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星期过去之后，我才跟涉及哈威、柴尼案件有关的人员有了再一次的接触。据我所知，该案件的调查程序截至目前为止毫无进展。那是个星期一，我正在停尸间忙碌地工作着，手肘以下沾满了红色血迹，就在这时彭顿·韦斯利来了电话，他想要立即跟我和马里诺谈谈，建议我们到他家用晚餐。

    “我想是帕特·哈威让他紧张。”马里诺后来在傍晚时分说。当时我们正前往韦斯利家的路上，点点雨滴试探性的在他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上一下一下地跳跃着。“我自己才没时间理会她是不是跟什么什么算命家谈过，有没有打电话给比利·格雷安或什么该死的复活节兔子。”

    “希尔达·欧兹梅克不是什么算命师。”我回答。

    “那种玫瑰姊妹的下流场所，招牌看板上画有一只手的，半数以上都是卖淫的地方。”

    “我倒不知道。”我疲倦地说。

    他拉开车上的烟灰缸，提示我抽烟是个多么肮脏污秽的习惯，如果他再在那里多塞一支烟头，真能破了金氏纪录。

    “那么，我猜你对希尔达·欧兹梅克没什么了解。”他继续。

    “我是对她知道不多，除了我想她住在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

    “她住在哈威家？”

    “没有，”马里诺说着，并关掉雨刷，太阳已从云层后探出脸来。“这要命的天气真是多变。她昨天回南卡罗来纳去了。她是搭乘私人飞机往来里士满的，你相信吗？”

    “你可以告诉我何以大家知道这回事吗？”如果说我很惊讶帕特·哈威会想到找女巫灵媒之类，不如说我更奇怪她会让任何人都知道。

    “好问题。我只是告诉你彭顿在电话中说的话。显然地，那个骑着扫帚的巫婆希尔达在她的水晶球里看到了些什么，让哈威太太非常沮丧。”

    “究竟是什么？”

    “问倒我了，彭顿什么也不肯说。”

    我没有再追问下去，讨论彭顿·韦斯利和他那种卖关子的态度让我很不自在。他和我曾有一度合作得很愉快，我们彼此互相尊重，也算亲近。现在我只觉得他很冷漠，让我不得不联想韦斯利这种态度的转变跟马克有关。当马克离开我，转而接受在科罗拉多的工作时，也同时离开了匡提科，他原本在那儿享有相当的特权，并主持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法律训练组。韦斯利因而失去了一个同事和伙伴，在他心里可能认为那全是我的错。有时男性间的友谊会比婚姻更为强烈，而那徽章底下的兄弟情谊有时比情人间的忠诚更为炽热。

    半小时后，马里诺下了高速公路，在他开上乡间道路把我们带向乡村中心时，我很快地丧失了方向感。虽然过去我和韦斯利见过许多次而，但不是在我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办公室，我从来没有受邀到过他家。他家位于风景如画的弗吉尼亚州农地和森林间，白色藩篱圈围着大片的山坡牧野，谷仓房舍建在远离道路的地方。当我们驶上一段长长的车道时，就开始进入了他的产业范围。那车道直通一栋矗立在宽阔地面上的巨大现代化房屋，可以分别停放两三辆汽车的车库前，停有欧洲产的轿车。

    “我不知道华盛顿的那些豪华社区跟里士满有这么近。”我评论道。

    “什么？而你已经在这附近住了四五年，还没听说过北方人的侵略？”

    “如果你出生在迈阿密，南北战争不会是你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我回答。

    “我想也是。再说，迈阿密甚至不在这个国家里呢。任何一个要用投票来决定英语是不是官方语言的地方，都不能算是美国。”

    马里诺对我的出生地如此地讽刺早已经不新鲜了。

    他驶上石砾铺设的车道，减缓速度，他说：“这个木屋还不错，是不？想来联邦人员的薪水比州政府人员要来得多些。”

    这房屋是木瓦式建筑，屋身以粗石盖成，还设计有突出的窗户。屋前一排玫瑰丛，东西两边站着颇为古老的木兰树和橡树。下车后，我开始四周逡巡观看，试着找出彭顿·韦斯利私人生活的内部景观。车库门上端有个篮球架，在一堆覆盖在塑料布下的柴堆旁是一个红色的割草机，上面留有残存的断草。在那之后，我看到一个宽广的后院，毫无瑕疵的披覆着花床、杜鹃丛和果树。几把椅子围绕在一个瓦斯烤架上，我可以想像韦斯利和他的妻子在闲散舒适的夏日夜晚，一边喝着酒，一边轻松地烤着牛排。

