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吆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车驾往御街行去。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在去石府之前，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拙，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是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范纯仁心里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必须联合石越。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明确，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舒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地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虽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株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暗中搜集证据，吕、舒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证据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二人，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舒，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弹劾时要尽可能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这个策略有很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但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若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吗？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吆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右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右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范纯仁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直到快要分道的时候，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吃惊。他从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小会儿，方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他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吗？”

    “可不是？皇上欲调狄谘知杭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支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

    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作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自从中风后，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分大事都常常没机会说完。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有所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地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非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韩忠彦忠臣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吕惠卿原本并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之意。皇帝因为狄詠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便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但狄谘却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丰二人，都与石越关系不浅，吕惠卿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他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不料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地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吧。”

    当晚，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

    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曾、蔡三人虽同为新党重臣，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新党经此内耗，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王安石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才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而如章惇、陆悃等人，因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或者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王安石不仅是皇帝惟一的选择，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未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掣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如此，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著；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长期在外，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重臣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熙宁西讨时，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阻，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又不断向他暗示将引他进入政事堂做参政。而薛向虽明知道吕惠卿猜忌自己，但他执行均输法时得罪过不少人，素为旧党所恶；与石越虽无旧隙，但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像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分分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里更加捉摸不定。对汴京局势，他既是局中人，亦是局外人。几十年宦海沉浮，让薛向敏感地意识到，吕惠卿现在的处境远没有表面的那么风光。朝中的平衡的确已经被打破，但天平未必就是朝向吕惠卿这一边偏移。在这个时候，吕惠卿忽然利用舒亶，借着一件偶然的事件，与旧党几乎是进行不留后路的决战，薛向始终想不清楚是为什么——这根本不是他所了解的吕惠卿。

    本来，吕惠卿是得意还是倒霉，薛向也并不关心。但现在却不同了，他已经六十八岁！虽然自觉身体还很硬朗，可这么老了还不请求致仕，朝中台谏弹劾之章，同列讥讽之声，早已是不绝于耳。但薛向做了几十年的官，这时候若是说还有什么所求的，便只有一样了——如若不能位致宰执，难免死不瞑目。如今眼见离达成心愿只有一步之遥……

    薛向的心里，也如同有一面鼓一般，在不停地催促着他。

    仆人们引导着吕惠卿与薛向进了花园的一间水榭之内，里面早已布置好了茶果点心之类。薛向见水榭之中就摆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忙请吕惠卿坐了主位。吕惠卿亦不谦让，笑着坐了，一面吩咐侍女倒酒，一面笑道：“师正不是外人，我亦不闹那些玄虚。今晚请师正过来，便是想清清静静地说点话。”说罢，也不等薛向回话，抬抬眼皮看了侍女一眼，倒完酒的侍女连忙欠身缓缓退下，顷刻之间，水榭之内，便只剩下吕惠卿与薛向两人。吕惠卿一只手端起酒杯，双目注视薛向，淡淡问道：“不知师正以为今日之事如何？”

    他单刀直入地这么一问，薛向的眼皮不由得猛地一跳。“吕吉甫这是有求于我！”只在一瞬间，薛向脑中立时闪过一个念头。但薛向却绝不敢向吕惠卿讨价还价，他并没有昏了头。吕惠卿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薛向想的东西必须通过他才能得到。这时候和吕惠卿讨价还价，不过是自取其辱。

    想要什么，要靠自己！

    薛向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干，使劲咽了一口口水，笑道：“相公当比我更清楚。”

    “师正！”吕惠卿盯着薛向，厉声道：“皇上励精图治十七年，我等呕心沥血，前仆后继，国家才有今天这个局面。这次争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大宋的前途！顺着介甫开创的这条路走下去，天下必能致太平；但若是中途而废，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那些因循守旧的腐儒手中，我们十余年的辛苦，就算是白忙一场了！”

    “只要有皇上在，相公夫复何忧？如今这么多伪君子身陷陈世儒案，连司马十二亦未能幸免，相公又有何惧？”薛向眯着眼睛笑道。

    吕惠卿却冷不丁地沉默下来，冷冰冰地望着薛向。

    薛向忽然感觉后脖发凉，他避开吕惠卿的眼神，试探着问道：“难道、难道皇上……”

    “皇上虽有小恙，但无大碍。”吕惠卿毫不犹豫地回道。

    但薛向却是不怎么相信的。但他也不揭破，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菩萨保佑。其实依我之见，有些事情，相公原是应当略忍一忍的。这回那些‘君子’们丑态毕露，但舒亶也太大胆了些，不免有些连累到相公。”

