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竭尽全力，”里甘的话听起来好像反复排练过一样，俨然我昏迷期间他一直守在我床边寸步不离、准备他的演讲似的，“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起初我们不敢肯定有个孩子失踪了。尽管我们在那里错失了宝贵的时间，但我们眼下已采取了弥补措施。塔拉的照片已被送到警署、机场、公路收费站、汽车和火车站——100英里半径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地方。我们已查阅了类似的绑架案背景资料，看看能否找到某种规律或嫌疑人。”

    “12天，”我重复说。

    “我们追踪了你所有的电话——住宅电话，办公电话，手机……”

    “为什么？”

    “万一有人打电话索取赎金，”他说。

    “有这样的电话吗？”

    “还没有，没有。”

    我的脑袋耷拉到枕头上。12天，我在这张床上已躺了12天，而我的小女儿却被……我不敢想下去。

    里甘搔了搔他的胡子。“你记得那犬早上塔拉穿什么衣服吗？”

    我记得。早晨我已经养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早早起床，踮着脚尖走到塔拉的婴儿床边，俯视着她。婴儿带来的并不都是快乐，这我知道。我知道时不时地会令人头昏意倦地烦躁不已。我知道有些夜晚她的哭叫会像奶酪磨碎机一样折磨着我的神经末梢。虽然我不想赞美有婴儿的生活，但是我喜欢这套新的晨起模式。俯视着塔拉小小的身体使我精神倍增，还不止这样，我估计这种做法是沉醉的一种形式。有些人会沉醉于教堂。而我呢，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么老套——我沉醉于那张婴儿床。

    “一件黑企鹅图案的粉色连体衣，”我说。“莫妮卡在婴儿用品店买的。”

    他草草记下来。“那莫妮卡呢？”

    “她什么？”

    他又埋头看着便笺簿。“她当时的穿着呢？”

    “牛仔裤，”我说着，想起了牛仔裤套上莫妮卡臀部的情景，“和一件红色的外套。”

    里甘又草草记了些东西。

    我说：“有——我是说你们有什么线索吗？”

    “我们仍在全方位调查。”

    “我问的不是这个。”

    里甘只是看着我。他的凝视里蕴含着太多的凝重感。我的女儿，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外边，整整12天了。我想到她的眼睛，只有为人父母才能看到的那种温暖的光芒，我说了句蠢话。“她还活着。”

    里甘歪着头，像只听到什么新动静的小狗。

    “不要灰心，”我说。

    “不会的。”他还是那种好奇的神色。“我不过是……你当上父亲了吗，里甘侦探？”

    “两个女儿，”他说。

    “我这话挺蠢的，不过我知道。”这种感觉跟塔拉出生时我知道生活将从此改变的那种感觉一样。“我知道了，”我又说了一遍。

    他没有回答。我意识到刚才的话可笑得很，特别是当这话出自一个嘲笑超感知觉——或者叫超自然，或者叫奇迹——的人的嘴巴时。我知道这种“感觉”仅仅出自一种需要。人如果太想相信一件事，他的大脑就会把眼前所见重新组织。但我紧紧地抓住了它。不论对错，它就像我的一根救命稻草。

    “我们需要从你这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里甘说。“关于你，你的妻子，朋友，财产状况……”

    “以后再说吧。”又是赫勒医生。她走上前来，好像要把我挡在他的视线之外。她的声音很坚决。“他需要休息。”

    “不，就现在，”我对她说着，把O型定位仪抬高一个刻度，以超过她的高度。“我们得找到我的女儿。”

    莫妮卡被埋葬在她父亲庄园里的波特曼家族墓地里。当然，我没有赶上参加她的葬礼。我不知道对此感受如何，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坦然面对自己时，我对妻子的感觉一直是没有头绪。莫妮卡拥有那种高贵的美丽，过于完美的颧骨，丝缎一样的笔直黑发，羞羞答答的牙关紧闭症既令人烦恼，又让人兴奋。我们的婚姻是传统式的——由媒人牵线搭桥。嗬，这样说未免夸大其词了点。莫妮卡怀孕了，而我犹豫不决。是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把我赶进了婚姻的牧场。

    我从卡森·波特曼那里听说了葬礼的细节。卡森是莫妮卡的叔叔，也是她家族里惟一与我们保持联系的人。莫妮卡非常敬爱他。卡森坐在我的病床边，双手合拢放在膝盖上。他的模样非常像你所偏爱的大学教授，戴着厚厚的眼镜，穿着几乎要掉下来的斜纹软呢外套，一头极其蓬松茂密的艾伯特，爱因斯坦加唐金式长发。他用悲伤的男中音告诉我，莫妮卡的父亲埃德加确信我妻子的葬礼是一件“小型而精致的事情”，说这话时他棕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