    马里诺按了按门铃。来开门的是韦斯利的妻子，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康妮。

    “班在楼上。”她说，微笑着，领着我们来到客厅，那儿有宽阔的窗子，雄伟的壁炉和原木家具。以前我从没听过韦斯利被昵称“班”。这也是我第一回见到他的妻子。她看来45岁左右，是位相当具有吸引力的褐色皮肤女子，眼睛呈现的褐色清淡得几乎变成黄色，瘦高的身材极像她的丈夫。她有一股温顺柔婉的气质，一种恬静纤弱的个性。很显然，那个我知道的高度自我防卫的彭顿·韦斯利在自己家里是非常不一样的，而我也很怀疑康妮知道多少他工作上的细节。

    “要喝啤酒吗，皮特？”她问。

    他已舒舒服服地躺到一张摇椅上。“看样子我还得当个司机，所以最好只给我咖啡。”

    “凯，要我给你准备什么？”

    “咖啡就好，”我回答，“如果那不太麻烦的话。”

    “很高兴总算见到你了，”她诚挚地说道，“班提及你好几年了。他相当看重你。”

    “谢谢你。”这番称赞让我很慌乱，而她接下去说的话却让我震惊。

    “我们最近一次看到马克的时候，我要他答应我下次他再来匡提科时，一定要带你来吃晚餐。”

    “你太客气了。”我说，努力微笑着。显然，韦斯利没有告诉她所有的事，但马克最近曾来到弗吉尼亚却连个电话也没给我的事实，让我难以忍受。

    她留下我们到厨房去张罗，马里诺问：“你最近有与他联系过吗？”

    “丹佛市很漂亮。”我推委道。

    “混账，如果你肯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你，他们把他从卧底中带出来，让他在匡提科隐居一段时间，然后再把他送到西边去做他不可以对任何人透露的任务。这又给我多了个不到联邦调查局去工作的理由。”

    我没有附和。

    他继续说道：“哼，什么私人生活。就像有些人说的，‘如果胡佛要你有妻子和孩子，就不会给你盾形徽章。’”

    “胡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扭头望着窗外在风中翻腾的树，看起来又要下雨了，这将会是场大雨。

    “也许，但是你仍然不能拥有私生活。”

    “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谁有，马里诺。”

    “那倒是见鬼的实话。”他喃喃地抱怨着。

    脚步声响起，韦斯利走了进来，仍穿着西装和打着领带，灰色的西装裤和浆过的白衬衫有些皱褶。他看来疲倦心烦，问我们是否要喝点什么。

    “康妮正替我们准备。”我说。

    他坐到一张椅子上，看了看手表。“我们一小时后用餐。”握紧的手放在大腿上。

    “还没有打摩瑞那儿听到任何狗屎。”马里诺开始说。

    “恐怕没有什么新进展，没什么有用的。”韦斯利回答。

    “我没指望会有。我只是告诉你摩瑞还没有告诉我任何事。”

    马里诺面无表情，但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愤慨。虽然他没有跟我抱怨什么，但我猜想他觉得像是个四分卫在足球赛季里被冷落在观察室里一样。他过去一向能跟来自不同管辖区的警探维持和谐信任的关系，事实上，那也是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得以在弗吉尼亚州顺利工作的关键之一。失踪情侣案件发生后，调查员彼此间不再交换资料，他们不再跟马里诺说话，也不跟我联络。

    “地方性的工作已经停止，”韦斯利通知他，“自从那只警犬在东向休息站停车场失去闻嗅线索后，我们就没有进一步的发现。只除了在吉普车里找到一张收据，那是德博拉和弗雷德在离开里士满的哈威家后，到一家7-11买东西的收据，他们买了一盒6罐装的百事可乐，以及一些其他东西。”

    “那么，这事已经查证过了？”马里诺暴躁地说。

    “警方找到当时值班的店员，她记得他们曾到过店里，似乎是晚上刚过9点的时候。”

    “只有他们？”马里诺问。

    “看上去是那样，没有人跟着他们走进店里，而且根据他们的态度，也没有迹象显示停在外头的吉普车上有人等着他们。”

    “那家7-11在哪儿？”我问。

    “我们发现吉普车的休息站两边大约5英里处。”韦斯利回答。

    “你说他们还买了其他几件东西，”我说，“你可以说说是什么吗？”

    “我正要讲到那儿，”韦斯利说，“德博拉·哈威买了一盒卫生棉条。她还询问是否可以借用那儿的洗手间，但店员表示那有违店规，于是指引他们到64号公路上往东边方向的休息站去。”

    “就是警犬失去线索的地方，”马里诺说，双眉紧皱，面现困惑。“发现吉普车的对街。”

    “没错。”韦斯利回答。

    “那么那些百事可乐呢？”我问，“你是否找到了？”

    “当警察进到吉普车里搜查时，在冰柜里找到6罐可乐。”

