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特顿自己都感到很吃惊，他居然还可以活着参观博物馆。他之前的生活充满了惊险刺激，每次冒险都足以使他致命，这些都是现在站在他身边的这些人所无法理解的。现在他已经40岁了，成了家，有了理想的工作，他过去的生活好像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但是有时在不经意间走过的地方，就像现在这个博物馆，某些景象仍然可以使他回忆起从前的情景。挂在大厅内的灰色图画使他想起了1970年，那年发生的事至今仍让他血脉膨胀。挂在旁边墙上的巨幅大海照片又将他抛回童年记忆的海洋。今天，他可能看上去与站在他身边的人没有太多区别，但这些人里没有谁曾经经历过他以前那样的生活。

    他于1951年秋来到这个世界，是杰克和帕特丽夏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的家庭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完美的家庭的典型：杰克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是斯佩里公司前途无量的宇宙航天工程师，在当时那个年代，“宇宙航天”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火星人和死亡射线，而宇宙航天工程师是一份可以引发无数遐想的工作；帕特丽夏是一名24岁、刚离开舞台的时装模特，她曾在国际时装舞台上展现过她优美的身材和瀑布般的棕色长发。

    约翰三岁的时候，他们举家迁到了花园市一处农场式房屋中。这里是长岛地区的高尚住宅区，住满了曼哈顿的高级白领、当地的企业老板，还有像艾迪。阿卡若一样的职业骑师。这里是抚养孩子成长的最理想住所。花园市的生活既安全又平静。住着宽敞房屋，看着彩色电视，他们过着幸福的新式生活。

    约翰四岁时，帕特丽夏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了。他的名字马可瑞是以他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当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时，花园市的生活水平又有了提高。长岛铁路途经这个小城，每个社区都有幸设有一站。查特顿一家购买了大屏幕电视，并可以用电力取暖。约翰也骑着崭新漂亮的自行车。

    帕特丽夏非常喜欢海滩，她经常带着两个孩子，开车四十分钟到长岛南部海岸的吉尔格海滩游玩。到了那里之后，她会让两个孩子自由玩耍。他们光着脚，炽热的沙滩烫得他们的脚像着火了一样，他们急忙跑到大西洋的海水中，让海水缓解他们脚上的炽热感。约翰的父亲从不和他们一起去海边。他的工作很忙，而且他不喜欢沙滩和海水。

    但正是海水使约翰产生了奇妙的感觉。在家里，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激动，在学校也一样。看书没什么意思，米老鼠也一般。但当他站在漫过膝盖的大西洋海水中，望向远处的地平线时，他感到自己好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无人了解的世界。回到家后，他会把t恤衫拉到脸上，拼命吸取上面海水的味道，即使这样也会让他产生奇妙的感觉。

    约翰感到他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家庭略有不同。他的母亲对他说话时从来不拐弯抹角，她会把她的想法直接说出来。约翰的父亲喜欢找乐子。但他不像电视上那些父亲一样喜欢抛棒球或钓鱼。杰克在家的时候在书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研究他的宇宙航天方程式，每天抽四包“健”牌香烟。如果他喝了两杯马提尼，他就会戴着一个猩猩面具在邻里间四处游荡，跟别人开玩笑。

    杰克开始酗酒后，帕特丽夏劝他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但他开始变本加厉地工作、抽烟、喝酒，作为对妻子的反抗。最后，帕特丽夏决定，只要她自己的父亲还活着，她就不再管杰克了。

    帕特丽夏的父亲，瑞。艾莫特。阿里森，是一名退休的海军少将。他还是一名战斗英雄，他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指挥美国潜艇部队历时十年，而后还指挥战舰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帕特丽夏自小就崇拜她的父亲。对她来说，他的父亲就是勇气、尊严和热爱生活的最好象征。他退休后搬到南卡罗来那居住——那里临近海滩。帕特丽夏经常去看望她的父亲，并开始用她父亲的事例来教育两个儿子。

    她向儿子们讲述她父亲对潜艇的热爱，讲述潜艇上每个艇员彼此之间的互相依赖，这样应征入伍的热血青年才能像她父亲一样与潜艇共存亡。她告诉孩子们，她的父亲以此为荣。有时她会讲述阿里森将军在二战太平洋海战中的英雄事迹。但大多数时候，她会告诉儿子们她的父亲怎样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男子汉。她还告诉他们，战争结束后，他的父亲拄着拐杖艰难地拜访每个在他手下牺牲的士兵的家人，他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职责。他要亲自告诉他们，他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儿子所付出的一切。她还告诉儿子们，她的父亲资助那些应征入伍的战士们的家庭，并不断激励他们奋发向上。几乎每天她都会强调，她的父亲最看重的就是优秀杰出和坚持不懈，他认为只要有崇高的目标，而且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那么生命就是永恒的。

    三年级时，约翰在学校的一次戏剧演出中扮演“勇敢王子”的角色。他不是主角，主角是“魅力王子”。他对女孩子没有吸引力，她们都围在“魅力王子”身边。在剧中，他最后被杀死了。但是他很喜欢这个角色。有时在黑夜里他会想：“事实上，我就像那个‘勇敢王子’，我没有‘魅力王子’那么英俊，女孩子不会喜欢我。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特质的话，那一定是勇气。做个‘勇敢王子’要比做‘魅力王子’好，因为勇气是我与生俱来的特质。”

    约翰到了十岁，他父母之间的争吵更厉害了。他经常待在海边，说起话来冷嘲热讽，笑起来非常深沉，比起成年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儿子真像个大人。”帕特丽夏的朋友对她说。那个夏天，邻居答应让约翰试试他们的潜水设备。气瓶是有浮力的，所以约翰只能浮在水面上。但是他的头一直埋在水里，他惊奇地发现在水中居然还可以呼吸。他看到阳光穿过水面一直照向海底，他非常希望能够潜下去，因为他想看到更深的地方。但是他答应过邻居不再向下潜了，于是他一边在水中呼吸一边拼命地想：“如果我能到海底去，那感觉一定妙极了。”

    约翰十二岁那年的夏天，他和朋友罗伯。丹尼格里斯一路搭便车离开花园市出去冒险。在1963年的美国，搭便车旅行还是一项安全的活动。他们到了离家50英里处莎福克县的一处小村落。约翰和罗伯开始沿着乡村小路步行。他们偶然发现了一所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看上去这是一所弃屋：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低垂的树枝遮住了紧闭的窗户，屋里看上去幽暗而安静，就像连阳光也不忍打扰一样。两个孩子慢慢靠近，他们看过很多恐怖电影，对可能出现的情节也有所准备，两人都觉得屋里肯定藏有故事。他们推了推门，门开了。

