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我屋前的道路铺了层厚厚的白雪织就的毯子，天色灰暗，预示着更坏的天气就要袭来。我冲了杯咖啡，沉思着这种天气下自行开车到华盛顿到底明智不明智。我几乎要放弃我的计划了，然而最后还是打了个电话问州警，了解到95号往北的公路上没有积雪，而且北上到腓烈德利斯堡之后，雪就逐渐变小，地面上积雪只有一英寸厚。另外，因为我的公务车无法驶出车道，于是我把厚纸板箱改放到我的奔驰车里。

    当我转到州界，才想到如果我的车发生故障，或被警察拦下，我会很难解释为什么开着辆后车厢装有人体骨骼的非公务车往北走，通常展示出我的法医工作证并不足以说服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一回，我带着一个大型公事包，里头装满着变态狂用的性虐待用品装备，搭乘飞机到加州的经验。公事包被送到X光扫描带后，接下来我就被机场安全警卫带去，进行跟审问没什么两样的问话。而且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相信我是法医，要前往参加国家法医协会年会，并且我要以自体性欲窒息而死为专题做演讲。手铐、钉饰项圈、皮制吊带，以及其他不体面的奇怪东西是以前案件的证物，我还强调它们不是我的。

    10点半时我来到华盛顿，在宪法大道和12街间找到停车位。自从几年前在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参加刑事人类学的课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我带着厚纸板箱来到大厅，那是个充溢着一盆盆兰花香味和游客嘈杂语声的所在，我真希望我也可以悠闲地观看恐龙和钻石、木乃伊棺木和乳齿象，永远不知道在这些墙里其实隐藏着荒芜冷酷的宝藏。

    从天花板到地板之间的每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都有着游客看不到的绿色木制抽屉，里头装有无数死掉的动物，包括3万具以上的人体骨骼。每一个星期都会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以挂号方式邮寄而来的骨头，要亚利克斯·维西博士来检验。有些残骸是属于人类考古学范围，有时则是熊或海狸的掌爪，或是看来像人类头骨的患脑水肿的小牛头骨，在路边被发现或在犁田耕作时出现，起初以为是被虐待致死的人骨。有些包裹的确带来坏消息，如被谋杀的人体骨头。身兼自然科学家馆长的维西博士，也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以及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员。

    从面无笑容的安全警卫手中取到出入证，把它别好，走向黄铜制电梯，登上三楼。当我经过笼罩在昏黄灯光下，两侧是成墙抽屉的局促通道时，数层底下争看填充巨象的人潮语声渐渐远去，我开始感到被幽禁的恐惧。我记得，当时在这里面上了8小时的课后，变得多么急切于接收一些外在感官的刺激；冲到馆外，更让我有脱逃成功般的喜悦，人行道上汹涌的人潮让我感到亲切，交通繁杂的噪音让我松了口气。

    我在上回看到维西博士的地方找到他，那是一个散置着不锈钢手拉车的实验室。手拉车中尽是鸟或动物的骨骼、牙齿、股骨，以及颚骨等，架子上有更多骨头和其他叫人不舒服的人体遗骸，像头盖骨、萎缩头骨等。维西博士顶着满头银发，戴着厚重眼镜，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打电话。待他放下话筒后，我就把箱子打开，拿出装有德博拉·哈威左手骨头的塑料袋。

    “‘毒品沙皇’的女儿，是吗？”他不客气地问，从我手中拿走袋子。

    那听来像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从某方面来说，又相当正确，看来那原是个女孩儿的德博拉此刻已经仅存有科学检测用的价值，一块人体物质证物而已了。

    “是的。”我说。而他从袋子里拿起一只指骨，开始轻轻地在灯光下转动察看。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凯，这不是发生在死亡后的割痕。虽然一些老的割痕可以看起来像新的，但新近的却不可能看起来像老旧的。”他说。“这割痕里面的颜色因外在环境而改变了，而且改变的程度跟其他骨头表面相同，另外，割痕开口向内弯的现象告诉我这不可能在死尸骨头上发生。活的骨头才可能弯曲，死尸骨头不行。”