    他停了下来，这时他妻子端来我们的咖啡和他的冰茶。她在沉默中殷勤地忙碌着，尽量表现出不打扰的态度，然后离开。

    “你认为他们停在那个休息站，是为了德博拉可以使用洗手间，然后在那儿碰上坏蛋。”马里诺接上。

    “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韦斯利提醒我们，“有太多的细节值得推敲。”

    “譬如说？”马里诺仍紧蹙着双眉。

    “诱拐。”

    “像掳人勒赎？”马里诺毫不掩饰他语气中的怀疑。

    “你千万别忘了德博拉的母亲是谁。”

    “我知道。‘毒品沙皇’女士，她之所以能接掌这职位只因为总统想给女权运动者一些可以咀嚼的东西。”

    “皮特，”韦斯利平静地说，“我不认为把她降为财阀政治或毫无建树的女性傀儡象征是明智的。虽然那职务名称听来跟实际的权力不符，因为那职位并不等同于阁员头衔，但帕特·哈威确实直接向总统负责。事实上，她的确在对抗毒品犯罪案件上有权协调所有的联邦警员。”

    “更不要说她当联邦检察官时的记录，”我插入说，“她一向大力支持白宫推动将与毒品有关的谋杀和意图谋杀犯都判处死刑。关于这点，她一向畅所欲言，毫不隐瞒。”

    “不仅是她，还有上百个政客，”马里诺说，“如果她是那些想把毒品合法化的一分子，我会比较有兴趣去关心。这样我才能想像一些极右派的保守分子，举着道德旗帜，自认是上帝派遣他来拐取帕特·哈威的孩子。”

    “她一直相当激进，且甚具侵略性，”韦斯利说，“曾在一些最糟糕的案件里成功地把罪犯定案，也在重要法案上扮演不可轻忽的角色，另外也曾安然渡过死亡威胁，几年前甚至有人炸她的车——”

    “是的，她停放在乡村俱乐部的捷豹汽车，当时没有人坐在里面。这一炸使她成为英雄。”马里诺插嘴。

    “我的意思是，”韦斯利很有耐心地继续说，“她树敌不少，尤其是此刻，她正指挥进行一项对各种慈善事业的调查。”

    “我读过相关报导。”我说，并试着记起一些细节。

    “平民大众目前知道的只是表面，”韦斯利说，“她最近的方向是针对ACtMAD——美国受难母亲对抗毒品联盟。”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马里诺说，“那等于是说联合国儿童急难救济基金是个肮脏的组织。”

    我并没有说出我每年都会捐款到ACtMAD，而且自认是相当热心的支持者。

    韦斯利继续说：“哈威太太在收集证据，证明ACtMAD其实只是一个用来掩护中美洲贩毒组织和一些非法活动的幌子。”

    “老天，”马里诺说，摇着头。“幸好我从不捐款。”

    “德博拉和弗雷德的失踪案之所以复杂得使人困惑，是因为它似乎跟其他四对年轻人的失踪案相关，”韦斯利说，“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有人蓄意要我们相信这些案件彼此有关连，而实际上并没有。我们也许面对的是个连续杀人犯，也可能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实。然而不管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尽可能地隐藏这项调查，尽量不让它曝光。”

    “所以我猜你现在正等着赎金通知或什么的，对不？”马里诺说，“你知道，中美洲的一些狂徒也许会以德博拉跟她母亲交换金钱。”

    “我不认为事情会那样发展，皮特，”韦斯利回答，“情况也许会更糟。帕特·哈威明年初要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同样的，这跟一些非法慈善组织有关。在这节骨眼，没有比让她女儿失踪更糟糕的事了。”

    我的胃因这些消息而隐隐绞痛。就专业角度上来看，帕特·哈威一直享有一清二白的执业生涯，在这点上她无所畏惧。但她却同时身为人母，子女的幸福安宁对她而言，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她的家庭是她的弱点。

    “我们不能排除政治性绑架的可能。”韦斯利评述着，眼睛盯着强风吹拂的后院。

    韦斯利也有家庭，也会做恶梦，韦斯利曾致力瓦解的某些犯罪组织老大或杀手，有可能会对他的妻小下手。他家中装设有相当复杂的防盗系统，正门外有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他住在弗吉尼亚乡间偏僻地带，电话号码没有登录，地址从未透露给记者，甚至他大部分的同事或认识的人也不知道。今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只猜想他家大约在匡提科附近，也许是麦克林或亚历山德里亚。

    韦斯利说：“我相信马里诺跟你提到过希尔达·欧兹梅克的事？”

    我点点头，“她可靠吗？”

    “调查局曾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征用她的服务，虽然我们不愿承认，她的天赋或是能力，不管怎么说，绝不是伪造，确实相当真实。不要问我如何解释，这远超乎我的实际经验。然而，我可以告诉你，她曾帮我们探知一架调查局飞机掉落在西弗吉尼亚山区的正确位置，她同时也预测了萨达特的暗杀，如果我们听从她的指示，我们也许可以在里根暗杀事件中有周详的准备。”

