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
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
其实，从嘉庆年间，就有坊间戏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
这说明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就得到了文人学者的重视，作为一本通俗小说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
那时候的文人大抵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这是一本政治隐喻小说，主干是“排满思汉”的民族思想。
另一派认为这是一本艳情小说，其中的风月之事描写精妙，可堪一看。
这恐怕就是清朝的某个时期把《红楼梦》列为禁书的原因所在。
林子轩从红学的起源开始讲起，渐渐揭开百年来笼罩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层层迷雾。
他把红学研究分为四大派别，分别是索隐派、考据派、评论派和创作派。
并系统和详尽的解说各个流派的渊源，代表人物和学术著作。
比如，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叫做周椿，他的出生时间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可以算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
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
书中有他本人于1794年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目前所知《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
评论派的代表人物是富察明义，据说是曹雪芹的朋友，写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
考据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拾。
至于创作派的代表人物非高鹗莫属，能够续写《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无疑是写同人文的顶尖高手。
但在这个时代，高鹗是否续写《红楼梦》还没有定论。
在清朝，至少有13部《红楼梦》的续书，其中《红楼梦影》和《红楼梦补》质量尚可。
对历史中的人物林子轩讲的很快，他主要讲了现代红学的发展。
重点放在了王国唯的《红楼梦评论》、蔡元赔的《石头记索隐》和胡拾的《红楼梦考证》。
此时鲁讯的《中国小说史略》尚未出版，还只是鲁讯上课的讲义，所以林子轩并未提及。
通过对这三本书的细致讲解，又带出了题咏派、百科全书派、现代批评派，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轶学等红学的各种研究方向。
从而让《红楼梦》的研究更为系统和全面，揭开过去红学研究的面纱，展示在众人面前。
随着林子轩的娓娓道来，下面的学生听的入迷，连那些教授也惊讶不已。
原来《红楼梦》的研究是这个样子的，竟然包括了这么复杂的科目。
以前的人研究红学，是内行讳莫如深，外行摸不着门道。
红学成了一小撮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利，研究红学的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就算有人问起来，也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说了你也不懂！”
这大概是最好的敷衍之词了。
随着教育和书籍的普及，书籍的价格越来越便宜，只要稍微富裕的家庭都能买得起一本《红楼梦》，渐渐打破了由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红学研究。
然而，因为学识和阅历的关系，每个人从《红楼梦》里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在这点上，鲁讯的一段话说的很好。
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这是鲁讯在1927年写的文章，林子轩毫不客气的借用了。
林子轩是第一次用科学和系统的方法来讲解《红楼梦》，把包裹在红学外边的皮扒掉，露出里面的新鲜血肉来，展现给底下的学生看。
我们应该怎么来研究《红楼梦》？
这些梳理和归纳都是后世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在民国时期还是第一次出现。
在这个旧红学和新红学交替的时刻，林子轩用一种科学而务实的态度来研究《红楼梦》。
底下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有一种拨开迷雾的感觉。
从此之后，红学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利，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他们也可以研究红学，而不是像从前一样不知所措。
林子轩给红学研究指出了方向，给红学的快速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
“下一节课，我们到了重新认识《红楼梦》的时候了。”林子轩最后结尾道。
他站在台上，没有稿子，没有翻书，就这样侃侃而谈，一直讲了将近三个小时。
在此期间，没有教授和学生离开，反而有不少学生被吸引进来，算是一堂成功的授课。
学生们热烈的鼓掌，教授们也矜持的拍手，这是给予林子轩的肯定。
当传统文化遇到了西方的科学分析方法，产生的化学反应出人意料，让人觉得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再是云山雾绕，而是可以更为系统和爽利。
复旦大学文学系主任觉得请林子轩实在是太值了，他本身也是搞文学研究的，感触更深。
这种方法可以引进到日常的教学中来，一旦形成了一门学科，就能为学校增加底蕴。
下课后，林子轩和前来听课的教授们寒暄几句，他们前来听课，就是给自己面子，他年纪轻，不能给人倨傲的感觉。
文学系主任想让林子轩把讲稿留下来存入学校的资料室，以备将来。
他隐约觉得林子轩的这次讲课或许会给红学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此时的复旦大学还没有校报或者杂志，不像北大有《新潮》杂志，没办法发表。
林子轩答应下来，他也需要把讲课的内容整理一下。
他不敢说自己讲的是对是错，因为在红学上很难界定真伪对错，只能是各持己见。
不过他敢肯定自己讲的是最为全面的，因为他背后有无数后世红学大师的研究成果。
这堂课虽然只是发生在复旦大学校内，但复旦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会把它传播出去，逐渐影响到整个红学界。
红学界的一场变革正在悄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