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宁殿。
赵顼在李向安的搀扶下，缓缓从御床上起来，走到跪在他面前的两个臣子前面。
“司马公……”赵顼才叫出这三个字，心中便觉得一阵酸楚，他把手轻轻放在司马光的背上，涩声道：“朕对不住你！”
“陛下！”司马光使劲地叩着头，却已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石越望着大病未愈、瘦骨嶙峋的皇帝，方经丧子之痛、苍老憔悴的司马光，一时也不由得生出几分伤感来。
司马康到底没有救活，司马光老年丧子，心理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但这是个坚强的老人，当皇帝怀着愧疚之意，拜他为尚书左仆射之后，他没有丝毫拒绝，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吕惠卿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并向皇帝坦言自己未必能处理好目前的危机，大胆向皇帝推荐石越为右仆射——这让石越深感意外，石越想过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可能会是韩维与冯京，也可能会是其他的馆阁侍从官员，却从未想过会是这个对自己并不是太满意的司马光。有着这样的胸怀，任何人见到这个老人，都不能不生出几分敬意来。
皇帝也很可怜。中风的病人，最忌讳的便是情绪上的大起大落与过分劳累，但好不容易病情才稍稍得到控制的赵顼，却接连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赵顼奇迹般地没有被打倒，反而在听到益州发生叛乱的报告后，竟令人惊讶地振作起来了。他一面罢免吕惠卿，流放舒亶，赦免陈世儒案中受牵连的官员；拜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石越为尚书右仆射，又采纳司马光、石越的建议，派遣使者催促王安石进京，以借王安石的威信，来稳定新党的情绪，快刀斩乱麻地稳定住汴京政局；一面命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为益州路宣抚使，火速前往益州，主持大局；又采纳范纯仁的建议，派使者带诏书前往成都府，罢益州转运使，以转运判官陈元凤代政务……
没有人知道赵顼是怎么样做到这些的！几天之内，赵顼几乎是以透支生命为代价，强忍着剧烈的头晕与头痛，以惊人的毅力，在福宁殿接见大臣，处理着军国事务。
石越很明白，赵顼并不是一个很沉得住气的人。白天，在大臣们面前，他装得镇定从容，有条不紊，仿佛他又成了熙宁初年那个精力旺盛的皇帝；但在晚上，石越却听闻，赵顼已经焦急得夜夜失眠了。
生命的迹象，正一点一点从赵顼身上，快速地消失。
“朕对不住卿……”赵顼用左手轻轻拍了拍司马光的肩膀，尽管他亲自下诏，让司马光过继他大哥的儿子，赐以厚爵美官，但对于失去惟一的亲生儿子的司马光来说，赵顼心里知道，这其实远远是不能弥补的。
“陛下……”纵使司马光再怎么样强忍悲痛，这时也几乎忍不住要失声痛哭起来。
“陛下！”虽遭丧子之痛，但在福宁殿大哭，毕竟是失礼的行为，石越连忙岔开话来，道：“日前陛下垂问臣等，王安石进京后，当以何位待之？臣与司马公、两府宰执商议，安石前宰相，首倡变法，虽因事去位，然其功不可没，不可不待之以厚礼。惟闻安石年老多病，若置之两府，恐为庶务所累，非陛下所以待旧臣元老之意。臣等以为陛下欲留安石于京师，意在常备咨询。侍中，掌佐天子议大政，审中外出纳之事，国朝以来，虽不实掌门下省务，然非元老重臣不除。臣等以为，或可拜安石为侍中，乞陛下圣裁！”
赵顼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失态。自从中风之后，又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件，在不知不觉间，他似乎变得脆弱了，以前许多能深藏不露的感情，现在却常常在不经意间便会流露出来。赵顼痛恨自己的这种脆弱，一个能时刻感觉到生命正从手中流走的人，哪怕贵为皇帝，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理智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然而，赵顼却始终不肯给自己任何懈怠的借口，连忙把注意力转到石越的报告上。
他是得知司马光与王安石和解后，才想将王安石留在京师的，但王安石的官职安排却很微妙。若再次拜王安石为相，对旧党冲击太大，政局非但不会迅速稳定，反而会更加动荡；另一方面，政事堂的位置也不好安排，无论是出于补偿，还是出于旧党在政事堂占着半壁江山的政治现实，司马光都一定要当首相；而石越同样也动不得，赵顼心里清楚，理财平乱都非司马光所长，真正要救火，他必须倚重石越——且不论他将石越闲置了这么久，单以石越之资历威望，不放到右仆射的位置上，也断断说不过去。可仆射只有两个，难道让王安石去当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可王安石不是寻常的宰相，他首倡新法，算是新党之“赤帜”，待之薄了，不仅让朝中支持变法的大臣寒心，也会让人误会国策有变。所以给王安石一个什么样的官位，便非得费点脑筋不可……