    他们在楼上发现了一堆几十年前的报纸，报纸都没有翻开过。他们坐在布满裂缝的柳条箱上，开始互相大声朗读报纸上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属于另一个年代，当时为大家所关心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约翰在地下室发现了好几坛水果蜜饯——足够吃好几年的——他被这些蜜饯所代表的想法所深深感染。这里的主人曾打算在这里住很长时间，他们曾希望能够在以后享受这些甘甜的蜜饯。两个孩子在屋里停留了几个小时，没有想过要破坏这个地方或弄乱这里的物品。黄昏时分，他们整理好了房间，连报纸也按原样摆好。

    在搭车回家的路上，他们做出种种设想来解释这所弃屋和房屋以前的主人：蜜饯暗示了屋里曾住着一位女士；窗户用木条钉起来是因为房主是在突发状况下离开的；放在那里的报纸显示，自那以后，就没有人住在那所房子里了。他们在脑海中激烈地推断，而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消逝而去。

    几天以后，他们尝试过再次搭车返回那所房屋，但他们无法说出他们要去的准确地点。两个孩子在乡间小路上到处寻找，但一无所获。他们之后又作过几次尝试，但都没有成功。

    那个地方一直令他们魂牵梦萦。他们试过很多次，他们甚至画了地图，但他们再也没有找到那所房屋：他们永远不知道他们曾到过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之后，两人又搭车出去过很多次，但再也没有发现过那样令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1965年约翰上了花园市高中。也正是这一年，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岘港登陆。约翰个子很高，留着金黄色的短发，长着方形的下巴，看上去更像一个成年人了。他交友广泛，尤其是那些钦佩他冒险精神的人更喜欢和他交朋友，他们佩服他可以搭车跑到50英里外去冒险，也佩服他有能力改装摩托车。

    约翰在高中时仍然成绩平平。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他从小学起就模模糊糊形成的想法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他想知道，花园市是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像被一层保护罩包围着，里面的居民根本不了解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这里的人所关心的问题非常狭隘——他们只关心谁住上了最好的度假屋。邻居们都倡导民权，甚至出去游行支持“黑人孩子”进入白人高中，但事实上，在花园市根本就没有少数民族居住。

    升入高年级后，约翰依然对海滩充满热爱。当然，他从未梦想能够成为顶级的捕鱼人或是冲浪冠军或是下一个雅克。库斯托。除了他的外祖父以外，他心目中没有其他的英雄。他甚至没有外号。但是他总是对海洋充满向往，每次看到大西洋，他都会惊异于世界的宽广，而这个广阔的世界一定存在于花园市之外。

    1968年，约翰上高中三年级，这时，有关美军在越战中严重伤亡的报道铺天盖地。每个人都对此事持不同看法，约翰仔细聆听所有人的意见。但是约翰越是深入思考这些观点，他越是怀疑这些人是否真的理解这件事情。他不是质疑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他非常佩服他们的热情，也深受这个时代气息的鼓舞。但他开始问自己，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他们自己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他不断问自己，同时也更加确信，他们中没有多少人曾经到过外面的世界，曾经找寻过自我。

    那时，约翰的父母已经离异，他的父亲搬到加利福尼亚。一天傍晚，约翰的父亲给家里打电话，问儿子对未来的打算。约翰知道他父亲想听的是什么——他会考上耶鲁，然后找一份与他相配的工作。但是约翰却特意说了些让他父亲感到不可思议的话。他告诉他父亲，他想去探索世界，不是作为旅游者或学者意义上的探索，而是要去寻找生命的答案。他告诉他父亲，他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只知道他必须要走下去，他必须要去寻找自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他父亲暴跳如雷。杰克已经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为自动饮料机发明了电路系统，用这个装置，酒吧的招待可以一次从一个饮料机里倒出好几杯苏打水。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有钱，约翰可以到他那里工作。

    “这只是你的计划，不是我的，”约翰说。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约翰，你一辈子只能当一个普通的工人。”

    约翰挂断了电话。

    1969年初，约翰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一个戴着黑臂章的女孩走进了他们的教室。当时B52轰炸机对柬埔寨边境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美国反战运动者要求美军撤离越南。那天那个女孩做了有力的演说，她完全相信自己反战立场的正确性。约翰将自己想象成一名冒着生命危险参战的战士，然后询问自己是否会赞同女孩所持的立场、佩戴的臂章以及挥舞的拳头，但他没有答案。他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约翰生命的中心问题。就在这间教室里，就在这个戴着臂章的女孩旁边，别的同学都附和着“对极了”，但约翰对此却没有答案。他从来没有出去寻找过自我。

    一个想法出现在约翰的脑海中：军队可以将他带到那个广阔的世界中；参军可以帮助他寻找自我。他问自己，是否敢去杀人，是否肯为自己鄙视的事业而搏斗，他再次无法给出答案。而后他有了主意：他可以志愿参加军队医疗队。不管事情变得多么糟糕，作为医疗志愿者，他只需帮助别人，而不用去杀人。这样他既可以心安理得地留在军队里，又可以获得亲身体验来解决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他首选了海军，他外祖父的那支部队。但是海军为英雄的后代提供特殊照顾政策，约翰不想受到特殊照顾。但其他部门不能保证所从事工作的专业性，只有陆军同意，作为医疗志愿者参军可以等同于服四年兵役。于是约翰应征入伍了。

    1970年1月，陆军将二等兵查特顿分配到了驻日本濑户内岛的第249总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当年他18岁。设立该病房的目的只有一个：治疗战争恐惧症。每天都有大批伤员从山的那边被送进病房，有的被打掉了后颅骨，有的脊柱断裂，有的神志不清哭天抢地，还有的只剩下半边脸。查特顿为伤员擦洗身体，为他们更换衣服，然后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让他们从残酷武器造成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很多伤员是查特顿的同龄人。有时在进手术室之前，有的伤员会看着查特顿然后对他说：“我瘫痪了，伙计。”查特顿有时会在病房里呆呆地出神，他想弄清楚一个十八岁的人突然失去了一部分身体的感觉是怎样的。

