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抬头凝视18号楼公寓——这是一栋由灰色混凝土板砌成的低层建筑。现在是傍晚,但天色已暗。整个一天都用来处理一项毫无趣味又无足轻重的任务。根据民兵事故报告,在铁路上发现一名死亡的男童,只有四岁零十个月大。该男童一直在轨道上玩耍,就在三天前,被一辆客车从身体上轧过。这趟21点前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司机在停靠第一站的时候就发送信息,说列车在离开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后不久就看到轨道上有人或东西。列车到底有没有撞到该男童,现在尚不能确定。也许司机不愿承认自己撞到这个小孩,但实在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不是谴责谁的问题。事情本该就此了结。
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部成员里奥·斯特帕诺维奇·德米多夫是不会卷入到此类事故当中的。他能做什么呢?对家人和亲戚来说,丧子固然令人心痛,但坦白地说,从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看,这没什么意义。除非他们出言不慎,否则粗心的孩子不会成为国家安全部关心的对象。然而,这个特殊的情况已经变得出乎意外地复杂。孩子的父母亲有些悲痛过头,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儿子(里奥看过报告,记得孩子名叫阿尔卡迪)要对死亡自行负责这个事实。他们逢人就说自己的孩子是被谋杀的,但至于被谁谋杀——他们也不得而知;谋杀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同样不得而知;这样一个事故怎么会发生——他们还是不得而知。然而,就算他们没有合理可信的论据,但他们掌握情感力量。他们也正是靠这种情感上的东西说服那些容易轻信的人:邻居、朋友以及陌生人,所有听他们讲述的人。
让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孩子的父亲费奥多·安德列夫本人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基层成员,是里奥的一个下属。他除了更了解情况之外,还利用职权影响力让人相信这个不可能的说法,简直让国家安全部名誉扫地。他的行为已经越界,已经让情绪模糊了自己的判断力。如果情况一直得不到缓和,里奥今天来这里的任务可能就是拘捕这个人。整个事情一团糟。为了赶快解决这件事,里奥被迫暂时丢掉一项真正敏感的任务。
里奥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与费奥多见面,而是从容不迫地上楼,一边思忖今天如何了结此事——警察的反应。他从未打算进入国家安全部;他的职业生涯源于兵役期间。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他被招进特种部队——负责特殊任务的独立运动步枪旅。这个部门的第三、第四队伍从中央体育大学选拔人才,他当时就是该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们在竞技与体力这两方面进行严格挑选,然后将这批人送往位于莫斯科北边的梅季希的一个训练营,在那里接受近距离搏斗、武器训练、低空跳伞以及使用炸药等训练。该营地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国家安全部成立之前的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这两支队伍直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不是在军事上,而是他们的任务性质反映了这一点。被派往敌人后方、破坏基础设施、收集情报、执行暗杀任务,他们就是秘密袭击者。
尽管需要谨守秘密,但里奥还是很享受独自行动的整个过程。他喜欢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事实,或者说这样一个感想。他一直发展得很顺利,曾受过苏沃洛夫勋章二等奖章的奖励。他的客观冷静、战绩、出众的相貌,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国家绝对忠诚的信仰让他成为苏联解放德占区的功臣。他和一帮来自不同部门的士兵围着一辆被烧毁的德军坦克拍照,他们将枪举向空中,脚边都是死亡士兵的尸体,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表情。背景是来自被烧村庄的缕缕浓烟。破坏、死亡、胜利的微笑——里奥,由于长了一口整齐的牙齿和一副宽厚的肩膀,被推到照片的前面。一周之后,照片被刊登在《真理报》的头版头条,里奥收到各方人士的祝贺,有陌生人、军队、市民等,他们想要和他握手拥抱,他成了胜利的象征。
战争结束之后,里奥从独立运动步枪旅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安排似乎顺理成章。他对这种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这是上级为他铺的一条路,他只需要趾高气扬地去走就行了。他的国家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他会义不容辞。如果他们要求,他会去科力马河地区的北极冻原管理那里的劳改营。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战胜了法西斯,这个国家提供免费教育与医疗保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宣扬工人的权利,这个国家支付给他父亲——装配线上一名普通的弹药工人——的薪水相当于一名完全合格的医生。尽管他自己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并不总尽如人意,但他对工作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他们有必要保卫自己的革命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不让那些等着看好戏的人称心如意。