    这事嘛，我一点都不怀疑。起码是个小型的。

    接下来的几天，不少我家这边的人纷纷来医院探望我。我的母亲——人们都叫她霍尼——每天上午都风风火火地闯进我的房间，好像有燃料推动她一样。她穿着雪白的锐步运动鞋，蓝色的运动服上镶着金边，俨然一副圣路易斯公羊队教练的样子。尽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染色过度，发质受损，并且她身上总是散发出刚抽过烟的气息。母亲的这身打扮无助于掩盖她失去惟一孙女的痛苦。她的精力令人吃惊，日复一日地守在我床边，努力表现出不间歇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一点好极了，似乎她歇斯底里部分是为了我一样。因而，她的这种感情进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我静下心来。

    尽管房间里热得几乎跟超新星一样，尽管我不断抗议，睡觉时母亲总要额外给我再盖一条继子。有一次我醒了过来——浑身都汗淋淋的，这很自然——听到母亲在向那个戴护士帽的黑人护士讲述我以前在圣伊莉莎白医院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只有7岁。

    “他感染了沙门菌，”霍尼宣布，好像在用耳语密谋一样，嗓音只比手提式扩音器大一点点。“你可从来没闻过那样的腹泻，几乎是喷射而出，真的，连墙纸里都渗进了臭气。”

    “他现在也不是十全十美啊，”护士回答说。

    两个女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苏醒后的第二天，当我睡醒时，母亲正站在我床边。

    “记得这个吗？”她问。她手里拿着一个“爱发牢騷的奥斯卡”，是我以前感染沙门菌时有人送给我的，绿漆已经褪色。她看着护士，“这是马克的奧斯卡，”她解释着。

    “妈，”我说。

    她的注意力又转回到我身上。今天她的眉毛膏涂得浓了些，连皱纹里都是膏膏粉粉的。“那时奥斯卡一直陪着你，记得吗？他使你病情好多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往事如潮，宛如眼前。我是因为吃生鸡蛋而感染沙门菌的。为了增加蛋白质，父亲以前总是喜欢把生鸡蛋放进泡沫牛奶里。记得当我刚一得知我得整夜待在医院里时，我吓得要死。父亲不久前打网球时崴了他那阿喀琉斯的跟腱，脚上打了石膏，时时作痛。可是当他看到我吓成那个样子时，便一如既往地牺牲自己。他白天在工厂里工作一整天，晚上就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陪我一整夜。我在圣伊莉莎白医院待了10天，父亲在那把椅子上睡了10天。

    母亲突然转过身去，我知道她也想起了这事。护士赶紧找借口离开了。我把一只手放到母亲的背上。她没有挪身，但我能感到她在颤抖。她目光向下凝视着握在手里的褪色的奥斯卡。我慢慢地把它从她手里拿过来。

    “谢谢，”我说。

    母亲拭了拭泪水。我知道，爸爸这次不会到医院来了，而且我相信母亲已经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至于他是否明白，就无从知晓了。父亲41岁那年第一次中风，也就是陪我在医院度过那些夜晚之后的第二年，我当时8岁。

    我还有个妹妹，名叫斯泰西，她不是个“物质浪费者”（这样说政治上更为合适），就是个“疯子”（这样说更精确一些）。我有时看看父亲中风前拍的那些老照片，照片上是年轻而自信的四口之家、毛发蓬松的狗、修剪齐整的草坪、篮球网框和堆满煤块的野餐烤肉架。我在妹妹没有门牙的微笑中寻找着未来的暗示，她那阴暗的自我，自暴自弃的感觉，但我没有看出来。尽管我们依然拥有那栋房子，可是它就像一个魅力不再的电影道具。父亲依然活着，可是自他一倒下，一切都像汉普蒂·邓普蒂一样土崩瓦解了。特别是斯泰西。

    斯泰西没有来探望我，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不过无论她现在做什么，都不足为奇。

    最后，母亲转身面对着我。我紧紧地握住那个褪色的奥斯卡，这时一个新念头撞击着我：又只剩我们俩了。爸爸基本上成了植物人，斯泰西形同行尸走肉。我探身握住母亲的手，感受着温暖和她最近日渐变厚的皮肤。我们就这样一直待着，直到房门打开。还是那个护士弓着身子走了进来。母亲直起身说：“马克也喜欢玩具娃娃。”

    “电影人物，”我马上纠正她的话。“他们是电影人物，不是玩具娃娃。”

