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现场只好打的，司机依然不紧不慢，丝毫不顾我这个记者的感受。
好歹到了现场的时候，船已经不知去向，俞老他们都上了岸。
“从金属探测仪的数据来看，应该是铁牛没错。”俞老大有成功在望气定神闲之感，给我解释状况时自上船以来破天荒地点起了烟。
我一边做笔录一边随口恭喜，顺便告诉了他“林翠平安无事，不用担心”。
俞老满脸笑意频频点头，我一边低头继续写一边想见鬼了我怎么主动把话题扯到这上边来了呀。你可要坚定立场现在可是工作时间呀。
“不过她醒的时候有点怪怪的，”我试图把话题重新拉回到与铁牛有关的方面上，“好像说找到了也没有什么稀奇。”
“没什么稀奇？哼。”俞老苦笑了一下，“很多坐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是这么说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俞老，小翠她可不是……”
俞老摆手阻止我继续说下去，同时闭眼点点头表示理解，重睁开眼他又马上若有所思，“其实，我倒觉得在这个地方找到很有点稀奇呢。
我立刻这话里头有文章:“为什么这么说呢？”
“92年那次探测所有的原始资料都保存得很完整，我都看过。但是清楚的记载这个区域是经过严密搜索的，以此为中心半径二十来米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称得上金属反应的东西。”
“会不会是技术……”我试图解释。
“那时的技术其实并不比现在差多少。”
“那……那么是人员……”
“不会，”俞老断然否定了我这猜测，“当时负责指挥的蒋凌峰是我的老同学，他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
看来并非技术问题又非人员疏忽，我只好不言语了。
“存疑”也是新闻中一个重要部分，把可以解释的东西写成难以解释，引起读者兴趣，是记者的必修课。有了“专家感到疑惑”作后盾，我何乐而不存疑？
剩下俞老一个人喃喃自语，“你说水底能有什么东西，把那么大的铁牛盖得严严实实，一丝缝隙都没有，连金属探测仪的信号都完全阻断？你说这滔滔江水在十年里，能把六万斤的铁家伙挪动多远？五米？十米？二十米？……”
我第一次看到潜水的人出来，才知道一套潜水装备有多重。
潜水者一举一动都很老练，但面相不太机敏，也许因为摘了头盔脑到看起来很小。他向俞老报告情况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旁边听着，从他的语气里倒是听得到预想中的兴奋。
“是啊，肯定是，有那么大。铁家伙看得很清楚么……只是怪了，一点泥巴都没有，就那么赤裸裸的，水底下都看得到反光……”
我速记的功夫一流，着几乎是原话，同时我也注意到俞老的表情:开头就一点都不兴奋，相当沉静，甚至称得上严峻，也许因为“确实是铁牛”早在它的意料之中，算不上一个好消息，而等到听到“没有泥沙覆盖”的时候他的眉头越皱越厉害，几乎使用看外星人的眼光在看潜水员，可怜那老兄自己完全没感觉。
当时我就窃喜，看来这次选择的报道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能将“铁牛重现”的种种异状做得绘声绘色，应该是远比岁修本身精彩的报道。
扎人的新闻未必需要明确的结论，悬而未决的感觉比盖棺论定更好，但是如果一些所谓的疑点早有明确的解释，却大惊小怪地大肆渲染，这种哗众取宠的风格我还是很反感的。我的原则是，在尽量搞清事实的基础上罗列疑点，用平静的口吻。（其实这样更容易引起好奇，所以说抓眼球也有格调之分。）
在我的笔记本上，当时就留存着这样的段落：
1992年勘察时的范围，包括现在的地方，甚至还要向外延展出许多，根据这几年的水文情况，铁牛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的。
1992年没有发现铁牛有三种原因：
一是铁牛不在勘察范围内，十二年来某些不知名的水文异动让它现在到了这里；
二是1992年时铁牛陷在河里太深，探测仪探不到，但那时使用的探测仪虽然不能和地质勘探时用来探测地下矿藏的探测仪相比，可就算铁牛在河底二十米深的话，也会被探出来，别说铁牛的埋藏深度不可能超过二十米，就算超过了二十米，这十二年竟让它从二十米以下冒了出来，也是难以解释的奇迹；
第三个理由虽然可能性也不高，但和前两个理由相比，要可信得多，就是那一次探测器出了故障。
从战术上来说，所谓“第三个理由”纯粹是瞎掰。加上它不过是为了让读者对前两个理由的合理性视而不见，从而把思路转到想入非非的状态里去——“可信得多”的理由也这么牵强，可见其他理由更站不住脚，真正的原因一定是……
所以说最好不了的病就是职业病，我当时考虑的就是这些小把戏，只想着世上哪有那么多狗屁怪事，尽管我老是撞邪，但概率也不该这么高。