为了这个目标,里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为了这个目标,他也可以将他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今天的任务与他的英雄主义情怀或军事训练丝毫沾不上边。这里没有敌人,只有一个同事兼朋友,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国家安全部的规定,这位服丧的父亲就是被调查的对象。里奥需要慎之又慎。他不能让自己也被费奥多失去判断力的情绪所影响,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让一个美满的家庭岌岌可危。如果再不加以控制,这种毫无根据的关于谋杀的无聊言论将会如星火燎原一般,在这个社会蔓延开来,会让那些不安的人们对新社会的一个基本支柱产生质疑:没有犯罪。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这个社会还有瑕疵,这个社会尚处在过渡阶段,还不够完美。作为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员,里奥的职责是研究列宁著作,其实这也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他知道,当贫困消失,社会暴行——犯罪就会消亡。他们尚未到达那个阶段。偷窃、酗酒闹事时有发生,还有犯罪团伙存在。但人民必须相信,他们正在朝一个更好的生存状态迈进。把这次事件称做谋杀,简直是后退了一大步。里奥曾听他的上司雅努·库兹明——也是他的导师——讲过1937年大审判的情况,斯大林在那次审判上总结说:那些被告已经失去信仰。
党的敌人不仅仅只是搞阴谋破坏的人、间谍以及行业破坏者,还包括那些对政党路线以及等着他们的那个新社会表示怀疑的人。根据这条原则,里奥的朋友兼同事费奥多的确已成为一个敌人。
里奥的任务就是去制止一切莫须有的揣测,将他们从悬崖的边缘拉回来。谋杀的言论自然就具有一种戏剧张力,对那些想入非非的人无疑具有某种吸引力。如果事态真的演变成那个样子,他一定得严加阻止:孩子是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没有人需要为他的粗心大意遭受痛苦。这也许有点过头了,他也没必要这么严厉,事情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圆通一点。他们无非也就是难过沮丧——仅此而已。对他们要耐心一点,他们只是思路不清晰,向他们陈述事实。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威胁他们,至少无须马上就表现出这个样子:他来这里是帮助他们的,他来这里是帮他们找回信仰的。
里奥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费奥多。里奥低下头:“对你的丧子之痛,我深表遗憾。”
费奥多后退一步,让里奥进门。
屋里座无虚席,挤满了人,好像在召开村会议。有老人,有孩子——显然,整个家族都聚齐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氛围下,情绪很容易就会被煽动起来。他们无疑在相互鼓动,认为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导致男孩死亡。也许这么想要比甘心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更加容易;也许他们在为没有教男孩远离铁路而深感内疚。里奥认识其中几个人,他们都是费奥多的工作伙伴。突然被发现在这里,他们感到非常尴尬。他们手足无措,不敢正视他,想赶快脱身,但却无能为力。里奥转身对费奥多说:“就我们两个人谈谈,也许会比较好一点。”
“拜托了,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他们也想听听你要说些什么。”
里奥环顾屋内,大约有二十双眼睛正盯着他。他们已经料到他要说什么,他们也不喜欢听他说这些话。他们生气的是,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了,这是他们表达伤痛的方式。里奥暂时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他成了他们愤怒的焦点。
“我认为,丧子之痛是人生最大不幸之一。你和你妻子庆祝儿子诞生的时候,我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朋友。当时祝贺你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而我现在却让你节哀顺变,这多么让人难过。”
听上去可能有点生硬,但里奥认为这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屋里鸦雀无声。里奥开始仔细酝酿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从没经历过丧子之痛,所以我也不清楚自己会对这样的事情作何反应。我可能也会觉得要去指责某人,要去恨某人。但是,如果客观冷静地去想,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阿尔卡迪的死因毫无争议。我将事故报告带来了,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可以将报告留给你们。除此之外,你们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解答,这也是我今天被派到这里来的目的。”
“阿尔卡迪是被谋杀的,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如果你个人不能帮助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会希望国家安全部对检察官施加压力,让他设立一个刑事案件。”
里奥点点头,试图维持一种和解的氛围。这个开头极其糟糕,不利于接下来的商讨。孩子的父亲态度坚决:他们牢牢占据自己的位置,丝毫不肯让步。他在要求正式设立一个刑事案件,如果不确定这个的话,民兵是不会展开调查的。他的要求简直是天方夜谭。里奥凝视着这个工作伙伴。他们意识到,“谋杀”这个词对屋里在座每一个人都是玷污,但有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
“阿尔卡迪是被途经列车撞到的,他的死亡是个事故,一次可怕的事故。”
“那么他为什么没穿衣服?为什么他的嘴巴里塞满了脏东西?”
