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瓦拉奇周围的几个重要人物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在1935年，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势力被露其亚诺家族挤垮，洋蓟王本人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从此与世无争、颐养天年。他最后老死在病榻上，算是意大利黑社会重量级人物中少数几个有善终者之一。
其次是1936年，查理·露其亚诺因“组织卖淫罪”被捕。按瓦拉奇的说法，查理自己对娼馆妓院之类的事本来是不屑一顾的，无奈禁酒令废除后，纽约的各“科沙·诺斯卓”家族内合计有200余人“失业”，以查理当时所处的地位，他不能不管。查理·露其亚诺于同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0年。有传言说，后来在二战期间，美国海军部怀疑纽约各港口有敌国间谍出入，于是采用联邦调查局的建议，以毒攻毒，把这些港口交给黑社会组织把守。1942年，查理·露其亚诺从位于美加边境的丹乃摩拉监狱转移到离纽约较近的阿尔班尼。至于他具体做了些什么，瓦拉奇之辈不得而知。但是在1945年，查理的律师以其在战争中的贡献为由，申请保释被批准。查理在美多年，一直无意加入美国籍。作为一名异国侨民，保释出狱后即被遣返意大利。查理·露其亚诺于1962年在老家拿玻里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就在查理被捕的同时，露其亚诺家族的二老板维克多·靳诺万斯因涉嫌谋杀被警方传讯后，携巨款只身逃往意大利，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多年。二战期间，维克多向墨索里尼政权捐款25万美元，并因此而被授予荣誉勋章。
于是，露其亚诺家族的第一纵队长弗兰克·科斯蒂罗成为临时执行老板。但这个弗兰克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对家族的事务撒手不管，只热心于营建自己的商业王国。瓦拉奇说，弗兰克·科斯蒂罗是一个外交家，熟识名人政客，谙达上层路线。其实他更是黑社会中少有的企业家。在30年代末期，他所经营的彩券业、赌博业和酒类批发业已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他的吃角子机器遍布各州，并开始向房地产和石油等“合法行业”发展。弗兰克收买贿赂政府官员的本领堪称一绝，他甚至可以周旋于相互对立的政敌之间。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恩被刺杀后，他生前的死对头接替了州长的职务。弗兰克·科斯蒂罗根本不理会这些，转手就把原先拨给休伊·朗恩的20%吃角子机器利润送给了新任州长。不过，偶尔也会有让弗兰克感觉难堪的时候。他曾暗地里资助托马斯·奥雷利竞选纽约州最高法院院长，不知道警方已经监听了他的电话，结果被媒体大曝光。在“科沙·诺斯卓”里，弗兰克·科斯蒂罗尽可能地将自己与那些明火执仗、胡作非为的强盗区别开来。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不惜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比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因洗桑拿而操纵宾馆全体员工罢工之事。
一时间，露其亚诺家族群龙无首，任由几个纵队长在那儿毫无章法地折腾，让瓦拉奇们吃尽了苦头。
一天，巴比·多义耳从安东尼·本德尔那儿回来，说瓦克兄弟为争夺一个姑娘，把埃迪·卡坡卞科的头砸开了瓢。埃迪小伙子是我们的人。巴比问：“你认识瓦克兄弟吗？”
“认识，”我说，“他们是路琪赛家族的。”
“那好，安东尼要你去搞定他们。”
我说：“巴比，挑谁也不应该挑上我呀。你知道季坦诺·路琪赛和我过世的老丈人是最好的朋友。存心跟我捣乱是不是？”
“没那么严重，”他说，“没说让你杀了他们。只是教训教训。”
说也没用，我知道安东尼·本德尔是故意的。我就说：“OK，他们在哪儿？”
“不知道，你自己找去。”
我寻思，只要找不到他们，也就不用“教训”他们，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耗着。大概安东尼摸透了我的心思，一天早上，一个叫胖子安东尼的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正在找瓦克兄弟，我说是，他问：“哪一个？”