后来的事实给我一个教训：永远不要觉得这世上有什么神秘力量罩着自己，不管它叫做神还是概率论。
这一天的白昼真的是特别长，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简直显得像两个白昼那么长。壮观的合拢仪式早就不是我要关心的重点了，表上的时间不过是十一点，回头想想我送林翠到医院不过是九点半，平时我这时候还没吃早饭，简直是疯了。如果按照我的作息，一起床就能赶上发现铁牛，整个“上午”就能专心报道发现铁牛。
11：25分，仅仅在截流开工的40分钟后，都江堰灌区内江段合拢成功。
水流渐渐低落下去，预期中的铁牛就要在河床上出现了。
这段时间不但我，而且俞老显得很紧张焦急。大概是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故意扯开了话题。
“小翠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没事，我留了部手机给她，有事她会打电话的。”
“号码多少？我打个电话问问她情况。”
“用我的手机打好了。”
“好，”俞老接过手机，“顺便告诉她铁牛马上要捞上来了。”
俞老用别人的手机很是节约，我低头才不过写下两行字，也就一分钟多一点的功夫，就听到他的大嗓门：“好好好，我不和你争，你先好好静养……好吧，就这样。”
我正想问怎么了，俞老先发起了牢骚：“这孩子真是奇怪了，居然说什么铁牛早就捞上来了！我问她什么时候？她居然还像模像样地跟我说92年！”
我一下子想起离开医院时林翠的怪异状况，原来她认为铁牛早就捞上来了！还确切记得是92年！看来这次落水，对她身体影响虽然不大，但对记忆还是有蛮可怕的后果。
我虽然觉得有些不祥，但还是这样开解俞老（同时也是开解自己）：“俞老，我看会不会是这样：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看到一件事情，却感觉是很久以前就发生过的，然而事实那绝对不可能。其实不过是由于我们管理记忆的大脑部分发生了点小问题，才会产生这种错觉。林翠的状况应该是类似吧。”
俞老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你说的有可能。突发事件的确能让人的记忆产生错觉，有些是失去记忆，记不得发生的事；而这样的则是把记忆‘提前’了，把没发生过的事情当成了已发生的。”
俞老虽然这么说，但我感觉他并不释然。连我自己也怀疑起来了，像铁牛有没有捞上来这样的大宗事件,难道也会产生记忆偏差吗？人类的记忆真是奇妙的东西。
铁牛出水的一刹那，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对于记者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透过镜头我看到的不过是如何取景，报道里之多以一句“六万斤重的铁牛破水而出”涵盖。但是我还是很不职业地要强调一下，因为当时我的感觉是，哦，那就是铁牛啊，亮晶晶的。
事后我估算了一下，从铁牛牛角在水面上露头，到最终完全展露在干涸的河床上，全过程不下十五分钟。整整十五分钟啊，所有人的视线集中在偌大的铁牛身上，居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发现——
一直到，一直到铁牛在地上昂首挺立，人群像磁铁一样黑压压地围拢过来，才有人惊呼——怎么是亮晶晶的？！
想来你也猜得到，如果那第一个惊呼的人不是我，我也就不会有脸在这里这么说了。
想想看，明朝的铁牛，亮晶晶。如果说我刚看到它冒头的时候脑海里出现“亮晶晶”的三个字只是隐隐觉得不对，那么其他所有人大概都是一样的。在整个旁然大物在我们面前被吊起放下的过程中，其实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这个疑问，只不过好像太惊讶了，而又分不清这种惊讶是铁牛本身带来的震撼力造成的，还是因为“亮晶晶”，就好像所有人的情绪被个无形的塞子堵住了，知道铁牛落地，一群人上去围观，“法定的”七嘴八舌时间到才爆发出来这疑问。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铁制品在水中尤其是这种富含矿物质的江水中浸泡几年，就会氧化生锈。更何况是元朝至今的近八百年？原本所有人的心理预期，不过是指望从江水里捞出一个依稀可辨形貌的“牛状铁疙瘩”罢了。万想不到的真正捞起来的铁牛，是除了一点污垢以外几乎全新的家伙！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它几乎是完全“挺立”在河床上，挺立！没有什么淤泥掩盖它，别说大腿，连膝部都没有被淹没，只有蹄子插在泥里，而那也完全是因为它自身的重力。简直可以说，当场把一只铁牛放到泥巴地上 ，也不过是这一副模样。