    “跟我的结论一样，”我回答，把一张椅子拉过来。“但你知道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亚利克斯。”

    “当然，”他说，他从眼镜边缘透出视线看我一服。“你不会相信有什么样的东西送到我这边来。”

    “我猜我能想像。”我说，不情愿地想起法医的良莠程度在州与州之间差异非常大。

    “数月前，有个法医给我寄来一个盒子，一堆软体组织和骨头，他告诉我是个才出生的婴儿，在阴沟里发现，问题是不知性别和人种。答案是小小的公猎兔犬，两星期大。在那不久之前，另一个法医送来一具在不深的墓坑里发现的骨骸。他对那具尸体的死因完全没有头绪。我却找到40多个刀痕，开口向内弯，都是教科书上谈论活骨头柔软性的典型例子，绝对不是自然死亡。”他用他穿着的实验袍一角擦了擦眼镜。“当然，我也收到过另外一种：在解剖检验时弄出的割痕。”

    “有没有可能这是被某个肉食性动物造成的？”我说，即使我知道那不太可能。

    “虽说刀痕跟被食肉动物造成的痕迹并不能很轻易地辨别，但我能很确定地说，我们谈的是一种刀刃。”他站起来，愉快地说道，“让我们看一看。”

    考古人类学的研究细节及工具很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使维西博士感到很快乐，他生气勃勃地移到一个解剖用的显微镜前，把骨头放到镜头下的中央。好久好久，他安静地透过镜头检视着，还不停地在镜下灯光中转动着那块骨头。然后，他说：“嗯，那根有趣。”

    我等着。

    “这是你发现到的惟一刀痕？”

    “是的，”我说，“也许由你进行检查时会有其他发现，但我没有看到弹孔以外的东西。在她下腹第12根腰椎背面。”

    “你是说那颗子弹击中脊椎？”

    “没错，她是背后受击，我在脊椎骨上找到子弹。”

    “知不知道枪击发生的地点？”

    “我们不知道她是在树林的什么地方，或是不是在树林子里受到枪击。”

    “而她手上有这个刀痕，”维西博士沉思着，再一次转向显微镜。“没办法知道哪一个先发生。在被枪击后，她应该会从腰部以下开始瘫痪，但她仍然可以挥动手。”

    “那是个防卫性伤口吗？”我猜疑着。

    “相当不寻常的一个，凯。刀痕通常不是应该在手背就是在手掌。”他往后靠到椅背上，抬头看我。“大部分的防卫性刀痕是在手掌。”他掌向外推出。“但她的伤口是在手背。”他转掌向内。“通常我把伤在手背的刀痕跟攻击性的自卫动作联想在一起。”

    “拳击。”我说。

    “不错。如果我持着一把刀向你走去，你一拳打来，你可能会伤在手背。当然，你就不太可能伤在手掌，除非你在某一时刻松开拳头。但比较重要的是，大部分防卫性刀伤是切片似痕迹。行凶者不是左右直线摆动就是直接刺戳，被害人举起手或前臂来挡住刀刃。如果那样的刀伤深入到了骨头，我通常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多少有关刀痕表面的推测。”

    “而如果刀痕表面是由锯齿状的刀刃，”我插话进来，“以横扫切片的方式造成，那么我们通常无法从刀痕表面推测刀刃类型。”

    “那就是这个刀痕有趣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个伤痕毫无疑问是一把锯齿状的刀刃造成的。”

    “那么她不是被划过一刀，而是被一刀砍下而受伤？”我困惑地问。

    “是的。”他把骨头放到纸袋里。“根据残留刀痕上的锯齿状，显示出至少有半寸的刀刃砍进她的手背中。”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他继续说，“至于施暴武器和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很抱歉这是我所能告诉你的猜测。你知道的，这类事有很多变因，而且我无法告诉你刀刃大小，或这刀痕是发生在她被枪伤之后或之前，还有她受到这刀伤时的姿势。”

