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住宅区的艺术剪影让我想起迈阿密的海滩。触目皆是裹着建筑物群的粉红、艳黄和蓝色，搭配着上蜡打光的铜制门环，以及入口处飘扬翻飞的美丽手工旗帜。然而这番视野飨宴却跟天气极不调和，飘下的雨已经转为大片白雪。

    交通一如尖峰时刻般拥挤，我呢，整整绕了两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而那距离我最喜欢的酒铺还得走一段路，幸亏不是太远。我选了四瓶好酒，两瓶红葡萄，两瓶白葡萄。

    我沿着纪念碑大道开着车，一排骑着马的同盟国将军雕像们，朦朦胧胧俯瞰着交通中心，在棉絮般翻飞的雪花中看来有如鬼魅。去年夏天，我每星期固定经过这条路一次，去看安娜，访谈的次数在秋天时减少，到今年冬天完全结束。

    她的办公室就是她的家，一幢可爱的白屋。屋前街道是铺有沥青的圆石路，天黑之后燃烧煤气的街灯就会放出光芒。我像一般病人一样按了门铃通知我的来到，然后自己走进通向等候室的玄关。皮制家具围绕着一张堆满杂志的咖啡桌，一张古老的东方地毯盖住硬木地板。角落上有个装满玩具的盒子，那是她为小病人准备的，另外还有一张接待员的桌子，一个咖啡壶和壁炉。一条长长的门廊通向厨房，那儿煮食物的香味让我想起我没有吃午餐。

    “凯？是你吗？”

    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夹着浓重的德国腔调，伴着活跃的脚步声，安娜出现了。她一面走一面用身上的围裙擦拭着双手，然后给我一个拥抱。

    “你进来后把门锁上了吗？”

    “是的，你知道你应该在最后一个病人离开后锁上门的，安娜。”我过去常常这样提醒她。

    “你是我最后一个病人。”

    我跟着她走到厨房。“你的病人都会给你带酒来吗？”

    “我不允许，而且我不会为他们准备晚餐或跟他们有社交上的往来。为了你，我打破了所有的规则。”

    “是。”我叹着气。“我要怎样回报你呢？”

    “绝对不是以你的专业来回报，我希望。”她把购物袋放到料理台上。

    “我答应我会非常温柔小心。”

    “那时我大概是完全赤裸并且死透了，我才不会在意你有多温柔呢。你是打算把我灌醉，还是你正好遇到大拍卖了？”

    “我忘了问你准备什么晚餐，”我解释，“我不知道是要带红酒还是白酒，为了安全起见，我每种都买两瓶。”

    “那么，下次我再邀请你来晚餐的话，可得提醒我千万不要告诉你我煮了什么。老天爷，凯！”她把酒放在台子上。“这看起来好极了。你要不要现在喝一杯，或者要烈一点的？”

    “当然是烈一些的啰。”

    “跟平常一样？”

    “麻烦你。”看着炉火上正闷煮着什么的大锅子，我说，“我希望这是我想的那个。”安娜调理的辣椒味道棒极了。

    “应该可以让我们暖暖身。我丢进一整罐的绿辣椒和你上回从迈阿密带回来的番茄，我把它们藏了好久。烤箱里有酸奶面包，另外还有凉拌卷心菜。来，先告诉我，你的家人都好吗？”

    “露西突然对男孩和车子产生兴趣，但我不会太担心，除非有一天她对他们的兴趣高过她的电脑。”我说，“我妹妹另一本儿童书下个月出版，而她还是对她应该抚养的孩子一点也不了解。至于我母亲，除了对迈阿密的现状有些抱怨和不安，比如说没有人说英语啦，除此之外，一切都好。”

    “圣诞节你回去了吗？”

    “没有。”

    “你母亲原谅你了吗？”

    “还没有。”我说。

    “我不怪她，家人是应该在圣诞节团聚的。”

    我没有回答。

    “但这还是好的，”她让我惊讶地说，“你不想回迈阿密，所以你不去。我告诉你好多次，女人应该要学着为自己着想，自私一点。所以，也许你正在这么学习着？”

    “我想自私对我而言一直都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安娜。”

    “当你不再为那感到罪恶时，我就知道你痊愈了。”

    “我仍然觉得有罪恶感，所以我猜那是说我还没有痊愈。你对了。”

    “是的，我知道。”

    我看着她打开一瓶酒，让它接触一会儿空气。她上身穿的白棉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上，露出来的前臂跟比她年轻一半的女子一样强壮坚实。我不知道安娜年轻时是什么样子，但她已经将近70岁了，仍然是吸引人的女子，有着一副条顿人的强壮体格，短短灰发和淡蓝色眼睛。她打开一个橱柜，伸手拿出几个瓶子，递给我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然后给自己调了杯曼哈顿。

