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坐，”山姆·霍桑医生和来客打招呼，同时伸手去拿白兰地，“这次要讲一个不堪回首的故事——差点害我丢了行医执照……”

    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开始减少出诊数量。因为我在圣徒纪念医院翼楼的办公室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病人，即便是身处大萧条年代，镇上的大部分人家都有车开，那些没车的也总有办法搭便车。一般说来，只有老人小孩，尤其是那些住在北山镇外围的居民们才需要我上门出诊。

    其中之一是年迈的威利斯太太，她已经八九十岁了，各种疾病缠身。一直以来，我治疗的主要目标是心脏病和糖尿病，但自从去年摔坏屁股之后，她便卧床不起。每次出诊，我都能感觉到生命在她身上流逝的痕迹。她是不想活了。

    她的丈夫几年前就去世了，两人没有孩子。眼下，威利斯太太由她年届中年的外甥女和她的丈夫共同照料。她承诺在死后把老农场和周围四十亩未开垦的土地送给他们。“我能给他们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在两人搬进去之后，有一次她告诉我，“如果他们能好好照顾我，这就是他们应得的。”

    老实说，走到生命尽头的贝蒂·威利斯并不是个可爱的老人。她专横跋扈，难以取悦。外甥女弗雷达·安·帕克是个平凡的女人，四十多岁了，工作任劳任怨。她丈夫奈特就没这么好脾气了，我很多次听到他在背地里说老女人的坏话，还有一次他和弗雷达·安在我面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一次威利斯太太家，要是在那一带碰巧还有别的病人要出诊，我就不会事先通知她。在一个特别的周一早晨，弗雷达·安打电话到办公室，要求我务必上门。“她昨晚状况糟透了，医生。我想她活不成了。”

    “我大概一小时内赶到。”我答应她。接待完眼前的病人之后，我告诉护士玛丽我要开车去威利斯太太家拜访。

    这是六月里的一个晴朗早晨，每到这种时候，人就会觉得夏天仿佛可以无限绵长。一些男孩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奔跑，离开了压抑的教室，他们就像自由的鸟儿。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度过的那些暑假。我虽然在城里长大，但对自由的向往是一模一样的。我开到一段上坡路的顶端，威利斯太太的农舍远远地映入眼帘。农舍四周是一个小苹果园。近年来，威利斯家唯一算得上是务农的活动就是打理这片果园了。我回想起在祖父的农场里做客的童年时光。年岁久远的宾夕法尼亚州，那时还没有开战。

    奈特·帕克正在果园里巡视，前夜的暴风雨有可能对果树造成损伤。他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头发稀疏，下巴永远是胡子拉碴的。奈特看上去比他老婆大好几十岁，说不定他的真实年龄就是那样。“果树没事吧？”我走下车，冲他喊道。

    “没什么大问题，医生。瞧昨晚那架势，我还担心至少一半果树要遭殃了呢。”

    “你太太告诉我贝蒂今天早上情况不太妙。”

    “哦，她现在应该好点了。”

    我和他告别，走进前门。这扇门从来不锁，而且弗雷达·安应该已经知道我到了。她从厨房里冒出来迎接我。“很高兴您能来，”她说，“贝蒂舅妈真的不行了，医生。”

    我跟在她身后朝二楼走去，楼梯在脚下吱嘎作响。贝蒂·威利斯保留了大的主卧室，她和丈夫在这里共度了大部分人生。她躺在装饰华丽的双人床上凝视着我，好像看到了召唤她的天使。

    “我要死了。”她对我说。

    “别瞎说。”我察看了她的脉象，接着用听诊器检查她的心脏。毫无疑问，这是个虚弱的老人，她的生命征兆比我上一次出诊时又弱了几分，但我并未发现生命即将消逝的迹象。床头柜上只有一个盛了水的玻璃杯，里面装着她的假牙。我把杯子挪开，为我的医药包腾出空间。“你会好起来的，贝蒂。你只需要一些特效药。”

    我结束了检查，弗雷达·安走进卧室。“她还好吗，霍桑医生？”

