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市青年路中心有一棵树，一棵百岁高龄的桃树。

    2000年10月2日，一个少妇把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她对小男孩说："旺旺，你在这棵树下等妈妈，妈妈去厕所，马上回来。"

    小男孩坐在树下的石头护栏上说："好的。"

    10分钟后，少妇回来了，小男孩却不见了。少妇脸色煞白，站在树下询问过路的人。半小时后，惊慌失措的家人纷纷赶到，他们报了警，拿着孩子的照片去附近的路口、车站以及码头询问。警察在调查中得知小男孩被一个女人带走了，少妇听到这消息就瘫软在地上。围观的群众把她扶起，有的好心人建议她去写寻人启示贴在街头。过了一会儿，少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衬衣，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在衣服上写下一份寻人启示，挂在了树上。

    半个月以后，在羊城火车站广场，一个老乞丐用铁链牵着一个小男孩乞讨。小男孩卷着裤脚，腿上有三个触目惊心的烂疮，苍蝇绕着他嗡嗡乱飞。

    半个月前，这个小男孩还在幼儿园，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几首歌，背几个数字，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和所有孩子一样，有着像苹果一样的小脸和像小鸟一样的嗓音，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一个坑、发现一只蚯蚓就会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喋喋不休，对着妈妈的耳朵兴奋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

    当一个孩子和一只狗融为一体，同时在你面前活动，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也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那个人贩子就是古丽。

    库班锒铛入狱之后，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但很快又打消了这种冒险，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一个老光棍。

    当时，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闽南，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羊城的一个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四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天河区棠下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古丽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阿帕尔："这孩子我不能收。"

    古丽："为什么？"

    阿帕尔："他穿得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

    阿帕尔："丧天良的事，不能干。"

    古丽："你心眼不坏。"

    阿帕尔："除非你贱卖。"

    古丽："你说个价。"

    阿帕尔："4000，看在老乡的面子上。"

    古丽："成交，给钱。"

    阿帕尔："给啥钱啊？咱俩扯平，你把巴郎领走，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讨饭，嫌丢人，还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饿了就回来吃饭，你还是领走吧。"

    古丽："过几天我把巴郎带走。"

    当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尔坐在小圆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爷爷，孩子不喊，他就用拐棍敲着地面说："以后我就是你爷爷。"

    巴郎哼着歌曲回来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看到床腿上拴着一个小男孩，他问道："这是谁？"

    阿帕尔说："买的，明天就带他上街。"

    巴郎说："那我先给他化化妆。"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烟灰倒在小男孩头上。小男孩哇的一声哭了。

    "这样才像个小叫花子，不许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胁着。

    小男孩惊恐地向后退。

    "你叫什么？"巴郎用小刀捅了捅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小男孩回答。他吓得几乎要哭出来，却又不敢。

    "旺旺。"巴郎重复着这个名字，哈哈笑起来，"你是一只小狗，以后我就喊你小狗。"

    "小狗，你从哪来？"

    小男孩摇了摇头。

    巴郎拍拍额头，换了一种提问的方法："你家在哪？"

    小男孩想了想，说："武陵青年路光华小区四号楼。"他说得很熟练，看来平时妈妈没少教他。

    阿帕尔纠正道："你家在客什巴楚县，再敢说武陵--"老乞丐举起拐棍做个要打的姿势，"就抽得你乱蹦乱跳。"

    "你妈不要你了。"巴郎说。

    小男孩用手背揉着眼睛，呜呜地哭起来。

    "那又有什么。"巴郎耸耸肩膀说，"我阿达进了号子，阿妈把我卖了三次，三次。"他向旺旺伸出三根手指，然后他把一个羊蹄塞到旺旺手里。

    "啃。"巴郎命令道。

    每天，阿帕尔都带着旺旺上街乞讨，旺旺已经彻底沦为一个脏兮兮的小乞丐。阿帕尔还用白胶、红墨水、棉棒在旺旺腿上制作了几个伤口，这些假的烂疮做得非常逼真，如果放上蛆，抹上一点臭腐乳吸引苍蝇，对乞讨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经常哭，旺旺的眼睛深深隐在一层阴影里，已经失去了光彩。最初跪在街头，神色仓皇，对每个人都有着无法克制的恐惧，然后这个四岁的小孩就习惯了，麻木了。巴郎有时也跟着阿帕尔乞讨，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在街上四处游逛。孩子是很容易混熟的，正如两颗星星的光芒是一样的。巴郎有时欺负旺旺，有时亲切地称呼他"小狗弟弟"。