    “自从我上回看到你到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凯？”我们带着饮料到厨房餐桌上。“那是感恩节之前？当然，我们曾在电话上联络。你对那本书的忧虑？”

    “是的，你知道有关艾比的书，至少知道的跟我一样多，而你也知道这些案件，有关帕特·哈威等等。”我拿出我的香烟。

    “我看过新闻，你看起来还好，但有一点疲倦，也许是太瘦了？”

    “没有人会太瘦的。”我说。

    “我看过你更糟的样子，那是我的重点，所以你能够调适你工作上的压力了？”

    “有些时候的确实比较好。”

    安娜啜饮着她的曼哈顿，若有所思地看着烤炉。“马克呢？”

    “我见过他，”我说，“而且我们一直通着电话。他仍然感觉疑惑、不确定，我猜我也是，所以也许这里没有什么新发展。”

    “你见过他，那是新发展。”

    “我仍然爱着他。”

    “那倒不是新闻。”

    “但是却这么的不容易，安娜，一直都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松手。”

    “因为你们之间的情绪很紧张，你们两人都害怕承诺，都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得到快乐。我注意到报纸上有关你的文章暗示到他。”

    “我知道。”

    “那么？”

    “我还没有告诉他。”

    “我不认为你需要这么做。即使他没有看到报纸，调查局里也一定会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为此烦恼，你会知道的，不是吗？”

    “你是对的，”我说，松了一口气。“我会知道。”

    “你们至少联络过，你比较快乐吗？”

    “我是。”

    “你怀有希望吗？”

    “我愿意继续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回答，“但是我并不确定那会成功。”

    “没有人可以确定任何事的。”

    “那实在是个叫人非常伤心失望的真理，”我说，“我无法确定任何事，我只知道自己的感觉。”

    “那已经比大多数人好多了。”

    “不管大多数人是谁，如果我领先了，那会是另一个叫人伤心的真实。”我承认。

    她起身把面包从炉子里拿出来。我看着她把辣椒填满陶碗，舀出凉拌卷心菜，并倒了酒。我突然记起我带来的文件，于是从手提包里拿出来，把它放到餐桌上。

    安娜对文件视而不见，径自把食物放到桌上，然后坐下来。

    她说：“你要看看她的医疗记录表吗？”

    我认识安娜很久了，知道她不会把她问诊过程的细节记录下来。像我这类职业的人，依法有权看医学记录，而这些文件必要时也得呈缴法院。像安娜这样精明干练的人，是不会把秘密写在纸上的。

    “你能简要说明就好。”我建议。

    “我对她的诊断是有适应不良症。”她说。

    这种回答就像是我说吉尔死于呼吸或心脏停止一样。不管你是被枪击或遭火车碾过，你最后都会因为呼吸停止和心脏不再跳动而死。适应不良的诊断结果只是一个笼统的解释，可以用来作为病人填保险单用，然而这个人的任何病史和问题等有用资料却没有提供一丁点儿实质上的帮助。

    “整个人类群体都有适应不良症。”我对安娜说。

    她微笑。

    “我尊敬你的职业道德，”我说，“而我没有意图要把你认为该保密的部分拿来加在我的报告上。但是对我而言，知道有关吉尔的任何事情，也许可以让我找到一些她遇害真相的线索。能不能让我知道任何关于可能让她陷于危险境地的细节，比如说生活方式等等。”

    “我也很尊敬你的职业道德。”

    “谢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互相恭维对方公正廉洁的开场白，可以把那些公式化的繁文缛节推到一旁，好好说说话了吗？”

    “当然，凯，”她温和地说，“我记得吉尔。要忘记一名特殊病人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个被谋杀的。”

    “她为什么特别？”

    “特别？”她略带忧郁地笑了，“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勤奋的年轻女子，占尽了所有的优势。我曾十分期待跟她会面的时间，如果她不是我的病人，我会很希望以朋友的方式来认识她。”

    “她来看你的时间有多长？”

    “一个星期三次到四次，持续超过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找你，安娜？”我问。“为什么不是在威廉斯堡的人，比较靠近她的住所？”

    “我常有一些病人来自镇外，有人甚至远从费城来。”

    “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看精神科医师。”

    她点头，“很不幸的，很多人都害怕让别人知晓。你会惊讶于有多少人来到这里的办公室，再由后门匆匆离去。”