    德博拉有可能躺着，也可能跪着或站着，在我走回车子的途中，开始分析。她手上的刀痕很深，会造成大量流血。这可以推测她是在那铺木道路上或树林子里受到刀伤的，因为她的吉普车里没有血迹。这个体重100磅的体操选手曾跟攻击她的人缠斗过吗？她曾试着用拳头袭击他吗？她是否曾经因为弗雷德那时已经遭到杀害，在受到惊吓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生命奋力搏斗？那么，为什么会有枪支呢？看来那杀手没有用枪射杀弗雷德。为什么他会需要两种武器呢？

    我猜测弗雷德是被割断喉咙的。很可能在遭枪击后，喉咙也被割断，或被勒死。她不是被枪击后遭弃置而死。她不能在半瘫痪的情况下，勉强拖曳着自己爬到弗雷德身边，把她的手臂塞进他手臂底下。他们的尸体是被蓄意安排成这个样子的。

    转离宪法大道，我终于找到康涅狄格路，那会把我带到城市西北区，如果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没有在此设址，这里只会比贫民区好一点点。那饭店坐落于一大片铺满绿草的坡地上，有着壮观豪华的白色线条，周围则是一片混乱景象，有满是尘垢的酒吧、自助洗衣店，标榜着“真人舞者”的夜间俱乐部，以及一排排残破的房子，窗户破了用木板围起，水泥铺就的门前石阶直接连着街道。我把车停在饭店的地下停车场，跨过佛罗里达大道，爬上一栋灰暗砖石铺就的公寓大楼门前石阶，建筑物前面还搭有褪色的蓝色雨篷。我按下28号公寓的门铃，那是艾比·敦布尔住的地方。

    “是谁？”

    我几乎无法分辨出那个从对讲机吼叫而出的无实体的语声。我报出姓名，艾比似乎嘀咕了什么，或者只是喘了口气。电动锁咔啦一声打了开来。

    我进到点着昏黄灯光的大楼门厅，地上铺着土黄色带点棕黑的地毯，墙上有成排的黄铜制信箱，但已失去光泽。我记起艾比曾因有人窃读她的信件而恐慌。但是，就我的所见而言，那排信箱绝对不是可以轻易开启的，首先必须有公寓大楼前门的钥匙，再者信箱也得有钥匙才能取件。去年秋天她对我说的所有事似乎都是假的。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五楼阶梯，充满着怒气。

    艾比站在她家的门口。

    “你来这里做什么？”她低语着，脸色苍白。

    “你是这栋大楼里我惟一认识的人，你想我来这里做什么？”

    “你不会只是为了来看我而到华盛顿吧？”她的眼神里透露着惊惶。

    “我出公差。”

    从她敞开的门口，我可以看到里面冷白的家具，淡青色的枕头和葛雷格·卡玻的抽象版画，都是些我以前在她里士满家中熟悉的摆设。有那么一刹那，那个可怕骇人的景象让我很不安，我似乎看见她妹妹在楼上卧室床上那已开始腐烂的尸体，警察和医务人员来来去去，艾比坐在一张沙发上，她的手抖动得那样厉害，几乎无法握住一根香烟。那时除了她的名声外，我并不认识她，而仅凭她在外的名声，我一点也不喜欢她。当她妹妹被谋杀后，艾比至少引起我的同情。一直要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信任她。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艾比仍然以低沉的语调说着，“但是我的确打算下星期去看你。”

    “我有电话。”

    “我不能。”她恳求地解释着，而我们继续在门廊间说话。

    “你不请我进去吗，艾比？”

    她摇了摇头。

    恐惧刺痛了我的背脊。

    我视线越过她看向里边，我悄悄地问：“里面有人？”

    “让我们出去走走。”她低语着。

    “艾比，看在老天的分上……”

    她神情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举起一根手指放在她的唇上。

    我开始相信她有些疯狂。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只好在门廊等着，她进去取外套。然后我跟着她走到公寓大楼外，整整半小时，我们专心一致地沿着康涅狄格路走着，彼此都不说话。她带着我走进五月花旅馆，在酒吧最阴暗的角落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我点了杯意大利浓咖啡，往后靠在皮制椅背上，觉得坐在桌子对面的她很紧张。

