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树林中的女人未必就是凶手，同时这次涉及的人群基本都是三十至五十岁之间的中年已婚妇女，绝大多数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女性，如果反复找她们调查，尤其对那些丈夫还蒙在鼓里的女性，很可能会因不慎影响到她们家庭的稳定，所以原则上还是要争取对多数人的调查能保密、快速，一次过。

    因此调查的着重点还是必须以胡队的方针为基准，首先保证调查结果对胡队的工作有价值。

    想了又想，我决定通过询问先把这些女人简单分类，然后根据嫌疑性的大小再进一步排查。不过这次所谓“判断嫌疑性”的大小，不是常规的什么“不在场证明”来排除，因为基本确定是买凶杀人，这点儿用不上；也不能通过调查人们的消费支出情况来分析，因为人太多了，公安局也不能随意侵犯公民隐私。这里是对所谓“作案动机”大概判断。

    方法也很简单，通过交谈首先了解谁和死者生前发生过激烈冲突，其次就是简单听听这些女人对死者张玉宝的评价。我相信，在这些评价中会有信息泄露，哪怕是矫饰的评价。

    我的方案大家通过了，于是筛查开始了。

    话不重复，直接说结果，根据我们的询问和这些女人的回答，我们把这些女人粗略分成三类。

    第一类女人可称为“幸福型”女人。

    “幸福型”女人的主要特征就是——自信得令人惊叹！

    她们在得到我们再三保证绝不向她们的家人曝露半点儿谈话内容后，都分别回答出类似的话：张玉宝无疑是最爱“她”的，虽然分手了，但那是迫于世俗的压力和她们极端高尚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就像《廊桥遗梦》里的女主角，纯粹是可怜丈夫、孩子才毅然牺牲掉自己爱情的！“她”将把这段爱深深的埋在心里，同时不仅绝不会记恨张玉宝，相反，还深为“她”不能抛夫弃子跟随张玉宝“为爱走天涯”而内疚，感到深深地伤害了那个可怜的单纯的好男人。说到后来还常常一边自责，一边谴责上天，为什么要如此捉弄她们，酿造如此人间悲剧？

    即使是听到警察说张玉宝是个骗子，已经骗了很多女人之后，她们态度依然强硬，坚信张玉宝即使骗了别人，对“她”也是真心的。有几个女人还怀疑是不是正是自己不能答应和张玉宝结婚，才导致张玉宝自暴自弃——“堕落了”，因此才去骗其他女人，毕竟，“他”先受了“她这个女人”的辜负。在自说自话中产生的这个念头，还常常使这些女人善良的心无法承受，几乎都陷入“深深的内疚”中！

    这种现象使我的那些年轻的侦查员们又同情又气愤，忍不住苦口婆心地想向这些女人们揭露张玉宝的真面目。对此，我在冷眼旁观一阵子之后强行阻止了这些年轻人的执著。

    “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叫她们来。”

    我告诉那些年轻人：“提醒提醒，目的是验证一下这些女人是否真的还相信张玉宝永远爱着自己，对死者毫无怨恨就够了。”

    但我那些小伙子们都正年轻，又很有理想，以为天地一朝皆能换，所以对于这么简单明白的事情都不能说清楚，感到不甘心，并且还很纳闷儿。

    “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实吗？”他们带着诧异问我，“怎么无论我们怎么说，她们都执迷不悟呢？”

    “得了，别忘了我们询问和提醒她们都是为了破案做判断，不是当心理医生来治病的。”

    可那些年轻人也犯了“拗”劲儿，坚持说：

    “我们提醒清楚，她们以后不就可以避免上当吗？有些经济条件也不多好，年纪也不小了，这样糊涂下去，遇到更坏的人，没准儿就犯了承受不了后果的错，而且她们自己受伤也还罢了，如果伤及到家庭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人日子还紧巴巴的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最后便宜给骗子占了不冤枉吗？”

    “说的对，但提醒清楚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这事儿还是交给报纸、电视去干吧，他们才是吃这碗饭的，而且有时间慢慢说。我们就是能赶紧破案才是真的，大家要各司其职。”