    我从来就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在看精神科医生，如果不是安娜拒收我的费用，我会以现金的方式付费。我最不想要发生的就是，在员工福利部工作的什么人，不知怎么地拿到我的保险申请，然后将流言谣传散布在健康与人体委员会里。

    “那么很显然的，吉尔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在看精神科医师，”我说，“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她要在里士满的药房买莱勃瑞克斯。”

    “在你跟我联络之前，我不知道她在里士满买药，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她伸手拿酒。

    那辣椒够劲儿，辣得我眼泪直流。但那真是美昧，而且是最成功的一次，而我如实告诉她。然后我向她解释她可能已经猜测到的事。

    “吉尔和她的朋友，伊丽莎白·莫特有可能是被那个谋杀年轻情侣的同一个凶手所残害，”我说，“或至少，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一些因素跟其他案件里的同质性让我关心。”

    “我对你现在牵扯进的那些案件没有兴趣，除非你觉得有必要告诉我。所以我呢，让你问问题，我则尽量回想我所知道的有关吉尔的生活。”

    “为什么她会这么担心别人知道她在看一名精神科医师？她在隐藏什么吗？”我问。

    “吉尔来自肯德基一个显赫家庭，他们的赞同和接纳对她很重要。她在不错的学校就读，成绩很好，又迈向成功律师之途。她的家人很以她为荣。他们不知道……”

    “知道什么？她在看一个精神科医师？”

    “他们不知道那点，”安娜说，“但更重要的，他们不知道她陷入一个同性恋的关系里。”

    “伊丽莎白？”远在我发问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可能性曾闪过我脑海。

    “是的。吉尔和伊丽莎白变成朋友始自吉尔在法律系就读的第一年，然后她们变成恋人。那关系是相当紧张激烈的，也非常困难，充满着冲突。她们都是第一次，至少吉尔是这样告诉我的。你要记得我从来没有见过伊丽莎白，从来没有机会听她那一边的说法。吉尔主动来看我，因为她想要改变。她不要继续同性的恋情，希望治疗能让她回到异性恋状态。”

    “你在她身上看到那种可能性吗？”我问。

    “我不知道最后会发生怎样的事，”安娜说，“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是，根据吉尔对我说的话，她和伊丽莎白的关系相当深厚。我的感觉是伊丽莎白在这场关系里比吉尔来得轻松，吉尔在理智上无法接受，但情感上却丢不开。”

    “她必定非常痛苦。”

    “最后几次和吉尔的谈话中，情形变得更尖锐激烈。她刚完成了法学院的课业，她的将来展现在她眼前。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她开始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问题中煎熬，痉挛性肠炎，我开了莱勃瑞克斯给她。”

    “吉尔是否跟你提到任何点滴，可以让你联想到是谁对她们行凶？”

    “我曾努力回想，并在事情发生后，做过深入的探索研究。当我在报纸上读到那则消息时，简直不能相信，在三天前我才见到吉尔。我无法对你形容我有多专注于她告诉我的所有事。我希望我能想到什么，任何可能帮得上忙的细节。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什么。”

    “她们两人都隐瞒她们的关系？”

    “是的。”

    “有没有男朋友呢，一个吉尔或伊丽莎白偶尔约会的男伴？外在的掩护？”

    “我知道的是，她们没有一个人有那样的约会。所以没有嫉妒的情形，除非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她看了一眼我面前空了的碗。“还要一些吗？”

    “不行了。”

    她起身把碗碟堆放在洗碗机里。有一阵子我们都没有说话。安娜解下围裙，挂在储藏间的钩子上，然后我们捧着我们的酒杯和酒瓶到她的小窝里。

    那是我最喜欢的房间。放满书的书架占了两面墙，第三面墙的中央有向外突出的大型窗户，她可以坐在堆积如山的书桌前往窗外望去，看着含苞待放的花朵，或缤纷雪花在她小小后院里飞舞。通过那扇窗子，我欣赏过泛着柠檬黄色泽的木兰花漫天飘舞的美景，也凭吊着缓缓淡出的秋天最后一抹清丽。我们曾纵情谈着我的家人、我的离婚，以及马克。我们曾讨论着痛苦，曾分享对死亡的看法。我曾经坐在那张披覆着磨损皮革的椅子上，笨拙地让安娜穿梭在我的生活中，就像吉尔·哈灵顿曾经做过的。

    她们俩是恋人。这使她们的事件跟其他的谋杀案连在一起，也使“酒吧里好先生”的理论更加难以置信，我把这点向安娜提出。

    “我同意。”她说。

    “她们最后被人看到是在安佳酒吧，吉尔曾跟你提起过这个地方吗？”

