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放松点，”他说，“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不会在法律上制裁你，也不会对你作任何道德评判。我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儿，而你只有十九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平等地位。我们可以交交心，我们能在这个特定的地方交心，是缘分。”

    我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上边写着：市教育学会副会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

    他看着我看它，说：“这只是一个普通身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问我是否也来一根。我默然接过，他凑过来点火。我想到在一部电影里，一个点火的人被囚犯用手铐勒住咽喉，成为人质。打火机老也打不着，他便一直耐心地打。我因此对他的印象好了起来。我觉得也许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个想法有着一种近乎数学的美，和由美带来的妥帖，它需要一个值得托付的知音来听。我觉得他只要听就可以了。

    他从包内翻出一堆活页材料，蘸着口水翻，看见有红笔做过记录的，便抽出放在一边。他一直这样忙活着。我孤独地抽着烟。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抽烟，我不知道它的味道竟是这样的，有些粪气，我像喝了很多劣质啤酒，脑子晕晕沉沉。阳光这时从窗外大把射入，我在狱中曾无数次渴望它，现在却感觉身体又热又痒。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将材料在桌面上抖齐。他抬起头，嗯了一声，将左手五指拢在一起（就像要捏住一只蚊子），说：“你认为这件事是个别事件，还是社会普遍性事件？”

    “个别事件。”

    “嗯。它看起来是个别事件，但个别和普遍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又体现着普遍性。我们必须找出这里边的原因。”

    我觉得对话关系被破坏了。他说得没错，但这是没有任何营养的正确。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显摆一下学问。他的声音像老绵羊，透露出让人温暖的阴柔，长相也和善，他本可以充当好一个聆听角色的。

    他果然问到我五岁之前和谁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

    “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

    “爱。”

    “是什么形式的爱？”

    “溺爱。”

    “溺爱到什么程度？”

    我信口开河，讲出许多感人故事，他捉笔快速记录。在我停止讲述的空隙里，他在材料上来回画线，就像在推算一道算术题。我看到他这样就像要得出答案了，便蔑视得不行。他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对五岁前的时光存在过多记忆。此后我顺应他回溯了短短的一生，我何时回到父母身边，何时离开，如何在乡村、县城和省会之间转学，如何因为各种压力的增长、缠绕而走到临界点。

    “离开以你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弊大于利，因此我杀了孔洁。”我这样说完，他跟踪记录的笔也兴奋地蹦跳起来，最后重重戳在笔记本上。然后他站起来，像科学家配置出新药水，文学家写完代表作，陷入到创造的巨大喜悦当中。如不是警察阻拦，我想他会将我严严实实地抱住。最后他几乎是用了极大的痛苦才控制住这种喜悦，故作忧伤地说：“你啊，你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不，我是救世主。”

    我对他掸掸手，心里交织着无尽的嫌恶和失望。

    两天后，我被再次带进会议室，那里架着一台摄像机。我感到一种庄重的压力，就像自己站在高台之上，被风刮动衣襟，底下有成千上万人翘首以待。我将习惯塌着的腰身挺直，表现得既不颓丧，也不轻佻。我在刻苦表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消解紧张局面的是对面的女记者。会议桌早已搬开，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她留着烫起的短发，皮肤白皙，脸庞微胖而圆润，穿麻灰色西服、黑蓝色套裙，正倾着上身，将交叉并拢的十指落放于跷起的膝盖上，微笑着看我（就像微笑是作为器官长在嘴角一样）。她的头是抬着的，因此目光略微仰视于我。她的目光从不脱离我。

    我像被施了魔咒，突然涌现出强烈的诉求冲动。我在等她的指示。她点了下头，说：“不要老想着镜头。”

    “嗯。”我甚至变得羞涩。她的牙齿洁白而整齐，语调缓和，像轻拂树叶的风，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个字都能让人清晰地感触到。她递给我一张当天的报纸。那位教育学会副会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我杀人：一、家庭教育的失败；二、高考的压力；三、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他认为应该用三句话来防范此类事件：一、了解和理解；二、细心和耐心；三、平等和对等。

    她问：“你怎么看？”

    “放屁。”我已经揣摩到她的意思，她果然宽和地笑了。

    “那么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排解，我想排解。”

    “排解什么？”她点点头，眼神放射出鼓励的火光，这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往下说。我确实说了一句两句，但会议室突然闯进一位中年男子（就像一只陌生的雄狮悍然闯入我和一只母狮的领地）。他递上纸条，她看过，斜靠在椅子上，和走出去的他极为默契地对视一眼。这让我觉得她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

    我住了嘴。

    “排解什么？”她忧心忡忡地问，并没有记住我刚才说的。

    “没什么。”我说。

    接下来我又说：“我一度觉得你像我表姐。”

    她似乎很感兴趣，将头倾到前边来。我感到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我本来觉得她像表姐一样值得信赖，但现在却看出，她的一切真诚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她在试图骗取我的答案。她每一步都是为着这个，甚至于连早上怎样化妆也是为着这个。一旦我交代完毕，她便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与同事击掌相庆。

    “接着刚才的说。”她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场面因此陷入尴尬，这大概也是她没预料到的。随后为完成任务，她开始不着边际地发问：“寄居在别人家里是种什么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不总是充满火星。”这个回答几乎是我对她最后的仁慈了，但她没有把握住，她仓促地接着问：“为什么没有找到灭火器？”

    “灭火器？”

    “我指的是消除杀人冲动的灭火器。”

    “不存在灭火器。”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土壤都在燃烧，即使有灭火器也无关紧要。”

    “你就让火着得更大？”

    “我没有让它着得更大，是它必然会这么大。”

    我们似懂非懂地说着，她似乎凑够了时间，撇下我，一个人对着镜头声情并茂地念纸条：灿烂的花季怒放的美丽

    忽然间 变成如此的结局

    我的心啊 是何等何等的痛惜

    孩子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听到 听到妈妈带血的哭泣

    孩子 我感到痛惜

    我真的 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哭。如果知道最终会有人写这么糟糕的诗，我宁可不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