    “我知道你并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开始说，看着周围。刚过午后不久，酒吧几乎是空的。

    “艾比！你还好吧？”

    她下唇颤抖着。“我不能告诉你。我甚至不能在我自己见鬼的公寓里跟你说话！那就像我在里士满告诉过你的一样，只不过要糟糕千百倍而已。”

    “你应该要去看些什么人。”我非常镇定地说。

    “我没有疯。”

    “你跟濒临崩溃只差一线之隔。”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凯，我被跟踪。我很确定我的电话被窃听，甚至怀疑我公寓里装有窃听器，那就是我不能请你进去的原因。尽管下结论吧，说我是个偏执妄想狂，发了疯，或什么你想编派的名称。但是我活在我的世界里，不是你。我知道我经历着什么，我知道我对这些案件的了解，以及自从我牵涉进这些案件以来发生的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女侍应生送来我们点的东西。她离开后，艾比说：“我到里士满同你谈过话后不到一星期，我的公寓被人侵入过。”

    “你被偷窃了？”

    “喔，不是。”她笑着，笑声空洞。“一点都不是。那个人——或不只一人，不会那样愚蠢，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失。”

    我揶揄地看着她。

    “我在家有个写作用的电脑，硬盘里有个档案是关于那些情侣的资料和他们奇怪的死亡方式。长久以来，我就一直持续地写着记录，写进这个档案里。我使用的文书处理程式有个选项，提供我可以自动地为工作结果制作副本，我把这选项设定为每10分钟就做一次。你知道，如果电力突然中断或什么的，我不至于失去任何东西。特别是在我住的大楼——”

    “艾比，”我打岔，“老天，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是在说如果你进到我电脑的档案，又如果你使用超过10分钟，就不只会留下副本，还有当你存档时的日期和时间都会被记录下来。你懂吗？”

    “我不确定。”我伸手拿我的意大利浓咖啡。

    “你记得我来看你？”

    我点头。

    “当我到7-11跟那值勤店员谈话时我做了记录。”

    “是的。我记得。”

    “我还跟其他很多人谈过，包括帕特·哈威。我回到家后，就打算把那些访谈记录输入到电脑。但是所有的事情变得很混乱。你可以回想，我是在一个星期二晚上看到你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开车回到这里。那天，星期三，我差不多在中午时分跟我的总编辑讨论，而他突然变得没有兴趣，说他要暂停哈威与柴尼的故事，因为邮报要在那个周末刊登有关艾滋病的系列报导。”

    “那实在很奇怪，”她继续说，“哈威·柴尼的故事很热门，而邮报曾经倾全力想要报导它。然而当我从里士满回来后，却突然间有了个新任务？”她停下，燃起一根烟。“后来，我就一直忙到星期六，才有时间在我的电脑前坐下，调出这个档案，而存档里出现了一个我无法了解的日期和时间。星期五，9月20日，下午两点13分，是我不在家的时间。那个档案被人打开过，凯。有人直接进去打开它，我知道那不是我，因为我一直没有碰我的电脑——一次也没有——直到那个星期六，21日，当我有时间坐在电脑前面时。”

    “也许你电脑里的时间停了……”

    她已经摇着头。“不是，我查过。”

    “谁会做那种事？”我问。“有谁可以潜入你的公寓而没有人看到，或连你也没有注意到？”

    “联邦调查局可以办到。”

    “艾比！”我说，有点恼怒。

    “有很多事你不知道。”

    “那么请告诉我。”我说。

    “你想我为什么跟报社请假？”

    “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你在写一本书？”

    “而你假设当我到里士满去看你时，我就已经知道我将要写这么一本书？”

    “那不仅仅是个假设。”我说，又开始愤怒起来。

    “我不是，我发誓。”她身体向前倾靠，以一种因为激动而发着抖的语声继续说，“我的行情变了。你懂那代表什么吗？”

    我不语。

    “最糟糕的事是被炒鱿鱼，但他们不会那样做，没有正当原因。老天，我去年还赢得了个调查报告奖呢，而突然间他们要把我调到生活专栏。你听到了吗？生活专栏。现在，你告诉我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艾比。”

