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洋的搬迁像是向水流里抛下了石头

    章洋要搬到尼牙孜家去住的消息像一股黑烟一样地升起在七生产队的上空，变成了一片阴云，散布到整个大队。

    这话最先是从尼牙孜自己口里说出来的。在章洋向伊力哈穆宣布将要搬走的第二天一早，也就是米琪儿婉刚回娘家还没有与爱弥拉克孜见面，尼牙孜将要受伤但还没有受伤的这一天的早晨，尼牙孜赶着一辆驴车拉着麦子来到了庄子，他先找到伊明江，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

    “赶快给我发一公斤菜籽油，章组长和社教干部要搬到我家去了，为了给他们做好饭，需要先领一点食油，副队长同意了的。”

    伊明江一时没有相信，他看了一眼尼牙孜。尼牙孜换了一顶崭新的、黑绒面的羊皮帽，换了一身总算洗了一遍的、在他来说是空前清洁的衣服。他的皮靴虽然开了绽，褪了色，但也破天荒擦得锃亮。尼牙孜洋洋得意地拿出了热依穆批的条子，催促道：

    “快打油……”

    然后，他上了水磨。对于那个给他送死乌鸦的廖尼卡，他摆出一副不屑一理的神气，眼睛看着别处，下令说：

    “喂，看水磨的！先给我磨面！我没有时间！我正忙着哩！章组长和社教干部今天就要搬到我家去了。看，这是保管员刚发给我的菜籽油。快！我下午还要去伊宁市买点粉条子、凉皮子，给社教干部做饭，这可是公事！吃饱了饭才能收拾干部们哇，哈哈哈……”

    廖尼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看看尼牙孜吧，他的外表、他的神气确实是大不相同。莫非这是真的？

    在尼牙孜的催促下，没按排队的顺序，先给他磨好了面。尼牙孜赶上驴车，大声唱着小曲：

    廖尼卡坐不住了。他不相信会真有这样的事情。他的眉毛挑了起来，他脖子上的筋凸胀了。他的红头发好像真的烧起了火。他叫起了正在睡觉的本来是安排人家后半夜来值班的另一个看水磨的人，自己骑上自行车向队部方向奔去。路过水渠工地，他找伊力哈穆，没有找见。他又不愿意问旁的人，免得使自己替尼牙孜作义务宣传。他来到大队，大队干部谁都不在，于是，他去到大队加工厂打探虚实。

    加工厂的院子里坐着不少的人，廖尼卡一眼看见，伊明江也在这里。其中有许多是加工厂的工匠。离人群稍远一点的太阳地里，坐着一个人，那是前队长穆萨！

    久违了，好汉子穆萨。读者，你们猜猜，这一段穆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每天长吁短叹，叫苦连天，因了从队长的宝座上被撵了下来而郁郁不乐吗？或者，他在磨牙利齿，记仇结恨，等待时机，准备反扑吗？抑或，他找到了新的出路，去发挥他的能力、口才和勇气，去实现他的野心，譬如说，他是不是在跑黑市，搞投机买卖呢？

    不，都不是的。他没有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略离人群的一块木头上，他坐的姿势挺舒展。他的面部略显苍老，样子仍然有些滑稽，但不再盛气凌人，而是平易随和。他的小麻子似乎少了些，麻坑也浅了些。他的黑胡子仍然捋得尖尖的，但翘得不那么厉害了。他穿得比六二年寒酸多了，基本上还是两年前那一套衣帽，洗过一次，自然已经显得陈旧，棉衣的右肩上还打了一个补丁，但也还算整齐。更多的是感到无可奈何的踏实，不当队长的这一年，他的日子过得不错，一切正常。