    “你不是在告诉我她甚至预测了里根枪伤事件吧？”马里诺说。

    “预测准确到发生的日期。我们没有把她说的话传达出去。说起来，我想是我们没有把她的话当真。那是我们的错，现在听来也许很疯狂。但从那之后，不管她说什么，情报中心都想要知道。”

    “情报中心也阅读星座生肖吗？”马里诺问。

    “我相信希尔达·欧兹梅克会认为占星术太过普通。就我所知，她不算命。”韦斯利强调。

    “哈威太太是怎么知道她的？”我问。

    “也许法务部门里有人告诉她，”韦斯利说，“不管怎样，她邀请那个超能力灵媒星期五飞到里士满，显然听到了不少事让她……嗯，让我们这么说吧，我认为哈威太太现在像不受控制的炮弹，我担心她会做出具有伤害性的事来。”

    “那个女巫到底告诉她什么了？”我真的想知道。

    韦斯利无动于衷地看着我说：“我实在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

    “但她跟你讨论过？”我质问，“帕特·哈威自愿告诉你她请教过一个女巫？”

    “我不方便告诉你，凯。”韦斯利说，然后我们三人静默了一会儿。

    我突然想到哈威太太也许并没有对韦斯利泄漏这个消息，他是从别的渠道了解的。

    “我不知道，”马里诺最后说，“事情有可能只是随机而起，而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不想把这个可能性删除掉。”

    “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韦斯利坚定地说。

    “这事已经有两年半了，彭顿。”我说。

    “没错，”马里诺说，“那是见鬼的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坏蛋干的，专门向情侣下手，是那种因忌生恨的失败者，自己本身无法拥有，却忿恨别人得到。”

    “当然那是个可能性相当高的解释。有人专门寻找特定的年轻情侣，他也许时常光顾情人步道、休息站、公园水池。他也许先观察一段时间才下手，之后，等上好几个月，直到杀人的冲动再次涌起，然后碰上一个好机会。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情形有可能只是碰巧——他们也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呆在错误的场所。”

    “我倒不知道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些情侣停下车子，接着在车上发生性行为，然后遇上攻击者。”我指出。

    韦斯利没有反应。

    “而且撇开德博拉和弗雷德，其他情侣们并没有把车停在休息站和任何像你说的‘公园、水池’等等地方，”我继续说，“他们的情形是他们正开往某些目的地，因为什么原因把车停在路旁，让什么人进到他们的车里，或是跟着什么人进到别人的车里。”

    “警察杀手的理论，”马里诺喃喃地说着，“不要以为我没有听说过。”

    “有可能是有人伪装成警察，”韦斯利回答，“那确实足以解释有些情侣很可能因为证件检查之类的停下自己的车来，进到别人的车里去。如今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专售制服器材的商店，买到警示灯、制服、徽章，任何你可以想到的东西。这个理论碰到的问题是，警车的闪灯应该多少会引起注意。如果真有警察在现场，其他汽车驾驶者很可能会注意到，他们至少会减缓速度，甚至停下来提供协助。但到目前止，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报告提及在那些年轻人失踪的区域或那段时间里有这类的临时检查。”

    “你同时还得考虑为什么皮包和钱包都留在车里——除了德博拉·哈威的钱包还没有被找到，”我说，“如果说那些年轻人是被所谓的警车拦下，又进到那警车里，那留在车里的汽车行驶证和驾驶执照又如何解释？这是警察第一个要看的东西，而且当你进到别人的车里时，通常会带着你私人的贵重物品。”

    “他们也许是被迫进到这个人的交通工具里去的，凯，”韦斯利说，“他们以为是被一名警察给拦了下来，但当那个人走近他们车窗时，他拿出一把枪，命令他们进到他的车里去。”

    “仍然相当冒险，”马里诺争论，“如果是我，我会立即启动汽车，把油门踩到底加速离去。而且，总有可能被其他的路人看到。我是说，你何以能在四个，甚至五个不同场合中，每次都用枪强迫两个人进到你的汽车里，却碰巧都混账地没被任何人看到？”

    “比较有用的问题，”韦斯利说，漫无目的地看着我，“你要怎么谋杀8个人，却没有留下一丁点线索，也没有在骨头上留下刻痕，或任何子弹？”

    “勒死、绞死，或割破喉咙，”我说，这不是他第一回这样挤压我。“那些尸体都已经分解腐烂得很严重了，彭顿。我只想提醒你，那个警察杀手理论暗示了被害人进入歹徒的车子里。另外上个星期，根据那只警犬的表现，我认为如果有人对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做了什么，那个人很可能把德博拉的吉普车开走，抛弃在体息站，然后走路跨过州界离开。”