    “没问题，一点心脏兴奋剂就可以帮助她振作起来，”我拿过医药包，打开装有洋地黄的夹层，“能麻烦你帮我们拿一杯水吗？”

    这间农舍的水源仍然来自外面的小屋，所以二楼没有自来水。安回到楼下的厨房水槽取水。“我要吃药吗，医生？”威利斯太太颤颤巍巍地问。她已经很难吞咽了。

    “只需要一点洋地黄，贝蒂。那会让你的心脏恢复活力。”尽管我确信她没有发烧，但还是给她量了体温。

    弗雷达·安给我们拿来了水，我取出体温计。“一切正常，”我告诉她们，“稍微有一点低。”

    贝蒂接过药片用水吞服。“我已经觉得好些了。”她努力挤出微笑。

    我正准备转身从床边离开，她开始剧烈地喘气。我回过头，她布满皱纹的脸因为痛苦和惊讶而扭曲着。接着她的身体软了下来，落进枕头里。“贝蒂！”我连忙为她把脉。

    “发生什么事了？”弗雷达·安问道，“您对她干了什么？”

    我不敢相信她是在指责我。“是某种突发症状。”没有脉动，没有心跳。我取出一小面镜子探测鼻息，镜面没有雾化。

    “她死了，对吗？”

    “是的。”我告诉她。

    “你给她吃了什么药？”

    “不可能是药的原因。那只不过是洋地黄。”

    她狐疑地盯着我：“太突然了。一分钟前她看上去还好好的——”

    “你自己不也觉得她快死了吗？”我惊讶于自己会用如此抵触的态度回答她的质疑。

    弗雷达·安咬着下嘴唇，她有些手足无措。这时，她丈夫上楼了。“贝蒂舅妈死了，”她告诉他，“就像你看到的这样。”

    他盯着尸体，一脸阴沉，“这样对大家都好。”

    我弯腰凑近贝蒂，想合上她的眼睛。一阵苦杏仁的味道扑鼻而来，错不了的，就是那种味道。过去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九三三年废除禁酒令的那个夜晚。我直起身子说：“她的死亡有疑点。你们最好打电话通知蓝思警长。”

    十三年前我刚到北山镇开设诊所的时候，蓝思警长就成了我的朋友。他很多方面都是个典型的小镇警长，我也乐于在他需要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不过这次需要帮助的人也许是我自己。

    他耐心聆听了我对贝蒂·威利斯之死的描述，然后问道：“你有没有可能给她拿错药了，医生？”

    “绝对不可能！我的包里根本就没有氰化物。”

    蓝思警长环视这间卧室——褪色的、有水渍的墙纸，家人的肖像，窗台上奋力生长的常春藤末梢。然后他的视线聚焦在床头柜上那个半满的玻璃杯：“这就是她最后喝的水吗？”

    我点点头：“必须检查一下，不过我不认为里头有毒。”

    “为什么？”

    “没有味道。出事后我马上就闻过了。”我一边说，一边从包里取出一个小瓶——那是我用来提取尿样的容器——然后将水杯里的液体倒进去。出于直觉，我还取了一点盛放假牙的水样。

    “我们得进行尸检。”警长简直是怀着歉意对我说。

    “必须的。”

    我们回到楼下的客厅，弗雷达·安和奈特正候在那儿。“你们有什么发现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你觉得我们应该发现些什么呢？”

    奈特·帕克好像一直盯着天花板在看，大概是在研究某个角落里晃晃悠悠的蜘蛛网。最后他说：“这个老女人也过够好日子了。是时候见上帝了。”

    他妻子忽然面向他，露出欲哭的表情，“我猜你肯定乐坏了，奈特！你巴不得她早一点死掉。”

    “喂，弗雷达——”

    “我没瞎说，你敢说不是吗！”

    他站了起来，“也许我该去果园看看了。”

    蓝思警长清清嗓子：“我们要带你们的舅妈到圣徒纪念医院做尸检，帕克太太。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殡仪人员联系安排善后事宜了。他明天早上可以去医院取回遗体。”