    我最好的朋友伦尼及其妻子谢里尔每天也都来医院探视我。伦尼·马库斯是个一流的出庭律师，尽管他也经常处理我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我的超速行驶罚款单和我们的房子买卖交割等琐事。他大学毕业后在县检察官手下干事，很快朋友和对手们就送他一个“牛头狗”的绰号，因为他在法庭上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圈子里的有些人认为，这个绰号对伦尼来说太温和了，所以他们现在叫他“恶犬”。我与伦尼上小学时就相识，我是他儿子凯文的教父，他是塔拉的教父。

    夜里我没怎么睡着。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暗暗数着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听着夜幕下的医院里的各种声响，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思维不要漫游到幼小的女儿身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数可能性。但是我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思维确实是一道黑沉沉的、毒蛇出人的深渊。

    后来，里甘侦探来探望我，想找到些可能的线索。

    “谈谈你的妹妹，”他开门见山地说。

    “为什么？”我快言快语地说。在他阐述之前，我伸手阻止了他。我明白了。妹妹是个吸毒者，有毒品的地方就意味着存在犯罪的可能性。“难道我们遭到抢劫？”我问。

    “我们不这样认为。好像什么东西也没丢，但那地方被搜查过。”

    “被搜查过？”

    “有人把那里搞得一团糟，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就告诉我一下你妹妹的情况。”

    “你们有斯泰西的证据吗？”我问。

    “有。”

    “我不敢肯定能补充点什么。”

    “你们现在关系不怎么样，对吧？”

    不怎么样。这难道对斯泰西和我适用？“我爱她，”我慢吞吞地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六个月前。”“塔拉出生的时候？”

    “是的。”

    “哪儿？”

    “我在哪儿见到她的？”

    “是的。”

    “斯泰西来医院了，”我说。

    “来看她侄女？”

    “是的。”

    “那次探望时发生了什么事？”

    “斯泰西犯了毒瘾。她想抱抱婴儿。”

    “你拒绝了？”

    “对。”

    “她生气了没有？”

    “她没哈反应。我妹妹冷漠时非常平静。”

    “但你把她赶出去了？”

    “我告诉她，除非她彻底戒毒，否则她不能介入塔拉的生活。”

    “我明白了，”他说，“当时你盼着那样会迫使她重新进行康复治疗？”

    我当时可能轻声笑了。“没有，不完全是。”

    “我不太明白。”

    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释。我想起了全家福上的微笑，想起了那个笑盈盈的女孩。“我们用更严厉的话吓唬过斯泰西，”我说。“问题是我妹妹并不想戒毒，没有毒品她就活不下去。”

    “那你们对她康复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实在是没法吐出这样的话。“把女儿交给她我不放心，”我说，“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

    里甘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你们什么时候搬进现在的住所的？”

    “莫妮卡和我四个月前买的这栋房子。”

    “离你们长大的地方都不远，是吧？”

    “是的。”

    “你们彼此相识的时间长吗？”

    一连串的询问搞得我莫名其妙。“不长。”

    “你们不是在同一个小镇长大的吗？”

    “我们是不同一圈子里的人。”

    “我懂了，”他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四个月前你买了这栋房子，而你有六个月没有见到你妹妹了，对吧？”

    “对。”

    “你妹妹从没来过你现在的住所？”

    “没有。”

    里甘转向我。“我们在你家里发现了一套斯泰西的指纹。”我一言不发。

    “你好像不太吃惊，马克。”

    “斯泰西吸毒。虽然我觉得她不会向我开枪并绑架我的女儿，但以前我低估了她堕落的程度。你们搜查过她的住处吗？”

    “自打你被枪击后就没人见过她，”他说。

    我闭上眼睛。

    “我们认为，这样的事单凭你妹妹一个人是干不成的，”他接着说。“她可能有个同伙一个男朋友，一个毒品贩子，某个知道你妻子娘家非常富有的人。你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说。“既然这样，你们认为这事从前到后是一起绑架阴谋，有什么依据没有？”

    里过搔着下巴上的黑痣，之后微微耸了耸肩。“但他们试图把我们俩都杀死，”我接着说。“从死去的父母身上怎么能索取赎金呢？”

    “他们可能因为吸毒过量，导致出了个差错，”他说，“要么也许他们想从塔拉的外祖父那里敲诈钱财。”

    “那他们怎么还没有敲诈？”

    虽然里甘没有接话，但我知道答案。迷醉状态，特别是在开枪后，对吸毒者来说是难以控制的。吸毒者不会处理矛盾，这是他们最初吸毒的原因之一。逃避，遁世，消失，一头扎进吗啡的世界里。

    媒体将铺天盖地地报道此案，警察将展开调查。在这种压力下，吸毒者们将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会放弃一切，溜之大吉。