    吕惠卿逼视着薛向，冷笑道：“师正一向是快言快语的，今晚如何却吞吞吐吐？”

    “相公岂能不明白——陈世儒案牵连这许多公卿，依法穷追，原无可指摘。但是那些犯官狗急跳墙，亦难免会胡乱攀污。舒亶办案似嫌轻率了些，这种大案，还是当诸事请旨的好。像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这些人，总要稍留些体面。似他这般办案，全不给自己留退步，苛刻过甚，朝议汹汹，倒似是他在借机党争一般，还连累了相公。”

    “御史办案，与我何干？”吕惠卿不自在地反问道。

    “相公既要我直言，自己为何又不肯推心置腹？”薛向却不肯让吕惠卿这般装模作样，“诸‘君子’们可都以为舒亶不过是相公门下走狗而已——且不管他是不是，他这般莽撞，人家却不免把账记在相公头上。‘苛酷’二字，不是甚好名声。恕我直言，今日误相公者，舒亶矣！”

    “师正亦以为我差使得动舒亶吗？”吕惠卿半真半假地苦笑道，“师正素知我与司马十二不和，若说我看不惯他假仁假义，想将他逐出朝廷——在师正面前，我亦不说假话，我确有此心。但我又何苦搞得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朝廷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当年介甫是不得已——我这又是何苦？”

    薛向笑了笑，也不质疑他所说真假，只淡淡反问道：“相公的这番苦心，谁能知之？”

    这句话却是正中要害。

    吕惠卿是想借陈世儒案打击旧党，借此难得的机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威。但他的目标原本只是吕公著与苏颂，一面杀鸡骇猴，一面清算一些旧党台谏，并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但谁料舒亶意欲扬名，不知道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竟然牵出了司马康。吕惠卿见有机可乘，才在暗地里纵容——他哪知道还有一个雍王唆使石得一在舒亶那里推波助澜，倒以为只是舒亶在迎合自己。更不曾想，舒亶自知得罪旧党，已无退路，为了自己的前途，越发肆无忌惮，竟又逮捕吴安持、蔡渭，牵连越来越广，搞得朝中人人自危。这些吕惠卿事先并不知情，但木已成舟，他虽然怨怪舒亶鲁莽，却也无法可想——他不是不知道，舒亶既然连司马光都得罪了，便不怕把事情再闹大些，事情闹大了才能逼着吕惠卿与旧党决战，舒亶才有机会全身而退。否则，他已成为旧党最痛恨的公敌，旧党缓过神来，首当其冲的就是他舒亶——他不能当过吕惠卿的枪后，又当吕惠卿的盾牌。

    舒亶的确是个聪明人，如今的情势，正如薛向所说，人人都以为是吕惠卿主使，舒亶不过是吕惠卿手中的大枪，吕惠卿反倒成了舒亶的大盾牌。

    吕惠卿默然不语。谁能知之？谁会相信他？旧党不会相信，新党也不会相信；皇帝不会相信，司马光、石越，甚至薛向，都不会相信！既然人人都不相信，那么是不是事实，根本就不重要。

    薛向已经知道他几乎说动了吕惠卿。“皇上素念旧情，陈世儒案，最初还想过要念陈执中的情分，留他一条命下来。舒亶口口声声司马康涉案，时至今日，可曾有司马康半句口供？”薛向的话已近于直白，“休道是冯当世，便是司马十二——恕我直言，只要司马康不伏罪，终亦不会有事。相公熟知早年故事，皇上初登大位之时，是先想过让司马十二为相的；是他不识时务，皇上才决定起用介甫。这些年司马为计相，可曾出过半点差错？十几年君臣的情分，相公以为皇上会全不顾惜吗？”

    吕惠卿越发动摇起来。皇帝的心思，他比谁都清楚。赵顼最初只不过是恼怒苏颂等人枉法循私，一时激怒，才令舒亶穷治此案。不料舒亶竟借机兴大狱。这并非皇帝的本意。只不过舒亶有大义的名分，皇帝又在病中，少知外事，一时间也无力制止。在皇帝那里，现在还以为司马康涉案不深呢！

