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劳埃德大夫，”赫利尔小姐说，“你有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

    她直视着他，微笑着，是那种能煽起观众激情的微笑。珍妮·赫利尔一度被认为是全伦敦最美丽的女人，那些圈内嫉妒她的人常说：“珍妮不是个演员，她根本不会演戏，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她全凭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这双眼睛此时正颇富诱惑力地盯着这位头发灰白的年长的单身大夫。近五年来，大夫一直在圣玛丽米德，照顾那些轻度精神病患者。

    一个无意识的手势之后，他脱下马夹，近来这马夹有些紧，让他觉得不大舒服。这会儿他正苦苦思索，绞尽脑汁。赫利尔小姐的话语间对他充满了信心，他总不能让这位美人大失所望，对吧。

    “今天晚上，我想把自己扔进犯罪小说中。”珍妮说道，像是梦呓。

    “妙极了。”班特里上校，这家的男主人说，“太妙了，真是妙不可言。”随即发出一种中气十足的军人般的大笑，“嗯，多莉？”

    他妻子马上恢复了她社交生活中的应变能力（她一直忙于筹备一个春天的聚会），热情地附和道：

    “奇妙无比，”她说得很热切，可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我也一直有这种念头。”

    “是吗？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眼睛一闪一闪的。

    “赫利尔小姐，你也知道，在圣玛丽米德这样的地方，很少有那种离奇的事发生，更不用说犯罪了。”劳埃德说。

    “此言差矣，”亨利·克利瑟林说，这位前任大伦敦警察局局长转向马普尔小姐，“我不止一次从我们这位朋友这儿了解到圣玛丽米德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滋生罪恶的温床。”

    “噢，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辩解道，一片红晕飞上她的两颊，“我从没说过那样的话，我说过的惟一一句话是：‘我认为人的本性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乡间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住在圣玛丽米德让人能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人性。’”

    “但你并没有一直住在那儿，”珍妮·赫利尔始终针对这位大夫，“你到过世界各地，这些地方会有些不同寻常的事发生吧！”

    “是这样，”劳埃德大夫说，仍然在费力地思索，“是的，当然了……是的……啊！有了！”

    他终于松了口气。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几乎都忘了，事情很奇怪，可以说非常奇怪，而最后让我得到问题答案的那种巧合更是神奇。”

    赫利尔小姐把椅子挪了挪，靠他更近，补了些口红，期盼着。其余的人也饶有兴趣地盯着他。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听说过？”

    大夫开始了他的故事。

    “这些岛屿一定很美，”珍妮·赫利尔说，“他们是不是在南边的海上？还是地中海？”

    “我是在去南非的途中，顺道去过那儿，”上校说，“日落时，特内里费岛上的特德峰的景观壮丽极了。”

    “我要讲的这次意外发生在大加那利岛上，不是特内里费岛，离现在已有好多年了。那时我的健康状况很糟，不得不停歇我在英国的诊所到海外去疗养。我在拉斯帕耳马斯，大加那利岛的一个港口城市开了家诊所。在那儿，我的生活非常愉快，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那儿还有一种绝妙的冲浪游泳，要知道我是一个游泳爱好者，海滨生活让我着迷，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在港口抛锚靠岸。每天清晨我都沿着防波堤散步，其兴趣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妇女对帽子一条街的兴趣。”

    “我刚才讲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都在这儿停靠，有时他们停上数小时，有时一两天。在这城里的主要旅馆米提波罗里，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国籍、漂泊不定的人，即便是去特内里费岛的人也都愿意在这儿呆上几天，然后再过岛去。

    “我的故事就从米提波罗旅馆开始。一月的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旅馆正在举行一场舞会。我与一位朋友一直在一张小桌边坐着，观赏着舞会。只有几个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跳舞，但这些舞者的主角却是个西班牙人。当乐队奏起探戈舞曲的时候，只有五六对西班牙人在舞池中曼舞。他们跳得非常好，我们都在一旁观看，羡慕不已。特别是一位女的，高高的个儿，漂亮、动作柔软，她以一种半驯化的母豹似的优雅步子移动着，浑身散发着某种危险的信号。我把这种想法告诉我朋友，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像这样的女人，’他说，‘肯定都有段历史，生活是不会与她们擦肩而过的。’