    而且他们会销毁所有的证据。

    但是两天后，就有人索取赎金。

    既然我又恢复了神智，枪伤也康复得出人意料地顺利。可能是因为我集中精力康复身体，也可能是因为在亚紧张状态中卧床12天已使伤口得到了愈合，或者是因为我遭受痛苦并非出于身体原因。我想到塔拉时，那种莫名的恐惧令我感到窒息；我想到莫妮卡，想到她死在地上时，好像有把钢爪将我从内到外撕成碎片。

    我想出院。

    尽管身体依然疼痛，但我竭力要求赫勒医生放我出院。她注意到我正在证明一句格言，即：医生是最差劲的病人，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回家。我们一致同意一名身体治疗专家将每天上门探视我。为安全起见，一名护士将定期上门打针。

    我离开圣伊莉莎白医院的那天上午，母亲就待在我家——以前的犯罪现场一给我“准备一番”，反正就这个意思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并不害怕回到那里，一座泥砖结构的房子里。我不认为看到孤零零的它会使我动情，不过也许是我思维中断的缘故。

    伦尼帮我打点行装并穿好衣服。他是个高个子，瘦长的脸上长着荷马·辛普森式的浓密黑须，刚刮完脸不一会儿，胡须就会蹭蹭地向外冒。小时候，他就戴着一副可乐瓶样的厚眼镜，即使夏天也穿着一条厚得过分的灯芯绒裤子。以前，他总是任由一头鬈发长得像一条狮子狗，现在，他总是把这头鬈发不折不扣地剪成个齐根平头。两年前，他的眼睛做了个激光手术，所以现在眼镜也用不着了。穿着打扮倒是倾向于高消费。

    “你真的不想和我们待在一起？”伦尼问。

    “你可是有四个孩子，”我提醒他。

    “噢，那倒是。”他顿了顿。“我能和你在一起吗？”我强作笑颜。

    “说正经的，”伦尼说，“你不该一个人待在那栋房子里。”

    “我会安然无事的。”

    “谢里尔为你做了些好吃的，放在冰箱里了。”

    “她的心肠真好。”

    “她的厨艺还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伦尼说。

    “我可没说要去吃啊。”

    伦尼的目光转向别处，继续忙活着那个已经打好的背包，我凝视着他。我们从上罗伯特夫人学校的一年级时就相识，已经是老交情了。因此，当我对他说“你想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也许他并不惊讶。

    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切人点，因此马上接过话头。“喂，我是你的律师，对吧？”

    “对。”

    “所以我想给你一些法律建议。”

    “我在听着呢。”

    “这事我本想早点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听不进去。现在嘛，噢，我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伦尼？”

    “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伦尼体型上是个成人，但我还是把他看成个孩子。因此，很难让我认真对待他的建议。不要误解我，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他先是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这两次我都和他一起庆祝过。初中时我们一起接受学业能力倾向测试，并一起上化学课。但我眼中的他呢，是那个在闷热潮湿的周五和周六晚上与我一起厮混的伦尼。我们开着他爸爸那辆木头镶板的客货两用车——不太像一辆“儿童推车”——冲向各个派对。尽管我们进门时从来没有受到阻挡，但人家心里并不欢迎我们。我把那所中学的多数人都称做是“大盲人”。我们会站在角落里，拎着一瓶啤酒，脑袋随着音乐左摇右摆，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目光，但却从未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多数晚上，我们最后就是去传统餐厅吃一块烤奶酪，或者好一点的话，躺在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后面的足球场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星星的时候，可以更加无拘无束地聊聊天，更何况是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好吧，”伦尼说，动作夸张是他的一贯作风，“是这样的：要是我不在场，我希望你不要与警察谈话。”

    我皱了皱眉，“有那么严重？”

    “也许没什么，不过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案子。尽管跟这不一样，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家庭成员往往是头号嫌疑对象。”

    “你是说我妹妹。”

    “不，我是说关系近的家人。或者关系更近一点的家人，如果可能的话。”

    “你是说警察会怀疑我？”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顿了顿，但时间不是很长。“好了，哎，也许会吧。”

    “但是我挨了枪子，你忘了吗？我的孩子被人弄走了。”

    “对，但是那可以作出两种解释。”

    “你怎么得出这样的判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你的疑心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瞧，联邦调查局负责处理绑架案。这些你都知道，是吧？一旦某个孩子失踪24小时，他们就认为是州际案件，案了就归他们管。”

    “是吗？”