    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妻子马玉琴。维吾尔族有个谚语：恶婆娘是人类第一大祸患，我们不妨反其意予以补充，好妻子是头等的福星。好妻子好比救生船，好比定心丸，好比百宝箱，好比是伏天的清风和严冬的炉火。一九六三年夏天，当阿卜都热合曼和伊明江等人的查账组查出了穆萨的大量多吃多占、借支和贪污的事实之后（其实，并没花费多少力气来查，穆萨的吃喝玩乐大部分是大摇大摆地进行的，他并没有搞那种隐蔽的偷鸡摸狗），秋天他就落了选，那时，他确实蔫了几天。尤其是，为了做一个退赔的姿态，他卖掉了那只他曾经戴在手腕上、撸到胳臂肘边的手表，这使他心痛欲碎。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仿佛第一次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妻子的贤惠。穆萨知道有那么一些女人，她们的势利眼劲儿超过了外人。丈夫行的时候她们招摇卖弄，丈夫倒霉的时候她们怨气冲天，甚至在这种时候丢开丈夫“往前走”。但是马玉琴不是这样的人。她自自然然、和颜悦色地迎接了不再是队长的穆萨，在落选的第二天，她悄悄卖了自己的一副铜镯子，打了酒，买了肉，做了一顿穆萨最爱吃的水煎包子，连醋都并非零打，而是买了整瓶的高级醋。玉琴的态度对穆萨是个不小的安慰。说实在的，马玉琴衷心感谢赛里木、里希提和伊力哈穆他们，他们让穆萨通过改选的正常途径漂漂亮亮下了台。漂亮这个词儿，她说给了穆萨，使穆萨很满意。马玉琴早已感到，穆萨当队长，不仅是七队的晦气，而且也是他们的家庭、他们夫妻的晦气。他一当队长就要神气，一神气就要折腾和发脾气。他今天要办托衣，明天要办乃孜尔，讲排场，耍威风，弄得家无宁日。他乱吃乱花乱喝，动不动就不在家吃饭，经常对家里的吃食、摆设、马玉琴和马玉凤的举止直到室内温度和空气的调节表示不满，老觉得别人亏待了他这个了不起的队长。马玉琴暗想，即使捉一只猴子来给他戴上帽子，穿上衣裤靴鞋，再强令它盘腿坐在上席，它也未必会像穆萨当了队长以后那样焦躁不安。马玉琴怎么能够不欢迎穆萨从队长的职务上落选下来呢。

    穆萨毕竟也历经浮沉。下来了就下来了。穆萨的思路是你大哥我当过了嘛。你大哥我福气过了嘛。你小子当过吗？你小子福气过吗？你小子有的可供吹嘘冒泡的谈资吗？

    呵，他已经踏踏实实地当了一年社员，大部分时间，他劳动得蛮积极。开会发言就更积极。只不过，对于贪污和多吃多占的赃款的退赔，他态度消极，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穆萨毕竟也还是穆萨。某些场合，他仍然会眉飞色舞地吹个天花乱坠。有一次和几个青年一起干活儿，草丛里出现了一条青花蛇，穆萨一砍土镘砍断了蛇头。于是，穆萨吹起牛来，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一条大蟒搏斗，那条大蟒把他的砍土镘吞到了肚子里，他徒手提住了蛇颈，蛇盘绕在他的身上，他最后把蛇扼死了，光蛇油炼了两桶……说的听众尤其是女性老中小，又笑又疑，一起在那儿喊：“泡！泡！泡！”最后一致认为他是牛皮大王，他也一笑了之。说大话是一种快感，说完大话的快感与睡完女人是一样的，不必计较播种的成活率与其他得失后果。他还有许多笑话、怪话，有的话已近下流，好在倒也无伤大局。

    四清工作队到来后他有些紧张。库图库扎尔和他谈过两次，意思是让他伺机活动活动，暗示他要想法把伊力哈穆撂倒。穆萨哼哼哈哈，心想：“我才不给你抡砍土镘呢！”特别是经过六三年麦收时节那天晚上在乌尔汗家喝啤渥、吃烤肉时的谈话，穆萨看出了库图库扎尔的危险性。他从那时起已经决心与库图库扎尔拉开距离。大大咧咧、吊儿郎当的穆萨其实有自己的界限和分寸感；马马虎虎、吵吵闹闹的穆萨其实有自己的防备心和警惕性。有些话他只是大喊而并不行动，有些话他连说也不说，听了也绝对不随声附和，有些事他是悄悄地做，谁也不说。“我才不跟着库图库扎尔进监狱呢！”他清醒地在心里合计。

