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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足获得援助的愿望落空了，三个人只得继续徒步往成都方向急行军，想要追上二十军和第一军。

    好在江辉琦的腹泻，在吃了药和那位店家给的老姜之后，病好了，体力也基本恢复了；周云刚的脚伤虽然还在疼，但对于走路，并无大碍。于是，为了赶上部队，也为了避免和共军地下党策动的地方组织遭遇，他们专选偏远的捷径走。虽然山高坡陡，路况不好，但却安全得多。一路上没有阻力，进展得自然也很迅速，他们很快就把大足县城甩在了身后。

    原来以为，店家卖给他们的十多斤炒米和咸菜，足以让他们支撑到大足，然后再得到补给，甚至能够再弄辆汽车，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突变，干粮眼看就被消耗完了，他们必须在中午十分，赶到安岳境内的一个小场镇补充给养。

    然而，就在他们紧赶慢赶，在黄昏时疲惫不堪地接近那个名叫清油铺的小场镇时，却迎面碰到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

    李涵章他们是在一处山洼里看到对方的。他们走在低处，对方正从山北面爬上来，所以先暴露了。

    “注意隐蔽！”李涵章一声令下，江辉琦和周云刚迅速匍匐在了路边的草丛里。

    对方毫无戒备地大踏步走来，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等他们逐渐走近了，李涵章看见了对方的帽徽和武器，基本断定是自己人，便从路边的草丛里站起来，走向对方。

    那两个人冷不丁看见眼前忽然钻出了三条汉子，吓了一跳，“哗啦”一声，飞快地抽出武器，子弹上膛，对准了李涵章他们。等那两人看清楚对方的装束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格老子，自己人！”然后收了家伙。互相问了一下，李涵章他们才知道对方是军统的遣散人员，一个姓董，一个姓徐，都是成都人，现在正打算回家。

    “很好，”李涵章把自己这边的人介绍了一番之后说，“我们也要往这个方向转移，去找二十军和第一军，大家可以一起走。”

    毕竟是生死关头，多一个人多一条枪，就意味着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况且，人多势众，五个装备精良的人在一起，即使遇到共军的小股正规军，也有得一拼。那两人高兴都来不及，哪有不答应的理由？于是，一行五人进了清油铺，找到一家稍微像样点儿的饭馆，由李涵章做东，吃了一顿饱饭。不过，战事频繁，民不聊生，所谓的饱饭，无非就是每人一大碗加了腊油青菜的手擀面而已。

    和在虎溪河的时候一样，周云刚以同样的方式“要求”店家准备了一些干粮。不过这次不是炒米而是炒面；不是三份，而是五份。

    吃过饭，把水壶和干粮袋装满，五个人便迅速离开了清油铺，动身继续往成都方向赶。

    出了重庆一路走来，李涵章他们都尽量选择小路，为的就是避免和共军发生遭遇战，耽误行程。不过，正应了川人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五个人刚走进遂宁地界，便遇到了麻烦。

    翻过一个垭口，正要进入一片开阔地，他们便遇到了一群不速之客。这群人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边挤挤挨挨站成一排，一边高声喊：“站住！缴枪不杀！”

    李涵章瞄了一眼，对方大概有五十多人，有的穿着长衫，有的穿着短袄，有的端着中正式，有的举着汉阳造，一看就不是正规军。

    “你们是哪部分的？”周云刚站到李涵章面前，问道。

    “你管我们是那部分的？闯进了老子的地盘，就乖乖地放下武器，老子高兴了，就放你们过去；要是把老子惹急了，哼哼……”站在对方中间的一个大高个儿手里拎着一个大肚盒子，顶了顶脑袋上戴着的破毡帽，外强中干地回答道。

    江辉琦低声对李涵章说：“真没想到，这样的人居然也敢出来抢武器！要是有人一梭子打过去，还不倒下一片？”

    李涵章笑笑，点点头。

    周云刚还在戏耍对方：“各位大哥，枪咋个缴法，说来听听？”

    大高个说：“把你们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部放在地上，衣裳也敞开，一个一个到我们面前来。我们检查完了就放你们过去。”

    军统姓董、姓徐的那两位脾气暴躁，而且从没受过这种窝囊气，早就忍不住了。姓董的跨前一步，问：“你说的倒是好听，要是有人不答应咋办？”