    “是的，首先，有十天左右了吧，他们派了一大堆侦探来这儿。监听你的电话，等着索取赎金的电话，就这些事。但是前天，他们突然收敛了。当然这是正常的，他们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因此他们只留下一两个人。并且他们的想法也变了。塔拉被绑架作为人质索取赎金的可能性小了，而更可能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但是我估计他们仍然把窃听器放在电话上。我没问他们，但我会问的。他们可能会声称，把窃听器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有人最终会提出赎金要求。但他们也会希望听到你谈一些连累你自己的话。

    “至于吗？”

    “所以小心点，”伦尼说。“记住你的电话——住宅电话、呼机和手机——可能被窃听。”

    “我还是要问：至于吗？我什么也没干。”

    “没干……？”伦尼舞动着双手，好像准备滑翔一样。“哎，还是小心为上。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是——你听到我下面的话可不要紧张——谁不知道警察总是歪曲事实。”

    “你可把我弄糊涂了。你是说我之所以成了嫌疑人，仅仅因为我是父亲和丈夫吗？”

    “是的，”伦尼说。

    “好吧，就这样，谢谢，我明白了。”

    我邻床的电话响了，可是我在房间的这一边。“你介意吗？”我问。

    伦尼拿起电话。“这是塞德曼医生的房间。”他听着电话，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用了句“别挂断”，把电话递给我，好像电话上有病菌似的。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说了声：“喂？”

    “喂，马克，我是埃德加，波特曼。”

    莫妮卡的父亲。这就是伦尼作出那种反应的原因。埃德加的父亲跟往常一样，说话太一本正经了。有些人说话时注意词藻。极少数人，比如我岳父，每句话出口之前每个词都要斟酌一番。

    霎时间我吃了一惊。“喂，埃德加。”我说了句蠢话。“你怎么样？”

    “我很好，谢谢。当然，我应该早点给你打电话，这都怪我。我从卡森那里了解到你目前正忙于养伤。我觉得让你安心养伤是再好不过了。”

    “真是周到，”我说，没有一点点讽刺挖苦的口气。

    “噢，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今天要出院了。”

    “是的。”

    埃德加清了清嗓子，这似乎不是他的风格。“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到这栋房子停一下？”

    这栋房子，意思是他家。“今天吗？”

    “是的，尽快。而且请你一个人来。”

    沉默。伦尼困惑地看了我一眼。

    “出事了吗，埃德加？”我问。

    “我已经安排了一辆汽车停在楼下，马克。你来了我们会详谈的。”

    接着，我还没来得及再说话，他就挂断了。

    确实有一辆黑色的林肯牌汽车在等着。伦尼开车把我送到外面。当然，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我长大的那个地方离圣伊莉莎白医院不过几英里远。我5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冲进了这里的急诊室（缝了12针）。7岁时，噢，我到这里治疗沙门菌这事已经讲得够多了。后来我上了医学院，并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以前人们这样称呼）做过住院实习医生，但为了争取一笔眼科修复学基金，我又回到圣伊莉莎白医院。

    对，我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但可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偶尔我也做做鼻子整形手术，但你不会看到我整天同一堆硅酮之类的东西打交道。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对此有什么看法，仅仅是因为我做的不是这些事。

    我与齐亚·勒鲁一起从事儿童外科整容工作。齐亚来自纽约的布朗克斯区，是我医学院时的同窗，而且总是干劲十足。我们为一个名叫“互相帮助的世界”的团体工作。事实上，这个团体是我和齐亚组建起来的。我们照看着那些因先天因素、或因贫穷和暴力冲突而身体畸形的孩子，他们多数来自海外。我们到过许多地方，我曾在塞拉利昂从事过面部修复工作，在外蒙古进行过腭裂修复手术，在布朗克斯治疗过烧伤病人。与干我这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接受过广泛的培训。我研究过耳、鼻、喉，用了一年时间研究整形外科、口腔学和我前面已提过的眼科学。齐亚的训练经历与我类似，不过她在上颌学方面更拿手一些。

    你可能把我们当成是慈善家了，那你就错了。我是有选择的。我在工作中也可以犯犯错误，比如可以把那些已经非常美丽的人的皮肤打个褶皱——或者我可以向那些受伤的穷孩子伸出援助之手。我选择了后者。

    清新的空气浸润着我的胸膛。太阳照耀着，好像是头一次出日头一样，嘲笑着我忧郁的心情。我斜过脸对着太阳，让阳光抚慰着我。莫妮卡以前就喜欢这样。她口口声声说这样可以使她“得到放松”，脸上的玻纹会消失，好像光线成了温柔的男按摩师一样。我闭着眼睛，伦尼默默地等着，没有打扰我。