    但是，他也被章洋要搬到尼牙孜家去的消息所激动了，他也是来到大队打探风声来了。他准备听一听，看一看，而且仅仅是听听看看而已。

    在加工厂。麦素木坐在中心，向周围的人正在大发议论。他的脸上隐藏着一种狡猾的笑意。他说：

    “你们知道吗？这就叫做：政策！说起政策，是上面……”他用食指向上空神秘地一指，“制定的，那是书上写着的喽。共产党、国民党、耶稣教、伊斯兰教，都有自己的书……”

    “这么说，章组长搬到尼牙孜家去，也是按照书上写着的政策办的喽？”伊明江问，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麦素木听出了伊明江话里的嘲讽意味，但他觉得伊明江不过是个孩子，没有放在眼里，于是，他正色道：

    “当然，减租反霸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乡约，百户长预备的宽宅大院，工作组硬是不住，专门住穷人的房顶漏天，墙缝漏风的土房子！”

    “怎么能够和那个时候相比呢？”伊明江不服地说，“那时候，穷人是受剥削的，富人是剥削人的，工作组当然要到穷人家去住。但是现在呢，尼牙孜是被剥削的吗？不，少说着他也是个不爱劳动的二流子，章组长搬到他家去，实在叫人想不通啊！”

    “想不通？你想得通不通有什么关系？”麦素木继续大放厥词，“什么事都等你想通了还得了？”麦素木哈哈大笑，然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刷地打开了，指着笔记本说道：“马克思说过，制定政策，是上级机关的事情。群众的责任，在于执行。明白吗？”

    偏偏伊明江把头凑了过来，“给我看看，您是怎么记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廖尼卡忍不住插嘴说：“我不信这话。解放以来，不论办什么事，党总是把政策交给大家，什么事都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让我们当家做主。我看，您说的马克思的这段话，不一定是真的。”

    “大概是您自己编的吧？”伊明江说。

    听众哄笑起来。穆萨在一旁笑得最开心。看到像麦素木这样一个当过科长又有文化的人被一个农村青年当场揭露，他觉得有趣。他想，麦素木啊麦素木，你错了，你的那一套“马克思说”，用来吓唬干部、学生大概比较管用，用来吓唬农民算是找错了对象。农民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靠援引“某某某说”来吓唬农民往往是无效的。还不如他穆萨，从来都是用农民自己的语言去吹牛放炮……

    笑声使麦素木深感狼狈。狼狈中他马上换了一种面具，他狞笑一声，略略探身，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向伊明江一指。

    “我的好兄弟，您是在这里，是向我说话，这倒是没有什么危险喽。可您刚才说了些什么呢？什么现在和减租反霸的时候不同了，什么那时候穷人受剥削，现在的穷人都是二流子。”（按：伊明江的原话并非如此。）麦素木冷笑了两声，突然眉毛一竖：“这就是反动言论！这就是破坏言论！这就是勾结四不清干部，反对工作组，破坏社教运动！”麦素木又用指关节敲了敲自己的笔记本，“现在，四不清干部统治着农村，他们比地主还坏，比乡约伯克还坏！明白吗？老弟！不要再多说的，你刚才那一套话要是放在另一个场合讲，你就要定成现行反革命！”

    大家都怔住了，穆萨也改变了刚才斜靠半坐半躺的姿势，直起了腰身。麦素木的声色俱厉引起了（哪怕是在一瞬间引起了）一阵紧张。这就是扣大帽子的威力。麦素木早就介绍给库图库扎尔过。小一点的帽子总具有保留、讨论、商量的余地，被扣帽子的人可以把帽子摘下来，但是，现行反革命的特大号帽子一扣，严丝合缝，盖住了一切，而且像焊死了一样，不准挪动分毫。伊明江一气，起身离开了这里，廖尼卡跟了出去，背后，传来了麦素木的阵阵笑声。