这时候听到石越的禀奏，赵顼亦不觉点头，两府的宰相们煞费苦心——侍中的地位，还在左右仆射之上，却没什么实权，这是既不给王安石实权，面子上又做得好看。那什么王安石“年老多病”云云，自然是说得好听的借口。
石越见司马光已经平复了情绪，皇帝又点了头，便道：“陛下既已恩许……”
他话未说完，赵顼却又微微摇了摇头，似不太满意地喃喃道：“侍中、侍中！朕以为……”
皇帝先点头，后摇头，一时间让石越也摸不着头脑。哪怕是在官制改革前，通常被当成恩宠将要致仕宰相虚衔的“侍中”，也已是罕见的尊荣；而这还是新官制后，头一次准备拜侍中，而且还并非是作为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句号出现……皇帝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侍中到、到底只是优宠，朕复召介甫，是要……同舟共济……两、两府军国重务……先商议而后施行……侍中参、参与政事堂、枢密会议，恐、恐招言官……”
赵顼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中风的后遗症之一，便是说话不利索。一旦要说比较长的话，语句便会不连贯，更带有微微的口吃与发音的含混不清。但他这番话的意思，石越与司马光却是听得明白的。二人不由得面面相觑——皇帝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是想要王安石当个“常备咨询”的高级顾问，而是想要王安石当一个不管具体政事，但对所有军国大事都有发言权、影响力的宰相！
果然，便听皇帝又说道：“……莫、莫若以介甫侍中兼平、平章军国重事。”
“平章军国重事！”石越几乎吓了一跳，他一抬头，看见赵顼热切的目光，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这个“平章军国重事”，他一点也不陌生，太上宰相嘛！原本他也不在乎多不多一个“平章军国重事”出来，他只是次相，不是首相；而且以他的资历威望，就算只当个参知政事，说话一样分量十足，一样可以主导国策。问题是，对于王安石的执拗与不妥协，就算过了十多年，石越还是感到后怕。
但他却没有立即反对，反而几乎是习惯性地去看司马光。石越心里很明白，在这个非常时刻，只要司马光反对，皇帝就绝不会坚持己见。
司马光脸色也有点难看，但他望了石越一眼，沉默了一会儿，却抿嘴顿首道：“陛下圣明！”
石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见皇帝的目光移过来，他脑子一个激灵，一瞬间好像明白过来，连忙跟着顿首，道：“陛下圣明！”
离开福宁殿后，石越因另奉了旨意，也不去尚书省，辞了司马光，出宫后，便坐了马车，往王安石暂住的驿馆驶去。一路之上，石越不停地回想着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司马光竟会容忍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实在是让石越大为震惊。应当说，在本质上，司马光不是一个不通权变、不肯妥协的人，虽然有时候，因为性格的原因，使得他即使在妥协之时，身段也显得不够柔软，作风略显生硬，但司马光并不是天生的“司马牛”。对于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感与品格，历经十几年的了解，石越还是较有信心的，他平素较担心的，便是“君子们”不肯妥协的群体性格，相当一部分人非白即黑的线性思维。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有时候才是最要命的。而现在，很显然，士大夫们又一次让石越意外了。的确，依然有些人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线性思维，但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怎么样进行必要的妥协。而且，他们更加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司马光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司马光愿意接受与新党共存之事实！意味着司马光愿意与王安石尝试携手合作！
这一切，石越不是理所应当感到高兴吗？
石越的理智告诉自己应当高兴，但是，他的脸上，他的心里，却无一丝欢快！
司马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也许是因为司马君实已经明白，新党一定会存在，吕惠卿的教训告诉他，与其将新党交到别人手里，还不如交到王安石手中……