    对面的高个子毫无戒备，还扬了扬手里的大肚盒子，憨憨地问：“哪个？哪个敢不答应？”

    姓徐的没等他话音落，抬起手枪就是一个连发，当即把那人打矮了——子弹全打在那人的腿上了。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姓徐的子弹才出膛，李涵章他们四个也已经出手了，每人一梭子子弹扫出去，在撂倒对方的同时，已经迅速跳开，各自选择有利地形，分散匍匐在了两边的地沟里。对方没有想到十比一的情况下，李涵章他们居然都敢先开枪，一下子懵了，边四散跑远，边回头胡乱开枪，子弹全飞到天上去了，根本打不着人。拖着死伤的同伴退到稍远处，对方又集结在了一起，仗着人多势众，哇哇乱叫，边骂娘边和李涵章他们对峙。

    “犯不着和他们浪费时间，我们速战速决。大家听我的指挥！”李涵章看了看风向，小声向对匍匐在他两边的人说，“我扔出催泪弹后，你们一起朝他们上方开枪，压住他们。”

    几个人点了点头。

    李涵章掏出一枚催泪弹扔了过去。“轰”的一声巨响之后，一阵白烟顺风遮盖了那群嗷嗷乱叫的家伙。催泪剂立即散发了，对方似乎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一时间鬼哭狼嚎，捂眼睛的捂眼睛，抱脑袋的抱脑袋，乱成一团。

    而与此同时，四支冲锋枪正对着他们的上方一阵扫射，树叶、断枝下雨般地纷纷落下来。

    看到对方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了，李涵章摆摆手，等身边的人停止射击后，高声喊道：“我们是中央军，去金堂执行任务，情况紧急，借条路走。否则……”李涵章说着，手一抬，几个人又端起冲锋枪一阵对空扫射。

    这帮山贼这时候才明白眼前的这根骨头是啃不动了，李涵章见状，吩咐大家多加小心：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小心他们回去再纠集人来，被打了伏击。

    就这样，他们一路高度警惕地向成都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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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军占领重庆以后，下一个目标无疑就是成都。李涵章心里清楚得很，尽管中央党部军事指挥机关和西南长官公署目前名义上还在成都，但恐怕就是张群长官和校长本人也不知道，下一刻那些牌子会挂在哪里。成都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自己和杨森司令走散，跟他一起登机的希望非常渺茫……然而，此刻他还能做什么呢？想来想去，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怀着侥幸心理，继续赶往新津机场。

    出了遂宁地界后，他们拦下一辆运送物资的军用货车。李涵章掏出证件，让押车的一名中尉看了一下，中尉立即把李涵章请进了驾驶室的副驾驶位置上，其他人坐进了货车车厢里，随即直奔新津机场。

    新津机场是抗战时期国军的空军基地，1940年扩建过一次，1943年又扩建了一次，因此规模仅次于浙江金华机场，但却是国民政府修建的国内第二大机场、亚洲最大的轰炸机机场。抗战时期，美军最新式重型轰炸机B-29可以从这里起飞，轰炸日本本土。

    赶到新津机场时，周云刚因为脚伤仍未彻底痊愈，便留在货车驾驶室里看着司机，李涵章和江辉琦去机场打探情况。两人下了车，跑步进了机场，远远地看见一群中下级的中统军政人员正围在一起声嘶力竭地吼叫。那些人都是川渝两地调查处的人，李涵章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常来常往，基本上都脸熟。他们围在一起吵吵什么？李涵章想着走了过去，竟看到中统四川调查处的副处长周春生被围在中心，正一边拿已经看不清颜色的手巾胡乱擦着脸上的汗，一边声音嘶哑地喊：“大家不要这样激动，冷静些！袁副处长已经去和航空站交涉飞机座位了，很快就会有结果。”

    “那几个处长哪里去了？今天咋没有看到章庆恩、朱林芸、李金生他们？他们去哪里了？”人群中有人尖声喝问。

    “龟儿子一早就跑了！”一个四川口音的人吼道。

    “跑了？咋跑的？周春生，你说，你说啊！他们咋跑的？”

    “他咋会知道？他要是知道，还不和他们一起跑了？”那个四川口音阴阳怪气地说，“章庆恩、朱林芸、李金生几个处长有的是钱，他们早就暗地里把航空站的龟儿子们买通了！格老子，三两黄金，一张黑市票哇！”