里奥想要彻底了解刚才听到的话。孩子没穿衣服?这可是他头一次听到。他打开事故报告,上面写着:
现在他看到这句话,就像一个奇怪的规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句话明明写得很清楚:孩子被发现的时候穿着衣服。他继续浏览报告内容:
由于被沿地面拖拉,孩子嘴里有污物。
他合上报告。屋里人全都在等着。
“你的孩子被发现的时候,衣服穿得很整齐。的确,他嘴里有污物。但他的身体被火车拖拉了一段距离,嘴里有污物也属正常。”
一位年长的妇女站起来。尽管她年事已高,背都已经驼了,但目光依然犀利:“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却不是这样。”
“非常遗憾,但你们得到的是误传消息。”
这位妇女往前逼近了一点,显而易见,她是这种揣测背后的重要力量:“一个捡破烂的人发现了尸体,他叫塔拉斯·库普林,就住在两条街之外。他跟我们说阿尔卡迪没穿衣服,你听到了吗?全身赤条条的,什么也没穿。与火车相撞,并不会脱掉孩子的衣服。”
“库普林,的确是这个人发现了孩子。他的陈述都写在这份报告里了,他声称孩子是在轨道上发现的,穿戴整齐。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都白纸黑字写在这份报告里了。”
“那他为什么跟我们说得不一样?”
“可能他也糊涂了,我不知道。但这个人在他的声明上签了字,他的声明就在这份报告里。我怀疑,我现在问他的话,他说的内容可能也会有出入。”
“你看过孩子的尸体吗?”
她的问题让里奥有些措手不及。
“我来这里不是调查事故的,我的工作不是这个,而且也没什么好调查的。这是一场可怕的事故。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跟大家讲清楚,让事情水落石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将整个报告的内容念给你们听。”
这位年长的妇女接着说道:“报告内容不属实。”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里奥没有说话,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必须要让他们有所意识,这中间没有妥协方案。他们必须让步,必须接受孩子的死就是不幸的事故这个事实。里奥来这里是为了他们着想。他转身面对费奥多,等着他纠正这名妇人刚才说的话。
费奥多上前一步:“里奥,我们已经掌握新的证据,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证据公布出来。住在附近公寓里的一个女人从窗户往外看的时候,看到阿尔卡迪和一个男人一起出现在轨道上。我们所知道的也仅限于此,这个女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前从没见过她,她得知谋杀——”
“费奥多……”
“她听说了我儿子的死亡消息。如果我们得知的消息属实的话,她可以对这名男子进行描述,她一定能认出他来。”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儿?”
“我们现在就在等她。”
“她要来这里?她要说什么,我也非常感兴趣。”
有人递给里奥一把椅子,但他谢绝了。他愿意站着。
再也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等待敲门声。里奥后悔没有坐那把椅子。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在静默之中,大家听到一声微弱的敲门声。费奥多去开门,自我介绍之后,把该女子领进屋里。她差不多三十岁:长相和善,一双略显紧张不安的大眼睛。这么多人让她感到有些惊讶,费奥多试图让她放松下来:“这些都是我的朋友和家人,无须担心害怕。”
但她根本没听进去,只是紧紧盯着里奥看。
“我叫里奥·斯特帕诺维奇,是国家安全部官员。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叫什么名字?”