我马上回头去看俞老，发现话到嘴边的“怎么会那么新”根本不需要问出口，他显然也在想这个问题。其他专家和工作人员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我自己觉得思维变得很奇怪，甚至想会不会有人开玩笑，放了头新造的铁家伙到江里，想看打捞的人的笑话。国外有很多类似的神秘事件，比如某些麦田圈之类的，经调查出自这种恶作剧的为数不少。但是……中国人可能吗？再说这成本也太大了吧？把那么大的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地搬到这儿来沉下江，可能吗？
专家组这个时候已经聚拢起来窃窃私语，我本该职业地凑过去听听说什么，不过反正事后俞老也会告诉我（我有这个自信），就不去惹人讨厌了。趁这个机会我放下相机，好好观察了一下铁牛。
除了显得过新之外，铁牛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就是造型。我不知道明代的雕塑艺术是怎样的，但是我看这头牛与印象中中国传统的那种是鼻子是眼的老黄牛形象相去甚远。与其说是出自明代匠人之手，莫若说更像出自毕加索或达利的作品——当然，在抽象和变形的程度上有所不及，但绝对不是写实派的，牛身的造型都是流线的，并无预期的线条，细节则是完全省略。对了，这样的风格我国也有，不过是在商周的青铜器上，一个小小的壶盖或手柄上的小动物，让你猜半天是羊是狗还没有结论。入唐以后这种风格就式微了。而且，在小东西上这样刻画并不觉得如何，如此庞然大物却采取了这种风格就有些刺眼了。
对了，好像唯一不属于这种简约风格的部分，就是这头铁牛的牛角。牛头低垂，牛角几乎水平地像前方延伸。两只牛角不像全身其余部分那么光滑，而是看得出有螺旋状的花纹。仔细看那花纹又不是平滑的螺旋曲线，而是凹凸不平的，很像旧时红木家具的雕饰，说是某种字体也未尝不可，没准是蒙古文——思考尽量多的可能性，是我的一个习惯。凑巧的是这习惯居然与这次的事件联系了起来，将在以后的时间里大大考验我的想象力与逻辑，而与这事件的惊人怪异比较起来，铁牛外表上送种种奇特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专家的“临时会诊”并没耗费多少时间，俞老到我的身边说的第一句话倒是让我意外：“小那，这次的消息能不能先不要发？”我愣了一下，心想这铁牛真有什么重大的古怪，居然要封锁消息。
对这种要求，拒绝是我的第一反应，“俞老，你要知道记者的新闻自由可是受到……”
“我知道，我知道小那。”俞老打断了我，“可是你看这铁牛的样子，总让人怀疑到底是不是元朝那只……我知道现代人铸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总要严谨一点吧？万一真的不是，你就这么把消息发出去了，这笑话就闹大了。”
我环顾四周，果然每个记者身边都有工作人员在和他们说话，想必内容跟我是一样的。
“我看这样吧，小那，”俞老继续说，“我们先要对铁牛作一个鉴定，如果鉴定结果没问题，第一时间通知你……你趁这个时间把稿子整理一下吧。这也是对你们新闻的可靠性负责嘛，对不对？”
我只好点点头，把相机收了起来。至于整理稿件。我是不会做的。万一鉴定结果并不是“没问题”，我就把材料全部换一种方法组织，写成……小说。
我当时就存了这种念头，事后证明真是有先见之明。
这一天因为起得太早，所以很早就睡了。原打算去医院，因为很多人要去看林翠，最后也没有去。
正因为躲人多才第二天去的，没想到那里还是看到一屋子人，当然是俞老和其他研究所的同僚们。我几乎以为他们从昨晚一直……吵到现在。
几乎每个人都开了口，但是很明显意见只有两派，一派是林翠，一派是其他人。如果换了另外一件事上出现这种情况，我想我多半会站在林翠这边——从中学起参加辩论我就喜欢支持少数观点，但是这件事……
林翠坚持的论调和昨天的一样：铁牛是1992年已经捞上来了，说现在才捞上来的人，是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颠倒黑白，掩盖事实……其余的所有人只是在给他人和自己作证，试图说服林翠没人有必要进行这样一场阴谋。
我只好爱莫能助了。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和什么时候主动上前打招呼的时候，林翠发现了我，但是这个时候她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证实她所记得的事实，看到我出现，第一个念头就是“拉来作证”。
“那多！你来说说！你第一天来采访岁修，我们还在铁牛边上合了影。你把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呀！”
