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月一日，第二任新中国的领导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这一天，进入***广场，组成装甲兵方阵的，是整整48辆47式坦克——因为其是1947年定型量产而得名。
该型坦克，是德国现役的主战坦克E50的中国版，其标准重量为36吨，五对负重轮，扭杆悬挂，主炮为一门105毫米/50倍线膛炮，其一出场，就让应邀观摩的苏联军方代表瞪圆了眼睛。
在1947年时，苏联红军也开始了下一代新式坦克量产换装工作，该型坦克正是历史上著名的T54坦克，使用100毫米口径的坦克炮，标准重量差不多也3吨左右。苏联人郁闷的发现，东方的“中国小弟”，其主战坦克的主炮口径居然超过了苏联坦克。
虽然苏联红军自己，还拥有使用122毫米坦克炮的IS斯大林重型坦克系列，但是主战坦克的火炮口径居然输给了中国人，这让苏联军方心里很是不爽。
47式坦克是由德国方面的开发的E50坦克的简化版，德国陆军自己装备的E50坦克，标准全重高达四十三吨，使用相同的坦克炮，安装有垂直稳定瞄准仪，备弹42发。之所以吨位比中国的多出七吨之多，主要原因是E50是47式的改进升级版。
E50的前身，德国的4号坦克，使用截短炮管的，88毫米/52倍坦克炮，其战斗全重34吨。不过该型坦克只是过渡产品，只生产了五百多辆就被更先进的E50取代。
所以更新换代如此之快，一是德国在战后迅速和英国修好，加上与苏联的紧张关系改善，德国在东西线战略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般好”。二则是汉娜只是把三十吨级别的四号坦克视为开发下一代四十吨级坦克的“过渡产品”，原本就没有想大批量生产。三则是四号坦克的开发过程中，在汉娜的强力干涉下，完全是按苏联人开发坦克的思路开发的。四号坦克坦克虽然纸面上的性能极出色，但人机工程很不佳，车内空间狭窄，人高马大的德国坦克兵坐进去实在难受异常，很受坦克兵的诟病。
1943年后，新中国开始大量地引进行德国技术和设备尝试生产三十吨级的坦克。在德国坦克兵眼中诟病连连的四号坦克，在中方这儿却好评如潮，东方人相对矮小的体型很适合该型坦克，而后决定引进其生产线。
当时林汉更看中的是E50，不过E50属于40吨级坦克范畴，生产难度更大，就连德国自己也才是新产品，不可能当时就卖给中国。本着先谈有，再谈精的原则，最后还是引进了这款四号坦克的改进型，名为E36的坦克。
1944年后，汉娜期待E战车计划开始实施。这时，随着英德关系改善，和英国进行了技术交换后，尤其是得到了让德国人眼馋不已的制炮技术后，坦克设计师成功地开发出了新一代使用105毫米坦克炮E50坦克。E50坦克是在四号坦克的基础上再开发的，其零件和四号坦克的通用度高达百分六十。和四号坦克相比，主要的改进是加大车内空间以改善乘座舒适性，而车体长度稍有放大，同坦克炮口径也放大，其车内备弹43发。
而在此之前，在林汉要求下，德国设计师将旧有的四号坦克进行改进，体重增加到36吨，重新设计炮塔座圈以便能使用和E50相同的坦克炮。
德国方面把这款改进后的四号坦克称为E36，但实际上德国陆军并没有大量装备，只是将一个坦克加强营约十二辆的四号坦克按这个标准进行了改进用于测试。但其生产图纸和生产线以及模具，却全部打包卖到了中国，交由中国马鞍山的东方红坦克厂生产。
在德国技术师相助下，1947年后，中国方面用两年多的时间消化吃透了全部的技术，终于可以自己自行生产。
和德国装备的E50坦克相比，47式坦克的优势在于机动性更好一些，缺点是人机工程不如E50对坦克兵友好，以及备弹量不如，仅有炮弹34发——不过作为36吨级的坦克，34发炮弹也已是极限，苏联的T54/55坦克也都是这个数量，而斯大林式坦克系列，通常炮弹更少，只在30发左右（其中IS2只有28发）。
历史上T54坦克的34发左右的存弹量，对坦克来说稍少了一些。不过对玩坦克海的苏联来说，他们在战场总能聚集足够多的坦克形成数量上的大优势，34发的弹药足矣。而新中国也是有能力在未来和苏联一般玩坦克海的国家，所以这个弹数倒也适合。而德国方面，34发就明显不足了。所以造价相对于便宜很多的E36在德国最后被更厚重，弹药更多的E50所取代。
一月一日的阅兵式上，除了47式坦克外，还有二十四架歼1（即TA183）编队和同样的数量的歼2战斗机（即ME262）编队飞过主席台上空。
这一年多来苏联人自己虽然也弄出了米格9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但由于发动机技术不过关，生产出来的喷气机全成了机库皇后，发动机使用寿命很低，飞行事故更是屡出不穷。而中方引进德国技术生产的这两款战斗机，都在北海道上空通过实战证明了自己。
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让心里有鬼的苏联也感到了不安。而1947八月，日本变色，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后，当时朝鲜在苏在华人员，都看到了朝鲜半岛脱离日本统治独立的希望。
于是朝共人员趁向中苏两方提出请求，要求两国共同联手向日本施加压力，帮助朝鲜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
而苏联人在朝鲜问题上，其心态同样也是矛盾的。
因为地理交通的原因，苏联在远东地区能投入的力量很有限。虽然目前的情况看，苏军在远东的力量还在中国之上，但斯大林很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继续，双方的实力对比迟早会发生逆转性的变化。虽然目前中苏友好，双方的边境基本都是处于表面上不设防的“互相信任”的友好状态。但斯大林怎么可能将远东的安危全押在所谓的“中苏友好”之上？
过去的故意不进入朝鲜赶走日本人，本就是苏联人为了给中国添堵留下来的尾巴。面对朝共高层向苏联提出的复国请求时，斯大林很是头痛。斯大林很清楚，真地将日本人赶走，朝鲜建国成功，苏联在远东的压力就大增。可是“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复国”的事，这是政治正确的事，不能不做。