    与此同时，在七生产队的马厩里，人们也在议论着这件事。这里，以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四个白胡子老汉，正在修理牲口套具。人们从热合曼这里听到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热合曼一脸怒容，连回答日常的问候的时候也是紧绷着脸。

    最年长的、八十多岁的老汉斯拉木（他本来是护林员，冬闲时候，协助干些杂活），劝慰地说：

    “不要生气，热合曼那洪，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可能的，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种人。有白天就有黑夜，有鲜花就有刺草，有百灵就有乌鸦，有骏马就有秃驴。章组长看中了尼牙孜，这也随它去吧……”

    第二个老汉面庞红扑扑、身材高大，他和蔼地说：

    “没有关系，热合曼老弟！我们说尼牙孜是狗屎，可有人认为他是玫瑰呢。有什么办法呢？让他把这朵玫瑰花插在耳朵上吧，等弄脏了他的头颈他就会弄清真相的。小孩子们也是这样，你不让他玩火，他总是不行。等他烧了手，哭上一阵之后，就知道什么能玩，什么却不好玩了！”

    第三个留着浑圆的美丽的白胡须的老汉正拿着榔头敲打着小鞍，他说：

    “对于人们来讲，什么最糟糕呢？恼怒最糟糕。从恼怒中长不出一棵有益的青草。举一个例子吧，譬如您养了一头奶牛，一天可以挤到十五公斤的奶。忽然，撞上了恶眼，牛没有了，奶也就没有了。这当然是一个损失。如果您因而恼怒，您吃不好饭，您睡不好觉，您埋怨老婆，责骂孩子……这就是双倍的损失。没有比恼怒更折磨人，损伤人的。与其恼怒，为什么不平静地坐下来呢？”

    “就是这样，”斯拉木补充说，“要忍耐，不要恼怒。忍耐的底下是黄金，而恼怒的底下是灾难。”

    “这统统是谬论！统统是错误的！”一直默不作声地干着活的阿卜都热合曼突然叫起来，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眼睛里浮现着泪花，“你们说的这些，统统是旧社会麻痹劳动人民的老一套！我真奇怪，解放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呢？我难道是在为了丢掉了一只奶牛而哭泣吗？我难道在考虑我个人的损失！什么世界就是这样的，什么一切都会好的，到底白天和黑夜，鲜花和刺草，百灵和乌鸦，骏马和毛驴有没有区别呢？能不能把乌鸦当作百灵，把毛驴当作骏马呢？能不能听任刺草把鲜花掩没呢？唉，亲爱的老大哥们，你们在对我进行什么样的说教啊！”

    几个老汉面面相觑，没想到热合曼突然爆发起来，当然，认真一谈，他们也为自己的息事宁人的庸人理论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圆胡子老汉咕哝着说：“好大的火气！”

    热合曼略微降低了声音，但仍然是气呼呼的，他问：

    “请问，章组长是什么人？”

    “是社教干部。”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大家没有听明白他的提问。

    “我们是社员嘛。”

    “什么社员？什么成分？”

    “贫农呗！”

    “贫农是什么样的人呢？”

    红脸的老汉想了想，他说：“是革命的先锋！”

    “您瞧！就在这儿呢！您说得多好！”热合曼欢呼道，“这不是，您也学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哇！章同志是干部，是领导我们的。我们是革命先锋，是革命运动中打头阵的。这么说，我们怎么能眼看着章组长把手往火里伸而不闻不问呢？我们怎么能够不恼怒，不斗争，听其自然呢？”

    “唉，兄弟！”斯拉木老人叹了口气，代表其余两个老汉做了回答，“我们只是想安慰安慰你，解劝解劝，结果，说的那个道理不怎么对哩！您说得对，遇到不正确的事情，应该斗争哩，可是，要斗争就必须怒气冲冲地大喊大叫吗？您对我这个八十多岁的人说话，就不能把声音放小一点吗？”