天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再这样下去不行，她的毛病得治治……”我背后出现了这样嗡嗡的低语，让我觉得刺耳，但我此时心里所想的其实也是一样。我默默打开背包，拿出胶片袋。
林翠看到我的举动，一副对“真相大白”的期待表情，“我真不明白你们撒谎有什么意义？跟我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所里面你们可以众口一词，不是所里的人一来，你们就没辙了吧！”
“你自己看吧。”我尽量让自己的语调严肃而又不显得冷酷，“这是我和你唯一合影过的照片。”
空气像凝固了——很多文学作品里有这样的描述——我想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骗人！”打破凝固的果然必定是大叫。
“骗人骗人骗人！”林翠显得歇斯底里，她对着阳光看底片的眼睛带动着整个面部在抽搐。
“难道你要说，这张照片里本该有我、你，还有铁牛？”我试探地问。
“对！”没想到她真的这么回答，“假的！这是假的！”
背后的嗡嗡声更多了。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对待，如果这是数码相机拍的，我有办法做假。但这是光学底片。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是没办法做假的。“
这个时候，我相信唯一的办法是用铁一样的事实和她耐心的讲道理，而不是强调她的种种谬误和偏差。把一个处于不正常状态下的人当作完全正常对待，对于她的恢复只有好处，反之大惊小怪的话，只会收到相反的效果。
果然，林翠沉默了下来。虽然还是浑身发抖，但是已经不像是要继续和所有人争执下去。嗡嗡声也随之消失了，所有人都看着林翠苦苦思索。
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有经历过一觉醒来，发现一切和自己记得的不一样，但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分外痛苦，似乎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
林翠终于开始用手腕敲击自己的脑袋，轻轻地。我守到了好时机过去抓她，即使有那么多人在身后，我也相信足够大方自然。
“好了，你先休息一下，别想太多了。”我轻抚了一下她的头，就算这动作在“大方自然”上有所欠缺我也顾不得了，“都会好的，睡一觉，一切都会好的。”
事实当然不那么简单。让病人睡去是容易的，守候病人的人要心安就不那么容易。出了病房，几乎所有人都在听医生讲述病情。
医生不过是老生常谈，简直同电视里一模一样。“病人的精神状态还不稳定”，“可能是头部受了冲击”，“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做个Ct”，“现在只能给她用一些调节情绪的药”云云。都是废话且毫无新意。
虽然刚才在病房可以“放肆”一把但回到外头我还是知道自己不宜介入过深，虽说林翠没有亲人，但是这里的事情还是交给她的同事们为宜。
原本采访是可以在这一天结束了——铁牛已经捞上来了，尽管受俞老所托，我答应了在消息确实以后再发稿，但也尽可以回到上海等他的消息。不过既然社里给我批了五天时间，我乐得用足。当然，我也有些放心不下林翠。
医院的Ct报告说脑部全无损伤，记忆偏差只是功能性问题，并非器质性的。于是乎第二天就把她打发回家乐。研究所里当然没有要求她上班，就算她虽身体没问题，其他人恐怕也受不了和她继续“对质”。
铁牛的报告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出来，同样毫无悬念地证实了“铁牛的确是铁的”，年代检测也无问题，它绝对不是现代的，甚至比元朝更古——这一点并无关系，古人很可能用当时的“古铁”铸造具有吉祥意味的镇压铁牛。至于它为什么不生锈，只有天知道了。
人总是习惯用“只有天知道”来解释自己不明白的也不愿意花力气去想的事情，好像说了这句话就与己无关了，从此可以什么都不用管。我说这话大致上也是这意思，甚至已经准备好在报道里做个“存疑”。没曾想到，事实发展到后来，居然变成了“只有我知道”。
而我建议，一旦你碰到哪件事情变成“只有我知道”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吞下肚去，不要试图让更多的人相信它。当然，除非你打算把它写下来，注明了是“纯属虚构”的小说，满足于拿它换几个稿费钱。
离开都江堰之前，我打算到林翠家里去看看，跟她告个别。虽然知道以后不会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但是她记忆出了问题，总让人多少觉得放心不下。