    如果有个士兵可以在1970年保证身体完好无损的话，那么这个士兵一定是查特顿。他经常乘火车出行，在濑户内遍的火锅店里吃饭喝酒。他喜欢他的工作——需要投入感情，而且对别人至关重要。他正在观察这个世界，同时又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但是当他看到成队的伤员被送到神经病房的时候，他却无法停止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这些事是怎样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呢？山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查特顿开始研究这些伤员。当医生讲解轮椅和呼吸管时，他基本上都在观察伤员的眼睛。他们的眼神穿过面前医生的身体，直直地看向前方。对查特顿来说，他们并不是里的冲锋队员。他们呆滞、恐惧、孤独，但他们似乎知道一些查特顿并不了解的东西。

    几个月过去了，一车车患上精神病的伤员被送到了第249医院。查特顿更加迫切地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贪婪地阅读报纸、书籍，并和伤员交谈。但这些消息来源只能告诉他一些政治性的东西。他们无法解释世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他的心里再次充满了求知欲，就像小的时候站在海边时的感受一样，他要自己去找寻答案。

    查特顿开始告诉朋友，他可能会要求转到越南的部队中去。他们对他的决定做出了迅速的反应，而且意见一致：“你疯了吗？”他试着将这个想法告诉家里，他们也恳求他重新考虑一下，并解释说神经外科病房的救护员肩负着最高的使命。但他告诉他们，他并不是出于爱国主义或其他什么崇高的目的——他只是想了解那些士兵的处境。最后甚至连伤员也恳求查特顿，“千万别去——你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说。一个瘫痪的士兵告诉他，“待在这，服完役，赶紧回家。我已经残废了，但是你还是完好无损的，你一定不能像我这样。”但是查特顿仍然申请了调动。1970年6月，他登上了飞往南越朱莱的飞机。

    查特顿被分配到第23步兵师第31团第四营。他着陆后，被告知要到位于老挝边境一处重火力点的战地救护站报到，那个地方被称为西登陆区。他当天上午抵达了重火力点。

    中午前后，基地的电话响起来。一个人接了电话，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然后低声向话筒说道：“他妈的。”很快，基地所有的人开始混乱起来。一个军官把查特顿叫了过来，“带好你的装备！一名救护员在战场上刚下直升机就被炸死了。你去代替他的位置。”查特顿不敢相信听到的是真的。他要取代一个死了的救护员？在直升飞机上？去战场？然后这个对他说话的军官开始抽泣，眼神越来越疯狂，就像查特顿在日本医院看到的那些精神崩溃的士兵的眼神一样。

    其他人抓起武器和装备从他身边跑来跑去，而查特顿却待在原地无所适从。他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要做些什么，一分钟后，一个满头棕色乱发的小个子男人抓住他的胳膊，对他说：“听着，我也是救护员。跟着我，我们准备去阵地。”这名救护员看起来年纪不小了，至少有24岁。他说自己的名字叫“毛斯”。

    “跟着我，”毛斯说。

    毛斯领着查特顿藏到了基地的一个掩体处。在直升机来接查特顿到丛林去以前至少还有好几个小时。到时候，毛斯说，他会告诉查特顿直升机的吊索在哪里。“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聊天，”他说道。

    在掩体中，毛斯将查特顿的救生包中塞满了战地医疗工具——疟疾药片、四环素片、吗啡、绷带、剪刀，以及战地服装等——他还向查特顿解释了如何在丛林中使用这些工具，这远比查特顿在医院的时候要复杂得多。在讲解中间，他还穿插了自己对越战的看法。

    “我痛恨战争，”毛斯说，“但既然我已经到这里了，我就要尽我所能为这些人做些事情，我要当个好救护员。这场战争与我没有太大关系，做一个好救护员就是我的全部工作。”

    毛斯将疟疾药片和痢疾药片分别做好标记，将查特顿的包扣紧，然后告诉他，一般来说，救护员除了要带一个大的救生包以外，还要另外准备一个小的，这样才可能够用。一边巡逻，他一边告诉查特顿，一个优秀的救护员会将外伤药与治过敏和肚痛的药区分开、单独放置——你不可能用过敏药去治疗一个头部中弹的伤员。

    “这些人就是你的责任，”毛斯接着说，“对我来说，我就对我的伤员负责。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治疗这些伤员。他们是最重要的。”

    看到毛斯挂在后面的0.45毫米口径手枪，查特顿问道——难道战地救护员的武装就只有这么简单吗？

    “很多救护员都背着来福枪或机关枪，”毛斯回答道，“我携带武器的唯一原因是我要用它来保护倒下去的伤员。我不愿意因为我没有武器而让敌人杀死我正在救治的伤员。但是我不会携带有攻击性的武器，我不是勇士，我把手枪挂在后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一个象征。它不断提醒我，我待在这里的原因。”

    之后的两个小时里，查特顿一直沉浸在毛斯的哲学中。毛斯对勇气、奉献和信仰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些观点与查特顿的想法是相符的，但他之前却始终没能将这些观点系统地阐述出来。在这两个小时中，查特顿甚至忘记了那天他即将奔赴前线。

    直升机终于来了。有人喊道，“出发了！”毛斯在查特顿的包中又装上手榴弹和一块雨布，然后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又检查了一遍查特顿是否记住各种药片的用途。查特顿抓起了头盔，也在后面别上了一把0.45毫米口径手枪。

    “还有一件事，”毛斯说道，“你会遇到很多状况，但是你要尽一切力量在前线活下来，到时你不得不做出很多决定。如果有状况发生，你一定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十年、二十年后，我想做些什么？我老了以后会怎样看待今天我做出的这个决定？’这些问题将会帮助你做出重要的决定。”

    查特顿点点头，握了握毛斯的手。毛斯留在基地，查特顿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见到他。他只说了一句，“非常感谢，毛斯。再见。”然后，他爬上直升机，坐在一个给养箱上——直升机上没有座位也没有安全带——飞机升空了，消失在丛林上方，迎着阳光直赴真正的越南战场。

    直升机将查特顿和几箱给养放到丛林中，然后升空离开。丛林一望无际，似乎没有任何人存在。终于，查特顿听到在一片树林后发出一阵沙沙声。他迎着声音望去，看到十几个人从丛林中走出来。都是西方人，满脸污垢，留着蓬乱的长发和参差不齐的胡须。在查特顿看来，好像是加利福尼亚的摩托帮突然出现在了越南。这些人向他走来，他们的橄榄绿色t恤衫和裤子全都破旧不堪。每人佩戴钢盔、防弹衣或其他军事装备。看着他们渐渐走近，查特顿觉得每个人的表情都一模一样，他们表情漠然，好像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引起他们的惊奇。