    “谢谢，警长。”

    他陪我回到车上。我钻进车门时，他问道：“你怎么看，医生？”

    “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干的，也有可能是共犯，”我说出了我的想法，“但我真不知道凶手是怎么办到的。”

    第二天早上，地方医学会的沃尔夫医生登门拜访。玛丽认识他，连忙请他进屋，“沃尔夫医生来了。”

    我放下正在阅读的医学期刊，起身迎接他。“稀客，稀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医生？”

    马丁·沃尔夫个头挺高，今年六十多岁，蓄着一头波浪般的银白色长发。如果你没有凌驾于他之上的资历和经验，还是别直呼其名的好。“我是为贝蒂·威利斯的惨死一事而来。”他说。

    “我一直在等验尸结果。”我告诉他。

    “结果就在我这里，”说着他将官方的文件递过来，“死因是心脏、呼吸系统和大脑的突然麻痹，由服用的氢氰酸所致。典型的毒杀。”

    “和我担心的差不多，”我说，“但是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守在她身边。洋地黄药剂是我从自己的包里取出来的，水杯里的水也没有异常味道。”

    “那杯水没有问题，”他肯定了我的判断，“已经做了测试。请你告诉我，霍桑医生，你给患者服用的洋地黄药剂是哪一种？”

    “地高辛。去年刚刚上市的。”

    沃尔夫紧紧抿着嘴唇：“我对地高辛太熟悉了。你应该知道，这种药的应用领域非常窄。医用剂量是毒性剂量的百分之六十。用它来治疗如此高龄的患者是个危险的选择。”

    他的话令我有些不爽，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我说：“我想提醒您，沃尔夫医生，威利斯太太死于氰化物中毒，不是洋地黄过量。”

    “说得好，”他承认，“要是你说的是真话，那我还能想到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是你给威利斯太太服药时犯了个严重的错误，或者——”

    “或者什么？”

    “或者你可怜那个女人，决定给她个了断。”

    “安乐死。”

    “没错，是有这么个说法。”沃尔夫医生认同道。

    “我向您保证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我不是傻子，也不是疯子，对她的治疗没有问题。”

    “那还有第三种解释吗，霍桑医生？”

    “我会找到的。”

    “好极了，”他站起来，越过桌面俯身看着我，“还有一周就是医学会的例行月会，这起事故必然会被作为议题提出，我相信到时候你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桌边，目送他离开，心里的愤怒正在逐渐累积。玛丽进来的时候，发现我正紧握着两截刚刚被我折断的铅笔。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她问道。

    “我觉得你应该去干春野市的那份工作，”我告诉她，“还有一周，我大概就要丢掉饭碗了。”

    “啊？”

    “很显然，下周医学会打算深入调查贝蒂·威利斯的死亡。沃尔夫认为这起事故是因为我的疏忽或者对死者的怜悯导致的。”

    “他疯了，山姆！”

    我的情绪极为不安，因此过了一会儿才发现这是她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他是不是故意针对你？”

    “不知道。我们虽然谈不上是朋友，但我也不觉得得罪过他。”

    “有没有可能是威利斯太太的外甥女或者她丈夫干的？”

    “我想不出来，”我努力地思考，“肯定是他们，他们用了某种我还不知道的手法。”

    玛丽从放档案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档案夹，仔细地读了起来。

    “威利斯太太的病史只记录到一年前。更早的病历还有吗？”

    “更早的——”我忽然想起一件事。真不知我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更早的时候，她是马丁·沃尔夫的病人。”

    玛丽挑起眉毛。

    “我以前跟她不熟。但是弗雷达·安和奈特搬过来后不久，情况就不同了，他们认为沃尔夫医生并不是特别称职。部分原因在于他是医学会主席，有很多俗事缠身，几乎没时间出诊。她摔坏屁股卧床以后，他们打电话给我，我答应接受这位病人。但这件事对沃尔夫医生算不上有很糟糕的影响。”

    “不过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今天的态度，”她说，“说不定他还在为放弃了自己的病人而耿耿于怀呢。”

