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进门就问。
“心、肺、脾、胆与肝。”
“因为,”我平静地解释,“我办公室的资料很敏感,市政府与州政府里的大官对部分资料流落到报社那里十分关切。有些人担心那些资料可能是从我办公室的电脑泄露出去的。”
她没有反应。
我的想法是露西会以为我拿去修理了,说不定她根本不会发现。昨天晚上她完全没有提到调制解调器不见了,但我注意到她没看我放的录像带,她在看我,眼睛流露出受伤的神情。
“我贴标签时通常并不戴手套。”我喃喃道,“手套上都是血,通常是这样。”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我一时惊住了,我不记得有人说他恨我,即便他真的恨我。
柏莎开始摇头。“很槽,凯医生。那小孩。噢!不知道怎么搞的。她今天很坏。”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你说,为什么你唯一的妹妹碰到这个只在电话里交谈过的作家,就突然在机场打电话给她母亲,说她要去内华达州结婚?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女儿会做出这样的事,真让人以为她的脑子都是糨糊……”
“温格,”我一面开始照相,一面疲倦地说,“你最好不要乱想。”
我摇摇头。
“噢。”她皱皱眉,“我敢打睹鲍尔斯先生在生你的气。”
“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我背对着露西,压低声音问。
我没有第二次机会重新采证。洛丽的样本已由信差送到纽约的检验室,她经化学药品处理过的尸体已在星期二下葬。要起出她的尸体根本免谈,而且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反而会耸动视听,引起大众好奇。每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
“我们再试一次。”她回答。
马里诺说:“你在这个采证袋上贴标签,那么你的指纹应该就在上面,对不对?”
“我有个可笑的想法,大夫。”他停下来说道。他脸色凝重,目光转到台面的玻璃片与滤纸上。
我打电话给罗丝,要她开启我桌子的抽屉,打开洛丽·彼得森的卷宗。
“有人会提出疑问。”我悲惨地说。
她的下唇颤抖着,好像我打了她。“我从来没说你是,也不想要你当我妈!我恨你!”
她仍旧像尊雕像动也不动。我伸出手臂抱住她。
“噢,啊,”我起身时露西想起些什么,“你回家前外婆打过电话,打了两次。”
“最近的案子。”
她停了一会儿。“我确定,只有五个。”
“我不是你妈!”
“是,”我低声说,“全是女人。”
正当马里诺捧腹大笑时,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州警到了。
那标签!我想起来了。洛丽经解剖后,有些标签没用到,剩下的标签归在她案子的卷宗里。除了我,还有埃伯格、坦纳与比尔曾经看过她的档案。
他看了手表一眼,轻轻推着我进入走廊。
我明天要把她送回这样的家?我开始教她有关手枪的常识,告诉她手枪不是玩具,会伤人的。此时电话铃响了。
我仿佛看到她就在我面前,像往常一样坐在床上,背后垫了好几个枕头,电视开在低声。我的发色遗传自父亲,我母亲却是深黑发,现已变白的头发柔和地衬托出她的圆脸,厚厚的眼镜遮住了一双棕色的大眼睛。
露西没心情再喝奶昔。她咬住下唇,静坐不动,眼睛向下瞪着桌面。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我不知道。”
我的直觉到此为止,再试着往下想,脑子就一片空白。那些发光的物质会引导我们找到他住的地方吗?这会与他的职业或喜欢的休闲娱乐有关,使他得以接触他的猎物?或者会更奇怪,遗留下来的物质其实是从那些女人身上来的?