    韦斯利的脸看来相当疲倦，已经按摩太阳穴好几次，像是头很痛似的。“我邀请你们两人来的目的是因为这个案子有些层面要很小心地处理。我希望我们三人间能直接坦白的交换意见。谨慎周到的顾虑是绝对必要的，绝对不要跟记者们接触，不要向任何人泄漏，即使亲近的朋友、亲戚，其他的法医或警察。彼此间不要用无线电联络。”他看了看我们两个。“当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尸体出现时，一定要立即通知我。而如果哈威太太想跟你们任何一人接触，请她直接来找我。”

    “她已经找过我了。”我说。

    “我知道，凯。”韦斯利回答，看也不看我。

    我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但我有些惊讶，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我可以理解你去看她的原因，”他说，“但最好不要再发生，你也别再跟她讨论这个案件，那只会增加麻烦。倒不是怕她会干扰调查，而是她知道的越多，越会把自己推往危险境地。”

    “为什么？因为她会死掉？”马里诺怀疑地问。

    “不如说她会变得失去控制，进而丧失理智。”

    韦斯利关心帕特·哈威的心理健康也许是有根据的，但于我而言，那根据基础未免太薄弱了些。晚餐后，马里诺和我开车回里士满的路上，我不禁忧虑着韦斯利要见我们的真正理由跟那对失踪情侣的找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有一种被监控、不能自主的感觉。”当里士满在地平线上出现时，我终于坦白地说。

    “欢迎加入行列。”马里诺暴躁地说。

    “你想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喔，是哦，”他回答，把车上的点烟器往下压。“我是在怀疑，那个天杀的调查局捕风捉影地认为这其中有些事会使哪个重要人物很难看。我感觉有这么一个人想要遮掩什么，而彭顿被夹在中间。”

    “如果他是，那我们也是。”

    “猜对了，医生。”

    距离上回艾比·敦布尔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已经有三年了，那时她满手抱着新鲜的鸢尾花和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她当时是来说再见的，我事先已从里士满的《时代》报导中得知，她要转到《华盛顿邮报》担任主跑警方新闻的记者。我们像大多数人在别离场合都会说的那样，彼此承诺要保持联络等等，而我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连上一回是什么时候和她通电话或写信的都不记得了。

    “你要我把她的电话转进去吗？”罗丝，我的秘书问我，“或者我请她留话？”

    “我来跟她说，”我说，“斯卡佩塔。”在我来得及意识到之前，我已习惯性地报上名字。

    “你还是那般叫人诅咒的简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艾比！对不起。”我笑起来。“罗丝告诉我电话是你打来的。跟往常一样，我手边处理着上百件事务，再加上我想我已经丧失了在电话中表现友善的能力了。你怎样？”

    “很好。只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搬来华盛顿后，谋杀案件遽增了三倍。我一切都还好。”

    “我希望那只是个巧合。”

    “毒品。”她听起来有些紧张。“古柯碱、盗窃和自动步枪。我以前总认为那种事件在迈阿密最严重，或者纽约，但事实是我们可爱的首都最糟糕。”

    我抬眼看了看时间，然后把来电时间速写在一张表上，又一项习惯。我已经很习惯于填写来电表格，甚至有一次我理发师来电，我也伸手记上一笔。

    “我在想今天也许你会有空吃晚餐。”她说。

    “在华盛顿？”我问，很有些困惑。

    “事实上，我现在里士满。”

    我建议到我家来用晚餐，接着我收拾公事包，往市场方向去。我在商场里推着购物车来来去去徘徊着，忖度了好一会儿后，选了两个牛腰部嫩肉和做沙拉的材料。下午天气不错，就要看到艾比让我很快乐。我决定再次硬着头皮面对烹饪，这回借口是为了跟一个老朋友消磨一个晚上。

    回到家后，我开始迅速工作，压碎新鲜蒜头，跟橄榄油、红葡萄酒一起倒进碗里搅拌。虽然我母亲屡次告诫我“不要浪费了好牛排”，但是我自认我有自己的烹调技巧。说实话，镇里没有人的腌渍卤汁做得比我好，没有一块肉在经过那样浸泡后不会变得更可口。我把波士顿生菜冲洗过后放在厨房纸巾上沥干，然后开始将洋菇、洋葱切片，包括最后的一个汉诺瓦番茄。接着我振作一下，强打起精神，转而清理烤肉用具。终于我厌烦了这些准备工作，踏出室外，来到铺着砖石的院子里。

    我看着后院的树木、花园，有好一会儿觉得自己像是被放逐在自己土地上的逃亡者，我拿起一瓶洗洁液、一块海绵，开始努力地刷洗室外的桌椅，准备放上垫子。室外烤架自5月里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和马克最后一次相聚之后就没有再用过了。我攻击似的对付烤架上熏黑的油渍，直到手肘隐隐作痛。影像和话语交互侵入我的脑海，争执、交战，接着双方撤退到无声的愤怒，最后在疯狂的做爱交欢中了结。