    一整天我都在回忆和死者相关的事，以及前一天早上发生在农舍的事件细节。我这辈子也算解决过不少奇奇怪怪的案子了，但这次的情况却简单得很，一个女人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被毒死了。我没办法专心给别的病人看病了，风言风语也在医院流传。

    贝蒂·威利斯的遗体被安置在主街的福瑞德金殡仪馆。这间殡仪馆就坐落在镇广场，守灵的第二晚是星期三，当天我拜访了那里，并且参加了周四早晨的葬礼。人们窃窃私语地议论，说遗体入葬前只供奉了两天，而不是通常的三天。他们指责帕克夫妇急着把老人埋了。

    我端详着墓地另一头的弗雷达·安和她的丈夫，耳边传来牧师吟诵的悼词，我很难想象这两人里头，有一个是谋害亲人的凶手，而且我也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必要杀人。

    贝蒂舅妈的日子本来就不多了，何况那天早上她的情况正在恶化。如果她的遗嘱里没有什么有时间限制的条件，根本用不着杀人。

    想到这里，我在吊唁人群的外围找到了塞斯·罗杰斯。塞斯在本地是个知名律师，北山镇的老住户都很喜欢他，他来参加葬礼的理由不难猜测，我认为他应该是死者的律师。当拥挤的人群渐渐散去，我和他搭上了话，简短寒喧后，我便直奔主题。

    “是的，我负责处理她的法律事务。”他告诉我，他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线框眼镜背后，大而精明，“不过她并没有给我太多委托，除了偶尔对遗嘱做些修修补补的小动作。”

    “她最近一次修改遗嘱是什么时候？”

    “哦，那是一年前了——当时她还没摔坏屁股呢。是她本人来办公室签署文件的，我记得很清楚。”

    “你们之后就没见过了？”

    他对我笑笑：“你的交叉询问就像个律师，山姆。事实上，我上周五才刚刚拜访过她。三天后她就死了。”

    “可以问问你的拜访原因吗？不用说得很细，只要——”

    “她打算出售部分财产，想听听我的意见。不过这事儿她根本不急。我猜她只是为将来作个打算。”

    我们从小圆丘迈步而下，朝他的车走去。那是一辆时髦的绿色凯迪拉克跑车，拥有十六个汽缸和白色的可折叠顶棚。尽管我自己的红色梅塞德斯也让我情有独钟，但不得不承认这辆标价五千美元的巨大艺术品也令我暗暗心动。“你们见面时，她看上去还好吗？”他钻进驾驶座后，我追问道。

    “没什么异状，和之前见面都差不多。她牙口好得可以吃硬糖，我们谈话时，她嘴巴里就没停过。”

    我想起来了，“这是她的一个毛病。她总是在床头柜摆一包糖。我也没办法抱怨什么。她算个好病人，我说的话她基本上都听。”

    塞斯眉头紧锁地看着我，他从车窗探出脑袋问道：“就咱俩私底下说说，山姆，她是被谋杀的吗？”

    “我也想知道，塞斯，”我告诉他，“真的。”

    那天我开着车路过镇中心，人们的目光和闲言碎语让我很不自在。大家都知道我对贝蒂生前最后一次患病的诊断正在接受调查——就算警察没有动手，医学会也已经采取行动了。回到办公室，玛丽进一步验证了事态的恶化。“三名病人取消了下午和明天早上的预约。”

    “他们说了取消的原因吗？”我问她。

    “呃，梅森太太不是很舒服——”

    “不用遮遮掩掩了，真正的原因我们都心知肚明吧，玛丽？贝蒂·威利斯被毒死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她一脸悲戚：“医院里的人都知道验尸结果，流言飞语传播起来是很快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动动脑子，”我告诉她，“我的优势在于我清楚自己的无辜。所以一定另有致死原因。”

    她在我对面坐下，“我们一步步理一下这件事，山姆。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掉换了你包里的洋地黄？”