    “‘美丽本身可能就是危险。’我说。

    “‘还不止是美丽，’他坚持说，‘还有别的，多看那女人几眼，你总会觉得有事情要发生在她身上，或是因她而起。正像我所说的，生活是不会忘记她的，各种离奇的，让人激动的事围绕着她，看到她，你就会明白一切的。’

    “他停了下来，随后又笑着加了几句。

    “‘再看看那边那两个女人，就知道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在她们身上。只是为了平凡、安全，她们才来到这世上的。’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他所指的那两个女人是刚到的两位游客。那天晚上，一艘荷兰籍的劳埃德号进港，乘客们刚到。

    “一看到她们，马上就领会了我朋友的意思。两位英国女士，你在海外随处都见到的那种有教养的英国游客。我估计她们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一个很美，有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的丰盈，另一个黑皮肤，有一点点，也只是一点点的清瘦。两个人都保养得很好，穿的是一套不引人注目的裁剪得体的粗花呢套装，性格单纯，让人感觉到她们是那种生来就具备良好素质的英国女人。她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与她们许许多多的姐妹一样，在旅游指南的指引下，去参观她们想看的东西，对其他一切则视而不见。她们无论到哪里，一有机会就去英国图书馆和英国教堂。她们中的一个，也许是两个像在写点小东西。正如我朋友说的，围绕她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让人激动的事发生，尽管她们像是已经周游了半个世界。看看她俩再看看那位动作柔软，半闭着那双冒火的眼睛的西班牙女郎，我笑了。”

    “可怜的人儿，”珍妮·赫利尔说着，叹了口气，“她们不会充分利用自己，真是傻。瓦伦泰恩的邦德街上的那女人真棒，她叫奥德丽·登曼，你看过她演的《下行台阶》吗？在第一幕中她演一个中学生，演得惟妙惟肖，而她实际上早就满了五十岁，事实上，我碰巧知道她那时已快六十岁了。”

    “请继续，”班特里太太对劳埃德大夫说，“动作柔软的西班牙舞者，这让我忘记了我的年龄和这臃肿的身体。”

    “让你失望了，”劳埃德大夫抱歉地说，“其实这故事与那位西班牙女郎无关。”

    “是吗？”

    “是的，事态的发展证明我和我朋友都错了。围绕这位西班牙女郎没有发生什么让人激动的事，她嫁给了船员雇用管理处的一位律师，到我离开那个岛的时候，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成了一个胖妇。”

    “就像那个叫伊斯雷尔·彼得斯的女孩。”马普尔小姐说，“因为腿长得漂亮而上了舞台，并在舞剧中演主角，大家都说日后她准会变坏，然而她却嫁了一个旅行推销员，安安稳稳地过着平常的日子。”

    “乡村里的类似事件。”亨利爵士嘟囔着。

    “我要讲的故事恰好与那两位英国女士有关。”

    “事情出在她俩身上？”赫利尔小姐小声地问。

    “是的，事情就发生在她俩身上，而且就在她们到达的第二天。”

    “是吗？”班特里太太说。

    “只是出于好奇，那天晚上我出去的时候，看了一眼旅馆的登记名册，很快就找到了她们的名字——玛丽·巴顿小姐和艾米·达兰特小姐，来自巴克科顿韦尔的一个小牧场。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与这两位女士再次相逢。且在那种让人伤心的情景下。

    “次日我与一些朋友计划一起出去野餐，我们准备驾车到另一个岛上去，这岛大概叫拉斯尼威，时间太久了，我也记不太清楚。在那儿吃午餐，那儿有一处保护得很好的海湾，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那儿畅游一番。野餐活动如期进行，只是我们出发得晚了些，不得不在途中停下来，吃过午餐后继续前进，想赶在午茶前到达拉斯尼威岛，游会儿泳。我们刚到海边，立刻就感受到一种极大的骚动，整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在海边，他们一看到我们的车就立即跑向我们，七嘴八舌地向我们说着什么。我们的西班牙语不太好，好一会儿，我才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这两个昏了头的英国女人下海去游泳，一个游得太远，感到不适，另一个紧随其后，想把她拖回岛上，但又体力不支，要不是有一个男的驾着小船去找救生员来搭救的话，恐怕后者必被淹死了。

