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彦博与吴充都略有些意外的是，折可适在次日便抵达了京师，几乎是同时，与他一起快马到达京师的，还有石越的奏章与种、姚二家诸将的请罪表章。在即将大举用兵之时，忽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让赵顼感觉非常的恼怒。虽然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军机，只有极小范围内的几个人知情。但皇帝却不能不慎重处置。

    然而，大宋朝廷仿佛天生就是异议者并存的地方。即便是只有枢府、兵部、卫尉寺少数机构的重要长官才知道的事情，照样会存在着意见的分歧：枢密使文彦博、同知枢密院事孙固坚持主张以军法诛二人以儆效尤；而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与兵部尚书吴充则认为应当先行押监，待伐夏事了，再行处置，以免动摇军心。此外，几位军队背景出身的府部寺长官，更是干脆认为“情有可原，罪有可恕”，主张赦免二人，让二人戴罪立功。

    赵顼心中更倾向于吕公著与吴充的意见。虽然他并不相信种、姚二家有造反的可能与实力，但是他也有他要担心的事情。在需要用人之际，一般来说是应当加以恩宠的。此时诛杀其家人，是很可能会影响到臣子的士气，导致他们在战场上不能尽心竭力报答皇恩。无论是先行押监，待他们立下功劳后再以功抵罪加以释放；还是直接让他们以有罪之身效力沙场，都是收拢臣子忠心的有效手段。这种手腕，历代帝王将相，莫不常用。赵顼几乎能想象到恩赦二人后，种、姚二家诸人感激涕零的样子。

    但是，文彦博与孙固的坚决，却让他相当为难。而且石越的奏折中对此也是态度鲜明。细读石越的奏折，根本是已经将那两个小武臣定罪，并且是罪在不赦。

    他们的理由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大宋皇室的祖宗家法，最忌讳的就是藩镇之祸。

    所谓“藩镇之祸”，换句话说，便是武人之乱。

    当年石越就曾经在赵顼面前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最重要的便是纪律与忠诚。所以讲武学堂首先要教给学生的，便是纪律。而忠诚则来自于荣誉与晋升。

    宋朝的军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宋太祖以来建军理念的一次深化与变革。宋太祖钦定的军法是最重视纪律与服从的。而熙宁以来的军制改革，则更加深化了这一理念。

    赵顼内心里十分同意石越的意见：若能将纪律与忠诚，刻入武人的骨髓中，则国家有能战之士而无武人之患。

    因为帝王的权术，而牺牲掉军队纪律的权威，是否值得？

    短期的利益与长期的利益，究竟何者更重要？

    孙固对着皇帝说起话来，简直可以用“放肆”来形容，赵顼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几乎溅到自己脸上的唾沫星子，一面听着孙固激烈的话语：“陛下，若为市恩于下，而败坏法纪，实是鼠目寸光！为人主者，只须赏罚严明，则臣下自然心服。当赏不赏，当罚不罚，皆肇祸之由……”

    “不然！”吴充不待孙固说完，便插言反驳，“凡事有经有权，国法亦不外乎人情。二犯行刺，岂是无因？曾无可悯处？且押后处置，亦非不罚，不过权宜之计，以免沮丧边臣之心。大臣者，非刀笔吏也，奈何墨守律令而不知变通？孙大人此言，实是法家之语。商申之术，乖离圣教，何足为恃？”

    “陛下！”孙固正眼都不看吴充一眼，向赵顼拱手欠身，厉声道：“吴充乃奸臣，作此奸臣之语！微臣自束发受教，未敢有违圣人之训者。有云，‘政者，正也。’有言，‘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又云，‘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以之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若‘罚不及于有罪’，‘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唐太宗不以权术驭下，而有贞观之治，为一代圣主。奈何为大臣，竟欲导陛下去诚信而用权术哉？况且唐之藩镇之祸，岂是一朝而成？盖亦是骄兵悍将，恃功卖宠，而居上位者不能防微杜渐，致使法度渐坏，终不可救。今日之事，正是防微杜渐之时！”

    “吴充为大臣而不知大体，以邪术导人主，臣请陛下，速远此奸小！”文彦博对吴充也极为不满，竟丝毫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当面不明确地拒绝自己，转过身来在皇帝面前却是另一番言辞，的确是小人的行径。