    “我也不知道。”她眨眼收回眼泪。“但我也有自尊。我知道有件大事正进行着，一个故事。所以我卖掉它。不管你怎么想，我需要生存。我必须生活，我必须离开报社一阵子。生活专栏，喔，老天。凯，我很害怕。”

    “告诉我有关联邦调查局的事，”我坚定地说。

    “我已经告诉你很多了。有关那个我转错的弯，经过培力营，以及联邦调查局干员来看我。”

    “那不够。”

    “红心J，凯。”她语气听来像是在说一件我已经知道的事。

    当她察觉我一点也不了解她说的话时，她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惊讶。

    “你不知道？”她问。

    “红心J是什么意思？”

    “这些案件的每一个，都曾出现过一张扑克牌。”她充满疑问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

    我似乎记得我看到过的少数几个警察侦讯记录本上的一些事。从格洛斯特来的警探跟第一对失踪的情侣，布鲁斯·菲利普和朱迪·罗伯兹的朋友的谈话记录。那个警探问了些什么？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对我而言那问题相当奇特。纸牌，朱迪和布鲁斯有玩纸牌的习惯吗？问那个朋友曾在布鲁斯车子里看到过纸牌吗？

    “告诉我有关纸牌的事，艾比。”我说。

    “你对黑桃A熟不熟，知不知道它在越南是怎么个用法？”

    我告诉她，我不知道。

    “当一个美国特种军人要在一次杀戳后做暗示时，他们会把一张黑桃A放在尸体上。事实上，有个制造扑克牌的公司为了这个理由还特别提供这个单位成箱的纸牌。”

    “这跟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我迷糊地问着。

    “这可以连起来。只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黑桃A，而是红心J。在头四件案子里，每一次都在被弃置的车子里找到一张红心J。”

    “你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凯，但我不只是从一个消息来源得知。那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确定的原因。”

    “那么你消息来源之一有没有告诉你在德博拉·哈威的吉普车里是否也找到一张红心J？”

    “找到了这么一张吗？”她懒散地摇动她的饮料。

    “不要跟我玩游戏。”我警告着。

    “我没有。”她看着我的眼睛。“如果在她吉普车里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真的找到这么一张红心J，我则一点也不知情。很显然的，那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那肯定可以把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死亡跟先前四对情侣的事件连在一起。相信我，我很努力在找那条线索。我不确定有，即使有，那又代表什么意思？”

    “这跟联邦调查局有什么关系？”我有些不情愿地问，因为我不确定我想听到她的回答。

    “他们从一开始就相当专注于这些案件，凯，而且那已远远超过普通案件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能涉入的程度。联邦调查局早就知道那张纸牌的存在。当第一对情侣的车子里——仪表盘上——找到一张红心J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然后第二对情侣失踪，发现了另一张纸牌，这回是在驾驶坐旁的座椅上。彭顿·韦斯利知道后，立刻开始掌控全局。他回到格洛斯特郡，告诉当地警探不要对任何人透露有关在车里找到一张红心J的事。他对第二件案子的调查人员做了同样的要求。每次一有遭弃置的车子被人发现，韦斯利就跟负责的警员通电话。”

    她停顿一下，像是要读出我的想法似的研究着我。“我猜我不应该对你的不知道感到惊讶，”她说，“警方要不让你知道在车里发现什么，并不是难事。”

    “对他们来说是不难，”我回答，“但如果纸牌是在尸体上被发现，那就很难说。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瞒过我。”

    即使我听到自己说的话，疑惑仍悄悄地滑进我脑海。警方等了几小时才传唤我到现场，当我到达时，韦斯利已经在那里了，而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尸体已经被触动过，据说是为搜查私人物品。

    “我可以想像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对这个消息秘而不宣，”我继续找理由。“这个细节也许对调查很重要。”