    我几乎认不出刚过6点半后来到我前门的艾比。当她在里士满报导警方活动时，她的头发长及肩部，夹杂着些许白发，让她看来憔悴得可怕，也让她看来比实际年龄——四十出头，还要老上许多。现在白发不见了，剪得很短、很时髦的样式，凸显她脸上美好的骨架和眼睛。那双眼睛分属不同浓淡的绿，它的不对称总叫我困惑。她穿一套深蓝色的丝质套装，象牙白丝质衬衫，带着一个黑色光滑皮革公事包。

    “你看起来非常像华盛顿人。”我说，然后给了她一个拥抱。

    “看到你真好，凯。”

    她记得我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便带了一瓶葛兰非迪过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接着我们到屋外的院子喝酒，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在凄濛夏季尾端的夜色笼罩中，我燃起了烤架的火。

    “是的，我是真的怀念里士满的一些事情，”她解释着，“华盛顿很刺激、很精彩，却也处处是陷阱。我放纵自己买了辆绅宝车，记得吗？已经被宵小闯入一次，轮箍盖被偷走，车门也被敲打得变了形。我另外每个月付150元为停放那辆破车，停车的地方在我住处四条街外，不要想在报社附近停车。我是走路上班，需要时开公司的车。华盛顿绝对不是里士满。”她有一点点毅然地补充道，“但我不后悔离开。”

    “你仍然值夜班吗？”放上烤架的牛排嘶嘶作响。

    “没有，轮到别人了。年轻的记者在天黑后跑，而我在白天接手。只有在真正重大新闻发生时，才会叫我在晚上工作。”

    “我一直读着你的新闻报导，”我告诉她，“自助餐厅有《华盛顿邮报》卖，我通常在吃午餐时看。”

    “我不完全了解你所进行的案件，”她承认，“但是我知道一些事。”

    “说说你为什么来里士满？”我大胆地问，一边把卤汁刷在肉上。

    “因为哈威案件。”

    我没有说什么。

    “马里诺一点也没变。”

    “你跟他谈过了？”我问，抬起眼看了看她。

    她回以一抹讥讽似的微笑，“试过，以及其他一些调查人员。当然还有彭顿·韦斯利。结论是，放弃吧。”

    “嗯，如果你听到觉得好过些，艾比，也没有人肯多告诉我什么，即使那样，也是私下说的。”

    “有关的所有谈话都是所谓的私下说的，非正式的，凯，”她严肃地说，“我来看你不是因为我想从你脑子里挖出什么故事。”她停顿一下。“我对在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事是有些警觉的。早在德博拉·哈威和她男朋友失踪发生以前，我对那些案件一直就比我的上司主编要热心得多。现在呢，整件事已经变得很热门了，相当相当热门。”

    “我不意外。”

    “我不太确定怎么开始。”她看起来有些不安。“有些事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凯。但是我觉得我似乎踏到什么别人不想让我注意的东西了。”

    “我不太了解。”我说，伸手拿我的酒。

    “我自己也不太了解。我问自己是不是在无中生有。”

    “艾比，你在隐瞒。快快解释。”

    她拿出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说：“我已经注意这些情侣们的死很久了。我进行了一些调查，从一开始我接触到的反应就很奇怪。依我经常接触警察的经验来看，那已经不只是不情愿透露消息了。我一提起这事，他们就挂我电话。然后，去年6月联邦调查局警员来找我。”

    “什么？”我停止在烤肉上涂抹酱汁的动作，死死地看着她。

    “你记得在威廉斯堡发生的一起三尸命案吗？母亲、父亲和儿子在一场抢劫中被射杀？”

    “记得。”

    “因为我当时要对它写篇报导，必须到威廉斯堡一趟。你知道，当你下了64号公路，如果右转，你会到科罗尼路的威廉斯堡、威廉和玛丽大学。但如果你转左向，开下弯路出口，也许200码处，你会来到一个死巷，前头是培力营的入口。我没有仔细想，我转错了弯。”

    “我自己就有过一两次。”我承认。

    她继续说：“我开到警卫亭前解释我转错了弯。老天，想想那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到处是巨大的警告招牌，写着‘武装部队实验训练活动’，进到这种场所，即表示你默许搜查的行动，包括人身和物品。我几乎半猜疑着随时会有伪装成尼安德塔人的霹雳小组(SAt)从灌木林中跳将出来，把我拖出去。”