    “没有说出那个名字，但她倒是提到过一个她偶尔会去的酒吧，一个她们两人谈话的地方。有时她们会到偏远的餐厅，人们都不认识她们的地方；有时她们会开车兜风。这些出游通常发生在她们对彼此关系有激烈争执时。”

    “如果那个星期五晚上，她们在安佳酒吧曾进行着那样的谈话，她们也许变得很烦恼，或是感到遭拒而愤怒生气。”我说，“有没有可能吉尔或伊丽莎白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下，跟一个男人搭讪、调情，只为引起对方的反应？”

    “我无法说那不可能，”安娜说，“但是那会让我感到相当惊讶，我从来就不觉得吉尔或伊丽莎白会玩那种把戏。我倒是倾向于猜测当她们在那个晚上围桌而谈时，彼此的交谈太过激烈紧张，使她们无暇注意到周遭的环境，只专注于彼此。”

    “任何观察着她们的人，都很可能听到她们的交谈内容。”

    “那是在公共场所谈论私事的潜在危险，我曾这样提醒吉尔。”

    “如果她那样害怕别人猜疑，为什么她还要冒那种险？”

    “她的决心不够坚强，凯。”安娜伸手拿她的酒，“当她和伊丽莎白单独在一起时，情形很容易就变成亲密行为，拥抱、爱抚、哭泣，根本无法下任何决心。”

    那听起来很熟悉。当马克和我在他的地方或我的处所谈话时，无可避免的，到最后我们一定会上床。然后，我们之中的一个离去，而问题仍悬在那里没有解决。

    “安娜，你曾想过她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跟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有关连吗？”我问。

    “如果真是这样，情况就显得更不寻常。我总是认为一个孤单的女人独自坐在酒吧里，等着别人来搭讪，危险性比较大；而不是两个女人在一起，谁也不想引起任何人注意的状况。”

    “让我们回到她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我说。

    “她们住在同一栋公寓大厦里，但是不住在一起；这虽然不过是个外在掩护，但也很方便。她们可以拥有各自的生活，等到夜深时，在吉尔的公寓里见面，吉尔比较喜欢待在她的屋里。我记得她告诉我，如果她的家人或其他人一直试着在晚上打电话给她，而她老是不在家，一定会引发很多问题。”她略一停顿，思索着。“吉尔和伊丽莎白也有运动习惯，体力相当好。慢跑，我想，但不见得都是一块儿跑。”

    “她们在哪里慢跑？”

    “靠近她们住的地方有个公园，”

    “还有什么吗？剧院、店铺、商场等，她们常去的地方？”

    “没有印象。”

    “你的直觉是什么？当时那直觉告诉你什么？”

    “我觉得吉尔和伊丽莎自在那家酒吧里进行着很紧张、有压力的谈话。她们也许不希望受到打扰，却招致一个闯入者的愤怒怨恨。”

    “然后呢？”

    “很显然的，她们是在那个晚上的某一时刻遇上那名凶手。”

    “你能想像那是怎么发生的吗？”

    “我一直觉得那是她们认识的一个人，或至少很熟悉，所以她们没有理由不去信任他。除非她们是被一个或更多人持枪强迫，不是在酒吧的停车场就是她们去的其他地方。”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在酒吧停车场走向她们，要求搭顺风车到什么地方，说他的车子抛锚……”

    她已经摇着头了。“那跟我对她们的印象不符合，除非是一个她们熟悉的人。”

    “如果那凶手装扮成警察，也许要她们停下车来做例行检查？”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即使是你和我也会对那种情形束手无策。”

    安娜看来累了，所以我谢谢她准备的晚餐和时间，我知道我们的谈话对她而言并不容易。我思忖着，如果我们角色互换，我会怎样。

    在我走进我家大门的数分钟后，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也许没什么意义，”安娜说，“吉尔提到她们俩人都对填字游戏有兴趣，尤其她们想待在家里时，就她们两个，像是星期天早上。也许是细微末节，但那是一个习惯，她们一块儿做的事。”

    “书上的填字游戏？或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我不知道。但吉尔有阅读不同报纸的习惯，凯。她通常带着什么东西在等待交谈的时间里阅读，《华尔街日报》或《华盛顿邮报》。”

    我再次谢谢她，说下次换我准备晚餐。然后我打电话给马里诺。

    “8年前有两个女人在詹姆士市被谋杀，”我直接说到重点，“那里面可能与现在的案子有关连。你知道那边的蒙塔纳警探吗？”

    “我见过他。”

    “我们必须跟他见面，重读那些案件。他能对得住自己的嘴巴吗？”