    “不可能。那些药片的样子你是知道的。每一片上都有制造商的标志。这不是一个药剂师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伪造的东西。就算其中有一片被人下了毒，我也是从满满一瓶里随机拿的，一瓶有一百片药片啊！我检查了剩下的全部药片，都没有问题。没有人可以预料到有毒的药片会在什么时候被哪个倒霉蛋吞下。”

    “帕克夫妇有没有机会？案发时，他们应该也在威利斯太太的卧室里吧？”

    “奈特是直到案发后才上楼的。我给患者检查时，弗雷达·安站在门口。她唯一靠近病床的一次，是给我递水。”

    “你能确定威利斯太太真的死了吗？”

    “错不了，玛丽。没有脉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她也不可能想办法假扮死亡，因为在蓝思警长到达现场之前，我一直在房间里。”

    “那就是水的问题了。那杯水有毒。只有这一种办法下毒了。”

    “你觉得我会没想过这一点吗？第一，大部分氰化物都不溶于水，而且它们有独特的气味。第二，她喝剩下的半杯水从来没离开我的视线。第三，我取了剩下的水样进行检测，没有任何问题。她放假牙的水也一切正常。”

    我的下一个病人到了，他并未取消之前的预约，于是我们中断了对案子的探讨。

    晚上我睡得很差，我担心眼下的事态只不过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

    周五早上，玛丽告诉我又有两位病人取消了预约。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我便驱车前往威利斯的农舍。这是周一的悲剧发生后，我首次重返现场。天气温暖晴朗，这是个美好的早晨。玛丽已经在为国庆节的野餐和其他护士一起进行准备了。国庆节就是下周四，即医学会的例行月会两天以后。我不知道自己到那时有没有心情参加庆典。

    到了威利斯农舍，我在供水房找到了奈特·帕克，他正在修理一条给居住单元供水的管道。“很高兴见到你，医生，”他一边说话，一边擦去手上的油污，“谢谢您昨天来参加葬礼。”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弗雷达·安还好吗？”

    “哦，有点难受，不过我觉得我们都知道这样的结果是最好的。老女人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对大家都没好处。不管您干了什么，我都得感谢您。”

    “不管我干了什么？你听好了，奈特，她的突然去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如果你是在暗示什么的话，我告诉你，我没有下毒！”

    “不是，不是，我当然没那个意思。我是说不管这次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我都很感激。镇上的风言风语我们根本不在意。您是个好医生。她对您的评价一向很高。有一次，她和我们说您比那个叫沃尔夫的老医生可强多啦。”

    “我接手治疗以后，他还有没有上门拜访过？”

    “去他的，根本没有。反正我从来没见过。”

    我走进屋，弗雷达·安正在厨房里清洗一些东西。“有很多活儿要干，”她将额前的黑发往后拨，“我在打扫她的卧室和衣橱，还有窗帘和床上用品要清洗。”

    “蓝思警长来找过你了吗？”

    “他昨晚又来了一次，问了一大堆问题。他仍然觉得我舅妈是被毒死的。”

    “她确实是被毒死的，弗雷达·安。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你当时就坐在她床头，我无法想象这一切如何发生！”

    “我敢肯定，警长正为此全力以赴。和我说说，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负责照料舅妈？你的丈夫偶尔也帮忙吗？”

    “您在开玩笑吧？奈特对她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他想把她扔进养老院，但我心想老人把这块地方留给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尽到做小辈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

    “她死后，你和律师谈过吗？”

    “罗杰斯先生？是的，他打电话过来，和我们约了个时间去他办公室见面。奈特和我打算周一早上过去。”

    “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没有，只不过是去签署一些文件。这间农舍会归到我的名下，还有银行里的少许存款和她买的一些股票。”

    “我能否再去她卧室看看？我想整理一下案发当时的思路。”

    “当然，”她带我来到二楼，“实话跟您说，奈特和我一致认为医学会下周的听证会纯属无稽之谈。我们对您万分信任。”

    “感激不尽。”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审视着空空如也的床铺和冷清的家具。没有了窗帘，朝阳从窗户里倾泻进来，房间里的一切都沐浴着金色的光辉。我在同一张藤制靠背椅上坐下，回想案发至今的一幕幕。“塞斯·罗杰斯上周来过吗？”我问弗雷达·安。