她终于正视我,她眼睛里的愤怒让我震惊。“我就知道!”她恶毒地笑,“而且你也希望我不在这里,免得碍着你们。哼,我才不在乎。妈妈和她的男友还不是照睡他们的觉,我才懒得理。”
她仍像石头一样沉默。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恨我。”
他受伤的眼神转向马里诺,马里诺不撩拨他绝不罢手。可怜的温格。那些在粗暴环境中讨生活的警察大都受不了他。他从不觉得他们的笑话有什么好笑,对他们的辉煌战绩也不感兴趣,更明白地说,他与众不同。
他耸耸肩。“我只是建议你考虑所有可能性。”
“她留着幸运签,因为那张签对她有某种意义,带给她希望。说不定这就是她昨晚去酒吧的原因。她在寻找能携手共度一生的人,或等待改变她一生的事发生。结果却是有人酒醉驾车撞上她,将她拖了五十英尺到沟里。”
“我只是很累。”我又用了这一招。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他走向柜子,拿出一瓶瓶消毒剂、破布和一些清洁用品,然后戴上耳机,打开挂在罩袍腰际的录音机,立刻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
我妹妹怎么可以对露西做出这种事?这次我一定不会原谅她。她嫁给阿曼已经够糟了,当时她刚满十八岁。我们警告她,想尽办法劝她。他只能算勉强会说英语,老到可以做她父亲,而且我们觉得他的财富、奔驰车、劳力士金表与海边的别墅都很可疑。像很多神秘出现在迈阿密的人一样,他的奢华做派没有合理的解释。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这句话似乎引起了她的警觉。
温格太敏感了,我有时会为他担心。他对被害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碰到异常残忍的案子时,他常忍不住哭泣。
我呆呆地起身再去倒酒。她当然不恨我。小孩常常说那样的话,但他们并不是当真的。我试着回想,我从来没有告诉母亲我恨她,但我想我是偷偷恨她,至少小时候如此,因为那些谎言。在我失去父亲的同时,我也失去了她。她全副心思都放在他的垂死和疾病上,多萝茜与我没有得到她的关爱。
我父亲有慢性淋巴性白血病,我上小学之前就已确诊。但一直到我十二岁,他的病情到了第三阶段的贫血时,我才知道他快死了。
这一定是个错误。
我可没有问她。
“拜托你了。”我深吸一口气。
我做的事完全合乎逻辑。如果侵入我办公室电脑的人居然是露西,我把调制解调器拿走后她就不可能再做,而我也不需要当面指出来,弄得很难堪,给这次来访留下不美好的回忆。反过来说,如果侵入的情形再次发生,那就可以证明不是露西干的。
八点半时我们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她拿着调羹搅奶昔,我在喝一杯我亟需的威士忌。她的态度完全变了,这让我觉得不安,我的神经越来越紧张。
“嗯,斯卡佩塔医生,”他清了清喉咙,说,“这个在冰箱里。”
我点点头。
我手腕上都是血,忍住气低声说:“别理他,温格。”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他随着我惊恐的目光转向街道。一辆汽车的大灯照亮了前门,但随即关掉。这辆陌生的车先是突然停住,现在又加速后退,低吼的引擎声划破寂静。
“嗯。”她在思考,“让我们看看会显示什么。”她依次把每个玻片放在显微镜下。长长的沉默后,她说:“我们有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精子。”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一组,是不是?我能发誓吗?上星期六已经是遥远的记忆,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的每一个动作。
“全是女人?”
“你确定没有一个是贴在采证袋外面的?”
“什么?”我问,好像他疯了,“别人?”
贝蒂跟我同时望向门口,马里诺走了进来。
话虽如此,但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理性为基础,就像玫瑰不是用辩论来灌溉。我知道,隐藏在知识与理性之下的,是一颗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以保护自己的心。
我们两人都僵坐不动。
我开车回家时,一轮明月挂在树梢。
“你当然累了。”她开始了,“你整天都在工作。那些里士满的恐怖案子,昨天也上了
温格不像那些人。温格只是温格。
我想不出要怎么说会听起来好一点。“你妈妈要离开一阵子,露西。她刚和布兰克先生结婚,他是着她的书画插画的……”
我麻木地瞪着他。
“你不是这个意思,露西。”我拉平她下巴下印着雏菊的衣领,“你可以留下来同我住一段时间。这不是很好吗?”
“里面没有棉花棒,对吗?”她问。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啜了口酒。“我不确定那个人是否看到了任何重要资料,但如果我知道是怎么发生的,是谁做的,我会放心很多。”
他走到我的桌旁来时,耳机像衣领一般挂在脖子上,一脸迷惑不安。他手上拿着装着证据的硬纸夹。
在我会意之前,一种可能有事发生的感觉流遍全身。
我突然打断她。“多萝茜好不好?”