    人群里顿时骂声一片。站在一旁的李涵章看到这情形，心里清楚，上面拨的遣散黄金大都被处长们私吞了，真正发下去的很少很少。

    “这样兵荒马乱的，人人都自顾不暇，谁还会去考虑别人的生死？主任，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江辉琦看了这乱哄哄的场面，轻声对李涵章说。

    两人正打算转身，被周春生看见了，立即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挥着手高叫：“你们看，你们看，李主任还没有走！李主任还没有走！”

    其他的中统特务一听这话，都齐刷刷地转过头，看到李涵章，立刻像蝗虫一样扑过来。李涵章看着这些曾经趾高气扬的同僚，想他们以前走到哪里不是见官高一级，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可现在，不要说威风了，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连衣帽都不周正，就像一群码头上跑摊的地痞。一种树倒猢狲撒的悲哀，让他打了个寒颤。

    在和周春生简短地交流过后，李涵章咳嗽了一声，等围在身边的中统特务们都安静下来后，这才大声说：“周副处长的话不错，大家先不要慌，等袁副处长回来，我们再商量下一步咋办。”

    看到李涵章如此冷静，刚才还乱成一锅粥的特务们迅速安静下来，围着李涵章和周春生找地方坐下，有的喝水，有的抽烟。周云刚在车上远远地看到刚才的情况后，深怕李涵章出什么意外，撇下汽车，快步走过来，和江辉琦一左一右地站在李涵章身后，警惕地四下张望着。

    一会儿，中统重庆调查处的副处长袁庚大步走了过来，见到李涵章，有些吃惊，但来不及多问，就先把他们遇到的情况简单说了说。李涵章和周春生听了他的话，顿时愣了一下，随后认真分析了他带回来的消息，决定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于是，周春生转身面朝那帮躺着的、坐着的中统人员，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各位请安静，各位请安静。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希望各位听了不要紧张，更不要有情绪。重庆调查处袁庚副处长，刚刚去打探过了，因为共军迫近新津，飞机已无法在新津机场降落。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可能从新津去台湾了。”

    众人一听，立刻又乱了：“我们不去台湾，留下来被共军抓住，那不是死路一条吗？！”

    “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周春生嘶哑着嗓子，赶紧说，“刚才，我和李涵章主任、袁庚副处长商量了一下，我们认为，如果大家继续留在新津，是不会有出路的，所以，我们不如去凤凰山机场，也许还能在那里赶上胡宗南空运军队去台湾的飞机。诸位觉得这样可以吗？”

    这些人此时已经完全乱了方寸，一听还有路走，也不问消息可靠不可靠，马上像刚抽了鸦片一样，来了精神：机灵些的，也不管谁的车，抢着就上；没上了的，持了枪四散跑开另外想办法去了。

    大概是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状况，周春生、袁庚两个副处长想也没想就把车让给了下属，跑到李涵章他们半道拦下的那辆货车上，和李涵章、江辉琦挤在一起：李涵章和袁庚坐一边，江辉琦和周春生坐另一边，周云刚则坐在驾驶室，负责监视司机。

    车子开动了，周春生踢了袁庚一脚，问他：“刚才到底咋回事？”

    袁庚白了他一眼，爱搭不理地说：“你们那位鲜大齐鲜处长做的事情，你这个副处长会不清楚？反过来问我，啥意思？”

    周春生一听这话，有点儿恼了，摇摇晃晃地想站起来，但路况太糟糕了，不时还要和迎面而来的车辆错车，他试了几次，都还没等站稳就摔倒了。最后，他终于不再做无用功，下决心坐了下来，喘着粗气说：“就你小子狡猾，一天见不到人影，把我扔下和那帮孙子周旋。老子嗓子都喊出血了，嘴皮子都磨破了。你听听，你听听，老子的声音都嘶哑成啥样了？”

    袁庚想说什么，可才把嘴张开，一看李涵章冷眼盯着他，就把眼睛往上一斜，随后闭上了，坐在那里随着车子摇摇晃晃地养起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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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和自己有关？或者是不方便让自己知道？李涵章想了想，对袁庚说：“袁处长，如果有啥不方便，那就等到了新都，你再和周副处长单独交流。”

    “李主任，您多心了，哪有啥不方便的？不过……我知道您和章庆恩章代局长的私交一向很好，我也是追随他多年的老部下……”