    “鬼才知道。”马里诺说。

    蒙塔纳看起来就跟他的名字一样，高大，瘦削，漾漾的蓝眼珠镶在一张粗犷、老实的脸面，上面覆盖着灰色浓发。他有弗吉尼亚本地人的腔调，说话时习惯撒上“是的，小姐”等来调味。第二天下午，他，马里诺和我在我家聚会，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保证会谈隐密且不受外界打扰。

    蒙塔纳肯定是把他一年度的照相预算全花在吉尔和伊丽莎白的案件上了，因为在我厨房餐桌上堆满了照片，有她们在现场的尸体，被弃置在棕榈叶汽车旅馆的德国福斯汽车，安佳酒吧，以及叫人讶异的，两名女子公寓的每一个房间的照片，包括食品室和橱柜。他有一个公事包，鼓鼓地装满着笔记、地图、访谈记录、图表、证据细目、电话日志等。这实在说明了在其辖区内几乎没有谋杀案件发生的典型行为。像这样的案件在他们职业生涯里，顶多碰上一两件，他们于是小心地，几乎是拘泥于细节地处理。

    “墓园就在教堂旁边。”他把一张照片移到我近旁。

    “它看来相当古老。”我说，赞叹着经年累月暴露在风雨阳光下的砖墙和石板。

    “它是，也不是。原先建筑于18世纪，一直没有问题，直到大约20年前，因为装置在里面的电线失火造成损毁。我记得看到冲天烟雾，当时我正值勤巡逻，还以为是我邻居的农仓失火。一些史迹团体对它发生了兴趣，复建的条件是从里到外都跟以前一样。”

    “你从这第二条路过去——”他敲着另一张照片，“从60号公路转向西边不到两英里，距安佳酒吧西边大约4英里，那是两个女孩最后被人看见的地方。”

    “谁发现尸体的？”马里诺问，眼睛徘徊在散开的照片上。

    “一个在教堂工作的管理员。他星期六早上过去打扫，为礼拜天做准备。他说一到教堂就看见草丛里有两个看来像是睡着的人，躺在距墓园铁门大约20英尺处，从教堂的停车场可以看到尸体，看起来，那个下手的人一点都不关心是不是有人会发现尸体。”

    “那是不是说星期五晚上教堂没有活动？”我问。

    “是的，小姐，教堂锁得严严密密的，没有进行什么活动。”

    “那间教堂会不会曾在礼拜五办活动呢？”

    “偶尔会。有时青年团体在星期五晚上聚会，有时唱诗班会来练习，类似那样的事。重点是，如果依事先选择这个墓园作为谋杀的场所，实在说不通，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确定教堂那天会不会有人，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不是。因此我猜测这桩谋杀案是随机的，是那女孩们遇到了某人，也许就在酒吧里。这里面没有什么让我以为这谋杀事前经过小心的策划。”

    “凶手持有武器，”我提醒蒙塔纳，“他有一把刀和一只手枪。”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携带刀子、枪枝，放在他们车里甚至随身携带。”他平铺直叙地说。

    我拾起现场拍摄的尸体照片，开始小心仔细地研究着。

    两名女子距离彼此不到一码远，躺在两块倾斜的花岗石墓碑间的草丛里。伊丽莎白的脸朝下，双腿微微张开，左手在她肚子下，右手在身侧直直放着，瘦削，短棕发，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套头毛衣，在脖子处有深红血迹。另一张照片，她的尸体被转过来，毛衣前面像是浸泡在血液里一样，眼睛呈现死人空洞的瞪视。她喉咙上的刀割不深，颈部的枪伤没有立即使她失去行动力，我记得她的解剖报告说，致她于死地的，是她胸前的刺戳伤口。

    吉尔的创伤更支离破碎。她仰面躺着，脸上满是干渍成条的血痕，我根本无法看出她生前的样子，只注意到她梳着短黑发，有挺直漂亮的鼻子。跟她同伴一样，她也是瘦长型的，穿着牛仔裤，一件淡黄色棉质衬衫，满是血迹，没有扎进裤腰内，腰间处遭撕裂，暴露着比她同伴多数倍的刺戳伤口，有一些直刺穿过她的胸罩。她前臂和双手间有很深的刀痕。她喉咙上的刀痕很浅，也许是在她已经死去或几乎死去时割出来的。

    这些照片因为一项关键性的因素而变得价值非凡。它们揭诸了一件事，一件我无法从这个案件的档案资料中看出来的，不管是报纸简报或调查报告。

    我看了马里诺一眼，我们的眼光相遇。

    我转向蒙塔纳。“她们的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