也许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私下里已经完全恢复友谊……
也许是……
石越愿意为司马光找出一千种理由，但他无法忘记司马光看自己的眼神。他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司马光之所以愿意接受拜王安石为平章军国重事，理由就是因为他石越！
不必过多地寻找理由来自圆其说，石越的直觉，便能确信无疑。
一方面，司马光力荐石越为右仆射，与他通力合作，绝无半点保留；一方面，司马光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也要防范石越……
看起来是如此矛盾，却偏偏就是事实。
旧党是无法接收新党那接近一盘散沙却不可忽视的残余势力的，王安石成为平章军国重事，至少可以阻止这些人投向石越。
不过，石越也很难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再去劳神猜测司马光的用心，也已经没有意义。
哪怕只是为度过眼前的危机，石越也需要司马光的支持。再也不能搞党争了！
忽然，石越感觉马车停了下来，便听到车外侍剑唤道：“相公，驿馆到了。”
石越“唔”了一声，侍剑已掀开马车的门帘，石越躬着身子，方探出头去，便见驿馆之外，车马辐辏，排在驿馆外面的马车，足足有一宋里之长。这些马车，既有由河套骏马牵引，装饰得富丽堂皇的；也有用骡子牵引，极其简陋的；甚至还有一些人是骑驴代步……所有这些车马骡驴，将驿馆前面的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此情此景，令石越亦不由得苦笑，却听侍剑在旁边笑道：“相公，驿馆的大门关着呢！”
石越闻言，忙远远望去，果见驿馆的大门紧紧闭着，显是王安石在闭门谢客，但门外前来谒见的官员士子，却并不肯轻易死心。这也难怪，自吕惠卿辞相出外，虽然暂时没有巨大的人事变动，但朝中新党官员无不自危，人人都担心旧党借机清算，将新党全部逐出汴京。王安石尚未抵京，新党中便已经是谣言四起，不约而同都将希望寄托在王安石这位前宰相的身上。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官帽，自然也不是王安石闭门谢客，便可以令他们打道回府的。
石越笑着摇了摇头，吩咐道：“侍剑，去把我的名帖递进去。看来，我们只能走过去了。”
王安石站在驿馆客厅外的阶梯上，望着石越，心中不觉百感交集。十年时间！十年之前，他并不曾想过，此生还有多少机会再见到石越。十年时间，也可以让许多恩怨看淡——在十年前，他怎么敢奢望司马光亲自写信请他复出？！这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改变了太多的人。
今日的石越，比起十年前的石子明，也发生了许多难以形容的细微变化。王安石第一眼见到石越，便已感觉到石越身上的这种改变，但他却也很难说出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也许，是石越的气质，越来越像一个宰相，真正的宰相！一瞬间，王安石突然心里一阵酸楚，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爱子王雱，如果王雱还活着，不知今日又会是何模样？
石越也远远地望着王安石。相比十年前离开汴京之时，王安石的须发已然花白，脸上的皱纹也更深更多了，他的头发与胡子都显得有些凌乱，不修边幅的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但从精神来看，王安石却比司马光要好得多。他的眼神依然咄咄逼人，令人不敢直视；当他站在石阶上，尽管身着常服，却仍能令身边的人们全都变得黯淡无光，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
“石越拜见荆公！相公别来无恙？”离着石阶还有三四步远，石越便已远远揖了下去。
王安石快步走下石阶，双手扶起石越，哈哈笑道：“子明，别来无恙！”
石越直起身来，注目王安石，叹道：“国事如此，岂得谓‘无恙’？！”王安石一愣，却听石越已转颜笑道：“不过今日能见相公身体安康，却是国家之幸。”
王安石却摇着头：“子明这却说错了。我老朽之人，能有何用？今日国家之事，正要多倚赖子明与君实。”一面说着，一面将石越请进厅中。
二人在厅中叙了座位坐了，这时驿馆官吏早得吩咐，上过茶点后便不敢来打扰，石越的几个护卫也在门外侍候，厅中除王安石与石越外，便只有一直在王安石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侄子王防与侍立在石越身边的侍剑。
待王防又给石越见过礼，便听王安石微微叹道：“益州之事，某其实难辞其咎！”