    孙固与文彦博尖锐的言辞，说得吴充一张老脸涨得通红，雪白的胡须气得不停地抖动，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战栗着说道：“臣待罪侍奉陛下十有余年，无功于社稷，无补于圣明，不见容于同侪，尸位素餐，愧对陛下！臣有罪，臣不敢有他言，惟望陛下念臣老迈，许臣致仕，臣永感陛下隆恩。”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赵顼只觉得头“嗡”地一下响了起来。

    由意见之分歧而导致互相攻击，自居为“君子”，而以对方为“小人”、“奸臣”，最后意气相争，干脆辞官去位——这样的故事，赵顼是再熟悉不过了。他有点恼怒地望着他的这些个心腹重臣们。平心而论，他亦分辨不出谁是谁非。吴充当然不是“奸臣”，至少他赵顼相信自己还有这点起码的判断力，纵使孙固、文彦博，内心里亦未必以为如此；但是孙固、文彦博错了吗？那却也未必。

    当然，谁是谁非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但是，大战之前诛杀重要将领的家属已经够让人放心不下，兵部尚书在此时撂挑子却更是雪上加霜。不仅仅是兵部一堆的事情需要一个能干且有威望的兵部尚书，而且这样的情况，极可能会加深臣下对皇帝的怨望或者恐惧——皇帝不惜让一个兵部尚书致仕也要杀掉自己的家人，这会给种家、姚家什么样的心理暗示？！

    难道要让这些统兵大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那样的话，只怕赵顼自己也不可能睡一个安稳觉。

    但文彦博与孙固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吴充不把兵部尚书放在心上，难道文彦博与孙固就会在乎枢密使与同知枢密院事的差事？虽然这两个职位，是无数人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但对于文彦博与孙固来说，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官位，从来都不能够让他们委屈自己太多。

    文彦博名望已高，所追求的东西本就不多了；而孙固，却是个重视名望甚于官位的人。

    “无论如何，先和一把稀泥再说。”

    赵顼无奈地想道。

    折可适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御前侍卫班的日常训练。他对这些传说中武艺高强、勇猛善战的大内侍卫们充满了好奇。御前侍卫班共有十一班，其中七个班是带甲骑士，四个班是不带甲骑士，是三十六班马军侍卫中第二大的一支军事力量，也是与其他所有大内侍卫们完全不同的一支军事力量。御前侍卫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是烈士子弟！换句话说，这是由战争孤儿组成的军队。在诸班直中，御前侍卫班与最精锐最得皇帝信任的殿前指挥使班、由武臣子弟组成的内殿班一起，构成了大宋皇帝陛下最信任的三支军事力量，堪称是大内侍卫中的大内侍卫！

    御前侍卫班的普通士兵，在皇帝身边服役约四五年后，大部分人便会进入讲武学堂培训，毕业后就会被皇帝派遣到各支部队，担任指挥使、副指挥使一级的职务。或者进入卫尉寺系统，成为营一级的军法官主官，即所谓的“护营虞侯”。

    这些人，从某个方面来说，不仅仅是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武装力量，亦是捍卫皇帝政权安全的武装力量。皇帝通过这样的人员流动，可以有效地在各支部队中，直接安插自己的亲信，从而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

    因此，折可适并不敢小觑这些大内侍卫们。但他同样避免不了以一个军人的眼光，来评价这些“羽林孤儿”。

    他所看到的，是东三班的三百三十名御前侍卫。一个班相当于禁军中的一个指挥，三百三十人，正是禁军一个马军指挥的基本编制。

    校场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三百副木马。折可适一眼就可以看出：木马的高度与大小，与普通的战马几乎完全相当。“羽林孤儿”以都为单位，分成三部分训练。训练由都兵使率领副都兵使、两名都承勾，以及每都的军法官将虞侯主持。什将以下的军官，都无例外的要参加操练——这一点，让折可适有点惊讶，因为在河东，在指挥一级的操练中，大什一级的武官，是协助主持操练的。

    士兵们披挂齐整，身着铠甲，手里还拿着长枪，整齐地站在木马的左侧。

    副都兵使大吼一声：“上马！”

    士兵们整齐迅速地将枪挂在马侧，跃身上马。数百人一齐做出这个动作，更是显出一种夺人心魄的气势来。

    “下马！”副都兵使又大吼一声。

    取枪，换手，从右侧翻身下马，一气呵成！

    几百甲士一齐下马踏在地上发出的轰响，让折可适感觉到脚下的大地都有些颤动。

    “上马！”