    她点点头：“星期五。他待了半小时左右。”

    “他们交谈的时候，你们在场吗？”

    “老天在上，绝对没有。她对遗产的事总是守口如瓶。”

    我来到窗畔，向外望去。刺眼的阳光使我不得不用手遮眼。奈特扛着供水房里的工具，在院子里忙碌。我回头看着空无一物的床头柜，“她下葬时，牙齿也一同被埋了吗？”

    “当然啦，”弗雷达·安不明所以地看着我，“您的问题真奇怪。”

    周末过得异常缓慢。周六早上我有两个病人，接待完他们后，我留在办公室里查阅贝蒂·威利斯的病历。玛丽探头进来问我要不要参加国庆节野餐。“已经有大约二十人报名了。”她告诉我。

    “不知道，玛丽。现在我的心思不在那里了。”

    她表示理解。“那我晚些时候再来问您。”她说。

    门又被打开了，这一次是蓝思警长，“我就盼着能在这儿找到你，医生。”

    “怎么了，警长？”

    他进来坐下，“我还在调查威利斯的案子。居民们想看到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逮捕死者外甥女帕克太太吗？”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逮捕我，警长。”

    “别说傻话了，医生！”

    “马丁·沃尔夫并不认为这是傻话。”

    “管他干吗。他屁话就是多。”

    “如果医学会采信他的说法，我的执照就要被吊销了。”

    “他们并不认为你是凶手，医生。他们只是觉得你有可能犯了个错误。”

    “对医生来说，这和杀人没什么两样。如果我犯了错，那我就是杀人犯。”

    蓝思警长掏出一包咀嚼烟草，打开包装，“这个案子我一直在琢磨，各种解释简直都快让人发疯了——你肯定也都想到了。”

    “举个例子？”

    “好吧，也许是帕克太太或者是她丈夫在老人的假牙里下了毒。”

    对这个假设，我马上置之一笑。但有朝一日，我会不会发现比这更加荒唐的真相呢？“氰化物是立即致死的，警长，只需要几秒钟。我在场期间，她根本没戴过假牙。如果在我到达之前她就被下了毒，那她早就死了。”

    “你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嘴巴里有什么东西？”

    “洋地黄药片和一小口水，”我又想起了些别的东西，补充道，“还有我的体温计。我给她测了体温。”

    “会不会有人在体温计上下毒？”

    “不可能。我甚至没有把体温计放在包里。在我的上衣内侧有个小口袋，我把它和钢笔、铅笔放在一块儿了。”

    “那——”

    “相信我，警长，我已经想到了所有的可能。贝蒂·威利斯不可能被下毒，可她偏偏就是被毒死的。”

    “你打算怎么办，医生？”蓝思警长问道。

    “我会参加周二的听证会，我必须出席。只能接受他们的裁断了。”

    “要是他们认为你不能在这里行医了——”

    “除了北山镇还有别的地方，”我努力挤出一丝微笑，“也许我可以当个兽医。他们说不定会同意让我给动物看病。”

    “医生！”

    “别担心，警长。挽只不过是开玩笑。”

    “周二的听证会我也要去。我一直在尝试追查本地的氰化物购买情况，不过线索很少。许多摄影用化学品都有氰化基，比如还原剂或着色剂。家里有小型暗房的人要进行显影作业，就会去外头的柜台购买药剂。”

    “就算没有暗房，也一样可以买这些药剂，”我说，“氰化物可以轻而易举地分离出来。”

    他的愁容没有丝毫消散，“周二我能和那些人说什么呢，医生？”

    “真相，”我给他打气，“你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整个星期一，我只有一个病人，我发现人们在街上看到我的时候已经不再交头接耳了。他们的议论已是多余——人人都知道我成了杀死威利斯太太的嫌疑犯。

    “我和您一块儿去。”周二早上我正准备出发去听证会，玛丽郑重其事地说道。

    “没用的——而且办公室需要人手。”