我说：“哪一个都成，他们只说是瓦克兄弟。”
胖子安东尼就说，他和哥儿俩中的一个约好了，那天下午两点在3街和97道的一个什么地方谈一笔生意，但他会去得晚一点。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和他们了断，这就是个机会。你明白了吧？他们都安排好了，你不想干都不行。
人也替我找好了，强尼和托米，一人带一根棒球棍。我是接合同的，不用自己动手。
我们开车到了胖子安东尼说的地方，瓦克果然在那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从车里跳出来。他一看见我们就傻了。两个打手对付他，我把那个不相干的人推到墙根，说：“你别管闲事。他伤了我们的人。”
通常像这种情况只消打他的腿，但是强尼和托米没头没脑一通揍，我叫他们住手已经太晚了。后来我听说那小子在医院里躺了半年。
我算是彻底得罪季坦诺·路琪赛了。而且我知道安东尼·本德尔特小人，他决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本来瓦克兄弟和埃迪·卡坡卞科为一个姑娘打架，也不算什么特别的大事。打架总会有输赢，但输了以后又拉上家族的人来搞报复，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按章程是要上公堂的。“公堂”也是当初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的改革之一。法官团一共六个人，纽约的五个家族和新泽西州的诺瓦克家族各出一人。如果最后的裁决出现平局，任何一位老板都可以出面投一票。
当时快到圣诞节了，要等到过完了节才升堂。以前每年的圣诞节路琪赛夫妇都请我们去他们家开派对。那天梅尔卓跟我说季坦诺的太太凯蒂打电话来请我们，我不知怎么的，心里竟然有些感动。
我们到了路琪赛家，喝了几杯酒后，季坦诺避开众人把我叫到楼上，问我是谁下的命令。我能说什么呢？安东尼·本德尔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要是出卖了他，那就尽等着穿小鞋不说，弄不好还会引起又一场家族间的火并。我于是说：“你就当是我自己干的好了。就算我告诉你是别人，你又能怎么样呢？”
他说：“听着，我现在就可以废了安东尼·本德尔那小子。”
“季坦诺，你听我说，我相信你讲的话。但我们就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好不好？就当是我自己干的，好不好？”
正式审判的地点是在乔利·乔斯的餐馆里包了一间雅座。对方是季坦诺·路琪赛带着瓦克兄弟的纵队长。季坦诺本来是用不着来的，我知道他这一趟完全是为了我。我们这边有安东尼·本德尔和巴比·多义耳。我们家族的法官是个“老油球”，叫沙笛诺。“老油球”是我们对那些生在意大利、后来到了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老头儿们的称呼，带点贬意。不过沙笛诺这个“老油球”很聪明，每次安东尼·本德尔出庭时他都坐在他旁边，管着他不要胡说八道。
那天季坦诺·路琪赛一反常态地宽宏大度，临走时大家握了手，每个人都是轻松愉快的样子，只有瓦克兄弟的纵队长一脸怒容，而且从此以后路琪赛家族的人对我都很冷淡。
安东尼·本德尔算准了，这事要么是我倒霉，要么就是季坦诺·路琪赛吃哑巴亏。更可恶的是，这混蛋尝到了甜头，后来又不断地故伎重演。
这件事让我和巴比·多义耳之间产生了隔阂，我想我迟早会和他分道扬镳。我抽出我们合伙做彩券的利润中我自己的那部分，开始试着放些高利贷。
“科沙·诺斯卓”中做高利贷的人不少，但方法却各是各的，利率也不尽相同。我定的利息一般在20%上下。比如我这星期一借给你1000美元，从下星期一开始，你每周还我100美元，12个星期还清。利息是从一开始就算好加进去了的，所以对一些老债未还又借新账的客人，我实际上赚了他们双倍的利息。比如一个人借了500美元，按理他应该每周还我50美元，12个星期付清。好，时间过了一半，他还欠我300美元，这300美元里头已经包括了利息，对不对？他又来了，说手头实在太紧，再借给我500美元吧。我呢，只给他200美元，加上先前的老账300美元，一共就是500美元了。然后从这时候开始，他每周还我50美元，12个星期还清。不服气？不服气你找别人借去。说实话，他要是有能耐找到别人，也不会到我这儿来了。我们管这叫“奶油高利贷”，其奶油部分，或者说最可心儿的部分，就是双重利息。