最后斯大林了耍了个把戏，声称朝鲜问题需要询问中国同志的意见。
面中国方面，主要的阻碍来自于林汉。
对于朝鲜的那些事，林汉本人对金氏一家极其反感，反感程度甚至胜于南边的越南猴子。穿越至今，林汉对日本的厌恶，在他杀掉天皇全家，又借助女儿之手，杀光了日本财阀的高层后，其恨意已所余不多。而奇葩的北棒金家人，他却极其厌恶。
历史上，朝鲜在1946年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建国后，其领袖对高层的清洗就持续不断，从1946年起，其组织中的国内派、延安派、抗联派，以及最后的亲苏派，都被金家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斗手段不断地清洗掉——下场基本都是被枪决。而这种清洗甚至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而后来朝鲜对中国的不断“伸手”，给得少就耍无赖的作风，就更不必多说了。
所谓的中日友好靠棒子，在这问题上，林汉由于收受了大和抚子送过来的不少贿赂，所谓“帮亲不帮外”，在这事上，毫无节操的他联合喀秋莎，更是给朝鲜人狂下套子。
于是将林汉将历史上和朝鲜有关的黑历史，向中方上层交待得很清楚。所以当斯大林把皮球踢过来的时，中国方面也变得很头痛。
同样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中方也不得不支持朝共的“请求”。
于是中苏两国最后于1948年三月，和日本方面就朝鲜问题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大和抚子和林汉、汉娜一样，都是实用主义者。她学苏联和中国进行“革命”，只是为了将财富从旧财阀手中夺过来，以便收买属于她自己的势力基本盘。而英灵、舰灵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聚集融合的产物，从来都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者。
大和抚子会同意将台湾归还中国，是因为这是国家利益需要，甚至在加里曼丹岛日占部分问题上也同意做出让步，则是为了收买“父亲”林汉的需要。而朝鲜，日本每年在朝鲜都有大量的殖民利益。现在财富被她从财阀手中收回来了，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也完全受大和抚子支配，要她将朝鲜交出去，这怎么可能？
对于朝鲜问题，日本方面除了有些“国际主义思想”的部分日共成员同意吐出这块肉外，绝大部分人都是死不松口，这个问题甚至导致日共内也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社会主义者，在面临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间的矛盾时的立场冲突，在这一刻变得如此鲜明。
日本人采取的态度，是拖字诀，决定用漫长的谈判将这个话题无限制地拖延下去。此外大和抚子得到林汉的指点，开始朝鲜人中寻找代理人，准备将来万一拖不下去时，就推出个傀儡出来“顶事”。
苏联人在这个问题上，骨子里是并不热心的，他们能接受的底线，是将朝鲜一分为二，一部分归朝共，一部分照旧扔给日本去统治——这是喀秋莎依林汉的意思向斯大林出的坏主意，斯大林觉得很对他的胃口。
而后苏联方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方面透露出自己的这层意思。当然，苏联的说法很好听：至少先让朝鲜的同志收回一半的领土，有个立足之地。而苏联的意见和中方的底线也相差无几。
于是，朝鲜半岛象历史上一般，被一分为二的命运，就此被定下了。
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从1948年三月开始，一直谈到第二年年初，最后日本人勉强同意，先归还朝鲜西北龟城市以西到新义洲、盐川这“一小角”地区供朝共“立足”用，余下的部分，依旧是“慢慢再谈”。
但是要让日本人吐出吃下多年的朝鲜，哪是这么容易的事。大和抚子采用“无限期谈判”的拖字诀。苏联人不热心，中国人不急，朝鲜人要想复国并且统一，依旧漫漫无期。
最终的结果，这场谈判，从1948年开始谈，一直谈到了1960年，都还没有见个终结，日本人象拉羊屎一般，一点一点不甘不愿地吐出北朝鲜的土地，甚至到1970年时，日本人仍然占据着朝鲜三分二以上的土地，汉江以北，北纬四十度线的大片地区，仍然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而这时大和抚子已成功地培养出了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加上中国的国力日强，苏联在远东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让日本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给中国在东北添个堵，以及喀秋莎不停地在背后出坏主意，苏联在这事上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漠。到最后，所谓的远东朝鲜共和国，其面积大概也只有历史四分之一左右。
除此之外，在1978年时，日本人还做了一件让朝鲜人和苏联人都很想骂娘的事，就是将朝鲜东北的从罗津到会宁的这一小片土地，有意地“归还”给了中国，声称是作为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赔偿。这一决定让中国成功地获得了进入日本海的出海口，而当时收了“女儿”送上来的好处李华梅，在朝鲜问题和“中日友好”二选一的问题上，很理智地选择了后者，母女俩一起共建大东亚共荣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