    “我明白过来之后，立刻扒开人群向海边奔去。一开始我没认出她们。那位胖点的穿的是一件黑色的弹力泳衣，戴一顶绿色的橡胶泳帽。她抬起头来焦虑地看着我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唤起我的记忆。她跪在朋友的身旁，有些外行地做着人工呼吸。当我告诉她我是大夫时，她松了口气，我命令她赶紧到最近的农舍去擦干身子换上干衣服，我边上的一个女人与她一起去了。我竭尽全力抢救那个溺水的女人，一点用也没有，生命之火显然是熄灭了。最终，我无奈地放弃了努力。

    “我走进渔民的小屋，很谨慎地给大家报告了这个坏消息。那位幸存者已经穿上她自己的衣服，我一眼认出了她，正是昨晚到达的那两个女士中的一个。她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噩耗。很显然，这可怕的事件把她给击呆了，再强烈的个人感情都被淹没了。

    “‘可怜的艾米，可怜的……可怜的艾米，她一直盼望着到这儿来游泳，她是一个游泳好手。我真不明白，大夫，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也许是抽筋，你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我们一直在向前游，大概有二十分钟吧，我想往回游，但艾米还想再游远些，向海的深处游去。突然我听见她的叫声，仔细一听，她在求救，我鼓足了劲向她游去，游到她那儿的时候，她仍浮在水面，她猛地抓住我不肯松手。我俩都了沉下去，如果不是那位男人驾船及时召来救生员把我救上来的话，我肯定也淹死了。’

    “‘那是常有的事，’我说，‘要救一个行将被淹死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

    “‘真是难以置信，我们昨天刚到，’巴顿小姐继续说，‘我们都沉浸在享受这儿的阳光和我们小小的假期里，而现在……现在却发生了这样悲惨的事。’

    “我详细地向她询问了有关那个死去的女人的情况，告诉她，我愿意尽可能地帮助她，因为西班牙当局肯定要她提供情况的。

    “被淹死的那位叫艾米·达兰特，是她的陪伴，五个月前才应的聘。她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只是达兰特小姐很少提及她的家人。她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是她的一个叔叔把她带大的，二十一岁就开始自谋生路。”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大夫停了下来，之后又补充了一句，带着结束的语气说：“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没搞懂，”珍妮·赫利尔说，“就没什么下文了？我是说，这确实是一出悲剧，不过这无论如何够不上‘恐怖’吧？”

    “我认为肯定还有下文的。”亨利爵士说。

    “是的，”劳埃德大夫说，“下文还长着呢，当时出现了一件可疑的事情。事情发生后，我自然要向在场的渔民提出一些问题，诸如他们看见了什么啦等等，毕竟他们是目击证人。有一个女人说得更滑稽，她所说的话在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却不时地在我耳边响起。她坚持认为，达兰特在呼救的时候根本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而是另一个女的故意把她的头往水下摁，我说了，当时我确实没在意她的话。我认为这是她想像出来的。从岸上看，那么远的距离，完全可能有偏差，巴顿小姐意识到后者死死抓住她会使她俩同归于尽后，完全有可能采取使她的朋友失去知觉的行动。照那个西班牙妇女的说法，看上去就像是巴顿小姐故意……故意把她的朋友溺死。

    “我再说一遍，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把这种胡言乱语放在心上，是后来才想起这件事的。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是查出死者的个人情况，艾米·达兰特好像没有什么亲人。巴顿小姐和我一起清理她的遗物，发现了一个地址并按该地址写了封信去，可房东太太什么也不知道。艾米租下那间房子只是用来存放东西的，只在她搬进来的时候，房东太太见过她一面。这也许就是死者曾经说过的一个属于她自己的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了。房间里只有两件像样的旧家具和一大堆学校的照片，一箱子削价时买回来的物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证明其身份的私人物品。她告诉房东说，她的父母死在印度，那时她还很小，是一个当牧师的叔叔把她带大的，但她没说清楚是舅舅还是叔叔，因此无从查起。”

    “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是让人觉得有些失望。总有那么些可爱的女人，性情骄傲，少言寡语，仅此而已。在她遗留在拉斯帕尔马斯的个人物品中有些照片，已经旧得有些褪色，而且为了装进影集中已被裁剪过。因此没留下任何姓名。有一张还是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可能是她母亲，也许是祖母。