纵然是石越料想过一万种开头，也万万想不到王安石第一句话竟然是自责，他惊讶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却听王安石又低声叹道：“吉甫无他，但性急耳。熙宁归化之策，吉甫当年也曾经写信询问过我的意见，国家向西南蛮夷用兵，开拓疆土，本是熙宁以来的国策，这十年来，官军屡战屡胜，恢复灵武，此太宗以来第一功业——南交、大理，本属中国，亦自当混一，谋划西南，那是万世基业，原本也是良谋善策。当时天下无论贤愚，大抵以为西南夷反掌可定，朝野议论，罕有反对者——今一旦酿成大祸，便将所有罪责归于吉甫，仿佛吉甫便是社稷之罪人，这也难称公允之论。”说到此处，王安石抬头望着石越，苦笑道：“这一次，不幸又是被子明预料到了。”
石越亦不由慨叹道：“的确是不幸言中！”
“但到底亦不能由此便苛责吉甫，当时天下料不中的才智之士，可也不是一个两个。便是子明，也有料事不中的时候，否则李秉常早为俘虏。我当时荐吉甫为相，是看中吉甫有异世之才，但朝中君子对吉甫毕竟成见太深，子明平心而论，若无吉甫与君实在朝中竭心殚智调度，你能成就平夏之业否？”
“自古无庸相在朝，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石越坦然答道。熙宁西讨，有一半功劳，的确是归于当时的两府大臣的。
王安石点头道：“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终是人望不足，他当年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对他的成见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欲证明自己，遂行归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惧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着牙执拗到底，意图侥幸，不料却招致今日之祸。倘若熙宁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道今日结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同情与怜惜，溢于言表，“吉甫离京之前，曾留书一封与我，言及他三四年间心境，令人嗟叹。”
对于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交情，既是僚属、同事，又是师生、朋友，情同父子，相互信任支持数十年，站在他的立场，说出这些话来，那也全是出自内心，毫不出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场，却很难如此理解吕惠卿的行为。他既不愿附和王安石，却也不愿意与王安石争论，便只是默然不语。
王安石叹惜一会儿，又说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昔日为相之时，亦在局中，恍然不觉己非，一旦离开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却终于发现当年多有不近情理处。回想熙宁三年，程伯淳曾与我议青苗法利弊，剖析道理，无不中允，又对我道：‘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我实已为其所动，然当时张天祺至中书，言语乖戾，我以为自古变法，无信不立，遂终于一意固执。若非其后复有子明之谋，真不知将到何种境地？！我每回想此事，必生悔意。然当时其实亦是为情势所迫，某未及上任，谏官便已论列，新法甫出，绩效未显，诸君子便已视为谋利之臣，必欲逐之而后快。举目四顾，天下滔滔，贤如君实，亲如安国，皆持不两立之志，当是之时，只知‘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批评之语稍有过激，便觉逆耳，但凡闻听一言半语赞赏，便引为知己，荐以美职，只盼着能有千金市骨之效，天下才智之士，知若能竭力于变法图强，虽封侯可待……那个时候，谁还记得‘吾日三省吾身’？”
石越听王安石如此开诚布公，自承己非，并说起当日秘辛，亦不由动容。他只道王安石执拗，哪里知道王安石也有这坦然认错的一面？这时也忍不住说道：“早知程伯淳之事，越十四年前，已为丞相门下客矣！”
王安石却道他只是客套话，摇头笑道：“往者已矣。过去的事情，便是后悔，世间却没得后悔药卖。今日与子明说这些，是盼着大宋朝野，不要再有你死我活的党争！”说到这里，王安石神色已经黯然，“我也曾遭丧子之痛，司马公休之死，我感同身受！大宋不应当如此，大宋不应当如此……”
“这也是越与君实相公之心愿。”石越望着王安石，诚恳地说道，“君实相公曾经对越言道，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大宋还有人要遭此丧子之痛！”他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我今日来此，其实还奉了皇上的旨意。明日皇上便会召见荆公，皇上令我先来看望荆公，并转告荆公，去益州的差遣取消了。”没得到皇上的明言允可，石越也不敢告诉王安石新的任命。
王安石却也并不关心他的官位，起身谢了恩，道：“我早已听到传言，冯当世去了益州，但这戡乱之事，恐非冯当世所长……”
