚把门踹开，门砰地撞上屋内的墙壁。他持着左轮走进去，我忧惧地等待着扭打或枪声。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我听到马里诺在对无线电对讲机说话。他边骂边走出来，气得满脸通红。
“我他妈的简直不能相信。他像只该死的野兔一样窜到窗外去了，连个鬼影都没有。该死的浑蛋。他的车还在后面的停车场里，是靠两条腿逃掉的。我已经对这一区的人员发出警报了。”他用袖子抹抹脸，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还以为他是女的。”我木然地说。
“啊？”马里诺瞪着我看。
“我去找海伦·格瑞姆斯的时候，他在她家。我们在门廊上说话时，他往外看过一眼。当时我以为是个女人。”
“苏利文在蛮子海伦家？”马里诺大声说。
“我确定。”
“我的老天，一点该死的道理也没有。”
我们四处翻看苏利文的公寓之后，就发现他的行为其实是有道理的。屋里陈设着优雅的古董家具和高级地毯，马里诺听管理员说那些都是屋主的东西，不是苏利文的。卧室里传来爵士乐声，我们在床上找到了希尔顿·苏利文的蓝色羽绒夹克，放在浅棕色的灯芯绒衬衫和退色的牛仔裤旁，叠得整整齐齐。地毯上放着慢跑鞋和袜子。桃花心木的梳妆台上放着一顶绿色的棒球帽和一副太阳镜，还有一件随便折起来的蓝色制服衬衫，胸口的口袋上还别着海伦·格瑞姆斯的名牌。底下有一个大信封，我看着马里诺一张张检查里面的照片。
“狗屎！”马里诺每隔一分钟就嘟囔着。
十几张照片里都有赤身裸体、五花大绑的希尔顿·苏利文在摆姿势，海伦·格瑞姆斯则扮演虐待狂。他们似乎很喜欢其中的一个场景—一苏利文坐在椅子上，她则扮演拷问者的角色，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或用其他方法惩罚他。他是个长得非常精致俊美的金发年轻人，纤细的身材中应该具有惊人的能量。至少他动作敏捷，毋庸置疑。我们找到了一张罗比尼·纳史密斯血淋淋的尸体靠在她客厅电视机上的照片，另外一张是她躺在停尸间的钢桌上。但最令我觉得可怕的是苏利文的脸，没有半点表情，眼神冰冷。我想，他杀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这下我们知道唐纳修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了。”马里诺说着把照片放回信封，“这些照片得有人拍。唐纳修的老婆告诉过我他的嗜好是摄影。”
“海伦·格瑞姆斯一定知道希尔顿·苏利文的真实身份。”我听到传来了警笛声。
马里诺朝窗外瞄了一眼。“很好，路瑟罗来了。”
我检查床上的那件羽绒背心，发现缝线部分一个细小的裂痕处露出了一根白色的羽绒。
传来更多引擎的声音，关车门的声音。
“我们要走了。”路瑟罗到的时候，马里诺说，“别忘了扣押他那辆蓝色厢型车。”他转向我：“医生？你还记得怎么去海伦·格瑞姆斯家吗？”
“记得。”
“我们去跟她谈谈吧。”
海伦·格瑞姆斯没有多少可说的。
我们大约四十五分钟后抵达她家，发现前门没锁，于是走了进去。屋里暖气开到最大，我闻到一股走到哪里都认得出来的味道。
“我的上帝。”马里诺走进卧室时说。
她的无头尸体穿着制服，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其他的部分三天后才被住在对面的农夫发现。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把保龄球袋扔在他的田地上，但希望自己从来没打开那个袋子。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