    有一天，淅沥沥地下起小雨。这样的天气没法出去讨钱，阿帕尔就躺在床上睡觉。老年人总是睡得很沉，旺旺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卡片，两块磁铁，几个掉了轱辘的小车。他拿出一个很漂亮的塑料小人，对巴郎说："给你。"

    "垃圾箱里捡的。"巴郎不屑一顾。

    "给你玩。"

    "这有什么好玩的，"巴郎说，"有很多好玩的事，你不知道。我带你去冰窑，天热，那里也有冰；再去游泳馆，我们可以溜进去，从台子上跳到水里；我带你去三元里，看那个骨头女人，她还没死；还要去火车站看人打架。"

    "我想妈妈了。"旺旺说。他抬起一双大眼睛，忍着满眶的眼泪，他并没有哭出声音，只是任由泪水涌出来。唉，这个小小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坚强和忍耐。

    巴郎说："哦。"

    过了一会儿，巴郎打个响指，似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说："这还不简单吗？我带你回家！"

    两个孩子手拉手走在雨中，雨把他们的头发淋湿。他们不说话，就那样一直走，一直走，走出那个藏污纳垢的城中村，走过那些破败的堆满垃圾的小巷，走到大街上。旺旺紧紧抓着巴郎的手，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四岁的孩子一路上在想些什么，在他长大以后，能否记起是谁带他走出这场恶梦，能否记得此刻他紧紧抓着的这支手？在一个菜市场附近，巴郎从身上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钱，对卖羊肉夹饼的摊主说："来两个夹饼，我要请客。"他对旺旺说："吃吧，塞到肚子里。"吃完之后，他们继续向前走，巴郎把旺旺领到棠下街派出所的门口，说："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吧。"旺旺点点头。巴郎说："进去吧，让条子帮你擦屁股，他们会送你回家的。"

    巴郎推了旺旺一下，说："去吧，小狗弟弟。"

    说完，巴郎就迅速跑开了。他藏在街角，偷偷地看到旺旺站在派出所门口放声大哭。一个女民警走出来，蹲下身询问着什么，然后拉着旺旺的小手走进了派出所。

    巴郎放心地离开了，他用口哨吹着一首歌曲，那是木卡姆里"潘吉尕木"里很出名的唱段：

    "你有了花苑要栽果树，

    你有了儿子要把书念，

    要教育孩子爱劳动，

    做一个刚强的好男儿。"

    1983年4月26日，羊城黄博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旁边的垃圾箱里不知被谁扔了个怪胎。胎儿有两个头，一个头大，一个头小。

    这个怪物很可能是乱伦的产物。

    当时那婴儿还活着，有数以千计的人围观。次日凌晨，人们再去看的时候，却发现怪胎不见了。

    大概过了十几年，那垃圾箱早已不在，人们已经淡忘了这件事。在繁华的羊城火车站出现了一个老年乞丐和一个少年乞丐。少年乞丐的脖子上长着个大瘤子，瘤子很像一个头，五官依稀可见。

    很多人称呼这少年为寒少爷，他就是当年那个垃圾箱里的怪胎。

    民间隐藏着很多奇人异士。湘西有个种蛊者能在握手时下毒，黔南有个中医能让男人变成女人，武当山下有个道长可以在墙上跑六步，气功大师吴传顺的掌心纹是个"王"字。本文作者亲眼看见过一个老头把鸡按在地上，他顺着鸡嘴慢慢划条直线，鸡就被催眠了。

    寒少爷肯定经过一种特殊的手术处理，他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

    1996年10月21日早晨，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大包袱来到羊城。在火车站东北角，当时那里还有道铁栅栏没有拆除，男人把包袱放在地上。包袱里什么东西都有，被褥，衣服，暖壶，半袋面粉，一只大公鸡，还有个孩子从包袱里慢慢爬出来。

    秋天，环卫工人把树叶扫到角落里。那孩子就坐在一堆树叶上，望着遥远天边的几朵白云。他的父亲在旁边蹲着，捧着个茶缸，喝白开水。一会儿，孩子的身体开始抽搐，双目紧闭，继而突然睁开，龇牙咧嘴。他的牙齿是黑色的，皮肤也泛起紫色，两只手有力地伸直，先是五指并拢，然后伸开手，两根指头用力地比划着。

    孩子脸上的表情异常愤怒，黑色的牙齿龇开，并发出低吼。路过的行人驻足围观，父亲把那只鸡递到孩子面前，孩子一把抓住，咬住了鸡脖子。观众惊呼一声，孩子开始贪婪地吮吸鸡血。鸡翅膀扑腾着，一会儿，软绵绵地耷拉了下来。孩子喝完鸡血之后，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们。