    “警察基地一直不是个友善的地方。”我说，不知怎么感到有些好笑。

    “不管怎样，我一刻也没停留就飞也似的离开了，”艾比说，“而且，说真的，完全忘了这回事，直到四天后有两个联邦调查局警员出现在报社的大厅，声明找我。他们要知道我到威廉斯堡干什么，为什么我会把车开到培力营。原来，我的车牌被摄像机拍了下来，他们一路追到报社。那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会有兴趣？”我问，“培力营隶属于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没有执行权。也许那可以说明为什么。也许那些混账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假扮联邦调查局。谁敢说能够完全辨别那些鬼魂幽灵的真真假假？再说，中央情报局从来就没有承认培力营是它的主要训练场所，那两个调查员在讯问我时，一个字儿也没有提到中央情报局。但是我知道那是他们想知道的，而他们也知道我知道。”

    “他们还问了什么？”

    “基本上，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在着手撰写有关培力营的报导，也许想偷偷溜进去。我告诉他们如果我试图偷偷进去，我会设法尽量掩蔽，而不会直接把车开到警卫亭前。虽然我还特别强调目前并没有要对‘中央情报局’做任何报导，也许这次之后，我应该好好想想。”

    “我猜那效果很好。”我讥诮地说。

    “那些家伙连眼也不眨，完全不动声色。你知道他们的样子。”

    “中央情报局是相当偏执而且紧张多疑的，艾比，尤其是对于培力营。连州警和紧急直升机都不许从它上空飞过。没有人侵入过那领空，也没有人在被耶稣基督证实清白前，可以通过警卫亭进去的。”

    “然而你也曾转错过弯，成千上百的游客也做过，”她提醒我，“联邦调查局从没有来找过你，对不对？”

    “没有，但我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

    我把牛排从烤架上拿起来，她跟着我走到厨房。我把沙拉装盘，倒葡萄酒时，她继续说。

    “自从那警员来找过我之后，奇怪的事开始发生。”

    “比如？”

    “我想我的电话被窃听。”

    “你有什么根据？”

    “开始时是我家里的电话。我会在跟人讲电话时听到别的声音。这情形也发生在办公室，尤其是最近。电话转接给我后，我强烈地感觉到有人在偷听。那很难解释。”她焦虑地重新安放银制餐具。“一种静态的、纷乱似的静默，看你要怎么描述。但它确实存在。”

    “还有其他不寻常的事吗？”

    “几星期前发生一件事。一天晚上8点钟，我站在靠近杜邦圆环，康涅狄格的人人百货公司前，预定要和一个线民碰头，然后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安静地吃顿晚餐。接着，我看到有个人，轮廓鲜明，穿着风衣和牛仔裤，长得很好看。当我站在角落边的那15分钟内，他来回经过我面前两次，后来当我和约好的人进到一家餐厅时，我又从眼角余光瞥见他。我知道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觉得我被跟踪了。”

    “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她摇头。

    “后来你还有看到他吗？”

    “没有，”她说，“但还有其他的事。我住在一栋公寓楼里，所有的信箱都在楼下大厅，我有些信件上的邮戳，怎么想都不对。”

    “如果中央情报局要动你的信件，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绝对察觉不出来。”

    “我不是说我的邮件看起来有被翻阅过的痕迹。但是在几次情况里，有人——我母亲，我的代理人——发誓他们是在某一天寄东西给我，但当我收到时，邮戳上的日期怎么看都没道理。总是晚了几天，或一星期。我不知道。”她停下。“如果只是单纯一件事，我很可能会认为那是邮政服务品质欠佳，但是跟其他的事件放在一起想，叫我不禁要怀疑。”

    “为什么有人要窃听你的电话、跟踪你，或截读你的信件？”我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

    “假如我知道，也许我还能做些什么。”她终于开始吃东西。“这味道真好。”除了口头上的赞美，她看不出来有一点点食欲。

    “可能是任何事，”我率直地建议，“你和那些联邦调查局的见面、培力营的插曲，有可能使你紧张？”

    “很显然那让我紧张惶恐。但，凯，我不是在写什么揭开掩饰神秘面纱的报导，也不是另一个水门案件。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件一个接一个，但都是相同的老故事，惟一酝酿中的大事发生在这里。这些情侣谋杀案，或可能是谋杀案。我开始挖掘这些事，然后卷入麻烦。你怎么想？”

    “我不确定。”我不舒服地想起彭顿·韦斯利的态度，以及他前天晚上的警告。

    “我知道有关鞋子不见了的事。”艾比说。

    我没有反应，也没有显示我的惊讶。那是到目前为止，仍向报纸等传播媒体隐瞒的一个细节。

    “8个人，被人发现死在树林子里，但在现场或遭弃置的车里都没有找到鞋子和袜子。这不是件寻常的事。”她若有期待地看着我。

    “艾比，”我安静地说，并再次往我们酒杯里倒酒，“你知道我不能细谈这些案件。即使是跟你。”

    “你没有注意到任何线索可以说明我到底对抗的是什么吗？”

    “老实说，我知道的可能比你少。”