    “看样子，是和章代局长有关了？如果真是，你就说吧，无论有啥变故，都但说无妨。”其实此时，李涵章心里已经猜到袁庚下面要说什么话了。

    “您也许知道，章代局长从阎锡山那里领了一笔疏散费，全是金条。本来，内调局本部和我们重庆内调处的兄弟都有份儿的，最少的也能领到一两。可我们来成都后，一直待在川调处的地盘上，这事做得再机密，还是让鲜大齐知道了，他就纠集了一帮人，在章代局长临上飞机前鸣枪要钱。结果，两人硬是在机场把账算清楚了，才上飞机飞走。”

    李涵章当然知道，袁庚话里的“内调局”就是内政部调查局的简称。此刻，车厢里坐的人对中统的沿革都非常清楚：1938年8月设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早在1947年就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但无论是“中统局”还是“党通局”，都属于党的机关。“宪政”开始实行之后，党务经费不能再从国库开支，蒋校长提出“党员从政”，号召党的机关尽可能向行政部门转移，于是，几经周折，1949年2月，经立法院通过，内政部调查局才得以在广州成立。而这时，李涵章早已经不在中统总部，被渗透到了重庆党部。自中统成立以来，派遣特务渗入国民政府的各个行政机关，利用公开名义扩展特务组织、开展特务活动，已经成了中统高层获取情报的主要渠道。不过，尽管因为身处重庆党部，一向和中统总部、各办事处联系密切，李涵章还是没想到内部会发生这样的闹剧，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慨叹道：

    “有这样的事情吗？阎锡山给章代局长金条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但鲜大齐和他之间发生的事情，兄弟倒真是第一次听说。”

    一直坐在一旁没吱声的江辉琦“哼”了一声，摸摸他的大鼻子插话说：“主任，只有在这种时候，人的本性才会露出来。”

    “真没想到啊，这些平时满口总理遗训、校长教导的人，临逃命都不忘自己捞上一笔，一点不顾及留下来这些兄弟的生死……想想过去，咱们拎着脑袋给党国卖命，真叫人寒心啊！”周春生直直地伸着两条腿，就像那两条腿不是他的，而是那些只顾自己飞去了台湾的人的。

    袁庚不想接着说那些让人难堪的事情，转头问李涵章怎么这时候才赶到新津。李涵章脸色一寒，没有答话。江辉琦于是便接过话茬，把路上车子突然出了故障的事情说了一遍。袁庚听了，长叹一口气说：“唉，这个吴茂东，坏了主任的大事。不过……也许，这就跟眼下的时局一样，都是天意啊。”

    大家听袁庚说起“眼下的时局”，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了胡宗南身上。

    然而，正应了那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他们那几辆车连夜穿过成都，赶到北郊的凤凰山机场时，天已经亮了，远远地就能看到机场上空空荡荡，根本不像是在运送士兵的样子。但有人还不死心，把车开了过去，从车上跳下来，到处跑着找着，怎么都不愿意相信：等待他们的竟是一个空机场！

    “天意啊！”站在空荡荡的飞机跑道上，周春生重复着袁庚路上说过的话。

    李涵章看着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机场上绝望地疯跑狂喊的同僚，低声对袁庚说：“大家都跑了一夜，太累了，先在附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再作打算吧。”

    当天晚上，围着一堆篝火，周春生和袁庚在唉声叹气一番之后，又和李涵章谈起了目前的局势。

    “潘文华叛变已经是事实。我们在10月下旬就截获了他发给他儿子的电报。”周春生是四川调查处的负责人，截获进出川以及川内各部之间的电报，是他的本职工作。潘文华是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他的大儿子潘清洲是二三五师师长，当时正由巫山沿大巴山撤向川北。潘文华亲共，是众所周知的。早在朱毛红军北上期间，他的二十一军就与那些人有过接触。那时，潘文华不仅主动借道给朱毛红军，双方居然还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袁庚此时的心态，想必和李涵章一样。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伸出袖口的手拿着党国的军饷俸禄，缩在袖口里的手却在扒拉自己的小算盘。结果，人家永远有路可走；唯有他们，死心踏地伸出双手，而且沾满了鲜血，到头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前面是悬崖后面是追兵，末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和事，会让那些顽冥的脑袋轰然醒悟，顿时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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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涵章他们心有不甘地在凤凰山机场又等了几天，因为人生地不熟，一行人吃喝都难以为继。几天后，这些中统特务终于确信已经不可能乘飞机去台湾了，只得乘车回到成都市区，在春熙路西边的一个小旅店里暂时安下身来。