    “巴顿小姐还提供了另外两条线索。在她之前，艾米还陪过另外两个人，有一个她实在想不起来了，费了好大的劲她终于想起了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可查下来，这位女士现在正在国外，去了澳大利亚。我们给她去了封信，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来了封信。我得说，信是来了，可帮不了什么忙。信中说，达兰特小姐曾经做过她的陪伴，很尽力，是个很迷人的女孩，她一点儿不了解她个人以及家庭的情况。

    “到此为止，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一切都平淡无奇。只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不安。一是没有任何人认识艾米·达兰特，另一件是那个西班牙女人讲的那些可怕的话。是的，我还得补充第三点，那就是当我刚弯下身去检查一动不动的艾米时，巴顿小姐朝渔民的小屋走去，她回过头来张望，脸上带着一种我只能称为极度焦虑，忐忑不安的表情，这种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当时，我也认为这很正常。她有那种表情是因为一场灾难落到了她朋友身上。然而，后来我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深厚的友情。不是悲痛，只是由于巴顿小姐喜欢艾米·达兰特，被她的死吓傻了，仅此而已。

    “但为什么会有那种极度焦虑的表情呢？这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我一点儿也没有误读她的表情，我也不愿意往别处想，然而，一种答案在我脑子中形成：假设那个西班牙女人说的是事实，玛丽·巴顿果真冷血到故意淹死艾米·达兰特，她成功地把她拉下水且装成救她的样子，她被救上了船，而她们所在的海滩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我们的出现是她不希望看到的——来了一个医生，而且还是一个英国医生。她知道有人比艾米·达兰特溺水的时间更长却被用人工呼吸的方法救活的例子。但她得扮演好她的角色，把她的牺牲品单独留给我，她最后回过头来看一眼她朋友的时候，脸上带着那种可疑的焦虑。是不是怕艾米·达兰特会醒过来，说出真相？”

    “噢！”珍妮·赫利尔说，“这下我觉得有些恐怖了。”

    “这样一想，整个事情就有些可怕了，艾米·达兰特的身份更显得扑朔迷离。艾米·达兰特是谁？为什么这么个小人物，一个雇来的陪伴，要被其主人谋杀呢？她是几个月前才应聘来陪巴顿小姐的。玛丽·巴顿把她带到海外，在她们登岛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这种悲剧。她们俩都是有教养的，普普通通的，矜持的英国人。整个事件都非常离奇，我这样提醒自己，并让我的想像在空中驰骋。”

    “你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赫利尔小姐问。

    “亲爱的小姐，我能做什么呢？没有任何证据。我的怀疑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瞬间的印象上的，有可能只是我的想像。我惟一能做的，而且已经做了的事是去寻找死者的亲人。当我再回到伦敦时，我去拜访了那位租房子给死者的房东太太，那次会面的结果我已经在前面跟你们说了。”

    “然而你是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头的呀？”马普尔小姐说。

    劳埃德大夫点点头。

    “有一半的时间，我为自己居然会有这种想法而感到羞愧，这么个举止得体的英国女士怎么会跟一桩罪恶的、凶残的杀人案连在一起呢？她在岛上的短短的时间里，我热情地尽可能地帮助她，协助她与西班牙当局周旋，总之，我尽到一位英国绅士的责任，在异国他乡帮助一位自己的同胞。然而，我想，她知道我怀疑她，并且不喜欢她。”

    “她在那儿住了多久？”马普尔小姐问。

    “大约有两周吧，达兰特小姐就葬在了那儿。十天之后她才启程回国。这场灾难让她感到很难受，她不能再在那儿呆下去了。她本来打算在那儿过冬的，她就是这么说的。”

    “她朋友的死真的让她很难过吗？”马普尔小姐问。

    大夫有些犹豫。

    “从表面上看是不太看得出来。”他很谨慎地说。

    “她有没有，比如说，长胖了些？”马普尔小姐问。

    “真奇怪，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想起来了，我想你是对的，她……是的……她的体重是有所增加。”

    “太恐怖了，”珍妮·赫利尔说着，有些战栗，“这就像……就像是朋友的血养肥了她。”

    “然而，从另一方面，我可能有些冤枉她，”劳埃德大夫继续说，“在她离开之前，她说了几句话，这些话似乎与此案风马牛不相及，我相信可能是她良知的苏醒，尽管时间较长，但最终她承认了她犯的罪行。