    舒亶若真能把案子办成铁案，倒也罢了。

    皇帝不是那么好唬弄的。

    这也是吕惠卿始终放不下心来的原因。当今皇帝，不是可以任人摆弄于手掌之中的庸主。

    “若司马与冯当世终于无事……”薛向枯瘦的脸上，花白胡子一抖一抖的，“皇上乃英主，舒亶做出这等事来，皇上虽一时不察，终必厌之！且万一有不讳之事，少主年幼，自是太后当国……”

    薛向说到这里便闭上了嘴巴，后面的话是不消多说的。除非对旧党取得彻底胜利，到时候皇帝也好，太后也好，都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否则，表面的局势看起来越是乐观，实际上就越是危险。但旧党不是那么容易打倒的。范纯仁聪明地保全着实力，而且还有一个石党。吕惠卿想起今日在政事堂的事情，心里就越发的不安。石越和他的党羽们，可远比旧党那些迂腐的儒生们危险。

    “如之奈何？！”吕惠卿忍不住喃喃道。

    “为相公计，如今须要留一个退步。”薛向的小眼睛里闪着精光。

    “退步？！”吕惠卿笑了起来，那是苦涩的笑声，“我有退路吗？我实是无路可退！行百里半九十，今日之局面，来之不易，我哪里还有退路？”若非司马光们咄咄逼人，非要将他从相位上拉下来，他又何苦让舒亶去查旧党大臣的私隐不法之事？如今舒亶已经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绑到了一条船上，这时候，他还能有退步吗？

    “但看相公肯不肯行！”薛向的心跳也快了起来。

    “哦？”

    “譬如与一狂人共渡，有必覆之危。当此之时，勇者逐之，智者避之。”

    “勇者逐之，智者避之……”吕惠卿沉吟道。

    “癫狂之人，不足为恃。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公若能丢卒保车，请皇上更换法官，将案件限于吕公著、苏颂，释放司马康、吴安持、蔡渭诸人。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此东郭之智，不足效法。”吕惠卿大摇其头。这时候收手，旧党不仅不会感恩，还会反咬一口。而舒亶又岂是好惹的？

    薛向默然了一会儿，他望着吕惠卿，沉声道：“相公不肯取此策，便只好以退为进……”

    “相公何不辞相，荐王禹玉自代？如今司马、冯、范皆自顾不暇，难与其争位，若荐王禹玉，必能成功。王禹玉若无相公之荐，焉能位居马、冯之上？其必感恩戴德。然以王禹玉之能，终不能久居司马诸人之上，其不安其位，迟早复引相公相助……”

    “真奇策也！”薛向的话未说完，吕惠卿已经在心里赞了起来。只要他在此时辞相，那么一切事情，都与他无关了。益州也好，陈世儒案也好，朝廷自然会找到相应的替罪羊——皇帝和王珪都有充足的理由替他保存体面。他也有个不贪恋权位的好形象，将来东山再起，还是极有机会的。但吕惠卿也很清楚，薛向此计不是为他而想的。他是为自己想的。吕惠卿若辞相，为了将来东山再起，定会推荐薛向当参政——毕竟他已经六十八岁，没有了当年的威胁，且这个人情他不做，王珪也会做，吕惠卿自然不会留这个人情给王珪……

    但无论如何，这对吕惠卿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在占尽优势时忽然辞职，谁再来说是他指使舒亶党争，都将让人难以置信。他连宰相都不当了，为何要去争权夺利？而“至宝丹”虽是墙头草，没什么能力，但此时若皇帝仓促间要找个仆射的话，需要的反而就是“至宝丹”这样的除了资历就一无是处的人。而王珪与司马光向来水火难容，他要保住自己天上掉下来的相位，免不了还是要请回吕惠卿。

    不过，“奇策”这种东西，永远都不可能十拿九稳。司马光虽还被舒亶纠缠着，但吕惠卿若辞相，皇帝也可能会任命他为仆射。还有石越、王安礼、韩维，都可能乘虚而入。这些正是王珪会希望引吕惠卿回来的理由，但万一弄巧成拙，便是尽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更何况，真的舍得离开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吗？哪怕只是暂时的。

    为了益州之事，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熬过最艰难的时刻。此时占据着对旧党的绝对优势，若是他全力以赴，未必不能彻底击败旧党！皇帝眼见着是不行了——吕惠卿心里很肯定这一点。而高太后到底只是个不出宫禁的女流，以宰相的威望权重，果真有必要那么怕她吗？

    最重要的，他绝不甘心向司马光示弱，更舍不得拱手让出自己的权位——哪怕只是一天也不行。

    吕惠卿望着薛向，淡淡道：“师正容我再思之。”