“我不认为你会做坏事,露西。如果你进入我办公室的电脑,我知道你不是要做坏事。我不会因为你的好奇而怪你。”
我放下手术刀,顿时觉得胃部抽紧。硬纸夹上的标签印着洛丽·彼得森案子的号码、名字、验尸日期——但她所有的证据我在四天前就已交出。
“我看看。五个。”
接下来是一连串问话,看我有没有好好吃,睡眠充不充分。
“上帝!”我闷哼一声。
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露西僵硬地坐在床边,瞪着地板。
我无法忍受,今天更不成。即使我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般干练,我妈还是把我当成五岁小孩,呆头呆脑地不知道如何应付雨天。
这些玻片上的样本不是洛丽·彼得森的。不可能。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凯,你可以送她回来,我们再作打算。”她甜甜地说,“真的,她好希望去啊!最近她开口闭口都在说这个。她好喜欢你,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英雄崇拜。”
“你就是看起来生病了。”
以往这样的夜晚会令我觉得很迷人,但现在只让我不安。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回来了,“标签还在。”
她继续。
“他们目前在内华达……”
说不定这是每个被害人家里都有的东西,甚至来自她们身上或工作场所,也可能来自每个女人向他购买的东西。天知道到底来自何方。我们不能检验房子中、办公室里或被害人常去地方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
车子在树后转头,飞快离去,辗得路上的砂石噼啪作响。
“有人要来?”比尔瞪着黑暗,低声问。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他没有解释,也没这必要。
“如果她戴了手套就不会有指纹。”贝蒂说,她一脸愁容地旁观。
她搅动奶昔,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她高兴地宣称:“我知道你藏起来了。你瞒不过我,姨妈,我看到在你的衣柜里。柏莎做午饭时我找到了。它跟你的点三八口径的枪放在衣柜同一层。”
“我想我看起来很忧虑的原因是我确实在担忧。露西,你看,有人侵入了我的电脑。”
她连和我吵架的兴致都没了,我不在家所引发的愤怒与不满也消失无踪。我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即使告诉她比尔可能有时间过来跟她说声晚安也毫无效果。她兴致全无,一动不动,完全没有反应。她根本看都不看我一眼。
车还没停稳,柏莎便打开了前门。她站在门前刺眼的灯光下,手搭在臀部,手腕上钩着皮包。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急着要走。我不敢想象露西今天的表现。
在她检查的时候,我试着回忆。应该有六个或七个剩下来的标签。这并不表示我没有采集很多样本,而是我采了太多……比平常几乎多出一倍。我用电脑印出了两份标签。剩下的标签应该是标示心、肺、肾脏和其他内脏,另外还多了一个可以贴在采证袋的外面。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有多少?”
那女人的头骨破了,仅此而已。她的死因是多重骨盆挫伤,她的骨盆受到剧烈伤害,她皮肤上可以看到那部车子散热器护栅的痕迹。撞她的不是跑车那类底盘很低的车子,很可能是辆卡车。
一点反应也没有。那洼湿湿的小痕迹在折磨着我。虽然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会出现反应,但我还是继续瞪着,好像我可以凭意志力让它们起反应,以证实有精子的存在。我真希望相信这是多出来的一组样本,而我的确采集了两组洛丽的证据,只是不记得了。除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外,我愿意相信任何事。
贝蒂面无表情的脸告诉我她也在担忧,只是尽量不表现出来。
“露西!”我严厉地说,“立刻停止!”
我正要对马里诺大发脾气,他的声音便被电锯的巨响掩盖。温格开始切开那死去女人的头骨,一团骨头粉末扰人地散布在空中,马里诺与那个州警立即撤到房间的另一头,在那里,里士满最新枪杀案的被害人正由法医解剖着。
“是的。因为我很爱你,露西。”我说,我想这是我第一次这样明白地告诉她,“我不想伤害你,就像你也不想伤害我。我很抱歉。”
“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其实笨到极点。
她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很奇怪,她似乎因此而心情好转,她几乎很快乐地问:“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做了坏事,你会伤心?”好像这样给了她某种她渴求的权利。
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会做完它。”我随口答道,开始重新测量肠系膜上的一个大洞。
她再度试着安慰我。“我从凶手体液中分离出来的液体与洛丽的血液样本一致。你不需要担心。我一点也不怀疑第一次送来的证据……”
我不知道应如何反应。我不能骗她,但如果说真话,就等于承认我不完全信任她。
她双目紧闭,脸孔转向墙壁。
“妈妈累的时候,看起来并不像在生病。”她好像在控诉我,“只有当她跟罗夫吵架时才会像生病。我恨罗夫,他是个笨瓜。他来家里的时候,我要他折纸,因为我知道他不会。他是个蠢蛋、屎头。”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茂密的枝叶在路边投射出移动的黑影,掺杂云母碎石的路面在我的车前灯下反射出点点光芒。空气清新且温暖宜人,是打开车顶或车窗的最好时候。但我的车门却上了锁,车窗紧闭,空调调在微风。
电锯声戛然而止,温格将头盖骨拿走,我停下来迅速检查了她的脑子。没有脑溢血……
“贴什么的?”