    “那倒告诉了我一些什么。这案子已经持续了两年半，而你居然可能知道的比我少。”

    我记得马里诺曾提到有人在“掩饰什么”。我想到帕特·哈威和那场国会听证会，我的恐惧开始滴答转动。

    艾比说：“帕特·哈威是华盛顿的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

    “我了解她的重要性。”

    “有更多的事是你在报上无法读到的，凯。在华盛顿，你被邀请到什么宴会里就跟选举一样，也许比选举含意更多。如果谈到贵宾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帕特·哈威的地位直逼第一夫人。谣传说，下一次的总统选举，帕特·哈威可能会成功地被推上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

    “副总统的可能人选？”我惊讶怀疑地问。

    “那只是谣言。我是持怀疑论，如果我们有另一个共和党总统，我个人认为她至少会成为内阁阁员之一，或是司法部长，但是她必须先要能挺过这次事件。”

    “她要付出额外的心力才能撑得过去。”

    “私人问题绝对可以毁掉你的事业。”艾比同意。

    “的确可以，如果你就这么投降的话。但是如果你能熬过来，它也能让你更坚强，更有效率。”

    “我知道，”她喃喃自语，盯着她的酒杯。“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不是那件发生在汉娜身上的事，我永远不会离开里士满。”

    在我来到里士满就职后不久，艾比的妹妹——汉娜被谋杀了。那场悲剧使我和艾比因工作需要而连在一起。我们后来成为朋友。数个月后，她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职位。

    “回到这儿对我而言，仍然不容易，”艾比说，“事实上，这是自我搬走后第一次回来。我甚至开车绕到我以前住的房子，几乎想要去敲敲门，看看现任屋主是否愿意让我进去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再走进去一次，看看我能不能怨受走到汉娜的房间去，把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样子，用比较和缓无害的影像替代。但那屋子似乎没有人在，也许这样最好不过。我不认为我可以办得到。”

    “当你真正准备好的时候，你会办到的。”我说，同时想要告诉她今天傍晚我在院子里的心情，告诉她我在今晚之前也无法做到。但那与她的情况比较起来是如此微不足道，而且艾比也不认识马克。

    “我跟弗雷德·柴尼的父亲今早稍晚的时候谈过话，”艾比说，“然后转到哈威家。”

    “你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刊登？”

    “也许要等到周末。我手边还有很多事要做。报社要弗雷德和德博拉的侧写，以及任何我可以挖到的有关调查的点滴——特别是跟其他四宗情侣失踪案件的关连。”

    “你今天去哈威家时，他们家人看起来怎样？”

    “其实我没有真的跟他谈到话，那个鲍勃。我一到达，他和他儿子就离开了。记者不是他喜欢打交道的对象，而且我觉得被称为‘帕特·哈威的先生’让他不舒服。他从不接受访问。”她推开只吃了一半的牛排，伸手向她的烟盒。她抽烟的习惯似乎比我记得的还要严重。“我蛮担心帕特。她看来像是在过去一个礼拜中老了10岁。而且很奇怪，我无法甩掉一种感觉，一种她知道一些事的感觉，好像对她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心有定论。那使我更加好奇。我在猜测她是不是接到了什么威胁，一张纸条，或从不管是谁那儿得到什么信息。她拒绝告诉任何人，包括警方。”

    “我无法想像她会那样糊涂。”

    “我可以，”艾比说，“如果她认为有任何一点机会可以使德博拉平安回家，帕特·哈威连上帝都不会说。”

    我起身清理餐桌。

    “我想你最好弄些咖啡，”艾比说，“我不想在开车时睡着了。”

    “你什么时候离开？”我问，把杯碟碗盘堆到洗碗机里。

    “尽快。在回华盛顿前，我还有一两个地方要去。”

    我往咖啡壶里倒水时，看了看她。

    她解释，“那个德博拉和弗雷德在离开里士满之后停留过的7-11——”

    “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我打断她。

    “我想办法从那个在休息站等着把吉普车拉走的拖车司机那儿打听来的。他无意中听到警方在谈论，他们在一个塞满纸的带子里找到的一张收据。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猜出是哪个7-11，以及会是哪个店员在德博拉和弗雷德进店买东西时值班。那是一个叫埃伦·卓丹的女子，她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值4点到午夜的班。”

    我太喜欢艾比了，所以很容易忘记她探索新闻事件的杰出才能。

    “你想从那店员身上挖掘出什么？”

    “像这样的冒险，凯，就像对待圣诞纸筒里的礼物一样，不可预期。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直到我开始挖掘。”

    “我真的认为你不应该一个人在深夜到那儿游荡，艾比。”

    “如果你愿意担任持枪的工作，”她回答，开心地微笑着，“我会很高兴有同伴。”

    “我不认为那是个好主意。”

    “你也许是对的。”她说。

    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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