    "这是个吸血鬼。"一个观众喊道。

    "他有病。"孩子的父亲回答，说完就把刚才喝水的破茶缸子伸向观众，"帮几个钱吧，给孩子看病，家里房子和地都卖了。"

    "狂犬病。"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司机说。然而这个说法很快又被别人否定了，因为狂犬病怕光怕风怕水，还咬人。

    "他也咬人，"父亲解释道，"不是狂犬病。大医院都去了，谁也看不好。这是癔症，鬼附身，发病时爱吸血。"

    父亲告诉周围的人他来自宝塔县万沟乡长坳村。他的裤脚卷着，还带着家乡的泥巴，他是跨越五个省来到这里的。

    吸血鬼实际上是一种怪病--卟啉症的患者。

    1993年，羊城火车站出现过一个人妖乞丐.一个穿衬衣的胖女人，说话是男人的腔调，有胡子，赏钱的人多了之后，她会脱掉裤子给观众看。

    1996年，寒少爷成为火车站的宠儿。人们争相观看他和他脖子上的那个大瘤子，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那瘤子是一个头，也就是说，他有两个头。

    这不是简单的乞讨，而是一种演出，周围拥挤骚动的观众并不吝啬，这也是老百姓所能享受到的不多的娱乐之一。人们给那个吸血的孩子起了个绰号，叫做僵尸娃娃。僵尸娃娃的父亲在铁栅栏处用塑料布和几根细竹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住所，一个遮挡风雨的巢。当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还未成立，也就是说市容整洁还未建立在谋生权利之上。如果在1996年有人去过羊城火车站，就会在附近违章建筑的窝棚中看到一个佝偻的孩子，一个母亲可能会说这孩子6岁左右，事实上他已经10岁了。

    大街上永远都不缺少看热闹的人。这个孩子发病没什么规律，只要他变成僵尸，跳几下，咬住鸡脖子喝血，就会吸引一大批人观看。有的人甚至是从别处跑来专门看他的，这也使他父亲每日的收入甚丰。

    自从僵尸娃娃来到火车站之后，寒少爷乞讨到的钱越来越少。寒少爷没少挨打，打他的是一个老头。那老头把他从垃圾箱里捡到，养大，原本指望着能利用这个畸形的孩子发笔小财，这一切却被僵尸娃娃打乱了，观众全跑了，来自地狱的小孩战胜了双头妖蛇。

    我们应该记住这老头的名字：三文钱。

    他看上去像个杀人犯，一双小眼睛差不多被蓬乱的眉毛掩盖住，总是露着凶巴巴的眼神，宽背，罗圈腿，饥肉结实，老茧百结的大手说明他吃过不少苦。这个老头早年跟随着一个马戏团闯荡过江湖，懂得各种各样的捆绑人和东西的方法：鸳鸯结，穷人结，跳虱结，水手结，龟甲缚，后手佛。他给别人讲起过很多奇闻佚事，比如长白山的石头漂在水面，木头沉在水底，乌鸦喜欢抽烟，黄鳝会变性。

    大概是从1990年开始，三文钱就在羊城火车站乞讨为生。

    1996年11月19日，下雨了，三文钱来到僵尸娃娃的窝棚前。僵尸娃娃的父亲正煮着一锅沸腾的粥，三文钱上去一脚踢翻，怒气冲冲地说："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不知道。"父亲回答。

    "你滚吧，随便你去哪。"三文钱说。

    "我哪也不去。"父亲将一根棍子拿在手里，棍子足有手臂那么粗。他"卡嚓"一声在膝盖上将棍子掰成两截，"我可以揍烂你的脸，"他扔了棍子继续说，"空手也行。"

    三文钱歪了歪头，说："好，你等着。"

    第二天晚上，三文钱带来了两个叫花子，寒少爷带来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砍刀。他们站在窝棚前，不说话。僵尸娃娃的父亲很快看清楚了面前的形势，这个农民--在麦收时节，每块地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农民--他扑通跪下了："求你啊，别打我的娃，他有病。"

    "打我吧。"他抱着头说。

    三文钱冷漠地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寒少爷手里的大砍刀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砍了几下就弯了。两个壮年乞丐雨点般的拳头落在那父亲的身上，其中一个抓着父亲的头发往地上撞，撞的砰砰响。一会儿，父亲倒在地上不动弹了。

    "停。"三文钱拉开那个壮年乞丐。

    "他死了？"乞丐担心地问道。

    "没死，"三文钱探了探那父亲的鼻息说，"他昏过去了。"