    “对！”热合曼也笑了，“我检讨，我态度不好。”说得大家都笑了。

    “老了也得学习呢！队上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几个呢？”圆胡子老汉感叹地说。

    “我看，干脆咱们几个老汉组织一个学习组吧。就选最年轻的小伙子热合曼老弟担任组长！”斯拉木提议说。

    大家又都笑了起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增进了新的团结。最后四个老汉商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公社反映一下对章洋搬到尼牙孜家去住的意见。中午，以“小伙子”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四个白胡须的老汉，各骑着一头毛驴，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公社。

    人人都在议论这个事情。早晨，在生产队的文化室，吐尔逊贝薇和几个姑娘正在利用工前一段时间排练节目，准备参加大队组织的红色歌曲歌咏比赛。玛依娜尔一进来，吐尔逊贝薇连忙跑过去问道：“你们的组长要搬到尼牙孜家去住，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这样。”玛依娜尔的回答含含混混，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被吐尔逊贝薇抓住了似的。

    “为什么？尼牙孜的好处在哪里？”

    “谁知道？”玛依娜尔把头一歪。

    “不知道还行？玛依娜尔！到哪儿去不好啊，偏偏到他那儿去，简直是丢人，你们的组长到底要干什么呀？他的眼睛究竟长在什么地方了？他的耳朵究竟是管什么用的？他整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好像一只打算吞吃小鸡的匹什卡克。他走到哪里都是四面张望，好像一只挨了石头揍的狗……”

    “吐尔逊贝薇！不要乱说！怎么能用这样的话说社教干部啊！快来唱歌吧！”一个比较年长的姑娘提醒说。

    “我才不怕呢，”吐尔逊贝薇笑了起来，“我的话难听，但我的心意是实在的。我希望社教干部不要这样脱离群众。玛依娜尔，请您把我的意见，把我的原话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你们的组长，再不，我要直接找他谈呢！”

    在供销社的门市部，古海丽巴侬一边扯着花绸一边唧唧地笑着告诉柜台前的几个妇女：

    “这一回事把热合曼老头子气死了！把伊力哈穆队长也吓坏了……”

    “真的吗？”一个女人问。

    古海丽巴侬以她特有的近似男人的女低音的嗓子宣布：

    “你们不信吗？你们看看去啊。我亲眼看到了，在阿卜都热合曼老汉的门口儿，工作干部正往牛车上装行李呢！”

    在阿卜都热合曼家的门口，伊塔汗泪眼汪汪地看着社教干部把行李往牛车上装，她把萨坎特拉到了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告诉我呀，我的孩子。你们生气了吗？为什么不高兴了！也许我做的饭不合你们的口味？是不是汤面条里的蔓菁疙瘩放多了？组长他爱吃些什么？我问了多少次，为什么你们不说呢？也许，那间屋子拾掇得不好？本来，我说过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到我们房里，偏偏那个老头子说几把高粱须、一张镔铁皮没有关系。要不，我们换一换好不？你们住到我们现在住的这间大一点的房子来吧。也许，我们有什么话说得不对，惹你们生气了？我们没有文化，老头子又是个急脾气呀……”

    “老妈妈，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我们谁也没生你们的气……”

    “那为什么要走呢？是不是那头难听的毛驴子的叫声搅扰了你们的睡眠？是不是土炉离你们太近，我打馕的时候烟气呛得你们喘不过气来！孩子，把我的话翻译给章组长吧，我不愿意你们走！你们为了我们，离开家里的亲人，离开城市，到我们的农村里来工作，你们吃苦了，我们应该把你们的生活照顾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够，请对我进行批评呀……”