按照她给的地址，我打的来到那片小区。小区的楼别分布很古怪，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顺序，大概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分期建造起来的吧，房子也显得新旧不一。我正踌躇间，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向老少问路正是我的习惯。
“小妹妹，12号楼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找谁？”小女孩还很有紧惕感。我不知道自己哪儿点长得像坏人。
“我找12号401。”
“你是找林阿姨吧？”原来她和林翠认识。“你跟我走吧。”
多半小姑娘也住12楼，看她很热心的样子，我刚才的些许不快马上烟消云散。
短短几十米路，我们还是做了一点交谈。我知道了她叫诺诺。至于小孩子能够对一个陌生男子来访自己的“林阿姨”作出什么样的猜测，问出什么样的问题，你大可以尽情想象，我可以告诉你，这小女孩完全对得上号。
林翠开门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吓一跳的感觉，才几天的工夫，她就憔悴了许多。看到我，她勉强露出了点笑容。很快她又注意到了我身后的诺诺。
“诺诺，是你带叔叔来的？……哎，你怎么流血了？”
“摔的。”我这才注意到小女孩膝盖上有个地方破了。不过伤口不大，少量的血也凝固住了。
但林翠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怎么你不晕血了？”
“晕血？”诺诺很奇怪地重复着这两个字。这语气让我想到……对，和那个时候林翠刚醒来，重复“采访”的语气一模一样。
看到林翠马上眉头深锁，我急忙岔开话题：“怎么，只能站在门外吗？”心里想林翠不但记得铁牛捞上来了，还记得一个小女孩晕血。亏得她没有记错家里的门牌号码。
在把诺诺打发走之前，林翠显然心神不宁，对我问的任何问题都唯唯作答。我想她可能对我有些想说的话，但又不想在其他任何人面前和我起争执。这只能是关乎一个主题——她的记忆。
其实我一直对人的记忆活动感到兴趣。在大学里的门门考试，几乎都是靠着自己优秀的记忆力，在考前的几天里突击背出来的PASS。然而一旦考完，只消过几个小时，再问起我关于这门课的内容，我就一点也不记得了。说起来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仔细想想也有奇妙之处：这些记忆，它确实存在于我的大脑某处，曾经鲜明正确，清晰无误，试卷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它现在却不再出现了，认为它就此不翼而飞是荒谬的，合理的解释是它沉睡在某个角落，直到有一天会再次以本来面目醒来。偶尔有过这样的深夜，赶稿子到恍恍惚惚、不辨梦境的时候，突然一联江淹的诗句就顺溜地冒出来了，而就在之前一秒，我还以为自己会背的诗只剩下了“床前明月光”呢——还得特意提醒一下自己接下来的并不是“地上鞋两双”。
现在林翠产生的记忆偏差的情况，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虽然说起来有点残酷，但是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记忆也许是记者最应该关注的东西，常常用笔和键盘记录下真实和虚假的记者，其实很想知道，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下面会留下些什么。当然，也有完全不考虑这些的记者，但这些人在我心目中，根本算不上真正的journalist。
但在这个问题上交流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诺诺回家以后，林翠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不像是在思考着什么，反而更像是发着呆，就这样让时间流过。我猜我必须要采取主动。
“铁牛的报告，出来了。”我仔细观察着林翠的表情——没任何波动迹象——才继续说“体积还真是惊人啊。”
“长3.63米，最宽处1.12米，高2.34米，算角的话2.47米。”
林翠说话的声音很平静，我却睁大了眼。
她还是侧着脸，却很清楚的发现了我的表情。“铁牛的标准数据。你也许要问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我点点头，我确信她看得到。
“因为十年来，一直挂在嘴上啊。”
这是林翠自“记忆出问题”以来，第一次让我这个记忆健全的人感到震惊。