    这时，从窝棚里冲出来一个孩子。这个十岁的孩子站在父亲面前，他的身体是佝偻着的，但从气势上看更像一个巨人。他呲牙咧嘴，露出黑色的牙龈，吓得一个乞丐后退两步。寒少爷拿着那把不中用的刀走上前，孩子对着寒少爷的大瘤子就是一拳，打得寒少爷嗷嗷直叫。另一个乞丐把这孩子推倒在地，孩子咆哮一声，像疯狗一样咬住了乞丐的小腿。三文钱上去使劲拽，用脚使劲蹬，才把那乞丐从孩子嘴里解救出来。

    "我们走。"三文钱说。

    那孩子站在那里，两手攥着拳头，发出一声声低吼。

    一个月之后，父亲攒够了一笔钱送孩子住院就医，但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在Ct、核磁共振和生化检查中，没发现任何异常，只是脑电波的检查中发现了问题。他们采取了换血疗法，这种冒险的治疗方式使孩子病情恶化，最终死亡。

    快过年的时候，火车站的进站口出现了一个中年乞丐。他穿件黑棉袄，腰部扎一根电话线，左手揣进右袖筒，右手塞进左袖筒，蹲在地上，脸庞深埋在双臂里，面前有一个破碗。

    两个人在他面前停下，其中一个人用手拨拉着破碗里的硬币，说："就这点？"

    他抬头，看到了三文钱和寒少爷。

    "你娃呢？"三文钱问道。

    "死了。"

    "你叫啥名？"

    "大怪。"

    "唉，天够冷的，大怪，我请你喝酒，去不去？"三文钱问他。

    大怪看了看三文钱，默默地收拾起东西，三个人走进了一家大排挡餐馆。当天晚上，他们都喝醉了，互相说了很多话，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羊城出现了一个以乞丐为主要成员的黑恶势力团伙。

    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雾。

    羊城鹤洞桥附近发生车祸，一个腿脚不好的乞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交警从乞丐的贴身口袋里发现了几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点，海珠广场人流穿梭，一个乞丐跪在霓虹灯下。他的面前有个鞋盒子，别人给他钱，他就磕个头，不说话，可能是个哑巴。哑巴的两个孩子也都跪着，其中一个大点的孩子正撅着屁股向旁边一个卖花的女孩挤眉弄眼。

    有个穿西装戴帽子的罗圈腿老人，也许是喝醉了，走过乞丐身边时，像扔一张废纸那样随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块钱。老人走出很远，听到一声尖叫，回头一看，那哑巴乞丐正拿着钱对着灯照呢。

    乞丐的两个孩子蹦跳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上面的毛主席。"

    他们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新版的红色百元大钞，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

    哑巴乞丐兴奋地开口说话了，他说："哎呀，老天爷，都摸一下吧，别抢烂了。"

    旁边那个卖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对老人说："等一下，您买花吧。"

    老人打个饱嗝，眯着小眼问："怎么卖啊？"

    女孩说："八块一束，不贵，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块钱说："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96块钱，"卖花女孩接过钱，厚着脸皮说，"别找了吧，我也没零钱。"

    老人说："那不行，你得找钱。那个人是乞丐，你，你是一个商人。"

    卖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说："我就是个卖花的。你等着，我到那边换零钱。"说完拐过街角，不见了。

    老人叹息一声，将花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老人就是三文钱。

    几天后，三文钱又出现在海珠广场，他对"哑巴"乞丐说："给你一百块钱，你帮我把这包东西送到环江路的赛迪娱乐城，回来，再给你一百。"

    "有这好事？"乞丐问。

    三文钱将一张百元钞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问。

    "我有事。"三文钱回答。

    "到了那里，把东西给谁？"乞丐问。

    "找霍老板。"三文钱说。

    "包里是啥子东西？"乞丐说着，打开了帆布包，里面有两块砖头，用报纸包着。

    "就这个，"乞丐问，"两块红砖？"

    "是的。"三文钱回答。

    犯罪分子运毒时一般采取人货分离，找个傻瓜当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说不出上线是谁。在运送过程中，通常还会有马仔暗中跟随，以防不测。毒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张伟艺将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风平将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将摇头丸藏在蜡烛里，云南人李某将海洛因伪装成糯米藏在几麻袋糯米里。