她安静地等待。
我没因为她说脏话而责备她,我一句话也没说。
“什么资料?”她问。
“为什么要去内华达州?”我愚蠢地问。
“你怎么知道那是把点三八?”我脱口而出。
“我不觉得。”
该死的多萝茜。她熟悉我的工作,知道我工作的压力有多大。由于这些案子,我对露西来我这里很迟疑,这点她也很清楚!只不过计划早已确定,而且多萝茜很迷人地说服了我。
“我是拿走了调制解调器,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我决定实话实说,“是我不对,我应该直接问你。但也许我感到伤心,因为你可能破坏了我们间的信任。”
“我不认识什么罗夫。”
椅子往后一翻,跌落在墙边。她挣开我,奔进她的房间。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我以几近颤抖的声音告诉她:“我们那天有六个案子,贝蒂。其中三个需要采证,都可能是强奸。”
现在她是我最不想与之交谈的人。不论我多么善于隐藏情绪,她总是能立刻道破,而且紧逼不放。
“你在冰箱里发现的?”
“你可以从这里接手吗?”他愤怒地冲洗他戴着手套、血淋淋的双手。
温格的身体线条柔软,黑发贴在脑袋两侧,顶端头发有如凤凰鹦鹉的羽毛,末端则有一截发尾卷在脖颈处。整体而言,他精致英俊,看起来像是那种穿着名牌服饰、脚着欧式软皮皮鞋的模特儿,就连他自己购买、亲自动手清洗的深蓝罩袍也很有风格。他不和女人调笑,也不在乎女人指挥他做事,更不像对我检验袍或套装下的身材有任何兴趣,有几次我在更衣室换衣服,他不巧走了进来,我却依然很自在,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
我闷哼了一声。
“温格,”我恼怒地说,“他的名字是温格!”
律师会乐歪嘴。上帝!他们一定高兴死了。他们会激起陪审团的疑心,让他们怀疑所有样本,甚至怀疑试管里装的是不是洛丽的血液。他们会质疑所有送到纽约作DNA检验的样本。谁能保证那不是从其他尸体上采来的?
她还是没说什么。
我记起了童年。母亲坐在我床边回答有关父亲的问题,我多痛恨她和我玩这种游戏:首先因为有只“虫子”进入他的“血液”,所以他常常生病;或他必须忍受“某些有色人种”或“古巴人”带着疾病到他的杂货店;或“他工作太累,所以累垮了”。全部都是谎言。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怎么可能?这人必须进入解剖室,还得用到冰箱。而且这档案上有标签……”
“我打赌一定是。他生气是因为我在这里——”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嗨,这就是所谓的福特车近距离接触……”马里诺大声喧哗。
我慢慢摇头。
“所以,”她追问道,“你和罗夫吵架了?”
我在这地方看遍了各种极为恶劣的例子,因此太容易有刻板印象。譬如身披假乳义臀的人妖,因忌妒的怒火而谋杀情人的同性恋者,在公园、游戏厅游荡,结果却遭厌恶同性恋的老粗举刀猛劈的年轻男妓,那种身上有下流刺青,在监狱里奸淫遍了所有两腿动物的囚犯,以及那种在同性恋浴室和酒吧荒淫纵欲,也不管谁会染上艾滋病的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阴郁地说:“所以调制解调器才会不见了,对不对,姨妈?你拿走了,因为你认为我做了坏事。”
“那个被杀的女医生?”