    此时的成都，和前些天的重庆一样，不时传来解放军就要进城的消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到处是骂骂咧咧、哭爹叫娘的国军残兵败将和趁机打家劫舍的地痞流氓。这批中统特务此时驻扎的地方叫悦来客栈，此前是中统四川调查处的一个联络点，川渝两地的中统特务都对这里非常熟悉。

    晚上，李涵章才安排了周云刚出去打探消息，周春生和袁庚就趁着下属都去找乐子了，不约而同来到李涵章的房间，要和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可是，话没说到三句，周春生和袁庚就开始责骂对方。

    “要不是你们带着十几个人跑来搅局，我这里何至于如此混乱？”话题是周春生先挑起的，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原本已经实行了战时体制，打算在川西、川北、川中、川南成立办事处……”

    “兄弟是跟随章庆恩局长来的，计划配合行政院阎院长在川西平原阻击共军。谁知道你们川调处一点斗志都没有，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做那些花样文章给谁看？”袁庚觉得周春生在李涵章面前驳了自己的面子，心有不甘地反击。

    真是狗咬狗一嘴毛！李涵章在心里骂着。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有意岔开了话题，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左右看看他俩，问道：“你们这些天见过徐政没有？”

    徐政原本是中统局西南负责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去台湾之前，亲自提拔他当了内政部调查局研究处长，全面主持重庆方面的工作。但几天前，徐政却突然没了踪影，李涵章怀疑他悄悄来了成都。

    果然，见李涵章提起徐政，周春生吐了一口唾沫，骂道：“我加入中统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耻的家伙！”

    听他这样说，江辉琦摸摸自己的大鼻子，笑着问：“他已经去台湾了吗？”

    周春生点点头，告诉他们，徐政是中共公开点名的战犯，当然不敢留在大陆。他一到成都，就带上四川调查处的处长鲜大齐去见陈立夫，表示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大陆。陈立夫这个时候也没有同意谁去台湾的权力，只好没话找话地安慰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党国可望复兴。”徐政当然明白这些话很不靠谱，又带着川调处派给他的保卫人员去求谷正纲。谷正纲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徐政见了他的面，开始是再三请求，后来见谷正纲不松口，也不顾保卫人员跟在后面，竟然猛然跪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谷正纲开恩。谷正纲没有料到徐政会来这一手，连声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无奈之下，只好哭笑不得地同意他去台湾。

    “哦，他这样做，倒是不叫人觉得奇怪。”李涵章听完这些新鲜事儿，点了点头，说，“川渝两个调查处的处长都已经去了台湾，你们两个副处长也算是同病相怜，就不要再争执了，想想以后咋办吧。”

    还没等周春生、袁庚答话，忽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他们不约而同地判断出，那是美式山炮炮弹爆炸的声音。李涵章皱了一下眉头，低声说：“看来，共军已经兵临城下了。弟兄们，你们现在有啥打算？”

    周春生看看袁庚，咬咬牙，说：“和军统一样，我们留下来潜伏的人也是有安排的。现在四面八方都靠不住了，我打算带着兄弟们跟着成都警备司令盛文，去越南、缅甸找条活路。”

    袁庚抬眼翻了翻李涵章，半天没吭声。

    李涵章见了，知道他的心思，说：“兄弟我得先去见过一位远亲，然后再做打算。”

    袁庚听出了李涵章言下之意，以为他和自己的想法一样，这才说：“你我兄弟，哪一个身上没有几条共党的人命债？哪一个的名字没有进共党的《四川匪特调查》？当初没有被划到潜伏人员名单里去，还不就是因为目标太大？被抓住了，肯定只有死路一条。我手下有个兄弟的姐夫在范绍增手下当副官，我打算带人去投奔他。然后改名换姓，参加这个团，起义！”

    李涵章暗想他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但嘴里却只是说：“就此一别，可能就要天各一方，再难有见面的机会了。弟兄们，各自珍重！”说完，冲周春生和袁庚抱了抱拳，算是送客。