    三文钱的那两块砖头就是巧妙伪装过的黄砒，黄砒只要进行再加工就成为4号海洛因。

    在99年春节严打期间，一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在报告中写道：

    羊城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有3万多人，实际吸毒人数至少在5万以上，甚至更多。羊城火车站附近肯定有毒贩子的秘密窝点，他们利用乞丐、流浪儿童进行贩毒，据线人举报说这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是一个外号叫三文钱的人……

    当局领导向蒋卫东了解情况的时候，蒋卫东却失踪了，像空气一样从人间消失了。这份报告后来引起了大案指挥部的重视。

    羊城火车站仅数步之遥有一条街，叫登峰街，登峰街有一家富贵菜馆，厅堂简陋，不事装修，然而却天天爆满，食客云集。

    富贵餐馆经营的招牌菜是：叫花鸡。

    我们不得不说这叫花鸡是最正宗的，因为老板以前就是一个乞丐，他就是大怪。

    19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2000年8月21日，晚上十一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找了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年轻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另一碗置于盘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点诧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将四个茶碗横放在于壶的左边，第三杯倒满水，端起来，递向大怪。他端碗的姿势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用三个指尖附着茶杯。

    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一饮而尽。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现代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江湖手势改编的。例如垂下手来，手掌置于腰间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开呈抓状，这代表"狗"。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个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应允了其请求。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羊城"背包党"出现了。

    据当地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报道，有1000余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介绍和假证件，整日游荡在火车站、省汽车站、市汽车站和留花车站之间，主要瞄准外来人员，偷、抢首饰、手机、背包，卖假发票，调换假钞。随着队伍的壮大，这些犯罪分子甚至敢与执法人员对抗。在火车站曾经有多次群殴事件，几百"背包党"成员与保安数次发生冲突，警察鸣枪才得以制止。

    邹光龙名声渐响，成为火车站的黑帮老大，多个帮派都想拉其作为靠山。他开始招集马仔一两百人为打手，向各帮派收取保护费，甚至一个水果摊一个电话亭都不放过。

    直到一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领导三度微服探访火车站，要求"重典治乱"。 羊城火车站进驻大批核枪实弹的武警，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严打"行动。邹光龙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这次"严打"中被摧毁，邹光龙被判死缓。

    2000年10月19日，邹光龙的两个马仔率领几十名打手向火车站周边的店铺收取保护费。众多店铺对黑恶势力往往委曲求全，甚至有店铺老板主动寻求保护。在登峰街有一家卖叫花鸡的富贵菜馆拒绝交保护费，马仔令手下将桌椅板凳及门窗等砸得稀烂后扬长而去，临走前威胁说如果晚上不交钱就再砸一次。

    当天晚上，四个人在一片狼藉的店内点着蜡烛商议对策，他们是三文钱、大怪、寒少爷、高飞。

    三文钱说："这事，忍了吧。"

    大怪说："挣那么多钱有啥用，还被人欺负。"

    寒少爷说："咽不下这口气。"

    三文钱说："咱们斗不过，人少。"

    寒少爷说："去东北叫上炮子那帮人，都拿上枪，不信制不了他们。"

    三文钱说："离得太远了。"

    大怪说："是啊，咱就是人少。"

    高飞说："咱的人不少。"

    寒少爷说："人呢，都在哪？"

    高飞说："火车站。"

    房子里很快挤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挤满了全国各地来的不可救药的二流子。这些即将使用砖头、匕首和木棍的人都是从火车站广场找来的。

    高飞对他们说："一会儿，我们要和人打架，每人发100块钱，不愿意的就滚蛋。"

    "150！"人群里一个人喊道，"100太少了。"

    "现在就给钱还是打完再给钱？"

    "打谁？"另一个人问。

    "邹光龙的人。"大怪回答。

    "不干。"房间里的这帮乌合之众听到邹光龙的名字就纷纷逃散，只剩下一个戴墨镜的人站在墙角。

    "你怎么不走，你不怕邹光龙吗？"寒少爷问。

    "刚才有50人吧。"戴墨镜的人说。

    寒少爷说："差不多。"

    "给我5000元，"戴墨镜的人说，"我干。"

    "你一个人？"大怪问，"你很能打架吗？"

    "打我。"戴墨镜的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大怪的右拳还是非常有威力的，他用尽全力，猛击那个人的下颚，然后，他的手痛得像断裂了一样，而那个人则面不改色，微笑着站在那里。

    "能挨打，"高飞说，"不代表你能打。"

    "那好吧，看着啊。"戴墨镜的人先是一个垫步，然后飞身一记漂亮的侧踹，轰隆一声，他把墙踹出了一个窟窿。

    "天，你叫什么名字？"三文钱问道。

    戴墨镜的人回答："我叫画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