石越却只得心中苦笑，皇帝将冯京派到益州，一则当然是想借他宰相的威望来镇一镇人心，但更多的，却是皇帝对他这个吏部尚书多有不满，只不过刚刚罢免一个吕惠卿，皇帝还是想让人事变动尽可能地能缓一分算一分，冯京既然去了益州，再回政事堂，几乎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冯京其实也早有致仕之意，他去益州，其实也就是掌掌旗，真正在益州处分的，却是陈元凤与高遵惠。但这些事情，他却是不便宣之于口的。然而他已知道王安石要当“平章军国重事”，将来万事还要他合作，这时候却也不能全然隐瞒，因只得委婉说道：“冯当世识大体，德高望重，朝廷一日之内，连罢益州转运使副以下长吏十八名，若无宰臣坐镇，难策万全。而且，陈元凤与高遵惠都曾任军旅，颇堪任事；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皆已入蜀，三人皆是军中名将，平叛不难。益州事，难的是要如何善后……”
王安石也听说过王厚三人的名声，不由点点头，又问道：“那陈三娘究竟是何许人？为何竟敢作乱？我自东南来，虽听到些许传闻，但尽是不尽不实，连汴京之人，也往往说得不近情理……”
石越也早知道王安石必有此一问，这些日汴京与成都府往来使者不绝于道，陈三娘暴乱的缘由、经过也大体清楚了，便回道：“此事说来话长。国朝以来，颇修文治，三教昌盛，佛教民间最盛者，便是净土宗，信众往往结莲社念佛，平日信众间互爱互助，这事相公也是知道的，江西、两浙，原也是极风行的。而蜀地较他处，尤信鬼神之说，莲社更为盛行，朝廷屡下禁令，但越禁越多，甚至有地方官全家都信奉莲社，最后因见没出过什么事情，时日一长，所有法令，便已形同虚设。这陈三娘子，原是蓬州伏虞县的一个寡妇，平时与乡党一道吃斋念佛，她又会用符水治病，偶有神验，这虽与佛家宗旨，全不相合，但乡村百姓，却敬若神明，平时在伏虞县，颇有声望……”
“原来是黄巾之流，只怕又是官逼民反！”
“正是如此。”石越点头道，“益州官员虽然百般回护，搪塞责任，但陈元凤与高遵惠已各有奏折送到，这是地方官吏处置不当，激起民变。益州连年用兵，各地府库为供应军需，早已空空如也，常平仓连亏空带征发，也几乎消耗殆尽。蓬州虽处内腹，但原本就是个下州，主客户不足三万，纳税丁口不足五万；伏虞县更是个中下等县，平素便不富裕。至今年十月，连去年的秋税，都尚有拖欠者。而伏虞县令，去年因为筹办军需不力，未能收足赋税，已被漕司申诫，考课也落了个下等。今年夏税又未收全，眼见着又要受处分，连官位都要不保，因此一开始征秋税，便催促胥吏下乡催收，百姓一年劳作所得，交了秋税还要补上夏税，过冬的口粮，来春的种子，竟是一点不留。百姓怨声载道，而这伏虞令也不加体惜，凡欠税折钱一百文以上，便要锁拿到县衙拷打。约一个月前，这陈三娘子的一个侄子，因为想留些粮食过冬，便借了几百文交钞，想按官价补上所欠税粮，但如今益州的情势，休说是交钞，便是用铜钱铁钱，按官价也买不到粮食，征税的胥吏若是答应了，这中间的差价便要自己赔付，自是断不肯从，争执之下，便将她侄子抓到了县衙。陈三娘子去县衙说理，伏虞令说她不过，恼羞成怒，反将陈三娘子也枷了，由此激犯众怒。当天傍晚，数百信众便砸烂枷锁，救出陈三娘子。伏虞县除了几十个不教阅厢军和弓手之外，本也没什么兵力，何况这些弓手、厢军平日里对陈三娘子奉若神明，哪里敢和她作对。当日暴民便攻占伏虞县城，伏虞县令以下的官吏，全部生死不明。到今日为止，朝廷只接到高遵惠的奏折提到陈三娘子占据伏虞县城后，便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石越说到此处，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要做何想法。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司马光、王安石心中，纵有同情，可镇压起来，却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在石越的心里，却真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对！
王安石听石越介绍陈三娘子作乱的原委，这才算是真正明白益州局势究竟有多危险。一个伏虞县是如此，但益州只怕绝不止一个伏虞县！所谓遍地干柴，一把烈火丢进去，谁也不知道会烧起多大的火来！更何况，陈三娘子居然还懂得“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这就更加不可轻视。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过来石越那轻描淡写的“善后”二字的深意。
“子明，不可掉以轻心，不可掉以轻心啊！”王安石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连连说道，“益州禁军，都聚集在西南夷之境，要调到伏虞县来平叛，没有半个月只怕到不了，王厚、慕容谦一时半会儿只怕指望不上。况且马上要入冬了，只怕夜长梦多！”