    “下马！”

    “上马！”

    “下马！”

    副都兵使不停地吼着，士兵们从左侧上马，右侧下马，又从右侧上马，左侧下马；还要从后面上下马，如此周而复始，不停地重复着这种看似简单的动作。

    两个承构手执皮鞭，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校场。某一个士兵稍慢一点，便快步跑过去，对着头就是一皮鞭打去。被打的“羽林孤儿”也不敢叫唤，只是忍着疼痛，继续上马、下马！

    折可适非常清楚这种简单训练的残酷性。

    河东军从来没有过这种训练，能在河东军中当骑兵的，大多数是从小骑惯了马的，他们的骑军也并不披甲，因此平素训练，更注重射击的准确性与对马匹的控制，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并不需要练习上下马的技巧。但这种训练所带来的纪律性，却不是河东军可以相比的。而且，折可适自忖，河东兵即便在上下马的熟练度上，亦未必可以胜过这些“羽林孤儿”。

    “御前侍卫班平素只用木马训练吗？”折可适试探着向陪同自己的小内侍问道。

    那小内侍尖着嗓子笑道：“折大人说笑了，只用木马那怎生打仗？只不过战马来之不易，不得不爱惜罢了。执矛冲锋、骑射、投掷霹雳弹，哪一样都免不了要用真马。”

    “原来如此。”折可适不卑不亢地致谢，心里竟生出一种嫉妒来。自从宋军发明投掷霹雳投弹的战术以来，河东诸军不止一次希望装备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但是却始终争取不到配额。宋军以地域为区分，可以说事实上存在着几个系统：京畿军、西军、河朔军、河东军、东南军。在这五大军事集团中，河东军的存在始终有几分尴尬：京畿诸军近水楼台先得月，本不待说；西军是朝廷近阶段战略重心的所在，自然也多受照顾；河朔军面对大宋最强大的敌人，直接关系到京师的安全，自然也不可能被忽视；东南诸军无非是维持地方治安，平定小股叛乱，从来没有强大的敌人，素来被轻视倒也习惯了；惟有河东军，夹在西夏与契丹之间，承担的责任比别人只多不少，但是得到的东西，却总是只能挑别人剩下的。连进驻河东的神卫营的装备，也比陕西的差。而且折可适私下里还曾听说过，进驻河东的神卫营，是由讲武学堂成绩最差的一帮人组成的。

    “大内侍卫就是大内侍卫啊！”折可适望着校场上训练的御前侍卫班，感慨地想着，“连操练都可以穿这么新的靴子！奶奶的！”

    “折大人！官家快到了，速随咱家去见驾吧。”一个内侍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折可适的面前，把正暗暗愤愤不平的折可适吓了一跳。他忙整了一下衣冠，抱拳道：“烦劳了。”

    皇帝是在一座偏殿中接见折可适的。

    折可适并没有第一次面见天子的人常见的紧张，他只是略有些兴奋，又显得有些遗憾。在偏殿的接见，显得皇帝并不是很重视自己——这自然是正常的，皇帝不可能在礼节上面有多么重视一个边疆的七品武官，哪怕他出身于府州折家。但对于折可适来说，这是让人遗憾的。

    “下次皇帝接见我的时候，一定会在崇政殿！”他心里暗暗发着誓。

    赵顼也在打量着折可适。

    折家的这个后起之秀看起来还很年轻，不过三十来岁的样子，双目炯炯，鼻梁高耸，肤色黝黑——以汴京的审美标准而言，算不上一个美男子。但是皇帝分明感觉到这是一个在战场上可以被袍泽信任的男子。

    一般来说，臣子在觐见皇帝的时候，很多人甚至会紧张得根本就记不住皇帝的长相，因为抬头仔细观察皇帝，是一种可能导致被降罪的失礼行为。而且，通常来说，皇帝接见臣子，本身就是一种恩赐，大多数臣子会感念这种恩德，而致使心情激动，又因为惧怕失礼，而越发的小心谨慎。

    在这方面，赵顼有足够的经验，可以颇有心得地判断着不同臣子的性格。

    首次觐见就能在皇帝面前既能得体地表达自己的尊敬，又能维持自己的尊严，使一切近乎完美地合乎礼节，这样的臣子不能说没有，但始终是少数。毫无疑问，武臣之中，这样的人更是少数。