    我一直认为自己过于敏感。看无声电影时我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不过和我父亲在一起时，我却从来没有掉过泪。而现在，面对这一飞来横祸，我感到——我也不明白——泪水已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断定这是一种典型的防卫心理机制。我只能努力向前，这跟我干的这一行也没多大差别：裂口刚一出现，我就把它们缝上，以免它们全部裂开。

    伦尼对刚才那个电话仍是余怒未消。“那个老家伙对此有什么看法？”

    “一丁点儿也没有。”

    他平静了一会儿。我知道他此时的心思。伦尼把他父亲的死归罪于埃德加。他家那位老头以前曾是埃德加控股的普罗耐斯食品公司的一名中层主管，曾在那家公司辛辛苦苦地效劳了26个年头。就在他刚满52岁那年，埃德加精心策划了一次大的兼并活动。伦尼的父亲丢了饭碗。我记得马库斯先生坐在厨房的餐桌边，耷拉着脑袋，双肩耸出，非常仔细地把他的履历装进信封。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两年后死于心脏病。伦尼坚信这两件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他说：“你真的不需要我过去吗？”

    “嗯，我没事的。”

    “带手机了吗？”我把手机给他看了看。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向他道了谢，让他一个人走了。司机打开车门，我龇牙咧嘴地上了车。路程并不远，新泽西州卡塞尔顿，这是我的家乡。我们在这里历经了错层式房屋的60年代、大牧场庄园式的70年代、铝制墙板的80年代、豪宅华庭的90年代。最后，这里的各种树木长得越来越茂盛。各色各样的房子远远地坐落在公路两侧，掩映在―片葱茏之中。我们现在正向这片古老的富人住宅区靠近，这片土地上总是能闻到秋天和木柴烟的气息。

    内战刚一结束，波特曼家族就头一家定居在这片灌木丛中。与泽西城大部分郊区一样，这里以前曾是农场。波特曼高祖父逐渐把土地卖掉，积聚了一笔财富。他们手里现在仍有16英亩土地，是本地区拥有地产最多的家族之一。当我们爬上私家车道时，我的眼睛转向左边一一家族的墓地。

    我能看到一个隆起的新鲜土堆。

    “停车，”我说。

    “很抱歉，塞德曼医生，”司机回答说，“他让我直接把你带到主屋去。”

    我本打算抗议，但想想就算了。我一直等到汽车停在前门口。我钻出汽车，径直沿私家车道向下往回走。我听到司机在说：“塞德曼医生？”我马不停蹄。他在我后边又叫了我一声，我没有搭理他。尽管没有下雨，但小草如热带雨林一样葱翠。玫瑰园里的花儿正在盛开，五彩缤纷。

    我试图加快脚步，但是身上的皮肤感觉好像要撕裂一样。我放慢步子。这仅仅是我第三次造访波特曼家族的庄园——小时候我曾无数次在它外面看到它，但从来没有造访过里面的生活区。其实我与大多数神智健全的人一样，尽量避免经过此地。把家族里的人像宠物一样埋在后院里……这是那些有钱人的想法。我们平民老百姓永远也不会明白，也不想搞明白。

    墓地周围有一圈篱笆，大概有两英尺髙，白花花的。我怀疑是不久前临时刷的漆。我跨过豪华的门槛，走过朴素无华的墓石，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隆起的土堆。当我来到墓前时，一阵颤栗感传遍全身。我看着地面。

    没错，一个刚挖好不久的墓地，还没有砌石头。墓碑上的字简简单单，用的是婚礼请帖上的那种字体：我们的莫妮卡。

    我站在那儿，目光漠然。莫妮卡，我的两眼圆睁的美人。我们的关系曾经是汹涌澎湃——刚开始时激情万分，最后却近乎消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毫无疑问莫妮卡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起初的热情火爆曾经是一种诱惑。后来，这种感情让我感到的只是厌倦。我没有耐心去刨根问底。

    我俯视着这堆泥土，一种痛苦的记忆刺戳着我。事发前的两个晚上，我进卧室时，莫妮卡一直在哭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是经常如此。我俨然是生活中的演员。尽管我嘴里问她怎么了，但我心里并不在意。我习惯给她更多的口头关怀，莫妮卡从来没有回答过我。如果我试图抱住她，她就会变得硬邦邦的。这种没有回应的交流让人恹恹不已，这种老是喊“狼来了”的把戏最终也使我的心变硬了。这就是跟一个抑郁病患者生活在一起的写照。你不可能一直这么关心她，有些时候让人不得不发火。

    至少，那是我心灵的自白。

    但是这次有点异常：莫妮卡真真切切地回答了我。言语不多，其实只有一句话。“你不爱我，”她说。就这么一句话，声音里没有一点遗憾。“你不爱我。”当我愣了半天、终于嗫嚅着进行必要的抗议时，我怀疑也许她是对的。