    她清澈的蓝眼珠闪闪发光，“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姑娘帮忙接电话。我一定要去，山姆。”

    当时我有几百个理由让她留下，但我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无奈地摇摇头，打开车门。她跟在我身后，钻进了梅塞德斯的副驾驶座。

    听证会预定在十点半举行，我们提前到达会场。本地医学会的辖区包括三个镇，他们租用的办公室位于新的北山银行大楼。用来作听证会的会议室已经准备就绪，进门时我看到沃尔夫医生和另外两位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医生坐在一条长桌的尽头。

    沃尔夫勉强对我露出友善的笑容，“随便坐，霍桑医生。我想你应该认识布莱克医生和托比亚斯医生吧。他们是学会里另外两个镇的代表。”

    我们握了一圈手，我向他们介绍玛丽，“这位是我的护士，贝斯特小姐。”

    沃尔夫清了清嗓子，“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贝斯特小姐，不过这不是公开昕证会。我不得不请你到外面等候。”

    玛丽有点不情愿地退了出去，留下我一对三。“不知各位先生有何问题？”我问。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听证会，不是审判，”沃尔夫告诉我，“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诸位表达对你的敬仰，过去这些年，你在北山镇行医治病，可算是功德无量，广受居民们的好评。我确信没有人认为此次威利斯太太的中毒事件乃是蓄意而为。我们只是想知道因为你或他人而导致她死亡的某个过失是否为可以避免的。”

    “没有过失，”我坚持己见，“我给她服用了洋地黄，和我的本意一样。而且尸体解剖时在她胃里找到了这种药。”

    “我们打算传唤另外两名证人陈述案发状况——弗雷达·安·帕克和蓝思警长。你有意见吗？”

    “随你们的便。”我说。

    我们听弗雷达·安讲述她的故事，从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报告她舅妈状况严重恶化开始，到我登门治疗，再到她为我取了一杯水。他们几乎没有提问。然后轮到我。弗雷达·安在一张靠墙的椅子上坐下，我开始陈述一周前的周一早上贝蒂·威利斯的身体状况、我的诊断结果以及她的突发性死亡。

    “你马上就知道她中毒了吧？”沃尔夫问道。

    “是的。苦杏仁的味道十分明显。几年前，我作为目击者接触过同样的毒药。”

    “是你让帕克太太打电话给蓝思警长的？”

    “没错。”

    沃尔夫和另外两名医生低声交谈了片刻，决定请警长陈述案情。他进屋的时候，明显有些勉强。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在桌边坐下。对他的提问十分简短，他的故事从接到电话开始，直到赶到现场后，发现我仍然和死者一起，在卧室里等待。

    等他说完，沃尔夫医生开口道：“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警长。霍桑医生，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和你有关的证词吗？”

    “当然。”

    蓝思警长找了把靠墙的椅子，挨着弗雷达·安·帕克坐下，沃尔夫脸朝我，又试图对我笑：“我就快速地过一遍这案子吧，霍桑医生。如果我说错了，请随时纠正。当你到达威利斯太太家时，你发现她和去年一样躺在床上。你的诊断是她需要心脏兴奋剂，不过她当时没有生命危险。检查期间，你单独和病人在一起，除了后来站在门口的帕克太太。她送来一杯水，供病人吞咽你开具的药片，几乎是下一秒，贝蒂·威利斯就死了，她口中的苦杏仁味道表明有氰化物的存在。蓝思警长接到求救电话，与此同时你仍然和尸体共处一室，直到他抵达。那杯没喝完的水从未离开你的视线，稍后的检测表明里面不含任何毒素。我的总结够客观吗？”

    “嗯。”我表示同意。

    其他两名医生再次与他开始讨论，然后沃尔夫说：“我认为所有的线索都在这里了。我们休息十分钟。”

    学会的三个医生留了下来，其余人等从房问鱼贯而出。

    玛丽正在大厅焦虑地等待。“情况怎么样？”她问。

    “他们正在商议最后的裁决。”我告诉她。

    “你觉得结果会怎样？”

    我拍拍她的胳膊，“情况不妙。”