    薛向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区区一得之愚，聊供相公参酌而已。”

    “师正过谦了。”吕惠卿亲手给薛向满了一杯酒，笑道，“师正到太府寺后，可还顺利？你那位寺丞，可是个伶俐人。”

    “蔡京？”薛向亦笑了起来，“此君既会做事，亦会做官，的确称得上是伶俐人……”

    吕惠卿与薛向密谈了整整两个时辰。送走薛向后，吕惠卿回到书房，却见吕渊等他，见他进来，连忙请安。吕惠卿也不理会，只扫了一眼案几，见上面放着两封书信。他走过去，上面的一封却是舒亶的。吕惠卿随手撕开，原来是回自己的信——吕惠卿写信劝舒亶治狱不要过于严苛，舒亶便回信冠冕堂皇地讲了许多大道理，无非是说他已无退路之意。吕惠卿原也不指望舒亶收手，不过为了以防万一，留个退步，随便看了一眼，便将信收了起来，又顺手拿起下面的一封。

    这封信，吕惠卿只看了一眼封皮，脸色就变得慎重起来——这是王安石的信。他从案上找了一把小刀，小心地将信拆开，方打开信纸看了一眼，整个人顿时就呆住了。

    王安石在信里说他有感于皇帝的知遇之恩，又不料司马光竟肯捐弃前嫌，亲自写信相邀，已决意接受诏书，担任益州路观风使。此时已经在返回汴京的路上……

    只看到这一段话，吕惠卿的思绪便混乱起来。后面王安石对他的勉励，在他眼中，已是一个个模糊不清的黑团……吕惠卿仿佛觉得全身的力气被什么东西突然抽走一般，只想找个东西来靠着。他勉强挪动着脚步，坐到了书案后的椅子上面。

    “王介甫……”吕惠卿心里念着这个名字，无论怎么样，他始终还是忌惮这个名字。在得知王安石婉拒复出的消息之后，他感到过前所未有的放松。仿佛在突然之间，对一切都有信心了。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忽然决定要接受诏令！

    “父亲。”吕渊的呼唤，让吕惠卿猛然回过神来，他恼怒地望了吕渊一眼，喝道，“你还在这里做甚？！”

    吕渊抿着嘴看着他父亲，他不像他的几个叔叔那么害怕吕惠卿：“便是王介甫复出，又何足虑？廉颇老矣。”

    “你懂个屁！”吕惠卿呵斥道，却突然回过神来，凌厉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厉声问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这又不是遮遮掩掩之事，儿子知道，又何足为奇？”吕渊冷笑道，“今上之病，已非药石能治。父亲若能趁此良机，一举击溃旧党，益州不足虑。王介甫便为观风使，又有何用？”

    “你这是什么意思？”吕惠卿的声音愈加冰冷。

    但吕渊却全不在意：“父亲可知天下之功以何者最大？如今正是千载难逢之良机，父亲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些些小过，又何足道哉？”

    “放肆！”吕惠卿气得一掌击在案上。

    “父亲息怒。”吕渊低下头来，但却并没有收敛多少，“儿子不过是为父亲着想，若今上一切安好，自不必提。但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父亲于国家有多少功劳，亦难免被逐；树倒猢狲散，我吕家还怕没有把柄落在别人手上吗？家族败落，不过是转瞬间事。父亲若想永葆富贵，一展胸中抱负，非有非常之功不可！父亲当三思……”

    “滚！滚！你这个逆子……”不待吕渊说完，吕惠卿抓起案上的砚盒便砸了过去。吕渊不料他发这么大的火，这才不甘心地退了出去。待吕渊离开良久，吕惠卿犹自余怒未消，气得浑身颤抖。但在他的心里，吕渊的话，却怎么也压不下去，不断地在耳边回响着……

    “若能立此大功，不止可权倾天下……”

    “若有不测，保慈宫垂帘听政……”

    “非有非常之功不可……”

    一句一句的，在吕惠卿耳边翻滚着。

    雍王固不足道，但总好过太后垂帘！策立之功，更是非同小可——想想韩琦家的殊荣，做了三朝宰相，死后皇帝还下诏让韩家世世代代都有人担任相州的地方官！韩忠彦又有何能，仗的还不是韩琦的遗泽吗？

    策立之功！

    吕惠卿猛地晃了晃头。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当此之时，吕惠卿最为被动的，是京师之中，无得力之人可以助己者。还是要召回安惇，与他重修旧盟！吕惠卿的目光，又落到了王安石的那封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