    士兵们打开给养箱，开始补充装备。没人理查特顿，甚至连派到连指挥所的那名救护员也没有对他说一句话。偶尔，他们中会有人上下打量一下查特顿，如果给他们充满疲惫和厌恶的眼神做个注解，那肯定是说：你狗屁不懂，肯定在这里呆不长。就算我们需要帮助，你也根本提供不了。这些人装备完毕后，其中一个对查特顿哼了一声，“走吧。”这些人是一个排。他们要转移到新的战斗位置去。在行进过程中，如有必要，他们会追踪并消灭北越士兵。他们走进了丛林，查特顿与他们一起排成纵队前进。

    他们穿过稻田，打死叮在身上小鸟一样大小的昆虫，跋涉过鳄鱼肆虐的河流，避过装满枪炮的坦克。在丛林中行进了一个小时后，忽然响起了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周围的树林扫射。查特顿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要炸开了。射击停止后，他向四周观望，其他人的表情和他刚见他们时没什么两样。几分钟后，他们重新启程。查特顿定了定神，然后加入队伍一同前进。他心情平静后，大脑禁不住开始思考，“这些人都是些疯狂的杀手，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我他妈到底在哪儿？我在干什么？”

    天气闷热，士兵们当夜露天休息。其他人都睡着了，而查特顿却在辗转反侧。破晓时分，他看到丛林中有一只老虎出没。第二天，气温达到了华氏100度，士兵们到达一个废弃村庄的边沿。根据情报，有敌军在附近出没。除了查特顿，其他人都全副武装，时刻准备进行战斗。但其中最出色的是约翰。莱科，一名来自新泽西的28岁的裱糊工人。查特顿认定他是全排的核心人物。莱科高6.2英尺，重220磅，他已经是第三次上越南战场，是越南战场的老前辈了。他手持一柄M60机关枪，七百发子弹交叉挂在胸前。莱科的外号是“老幺”，据说是因为他将“黑桃幺”放到被他消灭的敌人的胸口上。

    巡逻开始后，士兵们排成纵队行进。不久，他们走到一块干涸的稻田边，通过稻田可以到达对面的丘陵地。他们走到一处开阔地带，开始在山坡上搜索敌人的踪迹。进入空地50码后，莱科登上一块岩石观察周围的情况。这时从左边的山坡上射出了子弹。一共五发子弹，其中一发从左至右横穿莱科的胯部。莱科惊呆了，他将武器扔到地上然后卧倒在地，将自己掩藏在两英尺深的草丛里。剩下的人赶紧后撤，在一个十英尺高的土堆后藏了起来。有人大喊：“老幺中枪了。救护员！救护员！”查特顿和另一名救护员匍匐前进。他们可以看到50码外莱科在草丛中的大致轮廓。他倒在开阔地里，是个明显的靶子。但敌人没有再向他开枪，他们很可能是在等救护员出现，他们打算一次结果两个。

    连里的另一名救护员、查特顿的上级，紧紧缩在土墙的后面。

    “他妈的，我才不过去呢。”他对查特顿说。

    整排的人只能愤怒地盯着他。而他们根本没对查特顿抱任何希望，没有一个新手在来到越南的第二天就敢上战场。

    “我去，”查特顿说道。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但最吃惊的还是查特顿自己。他开始卸掉多余的装备，只留下了毛斯给他准备的那个小救护包。

    “上帝啊，这个孩子要过去，”有人说道。

    士兵们找好位置准备火力掩护。时间每过一秒钟，查特顿就觉得视野变得越窄，树林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小。直到最后，他所能听到的只有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和心脏的狂跳声。在日本医院的时候，查特顿曾经设想过这样的时刻。他决定，如果自己面临这种抉择时，他就要以外祖父为榜样。现在，他准备在毫无武装的情况下去救莱科，他对自己说：“我要去找寻自我了。”

    查特顿向空地冲去，一阵炮火从远处山坡的左侧向他射来。跑到一半时，他可以看到莱科躺在草丛中。他跑得更快了，他前面的地面被子弹打得尘土四溅。而在他的身后，其他的士兵也用猛烈的炮火还击，在双方炮火的夹击下，天空好像要爆炸了一样，查特顿以为会被击中。他一直等着自己倒下去的那一刻，但是一个模糊的感觉却在阻止他向回跑，那种感觉就是他不希望后半生仍会记起他曾经放弃过。一秒钟后，他滑到了莱科旁边的草地上。

    “我躺在草地上，浑身麻木，快要休克了，”后来莱科回忆道，“然后，我看到了这个新来的家伙，来的是这个新来的家伙！他带了他所有能带的东西。我根本不认识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他却冲到了火线上，这个家伙在用生命冒险。”

    查特顿将自己掩藏在莱科身边的草丛中，密集的子弹掀起了他们旁边的地皮。查特顿从他的救护包中拿出剪刀，将莱科的裤子扯开，检查动脉血管是否受伤。幸好没有伤到动脉，莱科可以移动。现在，查特顿必须将他弄回土墙后面掩护起来。这短短的50码现在看来就像要横穿整个越南一样那么遥远。

    查特顿想过将莱科扛在肩上，但这个受伤的战士要比他重50磅。查特顿坐在莱科后面的地上，拉着他的胳膊。更多的子弹落在他们周围的地上。查特顿开始用腿将身体向后推，每次将莱科向后拖出一人的距离。他们随时都可能被子弹击中。两分钟后，他们距离土墙只有一半的距离了。而现在其他的士兵已经精确地找到了敌人火力的位置，他们击退了对查特顿和莱科的攻击。很快两人距土墙只有十英尺了，然后只有五英尺，最后终于到了土墙的后面。士兵们冲到他们面前。不一会儿，两架美国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向敌人射出了大规模火力。一架休伊救伤直升机随后而来，将已经休克的莱科空运到了医院。

    休伊消失后，查特顿瘫倒在地。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哪里。但他还是看得出这些人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他们开始跟他说话了，他们拍着他的肩膀，他们冲他微笑，他们叫他“医生”。

    士兵们继续穿过丛林，有些人怀疑查特顿的勇气究竟能维持多长时间。越南战场上的美国救护员在随小分队巡逻时面临的危险是不容低估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救助受伤的士兵。救护员经常会发现他们身处火力最猛烈的地点——雷区周围、狙击手的射程之内，甚至饵雷之上。救护员所面临的危险中充满了敌人的诡计：敌人最想消灭的就是救护员。杀死小分队的救护员就意味着士兵受伤后只能自我救治，这会严重挫伤小分队的士气。