    “不愧是将门之后。”皇帝在心里感叹着。一个世家能持续超过百年，肯定在教育子弟上有它的独到之处。

    “熙宁十年的时候，朕曾经让郭逵举荐武臣子弟可任事者，当日郭逵举荐了十余人，其中第一个，便是折卿。”赵顼朗声笑道。他用这样的开场白拉近君臣之间的距离。“当时朕便想，这折可适，不知道是何种人物，竟值得郭逵如此看重。今日亲见，果然不愧是将门之后。”

    “臣一介武夫，岂能当陛下此语，实实折杀微臣。”

    “卿无须过谦。国家能有卿这样的人才，亦是幸事。如今朝廷方是用人之际，男儿取功名封侯荫子，正当时也。卿家世代为将，朕方欲倚重。卿当自勉之！”

    “臣家世受国恩，虽粉身碎骨不能报万一。国家有事，臣家虽愚钝不堪大用，亦愿为马前卒，替陛下荡平西境！”折可适忙慨声回道。

    赵顼满意地点点头，笑道：“卿有志于此，朕已放心。卿叔父之奏折，朕已读过。其一片忠心，朕甚嘉许。然无论朝廷来日以何人为帅，总须将帅一心，以国事为重。折家乃朝廷素所信任者，莫要让朕失望。”

    “请陛下放心。臣家便是陛下之鹰犬，断不敢有违朝廷之令。”

    “对折家，朕是放得下心的。”赵顼颔首道。顿了一下，又问道：“朕听说卿是自长安来京？”

    “是。”

    “特意绕道陕西？”皇帝的话中听不出喜怒。

    “微臣奉家叔之命，想看看平夏城大捷与绥德大捷究竟是谁的功劳。”折可适委婉而又直率地说道。

    赵顼似乎没有料到折可适如此回答，怔了一下，旋即哈哈大笑，道：“卿可看出来那是谁的功劳了？”

    “微臣略有所得。”

    “何不说来与朕听听？”赵顼笑道。

    “遵旨。”折可适朗声应道，“微臣以为，石大人或许做不了一个出色的将军，但却的确是不错的统帅。”

    “此话怎讲？”

    “但凡用兵者，以正合，以奇胜。打仗有时候不仅仅是斗智斗勇，亦要斗胆略。两军对阵，有时候是需要冒险的。一位优秀的将军，往往便是一个出色的赌徒。以石大人的性格，却是谨慎有余，胆略不足。这样的人，若是去玩关扑，是赢不了大钱的。”折可适侃侃而谈，“然而石大人却有别样的好处，为他人所不及……”

    “哦？”

    “石大人务实而不虚夸，持公而不谋私，纳谏而不刚愎。有此三善，便远胜他人。主帅务实，则诸将不能欺妄，知己知彼皆非难事；主帅持公，则诸将不忧有功无赏，三军用命非难事；主帅纳谏，则诸将计谋可得用，有过不难改，此不败之师。故此，微臣以为，平夏、绥德之捷，并非幸致。”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笑道：“如此，卿以为伐夏之役，胜算几何？”

    “胜负之势不待问。”

    “那卿以为多久可期全胜？”

    折可适沉吟了一会儿，道：“若使狄公尚在，以狄公为帅，一年可期全胜。以当今诸公为帅，二三年亦未可知。”

    “哦？为何？”

    折可适坦率地说道：“微臣亦不过是直觉而已。”

    赵顼愕然，顷刻又是哈哈大笑，取笑道：“若卿自为帅，几年可胜？”

    “一年。”折可适应声答道，他并不谦虚。

    赵顼开始有点喜爱折可适了，他并不取笑，反而笑着勉励道：“将来卿未始无拜帅之日！朕亦盼着大宋能再出一个狄青。”说完又问道：“朕听说长安西驿行刺之事，卿当时亦在场？”

    “是。”折可适当下便将他当时为何去长安西驿，如何见到种杼、姚凤，如何进入长安西驿，种、姚如何行刺文焕，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他爱慕董乐娘这种事情，以世俗之见而言，倒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本是不便启齿。但折可适是知道轻重的人，不愿为这种小事冒个欺君的罪名，竟是爽爽快快毫不隐瞒地全部说了出来。