“你怎么知道?我回家后你还没看过我一眼。”
“你好像很沮丧。”我们还没说两句,她就这样说。
温格满脸通红,愤愤地把电锯的插头戳进垂挂在钢桌边缘的黄色线圈。
没等他按门铃我便打开了门。
我只有再逼一步。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拿出滴管,开始熟练地在滤纸上滴磷酸萘,再滴快蓝B盐。我们瞪着滤纸,等待它们变成紫色。
“噢。”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没关系。”
“露西!别胡说。比尔很喜欢你。”
“露西……”我发出警告声。
“是的。”
“让我带这组证据到范德那里去。说不定是你把它留在冰箱,但也许不是你。”
“什么?”我母亲大声说道,“这像什么话?她居然敢告诉她妈妈这种事!噢!她的老毛病又来了,凯!他的年纪是她的两倍!阿曼也差不多大,你看发生了什么事!露西还没大到可以骑脚踏车,他就在游泳池边死了。”
如果几个月前他来求职时,我对他的性倾向有一点好奇,说不定我不会雇用他。这点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事。
马里诺不论什么时候来法医办公室,总不忘找温格麻烦。温格是我见过最好的解剖技师,但也是最脆弱的一个。
我欺骗了露西。我也心有所属,只不过不是为了垂死的人,而是那些已死去的人。每一天我都为公理而战,但对一个觉得没人疼爱的小女孩来说,公理在哪里?上帝,露西并不恨我,但如果她真恨我,或许我也不能怪她。我回到桌边,小心翼翼地提出那个本不想碰的话题。
她迟疑了一下。“嗯,我就是为这个打电话给你。”
她被迫下结论。“那么,这些不像是从洛丽的案子来的。”她停了一下,“当然,我会尽力去分类,看有没有别的因素。”
我们欺骗小孩,虽然我们在他们的年纪时就已经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谎言,但我们还是照骗不误。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露西,她像成人一样敏锐。
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使她平静下来。我挂上电话,准备面对残局。
解剖室锁起来了,但冷冻室并没有。我们必须让它开着,以便下班后,殡仪馆与急救人员可以把尸体送来。冷冻室有两扇门,一扇对着走廊,一扇可以进入解剖室。他们之间有人从冷冻室进入了解剖室?在第一张桌子旁的架子上有一堆采证袋,温格总是把它放满,供应齐全。
白天看到的景象如月光般还在我的眼前。它们跟定我,不让我走。我看遍那四幢在不同区域的房子,每幢房子都不起眼。他怎么选的?为什么?我确信这绝不是随机发生的,这些案子一定有相关之处。我不断思索那些存在于尸体上的发亮物质。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坚信那些发光的物质联结起了他与被害人。
“里面应该有些证据标签。”我告诉罗丝。
“我忍不住……”
今早的案子显示了人生残酷的讽刺。昨晚有个年轻女人去了邻县的一个乡下酒吧,凌晨两点左右步行回家,一辆车撞上了她,之后继续向前行驶。州警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发现她的钱包里有张幸运签,上面预告着:“将发生会改变你一生境遇的事。”
马里诺平板地继续:“哦,所以你并没有戴手套,而文蛤……”
“露西,”我艰难地开口,胃像拳头般揪成一团,我觉得自己快病倒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说的是我不像你母亲,明白吗?我们非常不同,一向都没什么相同的地方。但这并不表示我不关心你。”
在又一次家庭危机中送露西回家是不可能的。每当多萝茜非得出城去参加编辑会议,从事资料收集,或去参加那些她一去就流连忘返的演讲时,露西就得延后回她母亲那里。她不得不留在外祖母家,直到那游荡的作家终于回家。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容忍了她这种行为,所以她越来越不负责任,或许连露西也接受了。但私奔?上帝!
“没有,”我回答,“就只有这个装了玻片标本的硬纸夹。温格就只发现了这个。”
“就只这些?”
“噢,”他顽皮地轻声回道,“真是太不幸了,看来我不值得她等待——”
我对待成人可以粗率直接,无所顾忌,但我不习惯这样对小孩。我没有问她电脑遭入侵的问题,连提都没提。星期一晚上比尔离开我家后,我便把调制解调器收起来,藏到楼上衣橱里。
“哈!他生气了,因为我在这里,他就不能做那件事。”
“因为安迪也有一把。他是罗夫之前那一个。安迪的点三八挂在腰带上,就在这里。”她指指腰部,“他有间当铺,所以总是带把枪。他给我看他的枪,还告诉我怎么用。不过他先拿走所有的子弹,然后让我打电视。砰!砰!好神噢!砰!砰!”她的手指射向冰箱,“我比较喜欢他,但妈妈大概对他厌倦了。”
“露西睡了。”我轻轻说。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管他叫什么。”马里诺转身就走,“我是说你的手碰了采证袋,所以你的指纹会在上面。”他从走廊加了一句,“但其他人的指纹说不定不该在上面。”
“如果有记者侵入,比如说——”
“说不定她在寻找引擎盖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