    “我对那样的狗屎借口已经丧失了耐心，”艾比生气地说，“杀手留下一张暗示用纸牌的细节，让我们这样说，只有在那个家伙来自首，说他在每一对情侣车中留下一张纸牌时才会对调查很重要，因为除非他就是那个犯人，否则他不应该会知道，我不认为那会发生。而我不认为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实上表现沉默，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事扰乱了调查。”

    “那是为什么呢？”我不安地问。

    “因为我们不仅讨论着一个连续杀人犯，也不仅是在说有这么一个对情侣有意见的疯子，这件事涉及到政治，一定是这样。”

    静默了一会儿，她叫来女侍。艾比在第二杯饮料送来我们桌上时，接着又啜饮几口后才开口。

    “凯，”她继续说，口气已经平静一些，“当我在里士满时，帕特·哈威愿意跟我谈话，有没有让你感到惊讶？”

    “老实说，是的。”

    “你能想像为什么她同意我的访谈吗？”

    “我想为了要她女儿回来，她会同意任何事的，”我说，“有时公诸媒体会有用。”

    艾比摇头。“当我跟帕特·哈威谈话时，她告诉我很多绝对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的事情。那也不是我和她第一回见面。”

    “我不懂。”我有些震动发抖，而那跟我喝的浓咖啡无关。

    “你晓得她在对抗一些非法慈善机构的运动。”

    “多多少少。”我回答。

    “那些引起她警觉的秘密全都来自于我。”

    “你？”

    “去年，我开始进行一项有关毒品交易的大型调查。当我一路追踪下去，我开始发现很多无法查证的疑点，慢慢的，那些假借慈善名义的机构牵涉进来。帕特·哈威在这里有个公寓，靠近水门。有天晚上，为了在我的报导里取得一些引述的话，我到那里去拜访她，谈话最后变成我们彼此交换意见。我告诉她有关我听到的陈述，看看她是否能证实任何一项议论。就是那样开始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陈述？”

    “譬如说，有关ACtMAD，”艾比说。“有些主张说一些反毒品慈善机构其实只是以其慈善机构为掩饰门面，实际上则以贩毒组织为本质，或在中美洲进行一些非法活动。我告诉她从我认为的可靠消息来源中，我了解每年捐献进来的几百万美元最后都到了像曼纽尔·诺瑞加这种人的口袋里。当然，这是诺瑞加被逮捕前。但是资金现在仍然从ACtMAD和其他所谓的慈善团体里流出，用来收买美国情报员以使海洛因顺利交易，并用于巴拿马机场、海关办公室打通关节，还有远东和美洲其他国家。”

    “然而帕特·哈威在你去她公寓前并不知道这些？”

    “她不知道，凯。我认为她一无所知，她相当震惊愤怒，开始进行调查，然后终于带着一份报告到国会。随之而来的是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职调查，她被委任为顾问，你也许听说了。很显然，她挖掘出很多事实，而今年4月会针对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有些人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包括司法部。”

    我开始了解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牵涉到告密者，”艾比继续说，“缉毒组干员，联邦调查员和中央情报局人员已经对这些告密者追踪调查了好几年。国会一涉入，国会就有权力给予这些告密者特赦令，以交换情报。一旦这些告密者在国会听证会里作证，游戏就宣告结束，因为接下来，司法部就根本无法起诉他们。”

    “那就是说帕特·哈威的努力根本不受司法部的谅解。”

    “那就是说如果她的整个调查失败瓦解，司法部会笑歪了嘴。”

    “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或称‘毒品沙皇’，”我说，“对司法部长来说是个辅助角色，甚有助益的，而司法部长有权指挥联邦调查局缉毒组干员。如果哈威太太跟司法部发生冲突，为什么司法部长不出面？”

    “因为与她有冲突的不是司法部长，凯。她进行的调查会让他获得好名声，也会为白宫带来好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毒品沙皇’正给毒品犯罪一个重击。一般平民老百姓不知道的是，就联邦调查局和缉毒组来说，他们不认为一场国会听证会的结果会带来多大的好处。那仅仅是揭露内幕，揭示这些慈善团体的名称，以及他们从事的活动真相。这样的公布会让像ACtMAD那样的机构消失，但是那些牵涉在里面的人渣坏蛋所遭受的处罚只不过像是在手背上轻轻鞭打了一下。那些警员辛勤努力的成果会付之一炬，因为到最后没有人会被起诉，接受审判。就像关掉了一家非法酒店，两星期后，它会在另一个角落重起炉灶。”