石越额首道：“益州局势，的确不是一个陈三娘子这么简单。高遵惠与陈元凤奏报，益州全路，聚啸山林的盗贼，有迹可查的，共九十三处，多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人。各州县长吏，要么隐而不报，只是强征弓手乡兵，保得盗贼不闹出大事，便阿弥陀佛，万事大吉；若盗贼太猖獗，不得不调集厢军、弓手剿匪，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益州路实已是处处是兵，却还是处处有贼。从伏虞县的事来看，这些乡兵弓手，也不堪大用。真要平叛，还是要指着禁军。现在益州境内的禁军大多聚于西南夷之境，而冬天马上便到，若无补给，休说平叛，军心溃散，大势去矣。但若要保证禁军补给，眼下除了指望益州路的秋粮外，实无良策。但这一征税，难保不会再出事！若再有一处响应，益州局势，只怕立时便会崩析！况且禁军一动，西南夷更不可制……”
“那子明又是何主意？”
“益州之事，若要治本，还要是从西南夷着手。”石越注目着王安石，沉声道，“陈三娘子作乱，我还是以为剿不如抚。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断无想造反的道理。”
“司马君实与韩持国又是何主意？”
石越无奈地笑了笑，道：“君实相公与韩持国都是一个主意，只赦从犯，不赦主犯。”
王安石点点头，望着石越，缓缓道：“子明，我也是这个主意。”
石越与王安石在驿馆一直谈到天色全黑，眼见外面北风呼呼作响，刮了一阵子乱风，又飘起小雪来，石越这才告辞离去。但直到他离开驿馆之时，外面还有许多人在探头探脑地观望。汴京这时候只怕已经无人不知石越亲自拜会王安石了。
侍剑侍候着石越上了马车，石越因见雪似乎越下越大，便叫侍剑也一道上车坐了，主仆二人在车上说着闲话，侍剑因笑道：“十年前小的还小，虽见过‘拗相公’，却总是模模糊糊的，这些年老听到他的大名，今日见着，才知道原来也就是个不甚讲究的老头。不过桑舅爷怎的竟没来呢？”
“这是王介甫先公后私。”石越笑道，“他奉诏进京，没见皇上之前，是不会先见亲戚朋友的。”说完，忽想起一事，又问道，“听说你这些天常去田府？”
侍剑点头道：“田将军算是小人的师傅，逢年过节，小的总要去拜望一下的。他下狱那会儿，我没去探望他，心里很过意不去。烧衣节因听说田夫人有喜，相公也知道田将军平素手头大方，爱周济朋友，家里一向不太宽裕的，这年头日子又难过，汴京一切物什，最少都涨了两成，若用交钞，还要贵些。平素倒也罢了，现在田夫人既有身子，不便太操劳，因此我借故去走走，好带点有用的东西过去……”
石越一时未及想到侍剑在田烈武下狱时未去探望，是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只是笑着点点头，道：“这是你不忘旧，本是好事。不过田烈武现已做了东宫官，你若再去他府里走动多了，被台谏知道了，多有不妥。”
“是。”侍剑连忙答应了。
石越闭着眼睛，仿佛是冥思了一会儿，忽又问道：“方才你说汴京一切物价涨了两成？”
“连曹婆婆肉饼都涨到八文一个了。”侍剑叹道，“若用交钞买，十文一个都未必买得到。汴京到处都在谣传陕西那边交钞越来越不值钱，钞钱比一天一变，大小商家都不乐意收交钞。虽说开封府有严令不得拒收交钞，但商家个个阳奉阴违，开封府也没什么好办法。如今益州又出了这码事，更是人心惶惶，大家都怕又要打大仗，越发不爱要交钞了。”
石越越听越是心惊。须知交钞一物，全凭政府信用行世。倘若商民对交钞丧失信心，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汴京天子脚下，交钞在理论上还可以随便按官价兑换，都已经如此，地方州县，更不知是什么景象。
却听侍剑又说道：“前些天，还听说开封府界出现了假交钞，仿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什么？！”石越惊得几乎站起身来。交钞自发行以来，假交钞便一直没有消失过，但是因为交钞所用的纸张都是特制的，彩色套印技术又严格控制，因此假交钞往往都是粗制滥造，只在一些偏远或者不甚发达的地区流行，也很容易被识破。开封府界，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假交钞的！这时候听侍剑说开封府竟然出现假交钞，而且还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石越怎能不惊？！
吕惠卿执政以来，交钞发行过多过滥，导致诸多弊端。石越本来正在思考对策，希望可以缓步挽回商民对交钞的信心。哪里知道，这时候竟然还有雪上加霜的事情！
石越正惊惧着，忽又听到车外传来似公鸭嗓子的呼喊声：“前面可是石相公座驾？”
“这又是谁？”石越听得真切，连忙吩咐停下马车，掀开车帘钻出去眺望，没多时，便见一个内侍驱马追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石相公，皇上召见！”
石越不由抬头看了看天色——汴京的天空，已经黑沉沉的，皇帝怎么会在这时候突然召见？石越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又出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