    周春生和袁庚离开房间不久，李涵章就听到原本遥远的枪炮声竟越来越近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原本有些着急，可看了看江辉琦，却发现这个副官一副神情自若的样子。他想了想，暗自笑了：也许在江辉琦的眼里，自己也是一副神情自若的样子呢。

    过了一会儿，周云刚打探消息回来，报告李涵章说：“主任，第五兵团司令以下官兵五万余人被共军包了饺子，全部当了俘虏。第十五、第二十、第七、第十八兵团，近两三天先后在什邡、彭县、德阳，和本市东南防区临阵倒戈。成都城破之日，怕是就在今夜了……”

    这个消息让李涵章半信半疑。

    三人休息了一会儿，李涵章实在放心不下，对周云刚说：“你留在房间里，我和辉琦出去转转。”然后，两人换上便装，出了客栈。结果，没等他们走远，就在悦来客栈附近的街道上，他们便看到了全副武装、为数众多的解放军士兵，他们有的在街头警戒，有的在街边休息，整个部队既不嘈杂也不混乱。

    这一切，完全证实了周云刚所言不虚。

    两人随即退回悦来客栈，却发现原来扎堆躲在这里的中统特务正陆续换上客栈老板准备的便装，分散着从后门和侧门离开了。

    一直等候在房间里的周云刚看到李涵章他们进了门，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李涵章的胳膊说：“主任，那些龟儿子都溜完了，我们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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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涵章在解放军进驻成都的当夜，就带着江辉琦和周云刚离开悦来客栈，转移到了锦江河边的一处宅子里。

    正所谓狡兔三窟，对外，这处宅子是一个姓周的买卖人的私家房产，他往来成渝两地做生意，要在这里落脚；实际上，这里却是李涵章往来于川渝各个调查处和青帮码头的秘密落脚点。为了安全起见，这个地方李涵章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连江辉琦和周云刚都不知道。但现在，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对他俩隐瞒了。

    李涵章当年在成都置办这套宅子，既是往来联络的需要，也是他为家人留的一条后路。最初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多个藏身的地点。毕竟干他们这一行的，欠下的血债多，得罪的人更多，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人给卖了。后来随着局势的发展，华北丢了，华东丢了，政府东搬西迁，只有西南还抓在手里，李涵章更是觉得成都要比其他城市都牢靠得多。毕竟辛亥革命始于四川的保路运动，二次革命、护国、护法战争之后，四川军阀多如牛毛，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入川，在这里苦心经营多年……所以，在他眼里，对于整个大西南来说，除了重庆，成都的政治、经济、军事核心地位是最牢固的。即使不出现“三分天下”的局势，成都也可能成为党国最后的根据地。

    李涵章置办的这处宅子隔壁，住着一户姓于的人家，老两口、三个儿子、四个孙子、三个孙女，一家十一口。平常李涵章不来成都的时候，一直委托于老爹来帮他看房子。于老爹因为家里孩子多，住得挤，也乐于帮忙，就把自家的房子留给儿子们住，他和老伴儿搬来李涵章的宅子里住。更重要的是，于老爹也是袍哥人家，为人仗义，在外面比较吃得开，李涵章还能通过他搞到情报。于老爹是老江湖了，阅人无数，眼里揉不下沙子，自然早就看出这位“周先生”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但他却从不多问，乐得从周先生手上落几个小钱。

    这天，于老爹正在街沿上喝茶，看到周先生带着两个伙计走进来，有些意外，忙站起来，冲着里屋喊：“老婆子，快去烧水，周先生回来了。”

    李涵章从兜里掏出四块银元递给于老爹，说：“老爹，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这几个钱你先拿着。等我这几天把账收回来了，再多给你些。”

    “要得！要得！”于老爹在围腰要翻来覆去地把手擦干净了，接过钱，捏在手里，不住地点着头说，“你们先上楼去坐一会儿，我这就去泡茶。”

    在宅子里把身上带的东西藏好以后，三个人喝过于老爹泡的茶，就各自选了一个方向，分散出去找理发店、买日用品。李涵章另外买了一瓶酒、一刀肉和一些蔬菜带回家，就着当天中午和于家父子在一起吃饭之机，又打听了一些成都时下的情况。