    莱科受伤后，查特顿一直自愿参加小分队的每次巡逻。队员们边笑边拍着查特顿的后背，告诉他，参加巡逻的救护员每次都会拖回一车受伤的士兵的。但查特顿的体内有某种东西在翻腾着，他在第一次巡逻中的出众表现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他不能就此放弃，因为在他生命中这个事业第一次使他感到与众不同，第一次使他感到自己可能很了不起。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查特顿每天都和他的小分队一起巡逻，每天他们都会与敌人交火。查特顿经常冲出去把受伤的士兵救回来，而且他总是用同一种方法。当其他的救护员沿着掩体爬行，尽量减少暴露的可能性时，查特顿就冲出去，迎着敌人的炮火，将受伤的6.2英尺高的壮汉拖回自己这边。不久，“医生”就成了比任何授予的奖章和荣耀更重要的荣誉，士兵们都说“医生”真是个疯狂的家伙。

    查特顿和小分队一起战斗了两个星期后，他听说毛斯牺牲了。毛斯的小分队俘获了俘虏，毛斯去看守他们。敌方的一名狙击手潜伏到他们附近，寻找狙击目标。他可能同时选中了好几个人。但是由于毛斯佩戴的是一把0.45毫米口径手枪，与其他人不一样——在敌人看来，他看上去像是一名军官。狙击手将毛斯锁定在他的射程内，然后扣动扳机，在他身上打了好几枪。

    如果说查特顿还对越南抱有一丝幻想的话，那么这点幻想也随着毛斯的被杀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将0.45毫米口径手枪换成了一把M16来福枪。他来越南是寻找答案的，寻找关于美国和人类的答案，但忽然间这些答案全都变得明朗起来：美国卷入越战是错误的；人类互相残杀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野兽。这就是答案，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查特顿仍然自愿参加每次巡逻，主动冲出去救回每个伤员。当他背靠着树，坐在地上气喘吁吁时，他深切感受到一个优秀的人的生命是多么的充实。他开始迷惑，如果没有到越南来，也许他为这些问题找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答案。

    “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叫查特顿的小伙子，”营里的外科医生诺曼。萨凯说道，“我从未见过他，但听说的第一件与他有关的事就是他居然上火线。我简直不敢相信，救护员一般是不会参战的。即使参加巡逻，也只是进行医疗救护。上火线？没人听说过救护员上火线的。我想这个孩子可能是疯了，但是大家都说不是，只是因为他与众不同。他总是大家谈论的话题。”

    几个月过去了，查特顿的表现仍然引人注目。他在战斗中研究自己和他人，观察那些活下来和死去的士兵，研究他们勇敢和气馁的时候，仔细留意周围人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探索生存下去的正确方式。渐渐地，他从中提取出了几条原则，这些原则对他来说是不容辩驳的真理。他将这些原则像救护包中的各种药片一样在脑海中分类装好。在他六个月的战地服役临近尾声时，他总结出了以下几条原则：

    ——如果一项任务过于容易，那么此前肯定已经有人把它完成了。

    ——如果跟着别人的脚步亦步亦趋，那么就会错失挑战更有价值的问题的机会。

    ——成为优秀的人才，必须要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准备、无私的奉献、集中的注意力、坚定的毅力；缺少任何一项条件，你注定只能碌碌无为。

    ——生活经常会给你做出重大抉择的机会，这是人生的十字路口，你必须决定是就此停下还是继续前进；人的一生充满了做出抉择的机会。

    ——仔细研究所有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真的像它看上去的那样，或是像别人告诉你的那样。

    ——如果你的判断是基于明确的是非观，那么你会很容易做出决定。

    ——那些在战场上被杀死的人都是些神经紧张的人。那些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他会说，“我早就死了——我的生死其实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我要完成自己担负的使命。”这样他们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

    ——最糟糕的决定就是放弃。

    四个月中，查特顿一直在考虑生存的正确方式与错误方式，同时他一直在构思他的原则。每次巡逻都会有人流血，有人死亡，但这也使查特顿的想法更加完善了。他开始认为也许他到越南来就是为了能够形成这些原则。小的时候，当他试图看穿深不可测的大西洋时，他确信大洋的彼岸肯定有他要找的东西。现在他知道了，正是这些想法在呼唤着他，这些想法告诉他人应当怎样活着。

    1971年6月，在服完12个月的兵役后，查特顿开始回家休假，两个星期后，他将返回越南继续在战地服役6个月。见到他时，他母亲惊呆了。他的儿子既不坐在椅子上，也不睡在床上，而是一直待在地板上。他双腿交叉坐在地上，吃光了一桌的饭菜。她问他话时，他起先什么都不说，然后开始抽泣，讲述那些被打掉后颅骨、哭天抢地，甚至饿死的士兵，讲述他第一次杀人的感觉，讲述那些人类能够见到的最可怕的情形。但讲完这些后，他又能很快平静下来。

    他妈妈抓起电话，给一个在军界颇有权力的朋友打了电话。查特顿再也没有回到越南。他被重新分配到布鲁克林汉密尔顿堡的医务室，他在那里时精神状态非常糟糕。军队给他指派了一名精神病医师，在医生面前，他们要求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直到他们认为他已经恢复了健康。他和在高中认识的一个女孩结了婚，但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几个月后他们离婚了。这就是他在这两年中每天做的事——每天按时打卡上下班、感到愤怒和困扰、对未来感到迷惑——直至他结束了在军队的四年服役生涯。

    然后查特顿决定把一切全部抛开。

    从1973年到1978年间查特顿不停地更换工作。他曾住在佛罗里达。在那里，他尝试到医院工作，并打算上大学。但他父亲于1976年死于心脏病，时年48岁。之后，他搬到了新泽西，在旅游城市凯波梅开了个小公司，从事建筑业。但这些工作都不能重新唤起他在越南时曾有过的那种充实的感觉，自从他回到美国后，这种感觉就彻底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1978年春天，查特顿在凯波梅码头上碰到一个熟人，他决定到那人的捕贝船上工作。一天后，他随捕贝船出海。船上的人向他介绍了工作流程。捕贝船上有两台十英尺宽的挖掘机，机器会顺着海底进行挖掘。每半个小时，挖掘机升起一次，将挖上来的东西倾倒到甲板上。然后船员将埋藏在各种淤泥和海底生物中的扇贝挖出来，将剩下的垃圾丢出船外。最后，他们将扇贝搬到切割室中，将贝壳去掉。当查特顿问起他要做什么工作时，这些人告诉他：“做所有的工作。”