    我闭上眼，任由这些情景在脑海里闪现。尽管情况一直很糟糕，但无论如何，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们都得到了解脱，女儿成了平静而温暖的中心。现在，我扫视着天空，眨了眨眼，然后再向下看了看这堆埋葬着我那脾气暴臊的妻子的泥土。“莫妮卡，”我朗声说。然后向我妻子发下了最后一个誓。

    我在她墓前发誓说我会找到塔拉的。

    一个什人（或者称管家，或者称助手，或者现在流行的一些什么称呼）领着我沿着走廊走进图书室。尽管确实富有，但屋里的装饰很朴索。精致的黑色地板上铺着简单的东方地毯，古老的美式家具非常结实，但并不华丽。尽管家财万贯，良田成片，埃德加不是爱显富的人。“暴发户”这个词对他来说是一种亵渎，是不能溢于言表的。

    埃德加从他那宽大的橡木桌后站了起来，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山羊绒运动夹克。桌面上有一个大翎毛笔——他曾祖父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两座半身铜像，一座是华盛顿，另一座是杰弗逊。我吃惊地看到卡森叔叔也坐在那里。他到医院探望我时，我那时身体太虚，不能和他拥抱。现在卡森做出了那个姿态。他拉近我，我静静地抱住他。他身上也散发着秋天和木柴烟的气息。

    房间里没有照片一没有全家度假的快照，没有毕业照，也没有这个男人和他妻子在慈善会上的丽照。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在这个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见过一张照片。

    卡森说：“你感觉怎么样，马克？”

    我告诉他说我很好，并转身面朝我的岳父。埃德加没有绕着桌子过来，我们没有拥抱。事实上，我们甚至连手都没握。他朝桌子前的那张椅子做了个手势。

    我对埃德加很不了解，我们只见过三次面。我不清楚他有多少钱，但是即使出了这片住宅区，即使在某条城市街道上，或者在某个公共汽车站，赌窟，甚至穷光蛋都知道波特曼家族富可敌国。莫妮卡也有这种气质，根深蒂固世代相传的气质，并非通过学习培养出来的气质，的的确确与生俱来的气质。莫妮卡选择住在我们这种相对朴素的房子里也许是某种形式的反叛。

    她憎恨她父亲。

    我也不崇拜他，也许是因为以前我也与这种人打过交道。埃德加自诩为那种白手起家的人，其实他也是通过老方法挣钱：继承遗产。我认识的超级富豪并不多，但是我注意到，越是继承大笔遗产的人，越是抱怨那些福利母亲和接受政府施舍者。真是不可思议。埃德加属于奇特的一族：自欺欺人地宣扬自己是通过努力工作而赢得地位。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你从来没有自己谋生，如果你过着奢华的生活而什么也不做，我认为应该使你更加惶恐不安才对。这可不应使你自命不凡，胡吹乱侃。

    我坐下了。埃德加随之坐下，卡森还是立着。我凝视着埃德加，精美的饮食使他的身材养得圆滚滚的，脸上全是一层层松软的褶皱，脸颊上那种正常的红润气色踪影皆无。他手指交叉着，放在大肚子上。我不知怎么惊奇地发现，他看上去面容樵悴，没精打采，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

    我之所以感到“惊奇”，是因为埃德加一直给我留下的是一种鲜明的“本我”的印象。他自己的痛苦与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别人的事一概与己无关。他认为住在他周围的那些人不过是他窗外的风景，供他娱乐而已。埃德加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儿子埃迪排行老四，十年前死于驾车超速。据莫妮卡说，埃迪驾车时故意调转方向，驶过两道黄线，撞进了一栋半独立式房子。不知为什么，她认为父亲是罪魁祸首。另外还有很多事她都归罪于他。

    还有莫妮卡的母亲。我只见过貤两次。她总是在“休息”，“长期度假”。一句话，她总是出人于各种社会公共机构。我们见面的那两次，我的岳母都是整装待发，准备去从事某些社会事务，衣着华丽，脸上涂脂搽粉的，有几分可爱，但脸色太苍白了，眼睛中透着一种空洞，说话时含糊不清，性格优柔寡断。

    不难想像，除了卡森叔叔，莫妮卡与她的家人关系冷淡。不难想像，我没把它当回事。

    “你想见我？”我说。

    “是的，马克。是的，我是想见你。”我等着下文。

    埃德加把手放在桌上，“你爱我女儿吗？”我被问了个措手不及。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说：“非常爱。”