不会有错的。铁牛的长宽高数据是昨天才出来的，那时候林翠已经回家休养了。她不可能是在单位里得知的。要说有什么同事朋友之类的，特地打电话告诉她有关“让她记忆偏差的铁牛”的事情，则未免有些不合情理。何况我觉得林翠没有骗我，她说的那些数据使她一直记得的，就应该确是如此。
难道说这世上真有洗脑术，可以任意编排人的记忆？如果有那么被洗脑的是谁呢？是林翠还是……“真理在少数人手中”的惯性思维，让我马上就有些心虚起来。假使这里真的发生过修改记忆的事情，那么从难度上来说修改一个人的记忆自然比修改一群人的记忆容易，但是从修改的内容上来讲，“把现有的抹去”比起“凭空制造出新的，而且还和‘未发现’的事实相符”来，又要简单得多，也符合逻辑得多。
想到这里。我发现我的思维已经有些混乱起来，或者说思维本身并无差错，但是心理上算恐惧阻止我再朝这个方向想下去。当然，这样的“心理分析报告”也是事后才给自己做的。当时让我停止探究这个问题的表面理由挺简单；林翠已经神智不清了，情绪不稳定，我可不能陪着她一起瞎搅和。
这样一想，就自然而然地给一切找合理解释；一定是某个同事告诉林翠有关铁牛的数据（至于他/她为什么这么做是个谜，但我不打算解开它），而林翠却把这说成是她十年前就知道的（至于她这样做是故意骗我还是真的脑子出了问题，也是个谜，解开它……得看可行不可行）。
我定了定神，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林翠重复了一遍我和俞建国说过的猜测：由于我们管理记忆的大脑部分是不是地会发生点小问题，偶尔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第一次碰到的事是以前经历过很多次的，或者当下的事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
当我开始说这段话的时候，林翠一听到我“循循善诱”的语气就显露出失望的神色，我不加理会，尽量把自信体现出来，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代表人类的理性在和林翠对话，我没有理由不这样振振有辞。林翠的眼睛里一直有泪珠在闪动，一副受了莫大委屈的表情，几乎让我心软，想对她说：好，我相信你，你说的我都相信。但是理性告诉我这对她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有可能会让她在错误里越陷越深。于是我只好尽量在严肃和和善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然而林翠还是很快从失望变成了绝望，当我问她“你仔细想想，林翠，数据是谁告诉你的？你早上有没有接过电话？……”的时候，她已经压抑不住情绪，歇斯底里的叫起来：“你也不相信我？！你也觉得我脑子有病是吗？！”
我赶紧解释：“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你知道，人的大脑也好像机器，总会发生点小故障的。你最近又受了外伤，可能也影响到……”
林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快步冲进了客厅右侧的一扇门，我都来不及看清那究竟是不是她的卧室，只看到房门上留下的一个破洞，应当是被人用拳头砸破的——大学里有过喝醉酒砸坏寝室门的经历，因此我对这种痕迹不陌生，只是没想到林翠也有如此暴力的一面。
后来发生的情况就好像任何连续剧里都会有的场景一样了，我在门外轻敲房门，苦口婆心劝说无用，她在里面死不开门，并一口一个“你走啊！”说实在的自从和大学里的女朋友分手以后，我就再没经历过这场面。按理我应当一笑离开，主人都躲起来了，客人没道理那么不识趣。但是这时候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很担心她会做什么傻事。仍然执着的敲着房门，直到林翠终于用哭完以后比较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对比起，那多，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如此情况下我当然不好去找太平斧，只能悻悻离去，高喊一嗓子“林翠，我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把铁门关得震天响，好让她听见。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尽量告诉自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想得太多，但不知道是否因为火车过于颠簸了，我时不时地总想起泛舟江上的舒畅感——也许只是因为太久没有坐江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