    从一开始，查特顿就很喜欢捕贝的工作。他学会了切割和焊接钢管，打水手结，接电缆——总之，学会了所有工作中需要用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他吃的东西比国王还丰盛，那个满脸胡子拉茬的厨师做的扇贝和龙虾要比五星级法国餐厅的主厨好不知多少倍。但最让他动心的还是因为这份工作可以使他在甲板上观察到海底世界。挖掘机对大西洋底的任何物品都一视同仁，不管是什么东西，它都一股脑地挖出来。在一堆堆的扇贝中，你可以找到俄罗斯的渔网、鲸鱼的头骨、炸弹、榴炮弹、乳齿象的象牙、步枪，还有沉船的物品。很多沉船物品。其他船员将沉船物品当作垃圾。对他们来说，扇贝等于金钱，其他的东西都一文不值，都被直接扔到了船外。但对查特顿来说，这些扇贝以外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出海九天，船主付给查特顿3000美元和一包十磅重的扇贝。在1978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更重要的是，查特顿在船上已经有了一席之地。那年，他又随船出海了几次，有时可能有所收获，但也有捕不到扇贝的时候。但每次都会从海里捞上来很多沉船物品，这让他的脑海中充满幻想。他开始往家里搬这些从海里捞上来的东西，直到把屋子装扮得像电影中的海盗船一样——电视机上放着捕龙虾器、墙上挂着鲸鱼头骨、屋顶放着鲸鱼骨架、而天花板上则挂着一张俄罗斯渔网。朋友进到他的屋里后，觉得像是掉进了陷阱。

    这样的生活查特顿过了两年。在这两年中，他赚了不少钱，而且作为一个捕扇贝工已经对大海有了很深的了解。他经常说要到深海去潜水，但紧张而无规律的工作一直妨碍了他的计划的实施。查特顿决定，等工作轻松后，他就背上气瓶，去看看真实的海底世界。

    1980年，查特顿又一次出海大获丰收后，他遇到了凯西。卡斯特，凯西和人合伙在凯波梅的码头开了一家小餐厅。查特顿还没喝完第一杯酒，就知道他对凯西心存好感。查特顿知道很多女人都喜欢平静安逸的生活，但凯西一直过着充满创造性、无拘无束的生活。她在附近的大西洋城长大，但高中毕业后就跑到加利福尼亚尝试不同的生活。她穿着农妇的裙子、羊皮外套，留着史蒂薇。妮克丝一样的金色头发，一天到晚表情冷静。当大家讨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她对他们说，虽然她住在那里，却从来没有去参加过那个音乐节。

    也许最吸引查特顿的就是她的实用主义。凯西不像他所知道的那些女人一样热衷于那些女性化的活动。她不喜欢去美容院，觉得逛商场很无聊，她更喜欢进行剧烈的户外运动。她尊重查特顿，因为他靠自己的双手在海上谋生计。

    凯西并没有被查特顿吓跑。他29岁，但是还没有打算上大学。他一出海就是几个星期，而且都是在有狂风巨浪的时候出海。但卡斯特崇拜他身上具备的这种特质，当查特顿告诉她他不能确定今后会在哪里生活时，她也告诉他，她对他有信心。

    凯西和查特顿住到了一起。他给她买了一把手枪，以便在他出海的时候能够保护自己。他发现凯西可以灵活地使用手枪。她之前从未使用过武器，但她每次开枪都能打中靶心，这才是他喜欢的女孩。他们都不急着结婚或生孩子，他们在一起觉得很轻松，而且无拘无束。“如果一个女人可以容忍这些鲸鱼骨头，”查特顿想到，“那么我想她也一定能够容忍我。”

    1981年，两人住在一起还不到一年，扇贝市场就出现了危机。查特顿的收入直线下降，凯西的餐馆也关闭了，他们手头开始拮据起来。查特顿签约出海17天，筋疲力尽，但船主最后只给了他85美元。他知道是退出捕贝行业的时候了。

    回家后，他和凯西讨论了以后的生活。军队给他的津贴马上就要中止了，如果他想上学的话，他必须现在就开始计划。查特顿对计算机很感兴趣，打算将来在这个行业选择工作，他报名参加了一个程序设计课程。

    在上完第一节课的当天晚上，查特顿突然从梦中醒来，然后坐了起来。他摇醒凯西，一开始她还以为他在做恶梦或是又想到了越南的经历。她抓着他的胳膊，没敢开灯。

    “凯西，凯西，凯西——”

    “约翰，怎么了？”

    “我当不了程序设计员。”

    “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一辈子都坐在屏幕前。”

    “好吧，好吧。你应该做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约翰。”

    “现在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我要当一个商业潜水员。”

    “那是什么工作？”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觉得很适合我……一个商业潜水员。”

    说完后，他满足地睡了。

    查特顿并不知道商业潜水员应该做些什么，而且不知道在哪里工作。但是一听到这个职业的名称，他就感觉眼前的迷雾散开了，阳光照亮了他的生活。第二天，他跑出去买了一本《潜水人》杂志。杂志里面有商业潜水员学校的广告，他觉得这个想法太完美了。他从事过很多工作：木工、铁架工、呼吸系统医疗，现在是潜水。他天生是属于大海的，坎登的一所学校设有潜水课程。两个月后，他开着他的紫色格雷姆林到那所学校去追寻他的新梦想。

    查特顿在教室里听了几分钟后，就确定商业潜水员正是他想要的工作。老师讲到，商业潜水员每次的工作都与上次不同，需要随机应变，在现场解决问题，工作环境复杂而又变化莫测。查特顿激动得几乎坐不住了，就是这种环境才能让他像在越南战场上一样优秀。

    他喜欢这个行业中使用的有力的工具——精铜制成的25磅重的头盔、把潜水员与空气发生器连接起来的空气管、厚厚的橡胶手套，以及防寒干衣——感觉就像穿上了第二层皮肤。四个月的课程结束后，查特顿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以前就一直不知道潜水可以作为一项谋生的工作来做呢。