    库瓦汗奔东跑西，颠来摆去。跑得头巾垂到了肩头，袜筒秃噜到脚面。她到处叽叽喳喳地，语无伦次地用尖厉刺耳的声音急急地说话。她找生产队的出纳：“支给我们十块钱吧，章组长今天搬到了我们家，我总得做一顿好饭啊！”她找热依穆副队长：“给我们拉一车苞谷芯子吧，我要给工作干部做饭！”她拿着一个大碗去推邻居家的门：“给我们一碗奶皮子吧，可恶的队长夺走了我们的奶牛，可给组长喝什么茶呢？”她来到供销社的牛、羊肉门市部，不肯排队，抢到了前面：“宰羊的大哥，给点好的，给点最肥的部分，别给骨头，我是为了给工作干部做饭才来买肉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逢人便说：“工作干部确实是有眼睛啊，爱惜我们这些可怜人啊，章组长和尼扎洪谈了多少次话，谁知道，他说不定打算把尼扎洪培养成干部呢……”

    萨坎特对何顺说：“老妈妈伤心了，老大爷也生气了。我们这样做好吗？至少应该讲一点礼貌。老人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可真是操够了心，怎么能连一声‘谢谢’都不说就装行李呢？”

    何顺说：“还不知道社员们怎么讲呢！我接触过的人，就没有一个说尼牙孜的好话的。”

    萨坎特说：“怪就怪在这里，如果上级有规定，队管委会委员也算是干部，算审查对象，不得在他的家里住，我们总还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社员，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组长偏偏看中了尼牙孜泡克！”

    何顺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们的组长有点别扭。他整天在琢磨什么，谁知道？整天板着脸，脸板成这样就算是抓了阶级斗争了？不一定，这不像是阶级斗争，倒像人人都欠了他二十块钱……他是来要账的吗？这样搞下去，简直成问题……我看，我们和玛依娜尔商量商量，一起认真地找组长说一次吧。”

    伊力哈穆一夜没睡好，他把米琪儿婉送走以后，想了想，横下了一条心，倒觉得心里踏实一些，趁着社教干部忙于搬家的时候，他不管章洋的“暂停”的命令，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劳力去了水渠工地。当人们问起这件怪事的时候，他憨厚地一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他对社员的各式各样的疑问的唯一的，也是最真实的答复。

    那么，让我们探讨一下，章洋是怎样做出的搬到尼牙孜家的决定的。

    人们都知道真理的力量。殊不知，谬误也有它的力量，有它独特的魅力。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还对象以本来的面目。而谬误呢，却摆脱了客观实体的羁绊，像摆脱了被牢牢地牵在地面上的线绳的风筝，在一个短时间内，这样的风筝当然能比牵在地上的风筝飞得更高更远。海市蜃楼的奇观比地上的任何城市都更迷人，不结果实的谎花儿往往比打籽的花朵更艳丽，承认一加一等于二的人很可能是庸夫俗子，力图论证一加一等于三的人倒很像是奇才巨擘。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知半解、浅薄疏狂、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人来说，朴质无华的真理是太平淡了，太呆板了，而谬误呢，却可以花样翻新，吓你一个大跟头，随心所欲，发现，制定，发挥，变化，奥妙无穷，闻于耳则耳欲聋，视于目则目晕眩。尤其是，当这种谬论染上“左”的油彩，圈上“革命”的光环以后，它的认识上的虚幻的魅力又加上政治上的实用有效的魅力，尤其是它挟带着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它变得更加吸引人、震唬人了。

    所以，章洋这样的人，听到上面印发的“经验”中某些比“左”更“左”的提法，确实是兴奋震颤，如醉如痴。本来出自他的偏见：他对于农村、农民，压根儿都是轻视的。对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压根儿就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章洋也曾数次下乡劳动、工作，口头上也曾多次大讲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并且浮皮潦草地检查过自己那种对农村农民轻视和格格不入的心理，检查的当时也并非虚伪。但是，某些“经验”给他的那些心理插上了堂皇的旗号，一拍即合，他的头脑里马上出现了我国农村的一幅阴森暗淡的图画。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农村的状况被想象成与国民党、地主阶级统治的旧中国的农村差不多，甚至是更坏。把搞社教时了解情况，发动群众说得比土改时还难，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把农村干部说成是地头蛇、座山雕，“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不就是这样的意思吗？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说成有那么多人反对破坏，似乎旧的反革命分子不但没有被消灭被改造，而且一下又增加了那么多“新生反革命”，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章洋完全接受了这些思想，而且，他充满了骄傲和自信，认为别人右倾而他确实是坚定的、跟得上趟的革命的“左”派。