你问我是怎么做起来的？很简单，先做成一两笔，话就传出去了。你简直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借钱。我只在布郎克斯做，我家住那儿，还有哈伦东区，那是我的老据点。我挑人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能贷款给做正经生意的小商小贩，他们缺钱了来找你，过后一寻思，又觉得你盘剥了他们，脑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就跑到警察或者检察官那里把你给告了。也不能借钱给穷人，到时候他们要是砸锅卖铁都还不出钱来怎么办？你还能把他们熬了吃了？好多做高利贷的就是因为这种又赔钱又被媒体曝光的事给搞砸了。我不想跟人打架，也不想和谁过不去，我只是想赚钱，想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当成一桩正经生意来做。所以我放高利贷这么些年，虽然没有大发，也没有赔过本，所有的账一笔一笔都是收上来了的。很快，我就有了150多位固定客户，有1万多美元“在大街上”替我赚钱。
我也有周转不开的时候。借钱的人太多了，手头现金不够，我也只好去借高利贷。这第一是为了信誉，人家找你两次借不到钱，就不会再找你了。第二是我能弄到利息10%的贷款。为什么？因为对方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知道我能还上，没有风险。一来二去，我的一个上家，约翰·罗伯兹成了我的合伙人。他负责提供现金，我负责发展新客户。他不仅是我的合伙人，也是安东尼·本德尔和其他“科沙·诺斯卓”的合伙人。我知道他在安东尼最大的四五家夜总会里都有股份。约翰·罗伯兹没有加入“科沙·诺斯卓”，因为他有一个兄弟是警察。一直到后来，他才混进了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我和约翰联手放出去了六万多美元。老规矩，我从客户那里收20%，他从我这里取10%，也就是说，我俩对半分。这件事自然是瞒不过安东尼·本德尔的。恰巧就在这个时候，那小子在赛马厅里赌输了几大笔。有一天，约翰·罗伯兹跟我说，安东尼找他去细细地盘问了半天我们的高利贷生意，听那意思是要插一杠子进来。安东尼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太清楚了。他要是插进来，无论干活不干活，至少拿走三分之一。我对约翰说，既然他没挑明，咱们也装糊涂。没过多久，就有人放出一句话来，说你们要是想挤对谁，就挤对踏板车约瑟夫。我对约翰说：“事到如今，我也不好为难你了。安东尼再找你，你就从你那一份里头划给他。他若是想要我的份子，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安东尼果然来了，他把我约到新泽西州的公爵餐厅。“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和好多发了大财的人都在那边买别墅，讲究的是一种“乡村情调”。公爵餐厅就是他们在那里经常光顾的去处。安东尼说他在赛马厅那边急等着用钱，要我把放出去的债全部收回来。我说所有的客户都照章办事，按时付账，我凭什么硬逼着人家立时三刻还钱？我说我可以把约翰·罗伯兹的份额算出来，先找别人借钱垫上，但利息要从中扣除。
安东尼说：“那他不等于白借你钱了吗？”
我说：“当初和我合伙，是他提出来的。现在要撤走资金，也不是我的主意。你如果马上就要钱，只能这么办。”
我和约翰·罗伯兹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结账，我还剩了差不多3万美元，我怕什么？
约瑟夫·瓦拉奇的一个客户是曼哈顿上城区乐土餐馆的老板，借高利贷赌博一输再输，主动提出把餐馆的股份让一半给瓦拉奇。“我说先容我想想。这家伙——他的名字叫艾狄——不是傻瓜，我得调查一下他的餐馆有没有债务……我又去那里蹲了几天，找酒保、店小二聊，找客人们聊。最后弄清楚了，连店堂带生意一共值18万美元，扣掉他欠我的3500美元，我再给他5500美元，就当上了乐土餐馆的半个老板。……艾狄说生意上的事不用我操心，等着拿钱就是了。但我还是三天两头地去，带朋友吃饭，带客户谈生意，还请来一个新的大厨。不过，我那半个老板只能在暗地里当，因为我有犯罪前科，如果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列在上面，餐馆的营酒牌照就会被吊销。你知道，卖酒水比卖饭菜来钱。所以我和艾狄私下里签了一份契约，让他老婆做的见证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餐馆挣钱不少，这些钱在税务的账面上都必须有个交代。瓦拉奇急需一个做掩护的收入来源。正好，一个同样的情形给他带来了一家服装厂。