    我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虽然有热心，但不是执迷不悟的人，听我这么一说，脑筋转过来了，接受了我的意见，虽然他们还是忍不住又对我重复了一遍最初的诧异：

    “可为什么我们都说清楚了，这些女人还是执迷不悟呢？看她们那么大年纪还上当，心里觉得挺不忍心的。”

    “得了！”

    我也再次截断了这些年轻人的苦恼的反问：

    “张玉宝并非严格定义上的‘骗子’，他只是吃女人饭的，所以这些女人其实也并不能就称为‘被骗’。至于是不是执迷不悟？什么叫执迷不悟？没准儿我们非要劝人家接受事实才是‘执迷不悟’，非要人家知道自己受了骗，然后又羞又气才好？这些女人一直充满了‘幸福感’有什么不好？没听说过一句箴言吗——‘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不知真相，另一种，则是洞悉它。’感情这种事儿，很多时候，‘傻’比‘聪明’更‘聪明’，别把破案方针用到这儿了，你们不是劝人的，抓紧时间干我们的工作吧！”

    我这些下属毕竟都不是“一根筋”，听我这么一说，彻底改换态度，不再关心这些事。

    因此排查也快了许多。

    很快就粗过了一遍，抛掉“幸福型”的女人，又把其他的不那么“幸福”的女人粗分为“嘴强牙硬型”和“羞愤型”两种。

    顾名思义，“嘴强牙硬型”就是指：那些心里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但嘴里还不肯对我们承认的女人们。

    而“羞愤型”则是指那些心里知道自己被骗，嘴里也承认，但非常讨厌和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女人们。

    但很可惜，这一次的排查收获似乎仅此而已，在询问中没有发现我们期待的情况——死者生前和哪个女人产生足以引发谋杀的冲突。

    所以，谋杀动机欠缺对具体某个人的指向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嘴强牙硬型”和“羞愤型”两类女人都算具有谋杀动机的类别。

    为什么这么定性？是因为我们认为，“被骗”是一种很屈辱的感觉，不仅有情感上的痛苦，还带有对人“智力”和“价值感”的羞辱，由此引发的血案也相当多。

    但问题是这两类女人的数量也不少，具有“幸福型”性格的女人毕竟没那么多。

    因此我们还是不能对“嘴强牙硬型”和“羞愤型”两类女人都去银行调取她们的信息资料，理由如刚才，不能无足够证据就去侵犯公民隐私。

    按照正常的破案程序，自然要对这两类女人进行更深入的外围调查。

    胡队工作一贯扎实，要求进一步扎扎实实的一一排查。

    而我，个人可能也确实在破案时有“投机取巧”的习惯，总想想个什么法儿能快点儿把案子搞定。因此虽然觉得胡队的方法很正确，但总觉得这么多人，排查的工作量就非常大，工作量大，就意味着要么需要大量的侦查人员，要么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有一定结果。

    所以在新的案情分析会上，我和胡队产生了分歧。

    我同意胡队的观点，但认为应该分两个小组，人多的一组继续排查，另外少选两个人再组成一组，把觉得可疑度更大一些的单独叫到刑警队再询问一次。然后我希望能听听这些嫌疑人的声音。

    胡队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同时还总觉得我爱“投机取巧”的态度无形地教坏了很多年轻人，已经成了一个坏榜样。

    因此他反驳我说：

    “现在没有理由认定那次争吵导致了这场谋杀。”

    “当然。”我立刻承认。但与此同时，根据案件调查的深入和初步排查的结果，在内心里我却越来越倾向于怀疑正是树林里的那次争吵，可能导致了一年后的这次凶案，至少有相当大的关联度和可能性。

    不过因为这也只是一种感觉，不合适做证据讲，因此我接下来这样解释道：

    “但现在不是没有更具体的嫌疑对象吗？那既然我曾有那次奇遇，为什么不再对这个线索进一步追查追查呢？双管齐下有什么不好？”

    “不是不追查，也不是说双管齐下不好。”胡队回答，然后带着忍耐的表情提醒我，“郭小峰郭大支队长，问题是你已经听过一些人的声音，结论是听不出来嘛！”

    “我知道，但这次——”我笑了笑回答，“我相信我听得出来，因为我想出了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