    章洋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下面来到伊犁这个公社的爱国大队和第七生产队的。当时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的高潮中。城市在搞“五反”。文艺界，卫生界在搞整风。一些认定不好的电影正在批判。在革命的高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革命的高潮在唤起章洋的政治热情的同时也引发了他的逐风赶浪心理。他戴着有色眼镜，从第一天就觉得处处蹊跷。伊力哈穆追着他汇报情况，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企图左右他的视听。伊力哈穆感情上对他们很亲切，生活上很照顾，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的糖衣炮弹。伊力哈穆对队里的工作抓得很紧，依旧敢于负责，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抓住权不肯松手。他常常听到社员对伊力哈穆的称道，他认为这是四不清干部严密控制的征兆。伊力哈穆的举止镇静乐观，他认为这是四不清的干部不肯低头，向他挑战。尹中信、基利利、别修尔不同意他的做法，他认为这说明了他们右倾，换句话说，说明了他章洋的难能可贵、出类拔萃的正确性。他决心自行其是，做出成绩，大显身手，给那些右倾的人看看。

    至于尼牙孜对于他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尼牙孜是唯一一个对他提出了对伊力哈穆的控告的社员；不仅因为尼牙孜是一个他正在寻找的、为他所需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越有人保护伊力哈穆，伊力哈穆越是精神奕奕、不撂挑子不浑身筛糠，他就越想给伊力哈穆的追随者热合曼等人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搬到尼牙孜家还是皮牙孜家倒是第二位的问题。打击伊力哈穆和他的跟随者，这才是要务。当他宣布自己的决定后，伊力哈穆、热依穆以至何顺、萨坎特等人的吃惊、当他搬家的时候阿卜都热合曼的恼怒与伊塔汗的挂念，都使他感到一种特殊的满足。

    他是这样的快乐，以至在搬到尼牙孜家的当天晚上，他破例没有召开碰头会，没有找人谈话，也没有吸着一支又一支的纸烟思考问题。他忽然“偷闲学少年”，跑到公社俱乐部打了一晚上乒乓球，他屡屡跳起来起板抽杀，大喊大叫，尽管球不过网或者出界，他仍是兴高采烈。只是已经很晚了。他回到尼牙孜家，库瓦汗惊慌地告诉他尼牙孜下午进城采购一点副食品一直没有回来，这使他立刻疑虑、不安、慌乱起来。

    “要出事了！”他想。

    小说人语：

    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吹上天的“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但写来写去它批判的是极左，是把反农村干部的贪腐阶级斗争化的态势。当然，它找着了一个理由，找着了一个说辞，找着了一个手柄：是毛主席批判了“桃园经验”，还说什么那经验是“形左实右”。形“左”是真相，毕竟有这么一次批“左”了，这就成为小说人创作中免于沉没在声嘶力竭的阶级斗争海啸中的一根稻草。实右是戏法帽子，别以为真的允许批左，更不能透露自己已经识破了天机。

    恰恰是从“社教：二十三条”中，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题。正是“社教”运动，还没有来得及收尾，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进入了更加强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其实这些都属于定义、命名、编码，小说人没有可能另行编码，只能全面适应与接受当时的符码与驱动系统，寻找这种系统中的靠拢真实的生活与人、当然也必会有的靠拢小说学的可能性。

    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但仍然不清不楚的年代。文学本来是允许把想象力发展到极致的。不能自主的被想象却又是太艰难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小说学。这又不仅仅是小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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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