马蒂的服装厂在布郎克斯展望大街595号，就叫了个展望服装厂。他是我的老主顾，旧债新债加起来一共借了好几千。但他从不拖账，每到星期五一准儿把钱送过来。忽然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宽限两周，两周过了，又要再宽限一周，我就去了。我说：“马蒂，怎么回事？”才知道客户嫌他的机器老，不愿给他活儿了。我到厂子里转了一圈，照我外行人的眼光，那些机器看上去都蛮不错的。马蒂猴精，他猜出了我的心思，说你若帮我一把，把这关过去了，这厂子就算咱俩的。我去找他的客户谈，对方说，只要马蒂换了新机器，他保证把活儿给得足足的。
…………
除去马蒂欠我的钱，我又投进去15万美元。我们要买那么多我从没听说过的机器。
马蒂很在行，他搞进一批二手货，再这里修修那里弄弄，就像模像样地开工了。我不仅不用操心生意上的事，也不用操心税务局了。
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唐纳德，从此梅尔卓被拴在了家里，再也没心思陪我出去应酬。天长日久，我就在外面养了一个情妇，叫罗拉。我给她单租了一套公寓，还时不时地给她买衣服首饰什么的。
约瑟夫·瓦拉奇同时经营着他的彩券、高利贷、餐馆和服装厂。他生性中没有安分守己那根筋，等各项业务都上了轨道，又开始动赛马的心思。
提审瓦拉奇的司法人员们都说，赛马可能是瓦拉奇唯一真正喜欢做的事。每当讲到赛马，他就会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在狭小的审讯室或牢房里来回踱步。说到精彩处，便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一直到1937年，我还以为赛马不过是为了决定彩券的中奖号码。后来跟人去过几次赛马厅，下注的时候，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地给你支招儿出点子，但我差不多就没有赢过。那年冬天，我带着梅尔卓，跟豁嘴和另外几个“科沙·诺斯卓”的人一起去佛罗里达度假。有一天在跑马场，梅尔卓下了两美元的赌注，只因为她喜欢那匹马的名字，我和豁嘴使劲取笑她，旁边一位老头儿说：“别听他们的，夫人，我看你的眼力不错。”嘿，真让他说着了，那匹马赢了。梅尔卓赚了200美元。
我算是彻底服了。我诚心诚意地对老头儿说：“老人家，谢谢您指点我太太，这是我们在这里赢的第一票。”他说不用谢，我就是看见你们把她弄得紧张兮兮的，想帮她一把。
我问：“这些比赛的胜败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说：“你是新手吧？”我说是，他笑了，说：“这么说吧，你要记住的第一点就是，即便有人想操纵比赛，在真正的较量中，也可能有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或出现他无法预料的结果。”他讲了一件事，说有一个人有八九匹马，从来没有赢过，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不定期举行的鼓励性比赛，参赛的马必须是在该年度中从来没有赢过的。那人的马全都符合参赛条件，而且他买通了其他的马主，总之，他的马全被排在了同一场比赛里。这是一种不可能输的情形，一场下来，他可以稳稳当当地赚20多万美元。比赛开始了，他内定的赢家一路领先，谁知在一个转弯时马失前蹄。结果，那家伙差点儿倾家荡产。
“哇！”我说，“我懂得您的意思，但是您怎么会知道我太太赌的那匹马会赢？”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并不知道它准赢，但我了解一些它的情况。一个小马倌告诉我，它的实际速度比报纸上登的快3秒。也就是说，他们在提供这匹马的数据时隐瞒了它的真实成绩……你要是真想用心钻研这一行，就得成天泡在马厩里。”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后来这里的赛季开始时，我又在纽约见到了那老头儿，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几位朋友，个个都是行家。他真是一个挺不错的老头儿，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你们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