    赵顼对这种风流韵事并不关心，反倒是对种杼、姚凤刺杀文焕的动机反复询问了几遍，他听到种杼、姚凤对折可适说的话，竟是动了怜惜之意。又听到张范斥责种杼、割袍断义，不免又是一阵唏嘘。他心中亦甚是矛盾，不由叹道：“说来亦只是个误伤之罪。”

    “误伤？”折可适心里愣了一下，暗暗咀嚼着皇帝不经意说出来的这个词。

    赵顼并没有与折可适讨论长安西驿案的意思，而折可适的意见在这件事上对赵顼来说也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暂且将烦恼压在心底，赵顼再次将话题转了开去。

    “折卿方才看过御前侍卫班的操练了？”

    “臣适才观操，以为御前侍卫班，未必逊于汉武之羽林孤儿。”折可适并非是拍马屁，赵顼却非常高兴，笑道：“卿可曾见过西夏铁林军？”

    “臣曾在延州边境见过。”

    “朕的御前侍卫，较之铁林军如何？”

    折可适沉吟不答：“这……”

    赵顼凝视折可适，笑道：“卿尽可直言。”

    折可适这才说道：“以微臣之见，或有不如。铁林军毕竟乃是千军万马的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御前侍卫却少了些战阵杀伐。不过如今西夏铁林军元气大伤，几乎不再成编制，亦不足为惧。”他说完这些话，终是有点担心惹得皇帝不高兴，不由偷眼觑视皇帝，却见皇帝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半晌，便听赵顼叹道：“卿说得不错，故此朕才要让殿前司诸军去前线历练历练。没打过仗的军队，毕竟不是真正的精兵！”

    折可适心中嘀咕了一下，但终于想到有些话非所宜言，又硬生生地把想说的话吞回肚中。作为一个在边境出生、成长、战斗的军人，他是天生瞧不起所谓的“上四军”与殿前司诸军的。但是，谁知道这是不是自己的偏见呢？没来京师之前，不是也没有想过御前侍卫班有这如此严格的训练吗？

    陕西，长安。

    海棠花开，春色宜人。但这样的美景，却并非人人有福消受。

    “公子！你何苦定要结怨于人？”潘照临认为石越的决定，简直是匪夷所思。

    “总要有人去结怨的。”石越不以为意地说道，“我敢肯定，朝廷是担当不了此事的。朝廷诸公议论不定，最后十之八九，便是不了了之。”

    “那又何妨？”潘照临冷笑道，“似文焕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公子何苦沾惹这等闲事？种杼、姚凤，未必没有可怜可恕之处。”

    “纵是人人得而诛之，职方司的人亦诛不得！”石越沉着脸，道：“他们今日可以人人得而诛之刺杀文焕，改日便不免人人得而诛之刺杀朝廷大臣！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但凡制度之溃坏，其始总是由于看似合理可恕之事。若开始便是人人皆以为错误之事，则人人有提防之心，反倒危害不及这般大。”

    潘照临不觉苦笑，道：“公子说得固然有理。但公子可知种杼是谁的儿子？”

    石越转过头，望着潘照临。

    “这种杼原是种谔私生子，后以过继之名收养。在种家子弟中，颇受排斥，故此才会与姚凤能走得极近。此人外表和睦谦逊，内则偏执，闹出这种大事来，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种谔此人，公子是知道的……他虽然上表谢罪，却毕竟是护短偏私之人，果真是公子一意要杀他儿子，这个怨恨，只怕能结上一世。公子又何苦为一些看不着边的事情而树敌？”

    “因为职方馆、职方司是我倡立的，我有责任使它们不走上歧途。这种责任，旁人可以推卸，我却推卸不得。”石越在心里无奈地说道，但从嘴里说出来，却变成了另一番话：“不行杀伐无以立威以儆来者！吾意已决，潜光兄无须再说。”

    潘照临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接受。出于连石越也不能告知的考虑，他不希望石越树立任何在军队中有影响力的敌人，但是石越却一下子得罪了两大将门。也许姚家与种古、种谊还未必会因此而怨恨石越，只是会致使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但是对于种谔，潘照临却没什么把握。