    毕业后，查特顿与一家在纽约港工作的商业潜水机构签订了合约。在工作的第一个月中，他大概潜了50次水，每次潜水对他来说都是不同的挑战。在同一个星期里，他可能会去拆除水下的混凝土建筑，或在纽约港务局的航空港周围打桩，或将南街下面的生锈的支柱焊接起来。每次他都对老板说：“我可以做到。”

    查特顿在曼哈顿的水底遇到了很多问题。他经常在能见度为零的环境中工作——在隧道或涵洞里，或者在堆满淤泥和沉积物的水下建筑里，这些地方能见度非常低，即使将手套放在面镜上，也看不清楚。他要将身体挤进人类根本无法适应的狭小空间中，然后在里面做非常细致的工作。厚厚的橡胶手套让他的触觉变得迟钝。冬天，他的干衣泡在纽约港冰冷海水中好像贴在身上的保鲜膜。有时，前一晚的海潮会将他一天的工作成果全部毁掉。

    回家以后，查特顿告诉凯西，“这个工作就是为我而产生的。”在水中，他感觉自己就是整个工作的中心，即使挤在钢管之间他也觉得很放松，即使看不清任何东西，他也不会感到不安。他积极地尝试，每项任务对他来说都像老朋友一样熟悉。

    查特顿喜欢挑战自我。当能见度为零时，他将身体靠在周围建筑的裂缝上，同时运用肘、膝、颈，甚至脚蹼的感觉，直至整个工作环境的画面展现在他的想象之中。他调动起了身体的各个部分，例如，将左小腿靠在墙上保持平衡，右膝盖放在一个扳手上，将一只脚伸出洞外，作为测量水流变化的压力计。他在水底工作的时间越长，他的感觉就变得越加灵敏，他甚至能够仅仅通过潜水刀上传来的不同震动感觉来区分普通钢材和煅烧过的钢材。他经常只需脚踝轻触就能判断出一个物体的材质和所处的状态。

    由于经常视线不清，查特顿具备了超常的想象能力。他经常对在潜水中可能遇到的情况进行设想：如果他的手没有抓紧，从缆绳上滑落下来怎么办；如果隧道的支柱倒塌，他要如何调整身体的方向；如果涵洞前端坍塌，他该如何从涵洞的裂缝中滑出。从事这份工作的第二年，他开始相信，他的大脑和身体可以像眼睛一样清晰地辨明物体，这使他即使在危险的环境中也可以保持常人无法拥有的平静心情。当水底发生状况时，四周一片黑暗时，周围充满嘈杂声时，他都不会感到恐慌，因为他相信自己是可以弄清周围的状况的。不久，他就开始向商业潜水行业中最艰难、最危险的环境挑战。运用他的身体，运用他的装备，运用他的工具去感觉，这使他充满信心，因为只要他的脑海中可以勾画出周围的情景，他就是安全的。岸上的工作人员开始称查特顿为“天才”。

    能见度好的时候，他会观察周围所有的情况。他研究物体落入水中的方式、被水流冲击过的沉积物发生的变化、金属分解后的状态、水流在人造物体周围运动的方式，以及木片被埋在沙堆中后最终的方向，所有这些都使他产生兴趣。他相信，他看到的这些东西迟早有一天会对他的潜水有所帮助。

    他不知疲倦地计划着。每次工作时，他都演习一遍他的潜水动作，就像芭蕾舞演员排练舞蹈一样。他先想清楚程序，然后排列使用工具的顺序，直到他认为整个计划足以应付所有的突发状况后才会入水。他清楚地记得，在越南战场上，那些等到战斗开始后才考虑如何行动的士兵是什么下场。他的做法可以尽量减少他在水底做决定的机会，这样任何突发状况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判断力。

    大多数情况下，查特顿都不会轻易放弃。他认为商业潜水员还应当是一个优秀的焊接工、一个专业的爆破工、一个出色的装配工。如果你没有全心全意地完成工作，你是不会成为优秀的潜水员的。在商业潜水员的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查特顿认为正是为了应对这些突发状况，生存才有了意义。他常常想，他活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等待这些时刻的到来。一天，他头盔上的电焊镜坏了，但更换电焊镜会耽误工作的进程。于是，他决定不用电焊镜进行焊接，他闭上双眼完成了工作。当查特顿拿着破碎的电焊镜上岸后，他对目瞪口呆的工作人员说道：“搞定了，伙计们。”当晚，查特顿心满意足地开车回家，他终于又找到了一份可以让他与众不同的工作了。

    1985年，查特顿加入码头营造商联盟，搬到了新泽西的哈肯萨克市。作为商业潜水员，他收入颇丰。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于近海潜水，尤其是他经常到附近的一个天主教静修处潜水。在那一片离岸几百英尺的浅海海域有两艘沉船，一艘铁制船，一艘木制船。查特顿经常对它们进行勘查，并乐此不疲。

    这两艘沉船引起了查特顿到其他沉船探险的兴趣。他走访了潜水用品商店，咨询附近沉船的相关信息。一个店员向他指了指一大堆关于近期潜水包租船的绿色宣传单，查特顿一边翻阅，一边惊奇于看到的这些著名的沉船名称：“圣地亚哥”号、“莫哈克”号和“德克萨斯指挥塔”号。当他看到一份八月份的出海计划后，他停止了翻阅——是“安德亚。多利安”号，历史上著名的沉船。电视上曾经播放过有关这艘船的纪录片。他问店员，去“多利安”号的船上是否还有空位。

    “‘多利安’号是沉船里的珠穆朗玛峰，伙计，”店员对他说。“只有那些最棒的潜水员才敢去。很多人死在了‘多利安’号上。你还是先从容易一点的沉船开始吧。”

    查特顿多次租船到近海沉船中去探险，每次他都被从沉船上发现的故事所深深吸引。看到他对沉船潜水表现出的狂热，凯西也报名参加了一个潜水学习班，他们一起勘查了附近的多艘沉船。凯西认为她能到这些沉船探险已经非常满足了，但是查特顿却远远不够。他决定取得深海潜水资格证书，他认为这是为到“多利安”号探险做准备的最明智的选择。

    1985年夏末，一个潜水用品商店的店主得知查特顿对沉船探险的热情后，建议他与其他有经验的潜水员一起租“探索者”号出海。“探索者”号的主人是比尔。莱格，他是潜水运动领域的一个传奇人物。店主对他说，“莱格可能是个粗鲁的讨厌鬼，但是你们俩对潜水的热情可能不相伯仲。”