    “我无法把这个跟发生在哈威太太女儿身上的事情联想在一起。”我又说一次。

    “来想想这个吧，如果你和联邦调查局进行不同目的的调查，”艾比说，“而且很可能跟他们发生争战，那你对联邦调查局掌控有关你女儿的失踪案件有什么感想？”

    那绝不会是愉快的感受。“我会感到无助和惊慌，我猜我会很不容易去相信任何人。”

    “你只不过略略触及帕特·哈威感受的表面而已。我想她真的认为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事只是个对付她的手段，也就是德博拉不是偶发犯罪的牺牲者，但她不确定联邦调查局是否牵涉在内——”

    “让我弄清楚，”我阻止她说下去。“你是在暗示帕特·哈威怀疑联邦调查局是她女儿和弗雷德死亡的幕后指使者？”

    “她是真的想过他们涉案的可能性。”

    “你是在告诉我这是你心中的想法？”

    “我是在说一件我相信的事实。”

    “老天爷！”我惊讶地吸了口气，嗫嚅着。

    “我知道这听起来太疯狂。但如果不是这样，那最起码联邦调查局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甚至知道是谁做的，而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变成他们的负担。调查局不要我到处刺探，他们担心我也许不小心翻开了一个石头，发现下面蠕动的东西。”

    “如果真是那样，”我提醒她，“那么在我看来，邮报应该会要提高你的薪水留住你，而不是把你转去搞专栏。我从来就不觉得邮报会轻易屈服于威吓胁迫。”

    “我不是包伯·伍华得，”她苦涩地回答。“我在那儿的时间还不够长，而地方警察报导没什么看头，通常被牺牲掉的都是新手。如果联邦调查局局长或白宫要员想跟报社的头头谈法律诉讼案件或对外策略，我是不会被邀请出席或被告知事情的进度。”

    她也许是对的，我想着。如果艾比在新闻室的表现态度跟眼前一样的话，不会有人愿意跟她打交道。事实上，我现在对她被解除职务已经不如刚开始时那样惊讶了。

    “我很抱歉，艾比，”我说，“也许我可以了解德博拉·哈威的案件有政治因素，但是其他的呢？发生在其他情侣身上的事怎么呀。”

    “凯，”她激动地说，“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可以对老天发誓，有些事情被压了下来，联邦调查局和政府不想让大众知道。你可以留意我的话，即使这些杀戮停止，但如果联邦调查局依然以这种方式行事，这些案件会永远无解。那正是我要起而对抗的，也应该是你要对抗的。”喝完了她的饮料，她又说，“也许只要那些杀戮停止就好了。但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会停止？他们可以现在就叫停吗？”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直率地问。

    “我们在讨论那些无辜死亡的年轻人，而且我信任你，或许我需要一个朋友。”

    “你要继续写那本书？”

    “是的，我只是希望会有最后一章可写。”

    “千万千万小心，艾比。”

    “相信我，”她说，“我知道。”

    当我们离开酒吧时，天色已全黑而且寒冷。我们局促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而我不断地反刍那让我震撼的消息。在开车回里士满的路上我并没有觉得比较安心。我想跟帕特·哈威谈谈，但我不敢。我想跟韦斯利谈谈，但我知道如果他有秘密，也不会对我泄漏，此刻我比以前更不确定我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友谊。

    我一回到家，就打了个电话给马里诺。

    “希尔达·欧兹梅克住在南卡罗来纳的哪里？”我问。

    “怎么了？你在史密森发现了什么？”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一个叫‘6英里’的小镇。”

    “谢谢你。”

    “嘿！你挂断电话之前，介不介意告诉我在华盛顿发生了什么事？”

    “今晚不行，马里诺。如果明天我找不到你，你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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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