    他似乎看穿了这是谎言。我努力保持目光镇定。“她一直不开心，你是知道的。”

    “我想你不会为这事而责怪我，”我说。他慢慢地点点头，“花言巧语。”

    但是矢口否认确实对我不起作用。埃德加的话对我无异是新的一击，一种负罪感开始在心里升腾。

    “你知道她正在接受精神病治疗吗？”埃德加问。，我先是看着卡森，之后目光又落回埃德加身上。“不知道。”

    “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你怎么知道？”

    埃德加没有回答。他眼睛向下盯着双手，然后说：“我想给你看点东西。”

    埃德加打开桌子抽屉，把手伸进去，拖出一个塑料袋。他用食指和拇指抓住塑料袋的一角，举起来让我看：他举了一会儿，但是当我意识到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时，我的眼睛瞪大了。

    埃德加看到了我的反应。“看来你认出来了。”广刚开始我说不出话来，我扫了一眼卡森。他的眼睛红红的。我又看着埃德加，他木然地点着头。塑料袋里是一件衣服样品，大概有三英寸见方。这个式样我两周前曾见过，就在遭到枪击的那个时候。

    一件黑企鵝图案的粉色连体衣。

    我嘘了一声，“你在哪里弄到这个东西的？”埃德加递给我一个棕色的大信封，就是里面有泡沫包装的那种。这个信封外面也包着塑料保护膜。我拿出信封，埃德加的名字和地址打印在一个白色的标签上。上面没有写回信地址，邮戳上标的是纽约市。

    “今天的邮差送来的，”埃德加说。他指了指那件样品。“是塔拉的吗？”

    我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还有，”埃德加说。他的手又伸进抽屉。“我未经同意就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了塑料袋，以防当局查验。”

    他又递给我一个外表像密封塑料袋的东西，不过这次小了点。里面是头发，一小把头发。我意识到看到的是什么，心里恐惧至极，我的呼吸停止了。

    婴儿头发。

    我听到埃德加的询问隐隐传人耳鼓：“是她的吗？”

    我闭上眼，试图想像出塔拉在婴儿床上的情景。我恐惧地意识到，女儿的形象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淡化。怎么会这样？我说不出还能回忆起什么东西，以代替我已经遗忘的东西。真见鬼。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试图重温女儿柔软头皮的感觉，重温我的手指抚摸她头顶的方式。

    “马克？”

    “有可能是，”我说着，睁开了眼睛。“我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

    “还有点东西，”埃德加说。他递给我另一个塑料袋。我小心翼翼地把装着她头发的那个袋子放在桌上，拿过这个新袋子。里面有一张白纸，一张用某种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便条。

    如果你们与当局联系，我们就会消失。你们将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出了什么亊。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们有个内线。你们的电话正在被监听。不要通过电话讨论此亊。我们知道你，外祖父，很有钱，我们想要200万美元。我们想让你，爸爸，去交赎金。你，外祖父，把钱准备好。我们现在用的是手机，是无法追查的。但是如果你们拨打电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就会消失，你们将再也看不到这孩子了。把钱准备好，交给爸爸。爸爸，拿好钱，随身带着手机，回家等着。我们会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做什么。与我们的要求稍有偏差，你将再也见不到你女儿。只给一次机会。

    语法有些古怪。我把这张便条读了三遍，然后抬头看着埃德加和卡森。一种奇怪的平静传遍全身。是的，非常可怕，但是收到这张便条……也是一种解脱。终于出事了，我们现在可以行动了。我们能把塔拉弄回来。希望还是有的。

    埃德加站起来，朝墙角走去。他打开一扇壁橱门，拖出一个有耐克标志的运动包。他开门见山地说，“全在这里。”

    他把包放到我的膝盖上，我低头盯着它。“200万美元？”

    “这些钞票编号不是连续的，但是我们记下了所有的编号，以防万一。”

    我看了看卡森，又回头看着埃德加。“你们不认为我们应该与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吗？”

    “千万不要，不要。”埃德加高高地坐在桌面上，两臂弯屈抱在胸前。他身上散发着理发店里的郎姆酒的味道，但是我却能感觉到下面的更原始、更腐臭的东西。从近处看，他由于筋疲力尽，双眼都已带上了黑眼圏。“决心由你来下，马克。你是父亲。你不论怎么做，我们都会尊重你。但是你知道，我与联邦当局打过几次交道。也许是由于我自己感觉他们无能而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也许是我对他们持有偏见，因为我耳闻目睹过他们总是干私事。如果她是我女儿，我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信他们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埃德加已经料理好了。他又轻轻地击了击掌，然后朝房门指了指。

    “便条上说你应该回家等着。我想遵从是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