    “这次公子算是替皇上解决了一个大麻烦！”潘照临的话中，听不出是讥讽还是自嘲。

    石越的确是替赵顼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按捺住穷治到底、办成大案的冲动后，安抚司迅速果决地对种杼、姚凤进行了秘密的军事审判，二人违犯军法证据确凿。石越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权力，行军法先斩后奏。以令所有知情者瞠目结舌的果断，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这件事情。同时具表弹劾职方司陕西房知事许应龙——职方司陕西房知事是属于朝廷的派出官员，石越没有处置许应龙的权力。

    石越的奏章送抵汴京后，兵部职方司乃至于整个兵部可谓颜面大失，吴充立即再次上表请求致仕，并且开始告病，直至四月份在自己府第内去世，再也没有上朝理事。而一直拿不定主意的皇帝却是暗暗松了口气。他一面顺水推舟，将职方司郎中降职他调，罢免许应龙，着卫尉寺调查许应龙是否故意泄露机密、纵容属下；一面却竭力慰留吴充，同时下诏安抚种、姚二家，称赞种、姚二家历代为宋朝立下的功勋，褒扬他们对皇室与朝廷的忠心，加以金银田地的赏赐。自然，种、姚二家是没有人敢于真正接受这些赏赐的，这无非是表明皇帝的态度而已。赵顼又将一直上表请求去边疆与西夏决一死战的姚兕从讲武学堂调至铁林军担任副都指挥使，又加赐种古功臣二字……总而言之，在这件事上，皇帝是乐意让石越去结怨，而自己来收恩的。

    除此之外，石越还有意外收获。以种杼、姚凤的死，他总算暂时性地彻底解除了皇帝对自己的猜忌——任何一个想成为权奸的人，都是绝不会做石越这种“傻事”的。除非他想有计划地铲除整个种、姚二家。显然皇帝不认为石越有这个计划，更不相信这样疯狂的计划有可能成功。

    在皇帝以外，石越的处分也得到了文彦博与孙固的支持。

    皇帝的态度发生微妙的转变，又得到一位枢密使、一位同知枢密院事的赞许，惟一有反对力量的吕惠卿的政治策略又似乎不是想要坚决阻止石越为帅，于是，朝廷中几乎已经没什么反对以石越为帅的声音了。

    在熙宁十三年四月来临的时候，赵顼终于决定，采纳高太后的建议。

    四月初一，在距离赵顼三十二岁生日还有九天的时候，一道《诏谕夏国勅榜》，由汴京城出发的使者，快马传谕四方。

    眷兹西夏，保有旧封，爰自近世以来，尤谨奉藩之职，恐奸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问其端倪，辄自隳于信约，暴驱兵众，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固人情之共愤。方切拯民之念，宜兴问罪之师，已遣将臣，诸道并进。其先在夏国主左右、并嵬名诸部族、同心之人，并许军前拔身自归，及其余首领，能相率效顺，共诛国雠，随功大小，爵禄赏赐，各倍常科，许依旧土地住坐，子孙世世，常享安乐。其或违拒天兵，九族并诛无赦。盖天道助顺，必致万灵之归；王师有征，更无千里之敌。咨尔士庶，久罹困残，其肩向化之心，咸适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后悔何追！

    同一日，赵顼下诏，以端明殿学士、陕西路安抚使石越兼西讨行营都总管，以内侍李宪为副都总管，以内侍刘惟简为监军都虞侯，以范纯仁、向传范并为西讨行营都发运使，分督粮草与军械。陕西路戒严。

    内侍领兵与监军，招致了以孙固为首的一部分朝臣最激烈的反对，但是即便一个血气方刚的给事中因为此事而辞职，赵顼在这一点上也没有纳谏的打算。而枢密使文彦博则似乎默认了这次任命。虽然在传统的士大夫看来，所有的内侍都是不信任的，每个宦官都带着原罪，但是若以务实的态度出发，相对而言，李宪与刘惟简，在内侍中总算是次坏的选择。

    事实上，每一个行营都将有内侍的存在。上千年的传统，不是成立了卫尉寺后，就可以完全改变的。任何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的。

    四月十日。同天节，赵顼着戎装，与诸国使节一同检阅拱圣军。

    当日，骁骑军、铁林军秘密向陕西出发。在他们之后，宣武军第一军与第二军，以及在同天节上被检阅的拱圣军，也将陆续进入陕西。

    历史的时钟，被石越拨快了一年半的时间。

    战争一触即发。

    这是一场注定将要决定宋朝国运的战争。

    这亦是宋朝为了彻变改变自己的国运，进行的第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