    午饭后，三个人就分头出门去“收账”去了。

    李涵章并没有对周春生和袁庚撒谎，他真的要去见一位远亲。这位远亲叫王世奇，是他一位远房姑婆的儿子，住在成都比较繁华的八宝街，在川军里当师长。这样的时候，上门找王世奇做什么呢？看看他是不是会拉着队伍去山里继续打仗？看看他能不能想办法帮自己去台湾或者香港？看看他能不能想办法把自己改名换姓安插在他的部队里？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李涵章一路上翻来覆去揉搓着这些问题。问题越想越多，却找不出来一个清爽的答案。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见机行事。

    成都地处川西坝子，整座城市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面有龙门山脉、邛崃山脉为屏障，东边则是低矮的龙泉山和一些坡缓土肥、草丰树茂的大大小小的丘陵，丰饶的物产，滋养着这座“天府”中的所有生命。不说青城山、都江堰，就是武侯祠、杜甫草堂，也足以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背后长长的历史背影。平时来成都时，李涵章有了闲心，总爱换上便服，戴上墨镜，甚至连随从也不带，一个人在大街小巷里溜达，尝尝小吃，看看把戏，但现在，他揣着那一大串问题，急着赶去八宝街，再也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

    成都的12月底，并不太冷。李涵章出门时，在蓝色夹袄外罩了一件旧外套，换上一条黑色大裆夹裤，光脚穿了一双毛了边口的黑布鞋——这种打扮，是成都此时最常见、最普通的市民衣着。

    路上，时不时就会遇到一队队共军的士兵在盘查上街的人。多年的历练，已经使李涵章练就了“随境而化”的本事。这种“化”，不仅仅是神态衣着，更重要的是心态和精神的“化”。也许是基于这些原因吧，尽管李涵章一路上不时遇到巡城的解放军士兵，但还是很顺利地来到了八宝街。

    此时，按照事先的约定，分开绕道而来的江辉琦和周云刚，也先后到了八宝街口。他们先转了一圈儿，借着看街道两边商铺的机会，勘察了地形，然后进了十字路口的一个古玩店。乘着江辉琦和周云刚跟老板讨价还价，李涵章随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在八宝街上又转了一圈儿。这里是居民比较密集的街区，李涵章置身其中才真的相信“共军不扰民”的传言。在这条街上，根本没有这座城市即将全面改变颜色的任何迹象，也没有看到一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人们像往常一样买进卖出，过着安闲的小日子。路过一个糕点铺子时，李涵章看里面客人不少，也拐进去买了几盒高级点心，这才朝王府走去。

    王府是一座川西常见的院子，大门进来有照壁，前后各有一个宽大的天井。以往李涵章来时，门口都有卫兵，但今天，不仅门口没有卫兵把守，前院居然也是空荡荡的。李涵章心里隐隐觉得有些异样，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继续往里走。却没想进了后院，他居然迎面看到王世奇的母亲掀开帘子从堂屋出来。

    抬眼看到李涵章，老太太并没有吃惊，而是满脸堆笑地高声打招呼：“是涵章啊？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今天咋有空来看姑婆呢？快，快，快，屋里请。”

    李涵章进了屋，双手把点心轻轻放在八仙桌上，然后退回来，在右排的第一把椅子上坐下。老太太坐在主人位置上，看了看手边的点心，笑着说：“你每次来都要买些东西，好见外哟。”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做小辈的，孝敬您老人家，是应该的。”李涵章一边应答着，一边四下里看。

    “小翠，上茶。”老太太面朝门外喊了一声，又对李涵章说，“你爸爸妈妈最近有信回来没有？在香港那边还安生吧？”

    “还好！”李涵章收回目光，看着老太太，问，“姑婆，我表叔呢？”

    “他啊，去宝光寺学习了。哎呀，涵章，你起义没有？起义了好啊，成都就太平了，不得到处去逃难了。”老太太说话的时候红光满面。

    李涵章一听这话，就知道王世奇已经投共了。他心里一下子空了，不想再坐下去，寒暄了几句后，站起来对老太太说：“我也是来学习的，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姑婆。您老人家多保重，我就不等表叔了。”

    “茶都没喝一口，就走吗？”老太太站起来，还想挽留。

    “下次来喝。”

    李涵章说着，转身出了王府，左右看看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疾步经过了十字路口的古玩店。江辉琦和周云刚随即跟了出来，一声不吭地走出了这条繁华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