    “在她离开加那利岛的前一天晚上，她请我到她那儿去，非常感谢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我当然告诉说，那是我该做的，我只是做了在那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会做的事情，如此等等。这之后是一阵沉默，然后，她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她问，‘不通法律自行解决是合法的吗？’

    “我告诉她说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认为是不合法的，法律毕竟是法律，任何人都只能遵守它。

    “‘即便是在它无能为力的时候吗？’

    “‘我不懂你意思。’

    “‘这很难说清楚，一个人可能会做出完全错误的事情，也许是犯罪，虽然他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做。’

    “我冷冰冰地答道：‘可能有些罪犯当时会有那种想法。’她立即缩了回去。

    “‘太可怕了，’她小声嘟囔着，‘太可怕了。’

    “然后，她换了一种口气，问我能否给她一些能让她入睡的药片。‘自从，’她有些犹豫，‘自从那可怕的事情发生后，我一直不能安稳地睡好。’

    “‘是吗？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脑子里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什么？’

    “‘脑子里？你认为我脑子里该有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语气中带着怀疑和冷酷。

    “她细想了一会儿之后说，‘你是指对未来的忧虑还是对过去的焦虑。这两者中哪一个不能改变呢？’

    “‘两者都不能改变。’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你无法挽回，焦虑又有何用？人不必沉溺于过去，毫无必要。’

    “我给她开了些比较温和的安眠药，就告辞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我不停地想她刚说过的那些话，‘你不能挽回……’是指人还是指物呢？

    “这最后一次会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让我对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有了思想准备，我当然不希望发生什么事，如果一旦发生了，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你瞧，玛丽·巴顿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天良未泯的女人，而不是凶狠的悍妇，她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也愿意遵从这些原则，只要她还相信原则，她就不会去弱化它们，从与她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我猜想她定是开始对自己的原则产生了怀疑，她的那些话是向我暗示一种深刻的良心上的反省。她后悔了。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康沃尔郡的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那是一年中的旅游淡季。我想想，大概是在三月下旬，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报上说，一位住在那儿的一家小旅店的女士巴顿小姐，行为怪异，特别引人注意，一到晚上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根本不让她周围的人安睡。有一天，她唤来了牧师，自称有极重要的事要告诉他，她说她要认罪。等牧师来了，事情进行到一半，她突然站起来说，改天再谈。牧师认为这是轻度的精神不正常引起的。没有把她的悔过看得很认真。

    “第二天，有人发现她失踪了，有一张字条留给了验尸官，上面写道：

    ‘昨天我试图跟牧师坦白，招认一切，但被阻止了，她在冥冥之中不让我那么做。我只能用这种惟一的方式来赎罪，那就是以命抵命。我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溺死于深海中——回到上帝那儿去。我原本相信我已受到审判，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要是期望艾米原谅我的话，只有随她而去，任何人都与我的死无关——玛丽·巴顿。

    “在附近一处僻静的海滩上发现她的衣服，很显然她是在这儿换的衣服，然后义无反顾地向深海游去，当时的深海是很危险的，风大得能把人吹离海岸。

    “尸体一直没找到，但人失踪到一定的时候，就被认定为死亡。她是一位富姐，有十万英镑的遗产，由于她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笔遗产就自然留给了她最亲的亲属，在澳大利亚的表兄妹一家。报纸上还谨慎地提到发生在加那利岛的悲剧，是想说明达兰特小姐的死使她朋友的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陪审团的最后裁决是：‘一时的精神错乱导致的自杀。’

    “这场悲剧以艾米·达兰特和玛丽·巴顿的死而落下帷幕。”

    好一阵的沉默之后，珍妮·赫利尔小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你不能在最精彩的地方打住了，继续讲呀。”

    “不过，你看，赫利尔小姐，这不是故事连载，这是真实的生活。现实生活往往会在它选定的地方停下来。”

    “但我不想它停下来，我想知道……”

    “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地方了，赫利尔小姐。”亨利爵士解释说，“为什么玛丽·巴顿要杀害她的陪伴？这就是劳埃德大夫给我们提出的问题。”

    “噢，得了，”赫利尔小姐说，“她可能有许多理由要害她，我的意思是说——嗯，我也搞不清楚。死者也许让她烦了，也许是嫉妒死者，虽然劳埃德大夫没提到过任何男人，但在那只救她上来的船上……大家都知道，人们对船以及对海上航行的各种说法。”