    查特顿开始了解“探索者”号，莱格和他的顾客都背着两个气瓶，带着长柄重锤、撬棍、备用照明灯和三把刀。他们研究沉船的甲板图，然后尽可能驶向偏远海域。有时他们甚至根据不完整的经纬度数字，试图寻找无人发现过的沉船。这种精神深深吸引着查特顿，这就像是美国早期开拓者的精神，是被查特顿所深深推崇的精神。

    查特顿第一次随“探索者”号出海时，莱格根本看不起他，但是查特顿对这个船长充满敬意。莱格是个讨厌的家伙——这一点查特顿在船还没离开码头的时候就体会到了——但是他喜欢寻找富有挑战性的目标。查特顿在莱格周围徘徊时，经常听到莱格的咆哮声。“他是什么东西，”莱格怒吼道，“他说这不可能做到？是他不敢去吧？”每次“探索者”号出海，查特顿几乎都要随行。

    1986年，有几次周末随“探索者”号出海时，查特顿注意到他在工作中培养的技巧可以自如地运用到沉船探险中去。他渴望能够潜到危险的环境中，因为他知道自己肯定有办法返回水面。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他也能够保持冷静，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凭借身体来弄清周围的情况。他对突发状况应付自如——随“探索者”号出海经常会遇到突发状况。1986年，查特顿主动提出要潜入“德克萨斯指挥塔”号底部将遇难潜水员的尸体打捞上来。在他之前从没有哪个第一次到这里潜水的人敢这样做。而查特顿却连着做了两次。

    1987年，查特顿向凯西求婚了。从他买给她一把手枪作为防身之用后，凯西将她对武器的兴趣转化成为竞技射击职业。她到全国各地参加各种比赛，甚至保持了好几项赛事的全国记录。但这样的生活对他们两个来说就是一种折磨，使他们想起了查特顿在海上捕贝的那些日子。他们好像在各过各的生活，凯西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们都深切地思念着对方。

    由于查特顿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对别人的期望值也就很高。如果他的朋友、家人甚至凯西行事上有所欠缺，甚至与他的价值观相悖，那他往往会很长时间不和他们说话。一次，一个朋友答应上午九点钟过来帮助查特顿清理树叶，但是他到了中午的时候才出现。查特顿从他身边走开，一个月没有和他说一句话。“他靠不住，”他对凯西说，“我不能像他那样生活。信誉是最重要的。”

    两人的婚礼选在一次前往基韦斯特的探险旅程中。几个月以后，查特顿获得了深海潜水的资格。现在，他可以挑战“安德亚。多利安”号了。莱格要到“多利安”号进行为期五天的探险，查特顿报了名。这次潜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他们在船上发现了很多有收藏价值的物品。查特顿心中充满了对“多利安”号的热爱，他做梦都会梦到这艘沉船。“多利安”号上有很多地方从没有被任何潜水员勘探过。这些是无法到达的地方，但到底什么是“无法到达的地方”呢？

    1988年初，查特顿准备再次勘查“多利安”号。他不断问自己他为什么如此沉迷于这艘沉船。随着启程的日期日渐来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一艘沉船就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宝库。有些秘密可以通过探险被揭开，这些答案可以在被打捞上来的沉船物品上得到体现。但深藏在沉船内部的其他秘密却是很难触及的。这些难以发掘的正是关于潜水员自己的秘密。如果有心发掘，每艘沉船都会为潜水员提供无尽的机会来认识自己。他可以潜得更深，寻找那些从未被别人征服过的地方。对查特顿来说，即便是最小的沉船也会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他可以有机会去解决那些值得解决的问题，这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的，只有这样他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他对同事说，深海沉船潜水可以使人发现自我、了解自我。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查特顿一直坚持不懈地勘查“多利安”号。他进入了三等舱、二等舱和头等舱的厨房——很多年来，这些地方都被认为是无法进入的。这是一项以收藏品多少来衡量的运动，但查特顿常常放弃“多利安”号上的物品，他对其他的潜水员说：“一个人能用几只茶杯啊？”他被公认为东部海岸最优秀的潜水员之一，有人说他甚至能够跻身世界上最优秀的潜水员之列。一天莱格给出了他的最高评价，“如果有一天你死了，恐怕没有人能够找到你的尸体。”

    莱格酗酒越来越厉害，他的怨恨情绪也与日俱增。他的大部分生意都由查特顿替他打理，只有这样“探索者”号的生意才能维持下去。查特顿的脸上经常挂着笑容，时不时冒出几句俏皮话，还经常发出爽朗的笑声。但是，如果有人违背了他的原则，他也会反应强烈。他不能容忍任何人的懒惰和放荡，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别人。

    1990年，他听说一家潜水用品商店店主将沉在罗德岛附近的潜艇U853上的一具遗骸打捞了出来。查特顿立刻给他打电话。那时，几乎所有东部海岸的潜水员都已听说过查特顿的名字。

    “我听说你把U853上的尸骨捞出来了，”查特顿说道。

    “啊，是啊，我想一定是有传言了吧，”那人回答道。

    “你把它放到你屋子里了？”

    “是啊，放到我屋子里了。”

    “你他妈想干什么？”查特顿怒吼道。

    那人发出尴尬的笑声。

    “我可没觉得有什么好笑，”查特顿说。

    “我说，伙计，他们是敌人。是他妈德国人。我们把他们打败了。”

    查特顿冲着听筒大喊道：“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觉得你做的很了不起是吧。那我就打电话给报纸，让他们报道你，采访你。然后你就能告诉他们你这个盗墓者到底有多了不起。然后，整个美国都会感谢你这个盗窃别人尸骨的英雄，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记者。”

    电话那边鸦雀无声。

    “你想让我怎么做？”那人最后说道。

    “你知道吗？你闯祸了，你闯了大祸，”查特顿说道，“你做出了这样的事，我不能坐视不管。那些是潜艇上的战士，你侵犯的是战争的坟墓，你要把那些尸骨放回去。你不能就把他们扔在潜艇外面，你要把他们放回他们原来的地方。然后，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已经放回去了。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再找你麻烦。”

    一周以后，有传言说，尸骨已经被放回了潜艇。

    到1991年时，莱格由于酗酒已经不能再潜水了。医生说，酗酒会让他送命的。但是，每晚当“探索者”号上的潜水员们睡着后，查特顿和莱格都会谈论起沉船探险，谈论潜水到底是要找寻些什么，谈论如果能够找到从前无人发现的重要沉船，那感觉将会多么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