    蓝思警长走了过来，他紧张不安地摊开咀嚼烟草的包装袋。“我不认为他们能拿你怎么样，医生。他们没有证据。他们翻来覆去说的无非是她死得很莫名，所以你就得负责。”

    当时的我就像一头被惹毛的狮子，看谁都不顺眼，“你本来好好的，怎么突然开始有嚼烟草的习惯了？”

    他把烟草收好，看上去有点懊恼，“别激动，山姆，我只不过是想放松一下。”

    沃尔夫医生走到门口，示意我进去。其他人被留在走廊里。

    我刚刚坐在桌边，他就开口了：“霍桑医生，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不是审讯，只是问话。不过，我们找到了足够的间接证据证明贝蒂·威利斯的死亡只可能是因为错误的药物治疗——”

    咀嚼烟草。

    我想起了蓝思警长和他的咀嚼烟草。从某种角度来说，咀嚼烟草就是谜底。味道揭示了一切。

    “抱歉打断您说话，沃尔夫医生，”我说，“但是我忽然想到很重要的事。”

    “除非是和威利斯太太的死有关——”

    “有关。”

    “请说。”

    我身体前倾，趴在桌上，“贝蒂·威利斯有个小毛病。她总是喜欢在床头放一袋硬糖。她死前的星期五也不例外。当时她的律师塞斯·罗杰斯登门造访，可是星期一我去给她看病的时候，那袋糖却不见了。床头柜上只有一杯装了假牙的水。”

    “但如果她摘下假牙的话，就没办法吃东西了。”沃尔夫说。

    “她有可能已经吃了一块硬糖。她只需动动舌头，让糖在嘴里含化。她就是这样中毒的。有人在硬糖里注射了氰化物。我为她检查身体的时候，硬糖一直在她嘴里融化，但我并没发现。等到硬糖越来越小，氰化物便暴露出来，于是她就死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说法？”

    “那个包硬糖的袋子不见了，这对我来说就是证据。威利斯太太吃了一颗糖，弗雷达·安·帕克必须把那袋子拿走，因为她很可能在里面全都下了毒，要是被我发现那就完了。”

    “为什么你认为是弗雷达·安而不是她的丈夫？”

    “她才是照料贝蒂饮食起居的人。她可以把糖送过去，也只有她有机会拿走包装袋。奈特很少进房间，他要是出现一定会惹人怀疑。还有，打电话催我上门看病的也是弗雷达·安，因为那女人就要死了。她希望贝蒂死在我面前，这样她就没有嫌疑了。她没想到的是，苦杏仁的味道对我来说太明显了。”

    “可既然威利斯太太时日不多，她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事呢？”

    “问题就在这里——她的日子还多着呢。她的身体状况比较稳定，塞斯·罗杰斯也说她星期五看上去一切正常。他的拜访本来只是因为一件小事，却成了悲剧的导火索。弗雷达·安准是担心舅妈变更遗嘱。她知道变更还没实施，因为没有见证人签署任何文件，但她仍然决定骗我说她就要死了，然后让谎言成真。说不定贝蒂是故意叫律师来，只为了吓唬吓唬她，哪料得到竟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沃尔夫医生看上去有点茫然，“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些呢？”

    “我建议先请蓝思警长进来，”我说，“是他和他的咀嚼烟草让我想到了贝蒂·威利斯和她的硬糖。”

    “后面的事比我想象中还要容易，”山姆·霍桑医生说，“弗雷达·安把那个装满硬糖的袋子交给她丈夫，让他和垃圾一块儿烧了。但是他起了疑心，把袋子收起来了。他把袋子交给蓝思警长，我们在里面找到了另外四颗下了毒的硬糖。弗雷达·安被判了很重的刑——我记不清奈特后来怎么样了。北山镇的善良居民们用实际行动让我忘记了那可怕的一周里所承受的种种猜疑。我去了玛丽·贝斯特的国庆节野餐，那是开心的一天，没有犯罪。事实上，下一个案件要等到那个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了——不过，算了——我得留点料，下次喝酒再说。”

    （吴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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