    赫利尔小姐停了下来，因为说得太急而有些气喘。她的观众更多的是喜欢她那迷人的面孔，它显然要比里面的脑子优越得多。

    “我有多种猜测，”班特里太太说，“但我只说一种，我想可能是巴顿小姐的父亲以毁掉艾米父亲为代价而聚集起了他的财富。因此，艾米决定报复。噢，不，完全弄反了，真讨厌，有钱的主人为什么要杀害一文不名的陪伴呢？啊，有了，巴顿小姐有个年轻的弟弟爱上了艾米·达兰特，示爱未果而开枪自杀。巴顿小姐等候时机，待艾米小姐家道败落后就雇了她，把她带到加那利岛，完成了她的报复计划，这推测怎么样？”

    “妙极了，”亨利爵士说，“只是我们不知道巴顿小姐还有个弟弟。”

    “我们只能推测她有个弟弟，”班特里太太说，“否则她就没有杀人动机，你说对吧，沃森？”

    “没错，多莉，”她丈夫说，“但那只是一种猜测。”

    “当然是猜测，”班特里太太说，“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猜测，我们又没有什么线索，亲爱的，你接着讲，给我们讲讲你的猜测。”

    “我的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我觉得赫利尔的分析好像有点道理。她们肯定是为了某个男人而闹翻的。多莉，想想看，此人有可能是某个高教会的牧师，她们都给他做了件长袍或者其他什么。他先穿了达兰特小姐给的那一件。根据这种思路推测，事情就有些头绪了，再想想她是怎么去找牧师的。在一位英俊的牧师面前，这些女人都会昏了头的，这方面的故事不绝于耳。”

    “尽管只是猜测，”亨利爵士说，“我也尽可能地让它周密些。我们假设巴顿小姐精神上有问题，由精神错乱引起的案件远比你们想像的要多，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开始相信她有义务解除世上某些人的生命——也许是那些生来就不幸的女人。没有人知道达兰特小姐的过去，但是她确实有过去——不幸的过去。巴顿小姐知道了她的不幸，决定履行她的‘义务’。后来她的‘正义’行为开始让她不安，她甚至完全被这种悔恨淹没了。她的结局证明了她精神上的错乱。现在，马普尔小姐，你同意我的推测，对吗？”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说，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我认为最后结局说明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足智多谋的女人。”

    珍妮·赫利尔发出一小声尖叫打断了马普尔小姐。

    “哦！我真笨，我能再猜一次吗？这肯定是——敲诈，那陪伴想敲诈巴顿小姐。我只是不懂为什么马普尔小姐说她很聪明地让自己也死掉。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啊哈！”亨利爵士说，“你瞧，马普尔小姐肯定会给我们讲一个发生在圣玛丽米德的类似的案子。”

    “你老在嘲笑我，亨利爵士，”马普尔小姐责备地说道，“我得承认，这是让我想起了特路特太太，有三个老太太在不同的教区死去，她领了她们的养老金。”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高智商的犯罪行为。”亨利爵士说，“但我看不出来这对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有何帮助。”

    “当然没有，”马普尔小姐说，“对你倒没什么，但对于一些很穷的家庭来说，养老金就是这些家庭中孩子们的命根子。我知道，局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我想说的只是，之所以有这样的事发生，是因为一个老人看上去与另一个很相像而引起。”

    “噢？”亨利爵士迷惑不解地说。

    “我总是把事情越说越糊涂。我是说当劳埃德大夫一开始描述那两位女士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谁是谁，我想旅店里的人也分不清她们俩，当然了，一两天之后，大家都能分辩清楚，但刚好是第二天，其中的一个就死了。如果活着的那位说她是巴顿小姐，我想没人会提出异议的。”

    “你认为……啊！我明白了。”亨利爵士一字一顿地说。

    “只能这么想，亲爱的，班特里太太刚才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钱的雇主要杀害地位低下的的陪伴呢？事情该倒过来才是，我是说，只有这样才合理。”

    “是吗？”亨利爵士说，“你真让我吃惊。”

    “当然，”马普尔小姐接着说，“她不得不穿上巴顿小姐的衣服，这些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有些紧。因此，一般人从表面上看她是长胖了点，那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要提那样的问题的原因。男人们肯定认为这位女士长胖了，他们不会想到是衣服小了，这才是正确的解释。”