里奥拿出他的便笺本,找了干净的一页。该女子没有回答。他抬头看了她一眼,她还是没有说话。里奥正准备重复这个问题时,女子最终说道:“加琳娜·莎波利娜。”
她的声音非常轻柔,简直像在耳语。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
她环顾屋内,然后低头看着地面,接着又看看里奥,又恢复沉默。费奥多想要提醒她,声音里明显透着紧张:“你看到一个男人?”
“对,一个男人。”
费奥多就站在她身旁,不停地看她,终于松了一口气。该女子继续说道:“一个男人,可能是个工人,在铁路上——我从我家窗户里看到他。当时天色很暗。”
里奥用铅笔轻叩便笺本:“你看到他和一个小男孩在一起?”
“没有,没看到男孩。”
费奥多错愕地张开嘴巴,脱口而出:“但我们听说,你看到一个男人牵着我的儿子。”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男孩。我想,他拿着一个包——包里应该装满了工具。对,没错。他在轨道上工作,可能在维修轨道。我看得也不是很仔细,就一瞥,仅此而已。我真不应该来这里。我为你儿子的死感到非常抱歉。”
里奥合上便笺本。
“谢谢你。”
“还有什么问题吗?”
里奥还没来得及回答,费奥多就抓住女人的胳膊:“你看到了一个男人!”
女人挣脱开来,环顾四周,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她。她转身对里奥说道:“你需要晚些时候来找我吗?”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加琳娜没有看周围人的目光,赶紧向前门走去。但就在她还没走到前门跟前,那位年长的妇女大声说道:“你这么容易就失去勇气了吗?”
费奥多走到妇人跟前。
“请您坐下吧。”
她答道,语气里既没表示反感,也没表示赞同:“阿尔卡迪是你的儿子。”
“是。”
里奥看不到费奥多的眼睛。这两个人之间在做怎样的无声交流,里奥无从得知。不管怎样,妇人坐了下来。加琳娜就趁着这个当口溜之大吉。
里奥很高兴费奥多碰了壁。他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到达一个转折点。聚在一起搬弄是非、造谣生事对谁都没有好处。费奥多走到里奥跟前:“请原谅我的母亲,她太难过了。”
“这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因此,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间房子里把所有事情都讲清楚。一旦我离开这间房子,我希望谈话从此结束。如果再有人问你儿子的事情,你不能再说他是被谋杀的。我不是命令你这么做,而是因为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了。”
“费奥多,我希望你明天休一天假,这已经被批准了。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不,没有了。”
在门口,费奥多握着里奥的手说道:“我们都非常难过,对于我们的冲动,请见谅。”
“这些都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但就像我说的,事情到此为止。”
费奥多的表情变得非常生硬,他点点头,就好像这些话硬是从他嘴里挤出来的,说的时候非常痛苦:“我儿子是在一场可怕的事故当中死去的。”
里奥一边下楼梯,一边深呼了一口气,屋里的气氛简直让人窒息。事情终于解决了,这真令他欣慰。费奥多是个好人,关于他儿子的死,一旦谈妥,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真相。
他停下来,因为听到背后有声音,他回头一看,是个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
“先生,我是霍拉,我是阿尔卡迪的哥哥。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当然。”
“是我的错。”
“你犯了什么错?”
“我弟弟的死:我朝他扔了一个雪球,雪球里有石子、泥土和沙砾。雪球砸到阿尔卡迪的头上,他受伤了。然后他就跑掉了。也许他的头被砸晕了,所以才没看到火车。他们在他嘴巴里看到的脏东西都是我造成的,是我扔的雪球。”
“你弟弟的死是场事故,你无须有任何负疚感。但你把真相告诉了我,你做得很对。现在去你爸妈那里吧。”
“我还没告诉他们雪球的事情呢。”
“他们也许没必要知道。”
“他们一定会非常生气,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先生,我们大多数时候都玩得很开心,我们本来可以还像以前那么开心的,我们本来也可以和解,本来还可以再做朋友的,这一点我敢保证。但是现在我无法对他进行补偿了,我再也无法跟他说对不起了。”
里奥听着男孩的坦白。这个小男孩需要宽恕。他开始哭泣。里奥感到有些窘迫,拍了拍孩子的脑袋,低声说道,好像在低吟一支催眠曲:“谁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