    “但如果艾米·达兰特杀了巴顿小姐，她能得到什么好处呢？”班特里太太问，“她不可能永远欺蒙下去呀。”

    “这个角色她只需要扮演一个月左右就行了。”马普尔小姐指出，“在此期间，我猜她定是到处旅行，远离那些认识她的人。我前面说过，年龄相仿的两人女人相貌上差别不会很大的。护照上的照片与真人的差异肯定没人注意，大家都知道护照上的照片是怎么回事。然后，在三月，她来康沃尔，开始装疯卖傻来引起旁人的注意。于是，当人们在海滩上发现她的衣服，看到她的最后的字条以后，不可能再去思考一些常识性的推论。”

    “什么推论？”亨利爵士问。

    “没有人淹死，”马普尔小姐坚决地说，“那是明摆着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么多不相干的东西分散注意力的话，包括那些反省、后悔的表演都是障眼法。根本就没人淹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你的意思是说……”班特里太太说，“你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悔恨，她……她根本就没死吗？”

    “她还活着，”马普尔小姐说，“又一个特路特太太，她特别擅长障眼法，但她碰到了我这个对手。我一眼就看穿了那位悔恨交织的巴顿小姐。自己把自己淹死？要我猜呀，她定是去了澳大利亚。”

    “太对了！马普尔小姐。”劳埃德大夫说，“没错，你是对的。事情总是在我的料想之外。要是我早知道你的这种结论，那么那天我在墨尔本所遇到的事就不会令我吃惊了。”

    “那就是你说的神奇的巧合？”

    “是的，对于巴顿小姐或者是艾米·达兰特小姐——随你们怎么称呼她——来说，确实是够倒霉的了。有一段时间，我在船上当医生，有一次船在墨尔本靠岸，我下船在岸上溜达，一眼就看到我认为已在康沃尔郡被淹死的那位女士。看到我，她肯定认为一切都完了，于是她采取了一项很冒险的行动——把我当成知己。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完全缺乏理性的人。她生活在一个九口之家，是家里的长女，一家人穷得叮当响。他们曾求助于英国的那位有钱的堂姐，遭到拒绝。为此，巴顿小姐与父亲大吵了一架。家里实在太缺钱了，因为最小的三个孩子体弱多病，需要支付昂贵的医疗费。于是，艾米·巴顿决定施行她的谋杀计划。她启程前往英国，在船上当保育员以充作船费。她得到了给玛丽·巴顿小姐作陪伴的这份工作，改名为艾米·达兰特，并租了房子，往里放些东西以证明她的存在。淹死她堂姐的方案纯属即兴之作。接下来，她一直在等待现身的机会，她导演了这场悲剧的最后一幕，然后回到到澳大利亚。在这期间，她的家人作为巴顿小姐的合法继承人继承了她的遗产。”

    “一桩非常冒险且计划周密的犯罪。”亨利爵士说，“简直是天衣无缝，假如在加那利岛死亡的是玛丽·巴顿小姐的话，人们就会怀疑艾米·达兰特，那么她与死者的亲戚关系就会被查出来，但身份的交换以及‘双重死亡’有效地排除了人们的怀疑。是的，计划得太周到了。”

    “她最后的下场怎样？”班特里太太问，“你是如何处置这件事的，劳埃德大夫？”

    “我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班特里太太。就法律所要求的证据而言，我拿不出，但作为一个医生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一些事情，且具有说服力。然而，人死了不能复生，对不对？于是，我与她一起去了她的家，看到她家的其他成员。真是一个可爱的家，弟妹们都敬重这位大姐，他们压根儿不会想到他们的大姐会是杀人犯。她的认罪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人知道，我也只好顺其自然。艾米·巴顿小姐在我们那次会面的六个月后死了。我不知道她是否一直到最后都不感到内疚，认为她没错。”

    “肯定内疚。”班特里太太说。

    “希望如此。”马普尔小姐说，“特路特太太就从来都觉得心安理得。”

    珍妮·赫利尔打了个哆嗦。

    “这太……太可怕了，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是谁淹死了谁。这个叫特路特的太太怎么会与此事有关呢？”

    “她与此案无关，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说，“特路特太太只是住在我们这儿的一个人，一个不太好的人。”

    “噢！”珍妮说，“在村里，但没有什么事是发生在村里的呀？”她叹了口气，“我要是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的话，我肯定什么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